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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法國結構主義是以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為基礎的。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帶來了語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轉換，開創(chuàng)了語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認為是結構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

首先，索緒爾區(qū)分了共時性和歷時性，將傳統(tǒng)語言學注重語言的歷史和發(fā)展轉向關注語言本身，改變了以往歷史性研究帶來的混亂局面，開始了他把握語言普遍規(guī)律，建構語言結構的宏大目標。

第二，符號的意義與現(xiàn)實世界無關。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兩個因素組成。能指和所指猶如紙的兩面不可分割。例如，我們所聽到的“tree”這個詞的聲音便是能指，而這個聲音形象在我們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符號的任意性不僅指能指和所指的結合是任意的，兩者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他們的結合是約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為整體的符號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也是任意的，或說語言符號的意義與現(xiàn)實世界是無關的。索緒爾說“語言符號連接的不識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皹洹边@個符號在我們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義——一種植物，不同于現(xiàn)實世界中的真實的樹。

第三，符號在系統(tǒng)內(nèi)的區(qū)別性特征決定符號的意義。語言符號的意義不是由現(xiàn)實世界決定的，而是由符號系統(tǒng)內(nèi)符號與其他符號的區(qū)別決定的。在現(xiàn)實中句子是一個一個的詞依次出現(xiàn)的，呈水平方向展開，每個詞都與其前后的詞形成對立，詞的意義在這種對立中表現(xiàn)出來，索緒爾認為這是橫的組合關系，而在句子中還隱藏著一種縱的聚合關系。句子中的每個詞都與許多沒有在句中出現(xiàn)的詞形成對立。這種關系表現(xiàn)的是整個語言系統(tǒng)，隱藏在人的頭腦中。

每個詞，每句話，每個語言符號都在這種縱橫交錯中意義才得到確定。而后一種關系在索緒爾看來尤為重要?！凹t”與“黑、黃……”形成對立，而在英語和漢語中它的對立項很不相同，比如在漢語中“紅”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與喜、?！瓕α?，在英語“red”就沒有這些對立項，這樣就造成“紅”和“red”在漢語和英語中有著不同的意義，這完全是由兩種語言符號系統(tǒng)決定的。

最后，語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個語言的內(nèi)在結構。語言符號的意義是由整個符號系統(tǒng)決定的，在此基礎上，索緒爾做出了一個大膽的區(qū)分，分開了語言和言語。語言是指語言符號系統(tǒng)，言語是這一系統(tǒng)所產(chǎn)生和決定的個別交際行為。語言學應以語言而不是以言語為研究對象，盡管言語千差萬別，但有著共同的內(nèi)在結構，在言語中只能體現(xiàn)這一內(nèi)在結構的一部分，只有在整個語言系統(tǒng)中才能把握決定著生成每句話的內(nèi)在結構，即存在于每一種語言中的語法體系。二、語言學模式在結構主義中的運用

結構主義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學派或學說，而是一場在方法論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爾特說結構主義是“分析文化現(xiàn)象的一種模式，而這模式來自當代語言學的方法”。在這場大規(guī)模的結構主義運動中，其在文學領域中的成就最大，對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的運用也最徹底。

法國結構主義文論內(nèi)部也紛繁復雜，幾位結構主義的大師，托多羅夫、巴爾特、熱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語言學模式建構了自己不同的理論體系，但他們在運用索緒爾的語言學模式的過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論前提。

首先，結構主義高度重視文學能指，割裂文學和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我們已經(jīng)分析過，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符號和它所指的對象事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語言和現(xiàn)實是分離的。而且詞的意義不是由說話人的主觀意圖和愿望所決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現(xiàn)實決定的，而是由整個語言體系所賦予的，是由其在語言符號系統(tǒng)內(nèi)的與其他符號的對立和區(qū)別決定的。同樣，結構主義文論家堅決否定作者和現(xiàn)實作為解釋文學作品的起點，他們關注所指，忽視能指，關心的是意義產(chǎn)生的方法，而不是意義本身。他們認為作品的意義不是由作家的意圖和現(xiàn)實決定的，而是由作品這個自足體決定的。從而文學研究從外部轉向內(nèi)部，文學自身的結構等內(nèi)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視。

其次，結構主義將索緒爾的理論運用于文學研究，不是為了分析具體作品，而是建立一種系統(tǒng)地普遍有效的文學科學——結構主義詩學和敘事學。結構主義者用符號和體系的語言學概念分析文本的各個層次的結構，就是遵從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的區(qū)分，在此基礎上把握文學作品的普遍的規(guī)律。結構主義詩學和敘事學的對象是文學的一般規(guī)律，具體作品中只能體現(xiàn)詩學的一部分。正如語言學家應該能解釋尚未說出的句子的結構和組織，結構主義詩學和敘事學也應該能夠解釋尚未寫出的文學作品的規(guī)律。結構主義正由此出發(fā)認為“事物的真正本質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們在各種事物之間的構造，然后在它們之間感覺到的那種關系”。這一注重關系和結構的思維方式，是從整個結構主義的思想的基本假設邏輯的推衍出來的，并滲透到結構主義的方方面面。

最能體現(xiàn)結構主義特色的是，共時與歷時、能指與所指、語言與語言、系統(tǒng)差別決定意義等被結構主義者改造為普遍的二元對立原則用于文學研究。

結構主義文論力圖建構作品的深層結構和意義，而這一深層結構和意義就是通過二項對立實現(xiàn)的?？ɡ赵谒闹鳌督Y構主義詩學》中，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二元對立的概念。他說“其實，結構主義分析中最重要的關系又極其簡單：二項對立。語言學的模式也許還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點卻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鼓勵結構主義者采取二項式的思維，在所研究的各種素材中尋求功能性的對立形式?！毖韵轮?，“二項對立”是結構主義的關鍵詞。因為在結構主義者看來，二項對立不僅是支配語言符號系統(tǒng)的規(guī)律，而且是支配人類文化活動各個符號系統(tǒng)的規(guī)律。

[摘要]索緒爾開創(chuàng)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提出的共時與歷時、能指與所指、語言與言語、組合關系與聚合關系等思想原則開創(chuàng)了語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國結構主義以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為基礎，將語言學模式運用于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學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結構主義文論排除文學的所指，專注于能指，力圖建構文學的內(nèi)在結構，把握文學的普遍規(guī)律。語言學模式并且被結構主義者改造為普遍的二元對立原則運用于文學研究。

[關鍵詞]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二項對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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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霍斯特.結構主義和符號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5]馬新國.西方文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篇2

摘要：針對德里達思想被誤讀的現(xiàn)象，對德里達研究提出了以中西比較為重點的研究方法。以佛家思想為參照系，對兩者在世界“有”“無”關系的本體論問題，世界存在方式問題及語言觀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并強調，兩者的不同之處是占主流的。此外，對德里達逝世之后的解構主義前景作了展望。

關鍵詞：德里達｜解構主義｜佛教｜僧肇｜華嚴宗

被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當之無愧的‘世界公民’”──德里達逝世了。他的解構主義曾轟動美國，進而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盛行，時至當今，還被許多學者不斷研判。德里達解構主義傳到中國有二十多年了，近些年，德里達研究已成為中國顯學。我們不禁要問，他的思想偉大在哪里？他的解構主義究竟告訴我們什么？

一、研究德里達解構主義的方法及他的解構策略

對德里達思想的理解，學界目前呈現(xiàn)莫衷一是的局面。認為不存在文本誤讀問題的德里達于2001年9月14日下午在上海社科院講演時也認為他的解構理論被許多人誤讀了[1]。作為猶太裔的法國人，德里達的思維方式同中國人差別很大，還有他“艱深晦澀”的文風，法文譯成中文過程中的問題等因素，存在誤讀也在意料之中。

采用中西對比的方法不失為好的解讀策略。陸揚先生的《德里達和老莊哲學》，奚密女士的《解結構之道──德里達與莊子比較研究》，都采用這種方法。事實上，我們所理解的德里達思想是我們眼中的德里達思想，不一定完全符合其本意。但作為“山外”之人，或許更容易看清其實質，因為少了許多“身在此山中”的弊處。

德里達的“解構”概念（déconstruction）從形式上參照了海德格爾德的“摧毀”（Destrucktion）概念，也是針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但又不同于海德格爾的“摧毀”。海德格爾要摧毀的是傳統(tǒng)“在場”的形而上學，正是這種傳統(tǒng)思想使西方人執(zhí)著于現(xiàn)實可感事物，認其為“真”，而看不到與現(xiàn)實無限關聯(lián)的“不在場”的事物；由于存在這種“盲區(qū)”，西方人形成了“我”與“世界”絕對二元對立的思想。這種對立既是使西方獲得巨大物質成果的原因，也是造成戰(zhàn)爭、環(huán)境惡化等災難的根源。

德里達也要顛覆西方傳統(tǒng)形而上學，像許多分析哲學家那樣，他從語言和文字入手，通過對語言中的一系列傳統(tǒng)二元對立的概念如：言語／文字、靈魂／肉體、直覺／表現(xiàn)、自然／文化、理智／情感等在邏各斯中心主義看來具有高低等級次序的顛覆，證明傳統(tǒng)思想中確實存在看似正確而漏洞百出的問題。他是如何解構二元對立的概念的呢？被譽為德里達研究權威的美國學者喬納森·庫勒在《論解構》一書中寫道：“當某一理論舉出幾個特定的呈現(xiàn)作為進一步發(fā)揮的根基時，這些實例無一例外地證明已經(jīng)是種種錯綜復雜的結構。說是種給定的、基礎的成分，到頭來卻是發(fā)現(xiàn)是種依賴性的、派生性的產(chǎn)物，簡約或純粹之呈現(xiàn)的權威意味蕩然無存?！盵2]（P79）

事實上，德里達的解構策略采用的就是把二元對立的一對范疇中居于優(yōu)勢地位的一方看成是依賴于與之相關的“不在場”事物的東西；而這個“不在場”事物同樣也依賴于其他“不在場”事物。而這種依賴關系可以被無限地追索。結果是，我們看到了“在場”事物的背后有一個無限的由相互依賴關系構成的序列,德里達稱之為“痕跡”（trace）。這樣，居于優(yōu)勢地位的“在場”事物的權威性被逐漸削弱直至蕩然無存。按照這種思路，在能指與所指的關系上，德里達認為，并不存在最終“在場”的先驗所指，而只有“不在場”能指的不斷替補。“從根本上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脫離能指的運動，能指與所指的區(qū)分最終會消亡”[3](P30)。這樣他就消解了傳統(tǒng)思想中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對立。

二、佛法與德里達思想在“有”“無”問題上的比較

從佛法角度看德里達思想，會發(fā)現(xiàn)兩者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不能說德里達思想就是當今“新乘佛教”，因為兩者又有本質的差別。

德里達的所指與能指關系可歸結為“在場”與“不在場”關系，用中國哲學話語來說是世界的“有”和“無”、“有”和“空”、“真”和“假”的關系問題。中國傳統(tǒng)思想，尤其是佛家思想對這些問題早有深刻體悟。

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大乘空宗般若學派著名人物僧肇提出“不真空”思想，即認為世界本性是“空”，然而從現(xiàn)象層面上說，世界又非“無”，是“非有非無”的“有無”統(tǒng)一體即“空”[4](P374)。僧肇的“不真空”論是在與當時主要佛學流派“六家七宗”對世界“有無”及“空”的問題的論戰(zhàn)中建立起來的。

“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道林在《即色游玄論》中說：“色不自色，雖色而空”，即認為世界萬物和現(xiàn)象都是因緣和合而成，所以沒有“自性”、“自體”，因而是“空”的。僧肇在《不真空論》中說：“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待而后為色哉？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奔瓷卣J為，即色宗的觀點是不徹底的，因為色本身就是空的，并非經(jīng)過分析才是空的[5](P373)。

與世界“有”“無”問題密切相關的是佛教宇宙觀的最基本觀點“緣起說”?！峨s阿含經(jīng)》卷十二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實為“緣起說”的典型表述。佛教認為，宇宙一切現(xiàn)象的有無、生滅，都依一定條件而存在，都因一定條件的離散而毀失。宇宙萬相是由各種原因及條件匯集而成的因緣之網(wǎng)，其間任何一個現(xiàn)象都不能孤立存在。

