一、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模式

法國結構主義是以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為基礎的。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帶來了語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轉換，開創(chuàng)了語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認為是結構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

首先，索緒爾區(qū)分了共時性和歷時性，將傳統(tǒng)語言學注重語言的歷史和發(fā)展轉向關注語言本身，改變了以往歷史性研究帶來的混亂局面，開始了他把握語言普遍規(guī)律，建構語言結構的宏大目標。

第二，符號的意義與現(xiàn)實世界無關。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兩個因素組成。能指和所指猶如紙的兩面不可分割。例如，我們所聽到的“tree”這個詞的聲音便是能指，而這個聲音形象在我們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符號的任意性不僅指能指和所指的結合是任意的，兩者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他們的結合是約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為整體的符號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也是任意的，或說語言符號的意義與現(xiàn)實世界是無關的。索緒爾說“語言符號連接的不識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皹洹边@個符號在我們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義——一種植物，不同于現(xiàn)實世界中的真實的樹。

第三，符號在系統(tǒng)內的區(qū)別性特征決定符號的意義。語言符號的意義不是由現(xiàn)實世界決定的，而是由符號系統(tǒng)內符號與其他符號的區(qū)別決定的。在現(xiàn)實中句子是一個一個的詞依次出現(xiàn)的，呈水平方向展開，每個詞都與其前后的詞形成對立，詞的意義在這種對立中表現(xiàn)出來，索緒爾認為這是橫的組合關系，而在句子中還隱藏著一種縱的聚合關系。句子中的每個詞都與許多沒有在句中出現(xiàn)的詞形成對立。這種關系表現(xiàn)的是整個語言系統(tǒng)，隱藏在人的頭腦中。

每個詞，每句話，每個語言符號都在這種縱橫交錯中意義才得到確定。而后一種關系在索緒爾看來尤為重要?！凹t”與“黑、黃……”形成對立，而在英語和漢語中它的對立項很不相同，比如在漢語中“紅”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與喜、?！瓕αⅲ谟⒄Z“red”就沒有這些對立項，這樣就造成“紅”和“red”在漢語和英語中有著不同的意義，這完全是由兩種語言符號系統(tǒng)決定的。

作為一種學術思潮，結構主義對20世紀后半期的諸多人文學科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文化人類學中，有著“結構主義之父”之稱的列維--斯特勞斯把結構主義方法運用得爐火純青，形成了具有獨特方法論體系的“結構人類學”，成為戰(zhàn)后文化人類學中獨樹一幟的理論學派。在列維—斯特勞斯的理論體系中，結構主義神話學占有著異常重要的地位，對它的探討不僅能夠展示結構主義的理論核心，而且可以全面體現(xiàn)結構主義的方法論特征，其價值不僅是理論體系上的，更是為分析神話提供了一套實踐工具。本文擬對結構主義神話學進行概要式的紹介，并且對之進行客觀的評價，以向列維——斯特勞斯這位人類學大師百年壽辰表達一份敬意。

一、野性的思維

正如被公認為最能理解列維——斯特勞斯理論的人類學家埃德蒙·利奇所說的，列維一斯特勞斯的研究以《憂郁的熱帶》為中心，沿著三個方向展開，分別是：親屬關系理論、原始分類和神話邏輯。這也正是結構人類學研究的三個主要方向。其中除專門對神話邏輯進行研究的領域外，原始分類與結構主義神話學關系最為密切。因為原始分類在列維——斯特勞斯的整個理論體系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它表明列維——斯特勞斯的研究超越了親屬制度范疇，從人類思維角度重新審視自然與文化的關系，探索文化產品背后更深層更本質的東西——思維模式，進而對各類文化事項都有了新的詮釋?？梢哉f《圖騰制度》和《野性的思維》是對思維原理的闡釋，而《神話學》是對這一原理的應用分析。

列維——斯特勞斯反對列維一布留爾認為原始思維受“互滲律”的支配，而且這種“前邏輯思維”與現(xiàn)代思維是截然不同的觀點。并認為，這些思維形式是始終存在、活躍在我們中間的。我們常常使用這些思維，它們與依賴科學的思維形式是并存的，它們同樣也是現(xiàn)代的?！捱@種思維是建立在土著居民對自然的分類基礎上，而分類本身就是以對秩序的要求為基礎的，而具體科學等理論學科也是進行秩序化的活動，因而原始思維和科學思維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列維——斯特勞斯認為“野性的思維”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體性的科學。原始人對客觀知識有著強烈的渴求“宇宙既是滿足需要的手段，至少同樣也是供思索的對象?！彼麄儠脦装賯€詞去描述植物的各個部分和特性，當語言細化到這個程度去描述周圍的世界，那么“它首先是為了滿足理智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動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認識的，它們之所以被看作是有用或有益的，正因為它們首先已經被認識了?！?/p>

其次，野性的思維有將對世界的認識進行分類的傾向。人們通過感覺器官對世界進行直觀的感受，大腦對這些信息進行理解、思考和整理，確定這些信息的屬性。但大腦并不是把這些信息融匯成一個關于世界的整體認識，而是把它進行分類，這樣，世界就變成了大量的個別事物的集合體。這一過程就使大腦中形成了對自然世界認識的分類，當人們去創(chuàng)造文化產品時，這種分類就無意識的被賦予到了文化產品上面，即大腦用已有的對自然界的分類系統(tǒng)來排列分類人工產品，這樣就造就了文化秩序與自然秩序的一致性。圖騰制度體現(xiàn)的正是這一過程，簡單來說：動植物為人們提供了一套區(qū)分系統(tǒng)，人們通過選取系統(tǒng)中的不同項目使人群產生了對立。氏族的關系是建立在圖騰之間的特殊關系上的，圖騰制度就是借助自然系統(tǒng)來設立文化系統(tǒng)，進而創(chuàng)建和強化社會區(qū)分。

內容摘要：這篇文章主要就當前流行的一部以婚外戀為題材的電影進行結構主義分析，闡釋其中丈夫、妻子與情人的關系。電影通過對這些關系的處理展示的一個價值系統(tǒng)是：應該保持傳統(tǒng)的以親情責任為基礎的婚姻家庭；妻子應該是中國傳統(tǒng)的為家庭丈夫孩子著想的妻子，同時應該對丈夫的婚外戀行為持寬容的態(tài)度；丈夫的這種行為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隱含的希望是丈夫可以同時擁有妻子和情人；而情人也只能和丈夫保持一種情人的關系，而不是婚姻家庭的關系。這樣一種價值系統(tǒng)的電影的出現(xiàn)是當前人們性觀念的開放和個人主義的上升，以及社會流動性增強所導致的。同時電影還有它的出品背景，即當前有許多以女性視覺來觀察婚外戀問題的同類題材的影視劇作品，及當前我國已對婚姻法做了大的修改。通過對這部電影的分析，引發(fā)了一個如何建立平等和良好的婚姻關系的問題。

關鍵詞：婚外戀結構主義

前言

中國在最近的十年當中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另一方面，中國在最近的十年快速的城市化和消費化。這兩方面的因素導致在最近的大眾影視作品當中，有關“婚外戀”、“第三者”題材的影視作品越來越多。

問題的提出

對于最近大量出現(xiàn)的有關婚外戀題材的大眾影視，結合文化和婚姻兩方面進行分析的不多。在這篇文章當中，我主要對當前的這種表現(xiàn)婚外戀的大眾影視文化進行文化分析。

論文摘要：艾特瑪托夫是蘇聯(lián)時代吉爾吉斯地區(qū)的一個著名作家。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近三十年的學術研究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單維的政治一人性批評，到當下多維視角的文化批評，可以看做中國文藝批評觀念演變的一個縮影，即從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到90年代的形式主義批評，再到21世紀的文化批評；同時也體現(xiàn)了中國學者研究俄蘇文學的方法論轉向，亦即從外部研究到內部研究繼而走向內、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滲。