華嚴宗的“無盡緣起”說也闡釋了世界萬物之間的因緣關系。華嚴宗認為，世界一切存在，都互為原因和條件，由一法而生起萬法，由萬法而生起一法，萬法相即相入，無礙自在，重重緣起無窮?！度A嚴經(jīng)》用“海印三昧”描繪佛的境界，形容一切境相如海水一樣涌現(xiàn)，其中一滴水即納百川之味，因而一切法都是互相貫通，互相包含，形成一個圓融一味的大法界即“無盡圓融”[6](P425)。

德里達解構理論強調只有不斷替補的“不在場”的能指，而所指不過是依賴性的、派生性的產(chǎn)物。所指的存在依賴于與之相關的能指，即所指是因緣和合的產(chǎn)物；而這些能指的存在也依賴于其他能指，這些能指也都是因緣和合的產(chǎn)物，……所以，并不存在最終不是能指的所指。由此可見，從世界萬物和現(xiàn)象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角度看，德里達同即色宗、佛教的“緣起說”及華嚴宗的“無盡緣起”說的觀點很相似。但德里達對如能指等“不在場”事物的無限追索，使人覺得是一條“線性”的“因緣鏈條”，而沒有對眾多不同的“不在場”事物作橫向貫通；同佛教把世界看成“因緣之網(wǎng)”的系統(tǒng)觀點相比，缺乏理論深度和理論自覺。

佛家重要經(jīng)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也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與“空”、“有”與“無”都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相互聯(lián)系、相互貫通和融合的。這樣，世界同時也是“有”和“無”的統(tǒng)一體。德里達三番五次地解釋他的“延異”思想，認為只有“延異”，而沒有“本源”。進而，他連“延異”也要否定，說“它既不存在也沒有本質。他不屬于存在、在場或缺場的范疇?！笨梢?，德里達生怕人們把“延異”理解為“有”。但它是“無”嗎？德里達也說過，延異是差異的本原、差異的生產(chǎn)、差異的游戲，差異的差異等等，也沒有完全否定其“有”?？梢?，德里達既沒有完全否定“延異”的“有”，也沒有完全否定“延異”的“無”，與僧肇的“不真空”理論有不謀而合之處。但這并不是德里達對“有”“無”關系作出系統(tǒng)思考及論證的理論自覺的結果，“延異”思想遠未達到佛家對“有無”問題系統(tǒng)闡釋的自覺思辨的高度，這種不謀而合是西方哲學自身邏輯發(fā)展的產(chǎn)物。

三、兩者在世界存在方式問題上的比較

在德里達的文本世界里，能指是變動不拘的，它不斷替補其他能指，它的不斷運動呈現(xiàn)出一條無限延展的“痕跡”，德里達稱這種無限運動為“延異”。

源于古希臘愛利亞派芝諾“否定運動的四個論證”中的“飛矢不動”論題早就提出了“飛矢在飛行的每一特定瞬間既在一特定的點上，又不在這一特定的點上”的矛盾。芝諾得出了否定運動的結論。恩格斯認為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德里達的理解是，只有把“特定”的現(xiàn)時瞬間看成處在過去與將來的連續(xù)的“痕跡”之上，即不把現(xiàn)時瞬間看成是一純?nèi)蛔宰愕慕o定的結構之時，才能理解運動。這樣，必須“從作為延異的時間出發(fā)，來思考在場?！盵7](P237)這里，我們又一次看到德里達一以貫之的解構策略。盡管“一瞬間”是極短的時間，他也把它看成是過去與將來之關系的產(chǎn)物，而不是一個純?nèi)蛔宰愕慕o定結構。

佛家對宇宙結構有系統(tǒng)及精當?shù)目捶??！督?jīng)律異相》、《法苑珠林》和《法界安立圖》等著作對于空間、時間問題作了集中的闡發(fā)?！斗ㄔ分榱帧返摹督倭科窂暮暧^角度論述了“時量”，以極長的時間單位“劫”來表示；還從微觀角度，以極短的時間單位“剎那”來表現(xiàn)世界的生滅無常?！洞笳亍肪砦迨疲骸皶r極短者，謂之剎那也”，“一彈指頃有三十二億百千念”，“一念有九十剎那，一剎那中復有九百生滅?！笨梢?，佛家認為世界處在生、住、異、滅的不斷變化之中，這種過程永遠不會終止，時間不會停留某一時刻上。且極長的“劫”是無限的，極短的“剎那”也是無限可分的[8](第23章)。

釋迦牟尼佛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中說：“過去心不可得，現(xiàn)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本褪亲尡娚蚱瓢堰^去、現(xiàn)在、將來時間絕對區(qū)分的傳統(tǒng)觀念，以悟入菩薩境界。

德里達的能指變動不居的思想同佛家時空觀中認為世界處在生、住、異、滅的不斷變化之中的觀點確有相似之處。事實上，佛家對世界存在狀態(tài)的看法還有更全面之處。僧肇在《物不遷論》中運用大乘佛教中觀學派的觀點批評了小乘佛教偏重“無?！钡膬A向，在他看來，“?！迸c“無?！?、“變”與“不變”應當是統(tǒng)一的。僧肇在《物不遷論》中論證“動靜未始異”時，他說：“《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瘜し虿粍又鳎M釋動以求靜，必求靜于諸動。必求靜于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雖靜而不離動?！币馑际钦f，《放光般若經(jīng)》說，事物無去無來，也沒有運動轉變者。尋求靜，不要離開動去求，而是求靜于動中，所以雖動而常靜；不離動而求靜，所以雖靜而不離動。這樣，他通過說明“雖動而常靜”、“雖靜不離動”，由此論證了“動靜未始異”。接著，僧肇還論證了“若動而靜，似去而留”的“物不遷”命題。一是“去者不至方”，他根據(jù)般若經(jīng)論的萬物無所來去之理，論證從運動中求靜之看，事物并不是從一空間到另一空間，即萬物無實質運動。二是“昔物不至今”，即說明過去、現(xiàn)在、將來事物之間也有明確的區(qū)分。三是“因不滅不來”，即說明因果之間明顯的時間差別。這樣，僧肇對“動”“靜”關系問題做出了全面分析[9](第24章)。

德里達的能指變動不居，使人明顯感到剛一“接觸”到某一能指，這能指就“逃匿”了，就被其他能指“替補”了，我們“抓”不到任何一個確定的能指；提出這種思想的人也使人捉摸不定，無怪乎羅蒂稱德里達為“壞小子”。同僧肇對“動”“靜”關系問題的全面把握相比，德里達是偏于“動”而否定“靜”。這還使人聯(lián)想到古希臘哲學家克拉底魯認為“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條河流”的觀點。這種認為萬物瞬息即逝、變幻無定的思想確是德里達思想的主要特征。而他的解構策略也是建立在這種“瞬息無常”思想基礎之上的。筆者看來，他的思想著于“無?！倍в凇办o止”，與小乘佛法的“動靜”關系思想有相似處，但從大乘中觀思想看來，確有片面處。

四、兩者在語言觀上的比較

德里達的著作以晦澀難懂著稱。但筆者看來，他并不完全是想給讀者設置閱讀障礙以使其理論顯得高深莫測。一方面，他對他解構思想的解釋，尤其對如“延異”、“痕跡”、“撒播”等概念的解釋，確實“力不從心”，可謂竭其所能，而終究“言不盡意”。另一方面，他為打破人們對語言文字的傳統(tǒng)觀念、為體現(xiàn)能指的變動性，也采用了與當今主流寫作方式大相徑庭的文風。

他用“痕跡”來描述能指的不在場及不斷替補的特性。又自造了“延異”（différance）概念。而“延異”是由“差異”（differ）和“推延”（defer）兩個詞結合而成的，是對索緒爾的“差異”（différence）概念的改造。為了說清楚“延異”，德里達可謂窮其辭能，用心良苦。他在《論文字學》中寫道：“痕跡事實上是一般意義的絕對起源。這無異于說，不存在一般意義的絕對起源。痕跡乃是延異，這種延以展開了顯象和意指活動?！圹E既非理想的東西，也非現(xiàn)實的東西，既非可理解的東西，也非可感知的東西，既非透明的意義，也非不傳導的能量，沒有一種形而上學概念能夠描述它。”[10](P92)美國批評家雷契在《解構批評》一書中列舉了德里達本人對延異的許多解釋?！啊赢悺炔皇且粋€詞，也不是一個概念?！?；“它既不存在也沒有本質。他不屬于存在、在場或缺場的范疇?！?；“延異是差異的本原或者說生產(chǎn)，是指差異之間的差異、差異的游戲?！?；“它不是一種存在——在場，它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統(tǒng)治，無論哪里都不賣弄權威，也不以大寫字母來炫示。不僅沒有‘延異’的領地，而且‘延異’甚而是任何一塊領地的顛覆?！盵11](P402-403)

佛家對語言文字的認識可謂深刻而系統(tǒng)，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

大乘佛教大都否定語言的實在性，但同時強調離不開語言的教化作用。大乘佛教空宗般若學派的般若學說對語言文字的空性多有論述，認為以般若智慧觀照空理是把握人生實相的根本。《放光般若經(jīng)》卷一云：“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諸法之字，以無所見，故無所入?！币馑际钦f，般若觀照是不見一切事物的名稱，是以無所見、無所入而冥合空理?！洞蟀闳艚?jīng)》強調，指稱萬物、描述萬物的差異，又離不開名言，佛正是順應眾生了解萬物的需要而說，這也是般若，稱為“文字般若”[12](第31章)。

佛教為闡述難以表達的真理，通常采用兩種方式：正面的肯定是（稱為“表詮”）和反面的否定（稱為“遮詮”）。后者通過排除事物的屬性來詮釋事物“不是什么”來說明最高真理。即通過“不”、“非”、“無”、“離”等否定式來表達。如龍樹在《中論·觀因緣品》中以“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來顯示真理的中道[13](第31章)。德里達德在闡釋“延異”等概念時就采用了類似“遮詮”這種方法。

禪宗在語言文字觀上也繼承了大乘佛法的思想，持“不立文字”又“不離文字”的觀點。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禪宗在佛法修行的實踐方面較以前佛教有諸多創(chuàng)建。禪宗通過棒喝、體勢、圓相、觸境、默照等一系列非同尋常的修行方式，旨在打破修行者頭腦中能指與所指具有固定聯(lián)系的思維定勢，排除語言文字對人把握真理的障礙作用，以直觀達到契合真理的目的[14](第28章)。相比之下，德里達解構主義也要消解西方人頭腦中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的思想，但他只會用思辨的方法來分析，而缺乏禪宗的“直觀”、“體悟”等環(huán)節(jié)和階段，也缺乏如禪宗修行那樣消解二元對立的有效的方法論，因此，德里達能否能真正達到解構的目的很值得懷疑。

由此可知，佛法教人解脫生死痛苦，追求超越境界，主張通過語言而超越語言，運用語言而排拒語言?？梢哉f，佛教既深入文字語言之中，又從語言文字中超脫出來。而德里達一下子陷入語言文字之中而不能自拔，他體會到的只能是“文本之外一無所有”。這正是德里達思想同佛法相比缺乏超越精神的突出表現(xiàn)。

以上所述德里達思想同佛法思想的相似及不似之處，只是冰山的一角，兩者的比較應有無限多的方面。筆者看來，兩者是有本質區(qū)別的。佛教以追求最高智慧和超越境界為目標的“人生”論、修行為主要內(nèi)容的“實踐”論、成佛基礎和修行核心的“心性”論為主要內(nèi)容。而德里達思想缺乏超越精神，只見文本不見人，缺乏“心性”論，也沒有實踐論。而他的本體論也只限于語言文字領域，只給人變幻不定的夸大能指運動的感受，也沒有系統(tǒng)的“有無”、“動靜”等關系的辯證思考。但我們也不能把德里達的思想說得毫無價值。釋迦牟尼佛在《金剛般若波羅密經(jīng)》中說：“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于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意思是說，在具有最高智慧的境界中所看到的是，一切法和佛法都是因緣所生，他們都有“不變之體”和“不變之性”；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他們都是平等的；若思想中有佛法同其他一切法的絕對區(qū)分，并執(zhí)著于佛法，就不是最高境界。同時，也不能執(zhí)著一切法為實有，也不能執(zhí)著一切法的名相。而在華嚴境界之中，最高境界是“事事無礙法界”，一切事法自然融通，法法無礙，諸法互攝，重重無盡，具足相應；在此境界之中，佛法與德里達的思想并非無法貫通，也無絕對區(qū)分。

但從世間法的層面看，佛法與德里達的思想確有很大區(qū)別。羅蒂在檢討當代西方哲學發(fā)展過程中眾多哲學流派稍縱即逝的現(xiàn)象時說到“我們只做五分鐘的明星”———缺乏超越精神、不具博大精深的系統(tǒng)的思想內(nèi)涵，沒有長期歷史積淀的西方思想是注定要成為“流星”的。至于德里達理論的前景，他的思想不會隨他的離去而銷聲匿跡。走了德里達，會有更多衣缽繼承者不斷涌現(xiàn)，因為，產(chǎn)生解構主義思想的土壤還存在，而且會長期存在下去，只要人類社會存在著不完善、內(nèi)在的缺陷、陳腐的等級秩序……德里達的靈魂就不會散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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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喬納森·庫勒著，陸揚譯．論解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3][7][10]德里達著，汪家堂譯．論文字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篇3

論文關鍵詞：大學英語；口語教學；建構主義

隨著現(xiàn)代化的日益推進，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的蓬勃發(fā)展，社會對外語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這給大學帶來了巨大的動力和挑戰(zhàn)。大學英語口語教學在改進教學模式提高教學質量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樣的問題，如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意義重大，直接關系到是否能達到國家對人才培養(yǎng)的標準和學生們的全面發(fā)展。提倡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為主體進行知識能力和意義構建的建構主義給大學英語口語課堂諸多問題的解決指明了方向。

一、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心理學家皮亞杰（J.Piaget）。他認為兒童的認知過程是內(nèi)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過程，包括“同化”和“順應”兩個過程。同化指個體把外部環(huán)境中的有關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認知結構內(nèi)的過程（即圖式擴充）；順應指個體的認知結構因外部信息的刺激發(fā)生變化的過程（即圖式變化）。在此基礎上，斯滕伯格和卡茨等人強調了個體的主動性在建構認知過程中的重要性，并對主動性如何發(fā)揮做了進一步的探索。

1.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的獲得不是通過教師的傳授得到的，而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境及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學習其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源，通過意義構建的方式而獲得的。因此建構主義者認為學習的過程中有四大要素：（1）情境：學習環(huán)境中的情境必須有利于學習者對所學內(nèi)容的意義構建。這就要求教學設計不僅要分析教學目標，更要充分考慮教學情境的創(chuàng)設問題。（2）協(xié)作：協(xié)作貫穿于整個學習過程，無論是個體對教學材料的搜集整理，學習假設的提出驗證，還是學習成果的評價都離不開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3）會話：會話是協(xié)作過程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通過學習伙伴間的溝通探討才有助于完成既定學習任務，加強個體對學習最終的意義的構建。（4）意義構建：這是整個學習過程的最終目標。所謂意義的構建就是指幫助學生對當前學習內(nèi)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質、規(guī)律以及該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達到比較深刻的理解。

2.建構主義的教學理論

教學過程中包含教師、學生、教材、媒體四個要素。傳統(tǒng)的以行為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教學模式是：以教師為中心，教師利用講解、板書和各種媒體作為教學手段和方法向學生傳授知識；學生則被動地接受教師傳授的知識。在此過程中，教師是中心，是知識的主動傳授灌輸者；學生是外界刺激的被動接受者、知識灌輸?shù)膶ο?；教材是教師向學生灌輸?shù)膶ο?；媒體則是教師向學生灌輸?shù)姆椒ê褪侄?。而建構主義下的教學模式則是：以學生為中心，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由教師擔當組織者、指導者和促進者，利用情境、協(xié)作、會話等學習環(huán)境要素充分發(fā)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最終促成學生對當前所學知識的意義的構建。在這種模式下，學生是意義構建的主動者；教師是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引導者和促進者；教材不再是教師傳授的內(nèi)容，而是學生積極構建意義的對象；媒體也不再是教師傳授知識的手段、方法，而是用來創(chuàng)設情境、進行協(xié)作學習和會話交流的認知工具。

二、大學英語口語課堂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jù)筆者的教學經(jīng)驗、對學生口語情況的調查和聽課總結，大學英語課堂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教師教學觀念的問題

很多教師沒有認識到口語教學與其他學科教學的差別，認為學生上課還是主要靠聽教師講解來獲得口語能力，于是課上還是教師作為主角，沒有給學生安排足夠的口語訓練時間。而口語教學本身很強的實踐性注定了這種教學方式的失敗?？谡Z能力的獲得必須靠學生主動地積極地去實踐才能提高。有些課堂即便有口語訓練這個環(huán)節(jié)，但往往形式單一，話題陳舊，難以引起學生的興趣，教學效果也不好。師生互動方式主要靠提問。缺乏合理的口語評價機制，大部分教師僅僅對學生的發(fā)言做簡單的對錯評判，沒有深入挖掘學生出錯的原因以及進行及時的引導。

2.學生心理方面的問題

我校英語口語課堂人數(shù)一般為50人左右，學生來自于不同的專業(yè)。上課時，很多學生不愿意主動站起來發(fā)言，害怕自己說錯了被其他同學嘲笑。而被提問站起來的學生也往往是低頭頷首，往往以“My English is poor”為借口不愿意多說，勉強說了兩句后還會請求老師：“May I speak in Chinese?”而小組活動時，面對別的同學流利的英語，一些學生深感自卑不敢表達自己的看法，只會以簡單的“Yes，I agree with you”來附和別人的觀點。如果學生這種不自信的心理不及時得到糾正，就會慢慢演變?yōu)閷τ⒄Z口語的恐懼甚至產(chǎn)生厭學心理。

3.學生語言基礎方面的問題

剛剛進入大學的大一學生基本上都有6-8年的英語學習經(jīng)驗。雖然大部分學生都打下了堅實的英語閱讀和寫作基礎，但能夠基本聽懂英美國家人士說話的人卻并不多，而能夠用英語流利表達自己思想的學生更是鳳毛麟角。很多學生中學時代幾乎沒有聽過英語，主要靠閱讀方式來吸取英語知識。聽力基礎的薄弱也嚴重影響了很多學生口語方面的學習。與此同時，很多學生對口語和書面語的區(qū)別缺乏清晰的認識，簡單地將書面語等同于口語，站起來發(fā)言時前思后想組織句子結構，結果說出來的句子結構又長又復雜，選用的單詞也非常書面語化。學生缺乏最基本的口語單詞以及句型方面的知識，比如，表達“好”的時候，很多學生傾向于使用“great”，而不會使用如“fantastic，excellent，thrilling”等同義詞來替換。學生之間互動大部分是對話式的，討論內(nèi)容多限于自我介紹、打招呼等簡單的日常用語，難以提高學生真正的口語表達能力。

4.學生對文化認識方面的問題

如今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使許多學生能快速及時了解英美國家的各種信息。比如男生一般比較喜歡看NBA，所以對籃球運動方面的信息了解比較多。而女生更傾向于看美劇和電影，對影視明星更感興趣。這些興趣對學生們學習英語提供了激勵作用。但因為學生興趣單一或者缺乏引導，往往知識面比較窄，比如，很多學生對英美文學幾乎毫無了解，提及Byron，Russell等現(xiàn)代文學上的知名人物很多學生竟然表示聞所未聞。同時學生對英美國家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知識也缺乏系統(tǒng)的認識。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最終的表達方式，學生對文化方面知識的不足將會阻礙學生口語以及英語能力的長足發(fā)展。 轉貼于

5.學生思維方式的問題

口語課堂上，由于受書面語影響深刻，很多學生發(fā)言時前思后想組織句子，害怕出錯。很多學生的口語即便語法上沒有錯誤也非常不地道，有濃濃的中國腔，也就是我們說的Chinglish，比如很多學生談到天氣基本上都用weather而不會用it，從而說出“the weather is raining”的句子。這不僅僅是因為學生缺乏基本的口語知識，很多時候是因為學生對英漢思維方式的區(qū)別認識不清，簡單地認為只要將漢語一字一句翻譯過來就是英語了。另外，學生對一主題的發(fā)言主要來自于自己的印象，沒有邏輯性，泛泛而談，缺乏理性深入的認識。

6.學習材料方面的問題

根據(jù)筆者的調查和了解，很多高校非專業(yè)英語的英語教材偏于陳舊，有的教材甚至已經(jīng)超過十年沒有更換。比如有的話題還是“Would you go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社會變化日新月異，口語作為社會的一面鏡子，其表達的方式和內(nèi)容也是時時刻刻在更新的。而教材作為口語教學的基礎，更應該及時跟上時代步伐，反映最新的社會現(xiàn)象，這樣才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口語課堂問題的解決

區(qū)別傳統(tǒng)的結構主義將教師作為整個教學的中心，學生作為被動接受知識的對象的教學觀，建構主義從更科學的角度擺正了師生在課堂中的地位角色，一些應用該理論進行的教學實踐也表現(xiàn)出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從而證明建構主義在革新傳統(tǒng)教學模式，建立新的更有效的模式，改進學生的學習觀念方面有巨大的潛力。

1.擺正教師作為課堂組織者、引導者的位置

首先必須摒棄傳統(tǒng)教學觀里面教師作為中心的觀念，正確認識教師的角色。課堂好比建房子，教師只是指揮者，真正要動手建造實踐的是學生?？谡Z課堂更是如此，教師一定要給學生練習實踐的空間。課前，教師應當合理組織課堂的結構，搜尋合適的話題，安排恰當?shù)目谡Z活動；課上，教師應當當好指揮者，合理利用圖片、音頻、視頻進行較好的課堂導入活動，活躍課堂氛圍，消除學生羞怯的心理障礙，激發(fā)學生開口講英語的興趣。需要時可以對學生進行分組，對學生的課堂發(fā)言要進行恰當?shù)脑u價和激勵，既要委婉地指出其語法或內(nèi)容方面的錯誤，同時要不吝于表揚學生，謹防打擊其自信心。同時課堂活動的形式一定要多樣化，每學期適當安排一些演講、辯論、讀書交流會或者小測驗等。課下，教師應當多與學生交流，主動了解其學習上的困難，排除其心理障礙，對癥下藥對其進行學習上的指導。教學的同時，教師也應當及時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與時俱進，更新專業(yè)知識的同時，更要學習教育學、心理學方面的知識，以便對學生進行更好的教學。

2.學生要做好課堂的主人、知識能力的探索者和構建者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的獲得不是靠教師傳授的，而是靠學生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利用教師和其他人的幫助，通過一些學習材料和資源進行意義構建而實現(xiàn)的。學生在學習中是主動的積極的，而不是被動的聆聽者。因此，教師首先要讓學生認識到自己的角色，奠定學生作為課堂主人的地位。比如，每節(jié)課結束都提前說好下節(jié)課的主題，要求學生自己去圖書館或網(wǎng)絡上搜尋相關材料，積極進行總結整理分析，做好課前準備，必要時可以讓學生站在講臺上，利用多媒體來演示講解自己的發(fā)現(xiàn)和心得。學生知識的獲得和最終意義的構建是離不開其他人幫助的，除了激發(fā)學生自我探索式學習外，教師也要鼓勵學生進行協(xié)作式學習?？梢詫W生進行分組，要求組內(nèi)成員分工合作，積極交流探討會話，共同完成任務。在此期間，教師應當時時跟進組內(nèi)活動進程，對其進行指導，提供必要的幫助和支持。