論文關鍵詞：艾特瑪托夫；俄蘇文學；文學批評

20世紀60年代，蘇聯(lián)時代吉爾吉斯地區(qū)的著名作家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開始走進中國，力岡先生翻譯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學》1961年第1期一經問世，即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此后，其作品陸續(xù)被翻譯過來。1981年，石南征的《蘇聯(lián)作家艾特瑪托夫的長篇小說(一日長百年)》(《外國文學動態(tài)》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學界有譯無評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關于艾特瑪托夫其人其作的評介在各種文藝刊物上不斷涌現(xiàn)。因此，嚴格說來，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本文擬對近30年來艾特瑪托夫的研究狀況作以系統(tǒng)的梳理。

一、啟蒙語境中的艾特瑪托夫研究

20世紀80年代，艾特瑪托夫及其作品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一個焦點。文藝理論家劉再復認為：“艾特瑪托夫的作品被熱烈傳誦的程度大約不亞于海明威?！薄瓕W者汪介之指出：“對中國新時期文學影響最大的當代蘇聯(lián)作家莫過于艾特瑪托夫。”眾多名家之所以盛贊艾特瑪托夫，是因為他的作品契合了國內新時期人們的精神訴求?；凇啊狈此寂c改革開放的政治語境，現(xiàn)性啟蒙在當時的中國，逐漸成為思想主潮，“新啟蒙主義”是這一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公共話語，人的“主體性”也成為知識精英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別求新聲于異邦”，此時期中國學界從蘇聯(lián)文學中找到了精神價值的高度認同感，俄蘇文學的譯介掀起了一個高潮。

艾特瑪托夫是一個典型的人道主義作家，其作品努力謳歌真誠美好的人性，批判踐踏人性的官僚主義。在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他不僅注重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還強調社會對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艾特瑪托夫思考問題的辨證性和圓融社會主義人道價值觀的理解，契合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的普遍心態(tài)。“如果說50年代那批青年還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們從22年‘煉獄’，從極左路線與個人崇拜的災難中，重新返回文壇的時候，由于有了切膚之痛與情感體驗，他們重新閱讀《一個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瑪托夫的《扎米莉亞》、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連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滿腔熱忱地呼喚人性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復歸!”學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瑪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內質，但是批評者并未剝離具體的政治歷史語境，對“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與社會現(xiàn)實密切結合起來思考。這一時期涌現(xiàn)了許多探討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論文，如浦立民的《“嚴格的現(xiàn)實主義”——談艾特瑪托夫的創(chuàng)作特點》(《俄羅斯文藝》1985年第4期)、曹國維的《走向現(xiàn)實美與幻想美的結合——試論艾特瑪托夫的創(chuàng)作特色》(《文藝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盡管當時國內學界對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內涵還存有爭議，但學者對艾特瑪托夫作品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總體上持褒揚態(tài)度，大多認為其作品飽含一份厚重的現(xiàn)實關懷和人文精神。這其中滲透著知識分子對“”歷史的沉痛反思與新人文主義的精神渴求。

[論文摘要]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流派代表人物羅曼雅各布森、茲維坦·托多羅夫和勞特曼借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從結構上品評詩歌，開拓了文學批評上的結構主義，它使二十世紀以至到現(xiàn)在的文學批評呈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壯觀。雖然受到其它理論流派的批評和挑戰(zhàn)，結構主義文學批評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發(fā)揮了并將繼續(xù)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結構主義文學批評；詩學；作用

一、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

自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問世以來，世界的語言學研究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同時對其它科學領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結構主義語言學發(fā)展到現(xiàn)在，其影響已遠遠超出語言學領域，它的一套理論方法被其他社會學科所采用。人類學使用這一套理論方法，形成結構人類學學派，神話學用符號理論分析神話結構類型，取得豐碩成果，精神分析學從結構上分析無意識活動和夢，文學批評從結構上品評詩歌，等等。都借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對象看成是一系列符號組成的結構組合。

索緒爾采用共時的方法研究語言，認為語言是一套在特定的體系中由相互關系決定的符號系統(tǒng)。他把一個個符號看成是能指詞和所指詞的結合，而這種結合關系是隨意性的，是由歷史文化發(fā)展約定俗成的；符號的能指詞這一特性是線性的，也就是說是符號之間是因為不同或者差異產生自己的獨特性，體系中每一個符號只是憑著它與其它符號的差異或不同而具有意義。也就是說，意義不是客觀存在于每一個符號中，而是功能性的，是與其它符號區(qū)別的結果。正是這種不同或者差異關系開拓了文學批評上的結構主義，它使二十世紀以至到現(xiàn)在的文學批評呈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壯觀，并將繼續(xù)發(fā)揮巨大的作用。

二、詩學批評中的結構主義

互文性：網絡時代對后結構主義的追思

時間：2003-4-8作者：秩名

提要：后結構主義對基于網絡的超文本理念的形成與發(fā)展起過不同凡響的作用?？死锝z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德里達論述了解構閱讀的特點，巴特預言了理想化文本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后來基本都由科技工作者通過電子超文本網絡加以實現(xiàn)。后結構主義以“互文性”為核心的理論主張打破了關于原創(chuàng)性的神話、深化了人們對于文本特性的認識，并啟迪人們去探索新的文本空間?！盎ノ男浴庇^念本身也為后人所發(fā)展。

關鍵詞：互文性電子超文本網絡

由于光盤技術及萬維網（WWW）的廣泛應用，電子超文本正在迅速深入我們的生活。它既是一種新技術，又代表了一種新理念。這種理念與后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對此，超文本理論家公開予以承認。蘭道便指出：超文本與晚近文本及批評理論頗多共同之處。超文本重新提出了巴特和德里達關于作者、讀者及他們所閱讀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設；為超文本提供了標志性特點之一的電子鏈接，也將朱麗亞·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的觀念具體化了。超文本的觀念成型與后結構主義的發(fā)展幾乎同時，但它們的會聚并非僅屬偶然，因為二者都源于對印刷書籍和層系思想這類相關現(xiàn)象的不滿。[1]波斯特也認為：“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價值在于，它非常適合于分析被電子媒介的獨特語言特質所浸透的文化?！盵2]這種理論價值的重要體現(xiàn)之一，便是關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譯“文本間性”）的主張與實踐。

一“互文性”的背景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xiàn)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tài)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xiàn)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fā)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xiàn)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隕緇岢鐘信辛⒊〉鬧斗腫佑種匭氯鮮兜鉸砜慫己吐砜慫賈饕宓募壑擔啞渥魑槿肷緇崤械墓擼謖飧鲆庖逕?，W砜慫嫉撓牧欏?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xiàn)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tài)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xiàn)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fā)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xiàn)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xiàn)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tài)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xiàn)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fā)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xiàn)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提要】當代中國的文藝學本體論生發(fā)于審美文論對文藝主體性及內在規(guī)律的探討;成熟于本體論文藝學對于文藝作品、形式及語言本體意味的追問;最終又在解構文論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即形而上意義消解中被顛覆和拆除。作為中國20世紀后20年文藝學發(fā)展的主導走向,它的建構與解構過程標示出中國當代文藝學的整體演進、文化背景的轉換及哲學觀念的位移。

【關鍵詞】文藝學主體性本體論建構解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藝學學術研究的主導趨向是“向內轉”:即向文藝本體規(guī)律的轉靠與回歸。作為“帶有整體性的文學動態(tài)”（1）,標示出文藝創(chuàng)作與理論批評“自生自發(fā)”“難以遏制”的內在要求。這一時期的文藝學思考者們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認識論方法只能對文藝做出某種他律的共性本質的解答,而無法進入文藝內在特質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藝之“內”,抓住文藝的自律和“本源”,必須改換一種所謂“自我相關”的本體論方法,摒棄以外在角度、非文學內容規(guī)范文學的做法,專注于文藝本然的內在規(guī)定性的探尋。