3.認識到意義構建的過程性，正確面對學習中的挫折和失敗

知識能力的獲得、意義的最終構建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學生抱著急功近利的態(tài)度面對口語課堂，期望經(jīng)過幾節(jié)課的鍛煉就可以說出流利地道的口語。一旦遭遇挫折，就心灰意冷放棄了努力、失去了目標。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學生學期初信心滿滿，學期中后期卻垂頭喪氣的原因?？谡Z能力的獲得除了教師課堂上的講解指點和同學的幫助外，更多的需要學生個人課下積極地實踐，比如堅持背誦經(jīng)典的文章，多觀看一些英語原聲節(jié)目和電影等等。任何學習都需要量的積累才能達到質變，教師要對學生的這種心理有充分的認識，及時排解學生學習的壓力，必要時可以給學生講解各種英語口語方面成功者的學習模式，激發(fā)學生的學習動力。

篇4

長期以來，學者們多將韋勒克視為英美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其實，他與結構主義語言學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索緒爾語言學、俄國形式主義與布拉格學派對韋勒克的文論有深刻影響。

【關鍵詞】 韋勒克/索緒爾/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

雷納韋勒克(René Wellek)是20世紀文學界最杰出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史家和比較文學家之一。新時期以來，韋勒克對中國文論和批評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學者們已經(jīng)非常熟悉他某些論點，諸如文學“內(nèi)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劃分、“比較文學的危機”等。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們對韋勒克文論的研究仍然不夠全面、系統(tǒng)和深入。許多問題，比如他的理論淵源問題就長期未得到應有的研究和有效的闡述。長期以來，學者們多將韋勒克視為英美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其實，他與結構主義語言學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

結構主義語言學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一門社會科學學科，也是韋勒克親自承認對他最有影響的理論流派之一。F德索緒爾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奠基者，他的學說在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中起到了爆炸性的影響。在文學研究領域，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也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和法國結構主義被認為是結構主義發(fā)展的三個階段。俄國形式主義首先把結構主義語言學觀念與方法運用到文學理論中，是1915年成立的“莫斯科語言學學會”和1917年成立的“彼得堡詩歌語言研究會”的統(tǒng)稱。主要代表人物分別是雅各布森(Jakobson)和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俄國形式主義強調語言文本的詩學特征，研究語言結構的規(guī)律和文學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比利時學者布洛克曼就明確指出，“形式主義與日內(nèi)瓦發(fā)展起來的語言學派特別是F德索緒爾的主張，以及與音位學的最初發(fā)展是有聯(lián)系的?！保ㄗⅲ翰悸蹇寺骸督Y構主義：莫斯科—布拉格—巴黎》，33頁，商務印書館，1987。）雅各布森1926年到捷克后形成了布拉格學派。該學派繼續(xù)從語言學角度研究文學，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又一個發(fā)展階段。在韋勒克的文學理論體系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上幾個著名理論家的深刻影響。

一、索緒爾對韋勒克文論的影響

索緒爾是韋勒克文學理論的重要理論源頭，而這一點還很少有人詳細討論過。其實，在我們看來，索緒爾不僅為韋勒克提供過幾個具體論點，而且是韋勒克文論的總體特征和方法論之緣起。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索緒爾認為應該確定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他認為語言學不是一種實用的、特殊的研究，它應“尋求在一切語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夠概括一切歷史特殊現(xiàn)象的一般規(guī)律”（注：索緒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26頁，商務印書館，1985。）。在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問題上，索緒爾把我們司空見慣的語言行為現(xiàn)象區(qū)分為語言(language)和言語(parole)兩個部分。語言是社會的一面，而言語是私人的一面。語言是一定社會中生活的人們的公共約定，而言語則是個體的行為。語言具有一種高度的統(tǒng)一性，而言語行為總具有不確定性和多變性。索緒爾認定，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語言，應該研究一切言語活動的表現(xiàn)的準則和基礎。于是，索緒爾把語言學研究區(qū)分為兩個部分，即語言的語言學和言語的語言學。他指出，“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實質上是社會的、不依賴于個人的語言為研究對象，這種研究純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語活動的個人部分，即言語，其中包括發(fā)音，為研究對象，它是心理物理的?！保ㄗⅲ核骶w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41頁，商務印書館，1985。）索緒爾對語言活動作出“語言”和“言語”兩方面因素的區(qū)分，并進而認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語言”即所有“言語”背后的一個已定的規(guī)則系統(tǒng)。這一觀念對韋勒克產(chǎn)生了非常強烈的影響。與索緒爾極端相似，韋勒克也將文學作品本身與對文學的每一次閱讀區(qū)分開來。并進而認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不是文學作品的心理體驗而是文學作品的“決定性結構”。在《文學原理》第12章“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中，韋勒克引證了索緒爾和布拉格學派對語言與言語所作的區(qū)分后就立即指出：“這種區(qū)別正相當于詩本身與對詩的單獨體驗之間的區(qū)別。”（注：韋勒克、沃倫合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160頁，三聯(lián)書店，1984。）韋勒克認為文學作品的具體存在必須經(jīng)過我們每一次具體的閱讀，但作品本身卻并不是這一次具體經(jīng)驗的內(nèi)容，應該是與索緒爾所指的“語言”性質相同的一種“結構”。“一件文學作品與一個語言系統(tǒng)是完全相同的。我們作為個人永遠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它，正如作為個人我們永遠不能完滿地使用自己的語言一樣?！痹陧f勒克那里，文學作品只有在每一次具體閱讀中經(jīng)過接受者心理的“具體化”才能得以顯現(xiàn)，但作品的本身卻又是先于人的主觀經(jīng)驗的客觀存在，并不等于每一次具體化的結果，而是一種“符號結構或符號體系”。韋勒克說：“藝術品可以成為‘一個經(jīng)驗的客體’(an object of experience)；我們以為，只有通過個人經(jīng)驗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個體經(jīng)驗?！保ㄗⅲ喉f勒克、沃倫合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162頁，三聯(lián)書店，1984。）

其次是索緒爾語言研究對“內(nèi)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劃分。索緒爾在語言活動中區(qū)分出“語言”和“言語”兩個不同的因素使得他的語言學研究把一切跟語言的組織、語言的系統(tǒng)無關的東西，簡而言之，一切語言研究的“外部要素”所指的東西排除出去。索緒爾也用“外部語言學”來稱呼這種研究?！巴獠空Z言學”主要包括這樣一些研究形式。一是將語言學與文化史或種族史結合起來，研究它們的關系。二是從政治學角度研究語言。主要研究殖民、統(tǒng)一和語言政策對語言變化的影響。三是研究語言和各種制度如學校、教會、宮廷和地域之間的關系。索緒爾認為，正如植物會因外部因素土壤、氣候等的影響而改變它的內(nèi)部機構一樣，語言機制也的確與外部因素密切相關。但是，外部語言學并不能真正認識到語言的內(nèi)部結構。

索緒爾“外部語言學”和“內(nèi)部語言學”的觀念對韋勒克影響極深。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就區(qū)分出了“文學的內(nèi)部研究”和“文學的外部研究”兩大類型。這無疑是索緒爾觀點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運用。在韋勒克那里，文學的“外部研究”是一種“因果式的”研究，只是從作品產(chǎn)生的原因去評價和詮釋作品。這主要包括研究文學的以下幾種范式：文學與傳記，文學和心理學，文學和社會，文學和思想，文學和其他藝術。與索緒爾一樣，韋勒克對文學的“外部研究”持否定性態(tài)度。他認為，起因和結果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在依次否定了文學研究與傳記、心理、社會、思想和其他藝術研究之間的關系之后，韋勒克指出，“研究起因顯然決不可能解決對文學藝術作品這一對象的描述、分析和評價等問題?！边@樣，韋勒克排除了文學的外部研究方法，并把文學研究的真正對象確定為文學的“內(nèi)部因素”。索緒爾把“語言”而不是“言語”當作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韋勒克也同樣把上述“符號結構和符號體系”當作文學研究的真正對象。

二、俄國形式主義與布拉格學派對韋勒克文論的影響

至于俄國形式主義和布拉格學派對韋勒克的影響也十分巨大。韋勒克自己就曾說過他是“布拉格學派的一個成員”（注：韋勒克著、丁泓、余徵譯：《批評的諸種概念》，263頁，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有學者認為：“當代文學理論有一個起點（或兩個起點），那便是俄國形式主義及新批評?！保ㄗⅲ毫_里賴安、蘇珊范齊爾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1頁，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當代文論極大地受惠于這兩個理論?？偲饋砜?，俄國形式主義和布拉格學派對韋勒克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文學的自主性。俄國形式主義的文學理論認為，文學是一個獨立存在的自足體。一方面，文學作為客體是獨立于創(chuàng)造者和欣賞者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也是獨立于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各種意識形態(tài)及上層建筑，甚至還獨立于社會生活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是：“藝術永遠是獨立于生活的，它的顏色從不反映飄揚在城堡上空的旗幟的顏色?！保ㄗⅲ菏部寺宸蛩够骸段乃嚿⒄摮了己头治觥罚浴抖韲问街髁x文論選前言》，方珊等譯，11頁，三聯(lián)書店，1989。）在傳統(tǒng)觀點看來，文學研究應弄清作品的淵源，應該去研究作品與作家、作品與社會等方面的關系，這就使文學研究變成了哲學、史學和社會學的大雜燴。文學從而與其他學科毫無區(qū)別。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看來，這是文學研究中的工具論方法。傳統(tǒng)文學研究主要有兩種傾向，摹仿說和表現(xiàn)說。模仿說認為文學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反映，表現(xiàn)說則認為文學是作家心理的自然流露。俄國形式主義者堅決反對這種看法。他們的理論的一個出發(fā)點就是要批判這種文學研究中的工具主義。在他們看來，要建立一套文學特有的研究方法，工具主義首當其沖地應受到批判。只有把文學看作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地才有可能使文學研究成為一門系統(tǒng)的理論科學。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部書信體小說里說過：“對待藝術有兩種態(tài)度。其一是把藝術作品看作世界的窗口。這些藝術家想通過詞語和形象來表達詞語和形象之外的東西。這種類型的藝術家堪稱翻譯家。其二是把藝術看作獨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藝術比喻為窗口，那么，它只是一個草草地勾勒出來的窗口?！保ㄗⅲ菏部寺宸蛩够骸秳游飯@：或不是情書》，轉引自霍克斯著《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瞿鐵鵬譯，14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反對文學研究的工具主義方法上，俄國形式主義首先激烈地批判藝術的形象思維說。形象思維說把藝術看成一種思維形式和認識方式，認為文學藝術的用途在于利用文學藝術形象幫助人們認識社會和世界?？茖W與藝術的差異在于，科學采用三段論的理論思維形式，而藝術則用形象思維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認為這就把文學等同于哲學、科學等認識論知識體系，進而徹底忽視了文學藝術本身的獨特性質。

俄國形式主義都與什克洛夫斯基一樣，堅持把文學藝術看作“獨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因此，文學研究完全沒有必要從別的學科那里論證自身的存在和發(fā)展。研究文學應該研究文學作品，研究作品的藝術技巧和手法，研究文學的內(nèi)在規(guī)律。在這里，我們看到索緒爾對俄國形式主義的影響。俄國形式主義也與索緒爾一樣強調對內(nèi)部規(guī)律的研究，認為只有這種研究才是文學研究的實質所在。什克洛夫斯基就明確指出：“我的文學理論是研究文學的內(nèi)部規(guī)律。如果用工廠方面的情況來作喻，那么，我感興趣的不是世界綿紗市場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紗的支數(shù)及其紡織方法。”（注：什克洛斯基：《散文理論》，轉引自《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方珊等譯，14頁。）

韋勒克對文學本質的認識與之如出一轍。他高度重視“文學性”概念。韋勒克認為，文學的核心特征是“虛構性”。他說：“文學藝術的中心顯然是在抒情、史詩和戲劇等傳統(tǒng)的文學類型上。它們處理的都是一個虛構的世界、想象的世界?！保ㄗⅲ喉f勒克、沃倫合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13頁，三聯(lián)書店，1984。）顯然，在韋勒克看來，文學研究的對象是一種語言的“符號結構”，而小說、詩歌和戲劇中的這種語言符號結構都不是真實的。這樣，文學就從社會生活和哲學思想那里獨立出來了。韋勒克堅決反對文學的“外部研究”，反對傳記式的、心理學的、社會學和哲學等研究方法，而主張以文學本體，即語言結構為中心的“內(nèi)部研究”，這充分表現(xiàn)了俄國形式主義對他的影響。

第二，文學語言的特殊性。俄國形式主義從語言學角度來研究文學，認為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有非常重要的差異。什克洛夫斯基認為，日常生活語言的首要目的是交際，說話的目的是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學語言本身卻比它的目的和內(nèi)容更為重要。文學的語言表達本身就是目的，它與日常語言和散文語言的一個重要差異是它的“陌生化”程度很度?！澳吧笔嵌韲问街髁x文論的一個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一切熟視無睹，無意識的態(tài)度使生活喪失了新鮮感。詩的語言為我們感受事物提供了難度，使我們對日常生活能進行全新的體驗。什克洛夫斯基在《作為手法的藝術》中寫道：“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之存在，就是為了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覺到事物，使石頭作為石頭被感受。藝術的目的就是把對事物的感覺作為視象，而不是作為認識提供出來；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反?；ㄓ肿g‘陌生化’）手法，和予其復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因為藝術中的接受過程是以自身為目的，所以它理應延長；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創(chuàng)造之方式，而被創(chuàng)造物在藝術中已無足輕重?！保ㄗⅲ菏部寺宸蛩够骸蹲鳛槭址ǖ乃囆g》，見《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方珊等譯，6頁。）文學語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日常語言的陌生化運用。日常語言是文學語言的直接來源，文學語言是在日常語言基礎上的一種升華。日常語言陌生化的結果就是文學語言。雅各布森也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文學語言的特征。在他看來，文學語言的特征是“符號的自指性”，即詩的本質不在指稱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反過來指向它自身。

文學語言的特殊性這一點對韋勒克文論也很有影響。韋勒克在論述文學的本質時詳細討論過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和日常語言之間的差異。在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的差異問題上，他認為，“文學語言深深地植根于語言的歷史結構中，強調對符號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現(xiàn)情意和實用的一面，而科學語言總是盡可能地消除這兩方面的因素?！痹谖膶W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區(qū)別上，他提出，“詩的語言將日常用語的語源加以捏合，加以緊縮，有時甚至加以歪曲，從而逼使我們感知和注意它們?！保ㄗⅲ喉f勒克、沃倫合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11～12頁，三聯(lián)書店，1984。）可見，在述兩個方面，韋勒克都非常強調文學語言的相對獨立性，即文學語言不僅僅是一種傳達意義的工具，而且具有自身價值。它使用種種修辭手法來引發(fā)讀者對其“能指”的注意。也就是說，文學語言不僅指向事物、指向它所要傳達的內(nèi)容，而且要指向自身，具有所謂“符號的自指性”。毫無疑問，這明顯是受俄國形式主義和布拉格學派的影響。

篇5

1 國內(nèi)現(xiàn)狀 

在我國，框架結構在設計的過程中，基本采用的純框架的設計理論。填充墻做為非結構構件，結構計算時只是在進行荷載計算時將填充墻的自重附加在計算模型上，沒有考慮到填充墻與框架本身的拉結關系的影響。 

《高層建筑混凝土結構技術規(guī)程》[4]（以下簡稱《高規(guī)》）中4.3.17條明文規(guī)定：當非承重墻體為砌體墻時，框架結構的計算自震周期可取0.6～0.7的折減系數(shù)。這是因為大量的科學實測數(shù)據(jù)表明：實際工程當中，建筑自身的自振周期小于理論計算出來的周期。特別是墻體采用實心磚填充墻的框架結構，因為實心磚填充墻的剛度大于框架的剛度，其影響更為顯著。大量數(shù)據(jù)表明，實測周期約為計算周期的50%～60%。 

在建筑的施工過程中，為了填充墻的穩(wěn)定、施工方便，通常會采取填充墻與框架柱、梁周邊拉結的做法，或者通過拉結鋼筋來加強框架和填充墻之間的聯(lián)系，這樣的施工方法有利于填充墻整體的穩(wěn)定和防止裂縫的生成，并且對于隔音、防水、保溫、隔熱也是有利的。這一做法也直接導致了框架填充墻結構體在水平或豎向動力作用下，作為一個整體來共同作用。 

但是，就算按照目前采用的地震三水準的設防目標，“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設計原則，只能做到對于建筑的結構構件不發(fā)生破壞或者倒塌，建筑當中存在的大量的非結構構件還是存在被破壞的可能。從以往的震害當中可以看到，非結構構件的破壞也是相當嚴重的，并對人的生命安全和財產(chǎn)安全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造成這種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結構設計的時候對非結構構件譬如填充墻等的對抗震的影響被忽略，缺乏對其受力性能的分析和細致的研究。 

實驗表明：填充墻與結構框架的之間的相互作用明顯的改變了建筑主體結構的內(nèi)力分布情況。目前設計的現(xiàn)況是將本身的填充墻框架結構考慮成空的框架結構，并不能反映主體結構的真實的內(nèi)力分布，同時抗震設計規(guī)范中所給出的柱端彎矩增大系數(shù)雖然考慮了節(jié)點兩側柱端彎矩之和的放大，但不能反映填充墻的影響，柱端和梁端彎矩比很可能超過柱端彎矩增大系數(shù)及附加軸力的情況，導致了計算過程中對柱的實際內(nèi)力估計不足，造成結構設計上的偏差。 

2 框架填充墻的抗震受力分析 

根據(jù)大量震害調查結果，數(shù)據(jù)表明如果沒有考慮到結構因為填充墻而引起的整體剛度變化，會造成不必要的震害。一般我們會采用以下幾種方法來計算填充墻的受力：（1）框架填充墻在進行線彈性受力分析時，一般采用的底部剪力法進行分析。（2）由于豎向荷載對于結構的側翼影響很小，所以一般不必考慮。（3）在水平力作用下的框架結構，其側移包括截面彎矩引起的側翼、彎曲型變形和截面剪力引起的側移、剪切行變形。 

3 鋼筋混凝土框架填充墻的破壞模式 

影響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填充墻破壞的因素有很多，譬如填充墻的寬高比、框架和填充墻的剛度比、強度、選用的材料等，都可能導致墻體破壞的結果不同。一般情況出現(xiàn)的填充墻的破壞有以下幾種模式： 

（1）彎曲破壞模式。當結構開始受力時，因為整體結構受到的側向荷載還比較小，填充墻及框架主體處于未分離的狀態(tài)，因此彎曲單元使一個整體的形式，由于墻體本身屬于脆性材料，所以抗拉強度較低，因此在填充墻在受力過程中的受拉端出現(xiàn)了水平裂縫。這種破壞模式一般發(fā)生在細高框架結構當中。 

（2）剪切破壞模式。在結構的側向荷載作用下，因為墻體的組成材料之一砂漿抗剪強度較低，所以受力過程中塊體間接觸面就會出現(xiàn)粘接滑移現(xiàn)象，導致墻體沿灰縫形成鋸齒形的裂縫。當填充墻高寬比較大時，鋸齒形裂縫由于受到墻體高寬比的限制而不能充分發(fā)展，于是就沿著墻體的水平灰縫向另一個受壓端繼續(xù)發(fā)展。 

（3）對角破壞模式。填充墻中部處于拉壓應力狀態(tài)，當主拉應力較大時，在填充墻中部一定區(qū)域內(nèi)出現(xiàn)裂縫并向受壓端發(fā)展，形成填充墻斜壓桿傳力機制，導致形成對角破壞。  　?。?）局壓破壞模式。填充墻受壓端處于雙向壓應力狀態(tài)，提高了填充墻的抗壓強度，但是高應力值使得受壓端發(fā)生局部壓碎破壞，形成局壓破壞。 

4 填充墻對框架結構的影響 

（1）大幅度的提高了框架機構的抗側剛度，顯著減小了框架結構的自震周期。以某選礦廠主洗車間的實心粘土磚填充墻的多層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為例，對建筑的自振周期進行了計算和實測。得到的結果是按照結構為純框架的計算方法得到第一自振周期為0.671s；按現(xiàn)行的規(guī)范考慮填充墻的影響計入折減系數(shù)，得到的第一自振周期為0.5s；工程建成以后，根據(jù)實際的情況對建筑進程測量，得到的第一自振周期為0.41s。 

由此可見，填充墻對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的自振周期的影響時非常大的。 

（2）當框架結構不考慮填充墻作用時，填充墻的存在增大了結構的抗側剛度，減少了結構整體在動荷載作用下的位移反應，提高了整體結構的抗震性能。

（3）填充墻是地震作用時耗散結構非彈性能量的主要構件，能夠減少作用在框架主體結構的地震作用，在抗震中充分發(fā)揮著抗震第一道防線的作用，能夠延緩主體結構在地震中的破壞。 

（4）考慮填充墻的作用能非常明顯的改變主體結構的內(nèi)力分布，并增大了柱端分擔的彎矩，會導致柱端和梁端彎矩比超過規(guī)范的規(guī)定，出現(xiàn)了地震作用下柱破壞先于梁破壞的現(xiàn)象。并且部分填充墻承擔的側向力由柱直接向下傳遞，使柱的軸向壓力增大，進一步加劇了柱的破壞。如圖1所示。 

圖1 柱頭的剪切破壞 

（5）框架結構如果使用砌體填充墻，當墻體的布置不當時，常能造成結構的豎向剛度變化過大，或形成短柱，或形成較大的剛度偏心。由于填充墻的布置由建筑專業(yè)完成，結構圖紙上不予表示，所以容易被忽略而造成震害。所以《高規(guī)》[4]6.1.3明文規(guī)定：抗震設計時，框架結構如采用砌體填充墻，其布置應符合下列規(guī)定：①避免形成上、下剛度變化過大。②避免形成短柱。③減少因抗側剛度偏心造成的結構扭轉。 

5 填充墻在設計和施工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1）在墻體施工中增加構造柱；當墻體高度超過一定范圍時，增加圈梁或小梁；圈梁和構造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墻體的延性，增強了墻體本身的抗震性能，可以成為結構的第二道抗震防線。通過對前幾次震害的調查研究，圈梁和構造柱在地震中的有利作用非常明顯； 

（2）當墻于不同的位置時，設計時應按區(qū)域劃分設計；如果墻只是考慮起到隔墻的作用，那么在設計中可以傾向于考慮滑移變位的材料。當墻體作為耗能構件時，則重點應考慮起在能耗機制方向的設計。當墻體可以與結構構件共同起到抗側剛度的時候，應仿照剪力墻對其進行設計。 

（3）做好墻體與周圍構件的連接處理，盡可能使用柔性連接；剛性連接是目前工程中采用最多的連接方式，但是其不利的地方在于抗震時填充墻參與受力，對結構的影響較大。 

6 結語 

篇6

關鍵詞：解構主義 翻譯理論 原文 譯文 關系

19世紀60年代，解構主義最早初出現(xiàn)于哲學領域，之后開始影響文學批評，建筑，翻譯等社會學科，運用解構主義的思想觀點來分析解釋翻譯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問題，同樣也帶有了解構主義部分偏激的、不可知的因素，因而遭到了諸多反對。但是，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在對原文和譯文的關系問題上卻是積極的，肯定譯文和譯者地位，并與原文和作者相提并論，一改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中把譯文和譯者當作原文和作者的附屬的觀點，非常具有現(xiàn)實意義。本文將討論解構主義精神在翻譯理論中的體現(xiàn)，淺析不同時期解構主義翻譯理論者對原文和譯文關系的闡釋。

一.解構主義思想簡介

解構主義是當代哲學、文學批評以及其他一些社會科學領域興起的一種理論，最早出現(xiàn)于哲學領域。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其著作《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 中提出了“毀壞”（Destruction）這一概念，對西方傳統(tǒng)哲學提出質疑。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 Derrida）借鑒了這一概念，融匯了尼采的反傳統(tǒng)思想，提出“De construction”的哲學原則。