一、文學審美論:他律本質論向自律本體論的轉向

文學審美論的開拓與探索為新時期文藝學對“本體”意義的追問提供了價值定向和邏輯前提。它以主體論文藝學的“文學向人回歸、向自身回歸”的“主體性”思想及康德美學的“審美無利害”的自律論學說為理論依據(jù),將審美規(guī)律視為文學藝術活動的最重要的內部規(guī)律給予了空前的重視和深入的探討。從審美反映論的主體性強調,到審美體驗論的人類學本體論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論文藝美學對于感性本能及審美形式意義的渲染,文藝學研究實現(xiàn)了由認識論到本體論的轉向?！皩徝婪从痴摗背接趥鹘y(tǒng)哲學認識論的重要標志在于:心理意識這一重要的審美主體中介的加入。在“審美反映論”看來,“心理現(xiàn)實”、“審美心理現(xiàn)實”,即由外在現(xiàn)實轉換成內在主觀的“心理意識”,是藝術內容、藝術形象得以生成的關鍵。而在這由外而內的轉換中,“心理意識”(“心理現(xiàn)實”、“審美心理現(xiàn)實”)已經根本不同于認識論中的那種近于“鏡映”的“認識”。作為一個遠比“認識”涵蓋面寬廣得多的概念,“意識”已經包括了認識之外的各種精神心理因素:諸如主體的人格情感、個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識因素都在審美反映過程中參與客體與主體、事物與映象之間的關系,從而繁生出“認識”之外豐富的心理內涵。作為一個審美中介系統(tǒng),審美意識是一個與藝術家的人格結構相關聯(lián),與創(chuàng)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認識等活躍的心理因素相關聯(lián)的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結構體”。它不同于發(fā)生認識論中所謂“圖式”、“格局”,只對外來信息進行選擇和同化,還要對其產生調節(jié)作用,即:使主體感知到的東西經過調整而更適合主體的需要。審美中介系統(tǒng)的調節(jié)作用使審美感知中的主體印象發(fā)生變異,而與作家希望看到的樣子重合。因此審美中介系統(tǒng)常常賦予反映以個性和人格特征。同時,這個審美中介系統(tǒng)又擁有人性的發(fā)生學意義,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實的歷史中生成。主體的審美心理結構實際上是特定的社會文化制約與個體稟賦氣質多方合力作用的結果。顯然,在“審美反映論”對于審美中介系統(tǒng)豐富內涵的解釋中,文藝審美獲得了認識論與本體論的雙重意義,同時藝術本質論朝向藝術本體論轉型的跡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是審美文論步入藝術本體論殿堂的又一關節(jié)點。如果說“審美反映論”還是在認識論的框架內所進行的對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則力圖打破認識論的框定而去展開藝術的本體思考,力圖完全擺脫界參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類本體、藝術本體自身。所謂本體,指事物內部的根本屬性及本源,或稱終極的存在。所謂本體論也就是對本體進行描述的理論。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區(qū)別在于,它是自我相關的,它并不憑借外界的事物尺度來說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體不斷發(fā)展的存在為依據(jù),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處境,追問其生存的終極意義和根基。因此,人類學本體論只能是探向人類自身本然處境,描述人的生存意義及終極價值的理論;而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則將藝術看做人類生存本體自身的詩化,看做人類重要的本體活動形式。顯然,“人類學本體論美學”是從把握人類生存與人類藝術、文藝本體與人類本體的關系入手,將藝術與人類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聯(lián)系了起來。在他們看來,人在藝術創(chuàng)造中生成著,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創(chuàng)造著藝術;同時,藝術還擁有人類生存的超越性質,它試圖回答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神秘性,向人們顯示著存在之謎,將人們引向未來,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夢境和烏托邦;而藝術作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類對自由的追求,對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獲得無限,于瞬間中獲得永恒,達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顯然,在這里藝術審美具有著無可置疑的人類學本體意味,審美既作為人類生存的動因,又作為人類生存的目的,既作為人類生存的起點,又作為人類生存的終點。而藝術作為一種審美超越活動,不僅是人的存在在符號上的顯現(xiàn),而且成為人類生命活動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與人的審美史重合,審美化成為衡量人生意義和人的歷史進步程度的惟一標尺。人類學本體論文藝美學超越了審美反映論對哲學認識論的基本依賴,站在了認識論之外、并且進一步站在了認識論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場上來探求文藝的審美本體;但他也同時陷入了割斷文藝審美同認識的聯(lián)系、泯滅審美藝術活動同人類生命活動之界限的片面和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