在德里達看來，自柏拉圖以來幾千年，西方哲學所固守的信念是形而上學的，其原型將“存在”定為“在場”，通過借助海德格爾的觀點，德里達將此稱作“在場的形而上學”，就意味著在萬物背后都有一個根本原則，一個中心語詞，一個支配性的力，一個潛在的神或上帝，這種終極的、真理的、第一性的東西構成了一系列的邏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邏各斯門下，遵循邏各斯的運轉邏輯，而邏各斯則是永恒不變，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離邏各斯就意味著走向謬誤。通俗地說來，就是一種“中心主義”思想，而德里達提出的解構主義這一概念，就是要反對這種稱之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想傳統(tǒng)。于是，“反中心”，“反權威”就成為解構主義思想的最重要的特點。

1967年，德里達的作品《文字語言學》、《聲音與現(xiàn)象》、《書寫與差異》相繼，標志著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科、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

簡言之，解構主義思想所持的“毀壞”這一觀點，就是要打破現(xiàn)有的單元化的秩序。這秩序并不僅僅指社會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會道德秩序、婚姻秩序、倫理道德規(guī)范之外，而且還包括個人意識上的秩序，比如創(chuàng)作習慣、接受習慣、思維習慣和人的內(nèi)心較抽象的文化底蘊積淀形成的無意識的民族性格。于是，人類文化傳播載體——語言首當其沖，成為解構主義者挑戰(zhàn)的對象。解構主義的核心論點，即社會現(xiàn)象的意義可以做無限的解讀和延伸，以及挑戰(zhàn)反對權威，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眼光，來看待一直以來以原文為中心為權威，譯文忠實于原文、唯原文馬首是瞻的翻譯理論界。

二.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及其對原文和譯文關系闡述的基本觀點

20世紀60年代，解構主義在歐洲文學批評領域興起，翻譯解構主義學派也隨之漸漸發(fā)展。然而被奉為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開端之作的文獻卻并不是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1923年，德國翻譯理論家本雅明翻譯了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作品《巴黎雕像》，他為譯文作序言《譯者的任務》，文中把譯文喻為來生，是最早的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觀點。當時卻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重新發(fā)現(xiàn)并分析，如德里達在1985年發(fā)表的《巴別通天塔》，以及德曼的《關于沃爾特·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一文的結論》等著名的解構主義翻譯理論文中都對《譯者的任務》做了詳盡的分析討論，將其奉之為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奠基之作并把文中的一些觀點發(fā)揚光大。1992年，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編撰了翻譯論文集《重新思考翻譯》，大量涉及了解構主義翻譯理論，而另一位美國翻譯理論家根茨勒（E.Gentzler）在他1993年的著作《當代翻譯理論》中專門用一章來探討解構主義翻譯思想的形成過程及其實質。翻譯理論研究的解構學派如今在歐美國家已悄然形成。

解構主義以消解邏各斯（logos）中心主義為基本觀點，根據(jù)邏各斯中心主義，原作與譯作，原作者與譯者是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原作和原作者是中心，而譯作與譯者處于從屬地位，從屬于原作和原作者。原作是創(chuàng)造的，領導的，獨立的，建設的，主動的，靈活的，陽剛的，翻譯則是模仿的，次要的，機械的，陰柔的。因此，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認為譯作是原作的復制品，譯者要盡可能地把原作固定不變的意思傳達給讀者。而解構主義翻譯論完全顛覆了這一種二元對立，認為原作與譯作之間沒有所謂的“中心”和“從屬”的關系，認為原作與譯作，原作者與譯者不是從屬關系，他們都是出于同等地位的創(chuàng)作主體，原作與譯作，原作者與譯者之間沒有所謂的“中心”，而原作的意義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譯者應該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來尋找原文意義，發(fā)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語言的轉換，使原文得以發(fā)展并走向成熟，使譯文和原文之間形成一種共生關系，而不是傳統(tǒng)理論中的模仿與被模仿的關系”（廖七一，2002）。

在《譯者的任務》一文中，本雅明提到了“后起的生命”一說，即“譯作也以原作為依據(jù)，不過它依據(jù)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來世，翻譯總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學的重要作品也從未在問世之際就有選定的譯者，因而它們的譯本標志著它們生命的延續(xù)”（本雅明《作品與畫像》，1999）。翻譯不可能與原作相等，因為原作通過翻譯已經(jīng)起了變化，況且，沒有蛻變，“后起的生命”也不可能產(chǎn)生。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否定了讀者主導的觀點；譯者的任務不至于把意義復制，讓讀者理解原文。譯者要利用語言之間的差異，借外語來顛覆原語的秩序，又把潛藏于原文中，原語無法表達的意念展現(xiàn)出來。本雅明一再談及“再生”，葉維廉就推而廣之，將翻譯譬為“異花受精”，“異種繁殖”（葉維廉，1994，P83-84）的過程。

1985年，德里達發(fā)表《巴別通天塔》（Des Tours de Babel），運用解構主義的見解談論翻譯。德里達認為，符號（semiotics）本身不存在統(tǒng)一性，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差距難以彌合，意義在差異中擴張，文本在差異中發(fā)展，字詞的含義不斷地因時空的轉移而產(chǎn)生延異（difference）。一個語言符號的意義不是同一的，并且有賴于其他的符號，故而其意義是不確定的，由靠語境來辨別。符號的意義只不過在文本中暫時確定，但是隨著空間上的區(qū)分和時間上的延擱，意義又不斷變化，因此任何符號都沒有終極意義。既然語言符號的意義不能最終確定，那么字，詞，句，段，篇，章，到整個文本，都是不能最終確定的?；谝陨嫌^點，德里達不再把文本視為封閉而完整的系統(tǒng)，而是將其看成開放的，不完整的系統(tǒng)。在翻譯中，原文本身并不是完整和統(tǒng)一的，存在多重意思，因此任何對原文的理解和翻譯都不能窮盡可能的意義。因而，翻譯不可能將原文意義移入譯語中，譯者的目的也不是再現(xiàn)原文或者傳達原文意義，翻譯被認為是產(chǎn)生多種意義的過程。翻譯不僅在分延和蹤跡中尋找意義，而且還為那些不在場或語言中丟失的，遭壓抑的東西提供討論的場合和機會。翻譯過程中，原文被不斷地改寫、重組，不同的譯文的產(chǎn)生都依賴于譯者的個人經(jīng)驗，因為譯者所處的歷史時代、文化背景不同，對原文的理解認識就不同，這也叫做創(chuàng)譯，通過譯者的創(chuàng)譯，原文中不顯之處得以發(fā)掘，不足之處得以彌補，原文通過譯文走向成熟。

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對譯文的歷史時期的制約因素又作了進一步分析，他認為“文本存在著歷史性”（廖七一，2002），人們對作品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自身所處的歷史時代的基礎上的，同樣的，作者本身也是具有時代性的，他同文本一樣同屬于歷史，由此作者的地位和作用就變得微不足道了。譯者通過個人的歷史背景對原出解讀，這個過程必然導致原語意義的分裂，斷裂成碎片的原語在翻譯過程中被重新組合為目的語，這樣一來，新的組合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自我，所以譯文不可能與原文相互等同。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在1968發(fā)表文章《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uthor），主張作品本身存在于作者以外的生命，在作品完成的瞬間，作者與作品的關系便宣告結朿，解讀權釋放回歸于讀者手中，這種對于既往觀點的批判與反省，反映出個人感覺結構的差異與對應觀點過程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在一部作品完成之際，也就是作者死亡之時，因為文本一旦完成，文字被寫下，語言符號開始起作用，讀者通過對語言符號的解讀，來解釋文本的意義，而其意義該如何闡釋是作者無法控制的，這就意味著作者不再是統(tǒng)治文本意義的上帝。所以，作者對已經(jīng)完成的作品不再具有任何能動的意義，實際上也就意味著作者的死亡。作品本身并沒有因為作者而賦予唯一固定的意義，讀者對語言符號的解讀才是實現(xiàn)文本意義的途徑，而譯者本身也處于讀者的地位，在解讀闡釋原作的過程中，基于自己對原作的感受把原作用另外一種語言表達出來，其中譯者個人的歷史文化背景，經(jīng)驗甚至個人的性格愛好使得譯者對原文意義不斷地分裂瓦解，批判改造，譯文是譯者自己對原文的理解，或者說對原文意義的重組改造。

當代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代表，美籍意大利作家韋努蒂 （Lawrence Venuti）認為，作品的意義是多元的。一個譯本只是臨時固定了作品的一種意義，而且，這種意義的固定，即：翻譯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設和揭示選擇的基礎上形成的，并受到特定的社會形式和不同的歷史時代的制約。意義是一種多元的，不定的關系，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統(tǒng)一的整體，因此，翻譯不能用數(shù)學概念那種意義對等或一對一的對應來衡量，而所謂確切翻譯的規(guī)范，所謂“忠實和自由”的概念都是由歷史決定的范疇（Lawrence Venuti， 1995）。

從上述的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學者對原文和譯文關系的陳述中可以發(fā)現(xiàn)，解構翻譯論者，從本雅明，德里達一直到韋努蒂，把譯文的地位提高到與原文比肩的地步，這樣譯者的地位和意義也就提升到和原作者相提并論的程度了。譯文是原文的再生，原文通過譯文把自己隱藏的、缺失的內(nèi)容補充展現(xiàn)出來，正是由于譯者對原文不斷地解讀，對原文意義不斷地分析剝離分裂，對碎片式的原文的理解闡釋不斷地重組，譯文不斷地更新，原文才能從歷史中幸存下來，而這些，都是譯文和譯者的意義，是原文和原作者無法達到的。

三.結論

解構主義派超越了微觀的翻譯技藝的討論，從形而上的角度審視翻譯的性質與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翻譯觀念。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并沒有指出具體的，描寫性的，或者是規(guī)范性的翻譯方法和翻譯技巧，然而他們的思維方法和思考角度，為翻譯活動指明了新的方向。雖然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在西方已經(jīng)頗有影響，在國內(nèi)也有許多學者從事這一理論的研究，但是，“忠實對等”原則卻依然是國內(nèi)翻譯的主流，嚴復的“信達雅”理論在近年來屢遭批判，但是其中“信”的地位卻是毋庸置疑的，判讀好的譯文，就是看其是否“忠實于”原文，但是根據(jù)解構主義譯論所提供的思維方向，情況則恰恰相反，譯文不是要“像”原文，而是要“重建”原文，從原文中解放出來。

從上文中分析各時期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對原文和譯文關系的闡釋可知：譯文是原文的再生和傳承，對譯文和譯者的地位和作用給予肯定，這給譯文和譯者帶來了巨大的發(fā)展空間。譯文在原文的傳承過程中，發(fā)揮了功不可沒的作用，譯文不斷給原文注入新的不同時代背景的血液，使得原文本身不斷豐滿，不斷成長，使得原文的生命得到再生。解構主義翻譯理論所持的觀點，讓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更強，讓譯文在目標文化中更具有活力，也使得整個翻譯活動作用更加積極，所以對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評價，也不能一概而論，要從中選取有利于我們發(fā)展的部分，指導翻譯理論的發(fā)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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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課程論文 勞動經(jīng)濟學 教學改革 運用

課程論文是指為達到一定的教學目的和要求，在任課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學生以個人或小組為單位，采用規(guī)范的科學研究方式，選擇課程及其所屬學科領域所涉及的內(nèi)容作為研究對象，并結合實際，通過查閱相關文獻，運用課程理論所撰寫的綜述論文或創(chuàng)新性論文。課程論文具有傳統(tǒng)教學方法不具備的優(yōu)勢，因此將成為未來高校教學改革和創(chuàng)新的方向和趨勢。

一、課程論文的教學理論依據(jù)

課程論文以結構主義為依據(jù)，是結構主義在教學中的具體應用。結構主義由瑞士著名學者讓?皮亞杰（J.Piaget）最早提出，認為智慧無非是對環(huán)境的適應，而且智慧適應是一種能動適應，外部的環(huán)境刺激只有被主體同化于認知結構之中，主體才能作出反應和適應。就功能而言，智慧實際上是一種高級的能動適應結構，它本質上就是一系列不同層次的認知結構的發(fā)展和構造。認知結構的功能（適應環(huán)境的功能）不變性和結構可變性是結構主義的兩個立論基礎。皮亞杰認為，認知結構是通過同化與順應逐步建構起來，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環(huán)中不斷豐富、提高和發(fā)展。因此，學習過程不是學習者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積極地建構知識的過程，即知識不是單純地通過傳授得到，而是學習者在一定情境中，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利用學習資料和社會實踐，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而獲得。

由此可見，結構主義強調在教師的指導和幫助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由于學習活動以學習者為中心，因而能激發(fā)學習興趣，強化學習動機，鼓勵批判性思維。盡管其中的一些觀點受到諸多的程度不等的批判，但就其強調學習的主動性而言，結構主義無疑具有合理性，對于現(xiàn)代教育的發(fā)展，以及教學改革和創(chuàng)新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二、勞動經(jīng)濟學課程論文教學的必要性

（一）促進和深化勞動經(jīng)濟學的理解

勞動經(jīng)濟學主要以勞動力市場及其相關問題為研究對象。經(jīng)濟管理專業(yè)的學生除了必須了解相關的勞動經(jīng)濟學的理論知識外，還應當結合實際特別是我國的實際來理解學科知識，同時盡可能地利用知識來解釋和解決現(xiàn)實中的勞動經(jīng)濟問題。這在客觀上要求勞動經(jīng)濟學課程教學必須改變傳統(tǒng)的單純傳授知識的狀況，使理論與實際相聯(lián)系，推動和深化理論教學。

（二）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yǎng)提高

以小組方式進行科學研究，小組成員實現(xiàn)彼此分工合作，能夠培養(yǎng)學生的團隊工作的意識和能力；在課題選擇過程中，廣泛閱讀，能增強其發(fā)現(xiàn)、提出問題的能力；在搜集信息、資料利用過程中，能提高其掌握研究方法的能力、計算機應用能力、社會交往能力；在解釋資料中能鍛煉學生的理論聯(lián)系實際、綜合分析、抽象概括的能力；在集體撰寫論文和論文交流過程中能增強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歸納總結能力。

（三）完善對學生的科學考核與評價

通過采取課程論文方式，可淡化考試對學生成績的影響，將考試與培養(yǎng)過程緊密結合起來，有效發(fā)揮考試的診斷、反饋、發(fā)展功能，使學生順利學習，并有效克服學生為應付考試而學習等諸多弊端。因而，課程論文是對考核與評價體系的重要補充與完善。

（四）體現(xiàn)“以人為本”的辦學理念

“以人為本”是“教師、學生雙主體性”在教學中的體現(xiàn)，是對“教師單主體論”、“學生單主體論”傳統(tǒng)教育理念反思的結果。教師讓學生自己動手，調動其自主性、合作性和創(chuàng)造性，體現(xiàn)了教師對學生尊重、信任和鼓勵，能使學生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同時，學生尊重教師，將遇到的問題隨時與教師溝通，以求獲得啟發(fā)，使得教師具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信任感。

三、課程論文教學的基本程序

首先，由任課教師根據(jù)課程重點、難點和熱點問題，結合社會發(fā)展實際，給出若干題目方向。學生根據(jù)個人興趣愛好選擇合適的題目，也可以組成小組，并且小組成員不宜過多，一般一個小組5人左右。為保證學生搭配恰當，在組合過程中，教師可建議并協(xié)助學生，按組內(nèi)異質、組間同質的原則，盡可能做到成績好差搭配，不同性格、性別搭配。學生也可以根據(jù)課堂學習，自己擬定題目，并通過教師的指導與幫助確定題目。教師還可以只確定一個題目，以深化學生對同一理論知識的理解，同時明確學生的理解程度和理解視角。

其次，學生將小組名單反饋給教師，科研小組參考教師給定的選題范圍，決定每組的題目，并將題目反饋給教師。以個人為單位的研究，每個學生必須把個人的題目反饋給教師。學生小組進行分工，查找資料，教師在文獻查找方式和方法上給予學生一定的幫助和指導。學生在收集資料的基礎上進行討論，撰寫論文大綱，并將大綱交教師審定；教師將修改后的大綱返回給學生小組或個人。這個過程往往要反復多次。

最后，學生分工合作，形成論文，教師對論文提出意見并建議學生多次修改。論文定稿后，要求學生作集體制作答辯大綱，并挑選一名同學做發(fā)言人，在論文答辯課上對論主要闡述并回答教師和其他小組的提問。以個人為單位的研究，則主要由教師來對其論文作考核和評價。

四、課程論文教學的注意事項及對策建議

在課程論文的實際運用過程中，由于課程論文的特點以及其他客觀因素的存在，可能會導致各種問題的出現(xiàn)，例如學生選題過大、資料不易收集，個別學生不愿參與或應付了事，等等。因此必須采取相應措施加以解決。

（一）必須“全程跟蹤、全面控制、全體評價”

“全程跟蹤”是指教師要自始至終積極跟蹤，進行指導、協(xié)助，同時考察每個學生的情況或每個學生在團隊中的表現(xiàn)，避免出現(xiàn)有些學生“搭便車”的現(xiàn)象?！叭婵刂啤笔侵笇φ撐牡倪x題、大綱，以及內(nèi)容進行質量控制，防止敷衍了事，從網(wǎng)上下載或抄襲他人的論文。“全體評價”是指進行評價時，不評價個人成績，而是評價小組整體表現(xiàn)。以個人為單位的全體評價是指不僅對每個同學分別做評價，而且對全班做整體評價。

（二）學生必須具備相應的理論基礎和科研規(guī)范

課程論文的撰寫，要求大學生在此前已經(jīng)學習相關的課程知識，具備了一定的基礎知識和專業(yè)知識。此外，學生還必須對科研規(guī)范有比較全面的了解，能夠熟悉、掌握和運用科學研究的簡單步驟和基本程序，能夠有效選擇和采取適當?shù)难芯糠椒?，并能夠較好地收集資料、整理和分析資料，并兼顧論文研究和撰寫過程中的格式要求和其他規(guī)范。

（三）任課老師要有相當?shù)乃刭|、能力和責任心

教師具有較高的科研水平，才可能很好地對學生的選題和研究進行指導。此外，教師還應當具備相應的能力，如與溝通能力、洞察能力等。除了素質和能力外，教師的責任心也非常重要。教師必須對學生，以及課程論文的實際運用負責，以確保課程論文教學的順利實施。

（四）課程論文教學盡可能實現(xiàn)制度化和規(guī)范化

課程論文作為一種新型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活動，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推廣，沒有被正式納入教育教學體系。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客觀上要求學校，以及相應的教學單位對課程論文教學實現(xiàn)制度化和規(guī)范化，并對其加強管理，把它作為一種普通的教學方式加以開發(fā)利用和推廣。

參考文獻：

［1］龍鋼華.課程論文訓練對高校文科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意義.時代教育，2011，（01）.

篇8

論文摘要：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是現(xiàn)代語言學的重要奠基者，結構主義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ed，薩丕爾是美國描寫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對其語言觀進行闡述，并根據(jù)對二者不同語言觀的認知，對其語言觀的貢獻及其局限試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對語言本質的理解和認識。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是現(xiàn)代語言學的重要奠基者，結構主義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被后人稱為現(xiàn)代語言學之父?！镀胀ㄕZ言學教程》是其代表作，對后世語言學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ed，薩丕爾(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國描寫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其學術活動涉及語言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尤其在有關“語言與思維”這個重要問題上以著名的“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設聞名于世。其代表作為《語言論》。索緒爾的學說理論影響、形成了結構主義的三大流派。而薩丕爾則是其中美國描寫學派的先驅之一，兩位語言學大師在語言的觀念上有相似相同之處，但他們又有各自的研究側重點，確立了自己的語言觀。

19世紀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興盛時期，索緒爾從瑣碎大量的語料中擺脫出來，致力語言的內(nèi)在現(xiàn)實，以符號觀作為其語言觀的一個重要支柱，根據(jù)符號的關系與特性來認識語言的本質，將其作為語言研究的基本方法，這是他最主要的語言觀。我們稱之為“結構主義語言觀”。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索緒爾把語言看成一個系統(tǒng)，一種整個語言社會的成員必須遵守的規(guī)范。這個系統(tǒng)由詞匯、語法和語音等相互聯(lián)系的成分構成。這個系統(tǒng)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組合關系，不同的成分則可以跟替換的成分之間形成范疇上的聚合關系。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的本質是靠關系而不是實體存在。

索緒爾的語言思想具有時代性，他通過對語言系統(tǒng)的闡釋提供了一個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這就是結構主義的方法和原則。從結構主義的觀點出發(fā)，世界是由各種關系而不是事物構成的，一種因素的本質就其本身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它的意義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間的關系決定的。索緒爾確立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語言的位置，即語言是一種社會心理現(xiàn)象中的符號系統(tǒng)。

對于索緒爾理論的局限，我們應抱有科學的態(tài)度。首先，由于視角的單一，其理論不可能涵蓋研究對象的全部現(xiàn)象和性質。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在方法上采取了語言整體第一的原則，在深刻地揭示了語言的符號結構的性質的同時，自然會放棄其他的研究視角，如對語言中的個別要素事實的關注以及語言是動態(tài)而非靜態(tài)的，相對開放的而非絕對封閉的系統(tǒng)等。另一方面索緒爾理論的局限是理論目標的局限，即就語言而研究語言，而放棄了對語言存在本質的追尋，只停留于對語言狀態(tài)的把握，放棄對原因的解釋。

美國語言學在傳統(tǒng)上跟歐洲有密切的聯(lián)系，重視對語言的實事求是的描寫。這種特色使美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又被稱為描寫語言學。薩丕爾從人類學的角度對語言本質做出了獨到的見解。在《語言論》的前言里，他說：“主要目的在于說明語言是什么，它怎樣隨著時間和地點而變異；它和人類所關心的其根本問題的關系怎樣，如思維問題、歷史過程的本質、種族、文化、藝術?！彼_丕爾給語言下的定義是“語言是純粹人為的、非本能的、憑借自覺地制造出來的符號系統(tǒng)來傳達觀念、情緒和欲望的方法。”薩丕爾認為：語言是一個社會共同文化的產(chǎn)物，是一種文化功能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tǒng)，是用來表達人們的認知、情感的媒介。薩丕爾不同于一般人的見解是突出了語言文化的功能。

薩丕爾把語言看做是一種文化功能，一套符號系統(tǒng)，前者說明他重視語言的社會性，后者顯示出他與索緒爾在語言系統(tǒng)觀上的不謀而合。他將前人所說的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和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tǒng)兩種觀點融為了一體。

薩丕爾長期研究語言學和人類文化學的問題，重視語言和文化及思維的聯(lián)系，他認為“現(xiàn)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覺地建立在人們的語言習慣上”，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會對同一客觀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釋。并提出“語言影響人類關于現(xiàn)實世界概念系統(tǒng)的形成”這一設想，經(jīng)他的弟子沃爾夫的發(fā)展，形成“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設。這項學說引起了相關的爭議。一些人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觀點，語言模式?jīng)Q定人們的思維方式，語言結構決定人們的世界觀，這把人類的認知程序顛倒過來。按此觀點，說一種語言的人就不可能學會另一種語言，或說不同語言的人就不可能協(xié)調他們的行動，而這與事實不符。

索緒爾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礎上另辟蹊徑，以整體系統(tǒng)的角度研究語言；薩丕爾與索緒爾的語言觀既有相同點，又有自己的發(fā)展。除結構主義語言學后，語言學界的流派異彩紛呈，如日內(nèi)瓦學派、功能主義、倫敦學派、轉換一生成學派等等。這些學派繼承前人研究的成果，發(fā)展對語言的認識，使得人們對語言的認知得以豐富全面。從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出發(fā)，我們知道事物是普遍聯(lián)系的有機整體，同時又是變化發(fā)展的。任何理論作為人類思想和認識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論視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從上文對索緒爾和薩丕爾的語言觀的論述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語言理論也不例外。各種理論從語言的內(nèi)部、外部，從心理基礎，從行為反應，從人類學，從文化上等各方各面進行對語言的解讀，也就出現(xiàn)了語言是符號系統(tǒng)；語言是一種心理、生理現(xiàn)象；語言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等等關于語言本質的論斷。面對眾多語言本質的論述，讓人覺得眼花繚亂，語言似乎難以界定，語言的本質似乎難以捉摸。

對語言來講，影響它的因素是多維的。如有文化、社會、心理、民族、歷史等方面，語言如為一個內(nèi)核，文化等因素便構成了圍繞這個內(nèi)核并與之以及相互之間交織在一起的復雜的網(wǎng)絡系統(tǒng)。每一個因素參差不齊，每一個因素都有自己獨特的功能，并與語言進行著相互影響。所以語言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現(xiàn)象，其概念的定義在不同范疇內(nèi)有不同的體現(xiàn)；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有其各具屬性特點的定義。我們應把語言看成是一個立體的、發(fā)展的、開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給語言下定義，我們應以哲學的高度，采用歸納的研究方式，總結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屬性。筆者從人類的產(chǎn)生，人腦思維意識的形成及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來思考，認為語言是人類社會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這是語言的本質及基本特征。人類創(chuàng)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們生產(chǎn)、生活的需要，這是人類生存、前進的動力。人們需要語言，語言才會產(chǎn)生，產(chǎn)生之后發(fā)生的對于人類與社會的各種影響應屬于次一個層次或更寬范疇的討論問題。語言學理論的發(fā)展幫助我們認清語言的各個方面，有助于我們?nèi)嬲J識語言。人類在發(fā)展，語言的研究隨之發(fā)展，探索語言本質及特征的腳步永遠在前進。

參考文獻：

1、[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2008年4月，北京第12次印刷

篇9

論文關鍵詞：編輯；學術作用：藝術作用；理論建設

論文摘要：科學、藝術等文化現(xiàn)象是人類符號活動的結果，普通編輯學的確立與發(fā)展應以符號世界為論域，編輯理論建設應充分重視對符號學研究成果及方法的借鑒。結構主義是認識論主體的認識模式，是編輯學術(藝術)把關的鑰匙?？萍季庉嫷膶W術把關和文藝編輯的藝術把關可分為不同層面，符號本質是這兩大類編輯的共同點，由此兩者相融合；同時，兩類編輯理論建設對人類文化成果的吸納也各有側重。

有關學術(科技)期刊定級(分級)文獻多數(shù)由期刊編輯完成，但令人不解的是無論贊成或反對分級者都沒有提及編輯的學術作用。是因為編輯們謙虛?但編輯界為提升學科地位，不正是需要展示自身的學術作用?是因為編輯的學術作用微不足道，只是文字性的勞動、文化商品的經(jīng)營或者文化活動的組織?但編輯們是不會甘于認可的，二十多年來編輯理論研究的原動力不正是“學術”情結?并且有論者鼓吹和宣揚編輯的學術作用?；蛟S，可以這樣認為：“編輯的學術作用”在編輯界仍未形成共識，更不用談作者和社會大眾的普遍認同。近幾年編輯理論研究的冷清，和這一問題是內(nèi)在關聯(lián)的。作為一名編輯，在科學(以及文藝)過程中，編輯不是知識的直接生產(chǎn)者，相對于作者而言足“外行”，需要什么樣的學術素養(yǎng)才能與作者進行學術對話，甚至學術把關?

一、編輯學術(藝術)把關

符號行為是人獨有的行為，使用符號能力的出現(xiàn)才導致了文化序列的產(chǎn)生，人類全部文明都是從運用符號中產(chǎn)生，并借運用符號而繼續(xù)，神話、宗教、語言、藝術、歷史、科學等人類文化現(xiàn)象都是人的符號化活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產(chǎn)品”，人類文化史就是人不斷解放自身的歷史，而人類文化具有相對的自主性(這在人符號活動本性存在的前提條件下是成立的)。抓住以符號世界為對象開展理論研究是編輯學發(fā)展的根本。編輯的學問就是認識和研究人類符號世界的學科之一。

科學和文藝均是人類把握經(jīng)驗的符號活動。在科技編輯領域，錢文霖先生一再重申的“方法論路徑”應該受到編輯學界同仁的重視。首先，媒體形態(tài)的變化對此研究路徑基本上不構成阻礙；其次，此路徑表現(xiàn)為能夠靈活吸收利用人類已有的文化成果，如系統(tǒng)論、信息論等；再則，此路徑研究成果既可以直接指導編輯實踐，又可以為進一步的理論建構奠定堅實基礎。錢先生及其團隊歷經(jīng)二十多年的奮斗，在科技編輯方法論方面已經(jīng)有豐碩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將研究領域拓展到文藝(包括新聞)編輯，并且他們在科技編輯方面也大多涉足的是自然科學(技術)，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關注不多；對從文稿表述形式細節(jié)去發(fā)現(xiàn)、改正內(nèi)容方面疏誤的關注較多，對文稿整體方面的關注較少，尤其是缺少對各學科認識結構及說明模式等的研究。要真正扭轉學術期刊定級中輕視編輯的學術作用的局面，讓編輯的學術作用得到以廣大作者為首的社會大眾的認可，作為認識論的結構主義可能對我們有幫助。

各種具體科學的發(fā)展趨向要求按照數(shù)群這樣的模型進行說明，表示為類似的形式化或其近似形式即控制論的模式。結構主義為“認識論上的主體”的認識模式，可以為各門具體科學的發(fā)展提供推動力——“當人們一旦做到了把某個知識領域歸結為一個有自身調整性質的結構時，人們就會感到已經(jīng)掌握這個體系內(nèi)在的發(fā)動機”。對于編輯而言，正是可以通過掌握各學科認識結構的特點來進行學術把關。一些科學家“無師自通”擔任編輯，辦出了高水平、高質量的刊物，一些學校教育畢業(yè)后再無或只有短暫科研經(jīng)歷的編輯辦出了優(yōu)質刊物，他們的共同點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該學科的認識結構并自覺加以運用。科技編輯的素質或者說編輯學造詣的最高境界，可能正是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掌握。

編輯對作品內(nèi)容把關(編輯學功能的體現(xiàn))，可分為不同層面。通過對各學科認識結構的解剖，不斷提出推動學科發(fā)展的論題和學術審查，是第一個層面；對各學科說明模式的認知、把握和運用，即體現(xiàn)為對作品論證方法的編輯把握，是第二個層面；錢文霖等開創(chuàng)的從“形式到內(nèi)容”的認識途徑，即從作品表述范式的規(guī)律把握內(nèi)容疏誤，是第三個層面；各種編輯規(guī)范的研制和運用，如科技書刊標準化等，則是第四個層面。

科學認識領域存在結構主義，而文藝認識領域是否也存在呢?作為“與文學有關的全部學術研究和鑒賞活動”的“文學批評”，不是文學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是整個文化的“基礎部分”之一。正是基于這種觀點，弗萊著重研究西方整個文學的結構形式，試探性地設計出“一種特殊的概念框架來論述文學”，寫出一部劃時代的被歐美學術界公認的“當代經(jīng)典著作”，此書也是西方最早的一部結構主義文學批評著作。弗萊之前的弗·雅·普羅普的《故事形態(tài)學》開創(chuàng)的結構形態(tài)分析方法，成為2O世紀中期歐洲結構主義理論家的精神源頭，而當代的敘事文本理論也深受其影響(《故事形態(tài)學》中譯本代序，謝爾蓋·尤里雅奇·涅赫留多夫)。20世紀6o年代后發(fā)展起來的符號學，是與結構主義運動分不開的。這些成就表明，文藝認識的發(fā)展也是趨向結構主義的。文藝編輯要真能與作者對話、進行“文藝”把關，依然離不開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運用。因此，科學認識領域編輯學的各功能均會在文藝認識領域編輯學中再現(xiàn)。

作為人類文化最高最獨特成就科學的誕生，與之前人類的文藝經(jīng)驗不可割裂。從人類認識演化過程來看，“野蠻人的思維”在文明人之中也永遠存在，只是構成科學思維的低一級水平，個別主體的認識結構要達到“認識論上主體”的水平，要經(jīng)過不斷的“除中心作用”。由此可以認為，在有限生命個體的人的身上，文藝認識和科學認識也必然共存。非文學散文修辭的可能、科學修辭學的現(xiàn)存性以及以隱喻為代表的非字面語言廣泛存在于科學話語中，即是這種狀態(tài)的證明。因此，面向科技和文藝的編輯學不存在“鴻溝”而是交融的，這是因為它們均歸于人的本性(符號活動)所致。

二、編輯理論建設

篇10

論文關鍵詞:法國體育社會學;皮埃爾·布迪厄;體育社會學計劃

論文摘要:以分析法國社會學象麥埃爾·布迪厄的論文《體育社會學計劃》為切入點，探討法國體育社薈學與法國結構主文盛薈學理論之間的傳承、反思關系以及它對特定的社會狀況的折射和它所提供的薪矯冤妹度。并結合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實際，對體育概念的定義、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等進開反思。

1、法國體育社會學與皮埃爾·布迪厄

1.1體育社會學與社會學理論

在西方體育社會學理論中呈現(xiàn)出“研究體育與社會關系論”和“作為社會事實存在的體育”兩種研究的取向，亦可以理解為“社會分層視角下的體育”和“體育內(nèi)部的社會機制和背景”，但是無論何種研究取向，都將體育現(xiàn)象認定為研究對象。同時體育現(xiàn)象又是作為一種文化實踐，所以其中出現(xiàn)的各種定義及分析，都應當在社會情境中通過社會互動來決定，這也就意味著，必須將體育運動作為社會現(xiàn)象進行理解，所以，應用社會學的理論有助于理解和分析體育現(xiàn)象，進而促進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

大多數(shù)體育社會學學者承認體育社會學屬于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它和母學科—社會學一樣，在實踐與理論層面都引發(fā)了眾多的爭議。社會學理論的多樣性反映了社會生活本身的多樣性與復雜性;社會學理論也為人們觀察社會提供了多維的視角。所以，體育社會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備了上述特質。

1.2皮埃爾;布迪厄與《體育社會學計劃》

皮埃爾·布迪厄，20世紀世界著名社會學家。英國衛(wèi)報評價他為“許多人心目中的當代知名學者”，一位可與?？?、巴特、拉崗等比眉的思想家。同時他的幾篇論文成為法國體育社會學的奠基之作?！扼w育社會學計劃》選自布迪厄1987年出版的作品集《說過的話》(《Choses Dits》)，源于198年11月，作為小組研究《身體生活與游戲》的前言，1983年7月;在“體育、社會階層與亞文化”國際社會科學會議(I.C.S.S)上宣講。該論文被看作法國體育社會學的開篇之作，通過引人布迪厄場域論，對體育、運動參與現(xiàn)象進行了分析，并作出了一定的導向性理解，為日后法國乃至世界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礎。

2、《體育社會學計劃》的3個維度評析

2. 1與法國社會學理論間的傳承一反思關系

1)傳承結構主義理論。從思想淵源出發(fā)，布迪厄受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所以早期的布迪厄將自己的所有著作建立在結構范式之上，這使得他把分析的對象封閉在本質上屬于靜態(tài)決定論的系統(tǒng)之內(nèi)。在《體育社會學計劃》(簡稱《計劃》)中，清晰地體現(xiàn)了布迪厄的這種對思想淵源的傳承與反思。從傳承角度，布迪厄，認為，為了能構建一種體育社會學，首先應做到，不能將某項體育運動從體育運動參與形式的整體中割裂出來進行分析，應當將運動參與空間視為一個系統(tǒng)，在這個系統(tǒng)中，每個因素都能獲得相應的價值。再者，從運動參與的方式選擇和欣賞運動參與行為的角度看，都與物質世界和社會關聯(lián)，形成決定個人偏好體系的各種因素。由此可以看到，布迪厄所希望構建的體育社會學理論是建立在結構主義的范式之下，傳承了涂爾干所開創(chuàng)的法國結構主義社會學的特質。

2)反思結構主義理論。由于結構主義存在的化約主義和繼而形成的過度化約性，使布迪厄面臨了結構主義者都面臨的悖論，即主體的缺席。從布迪厄對運動參與的研究角度出發(fā)，他首先承認“它陣育運動)的一個特點是構建了運動參與領域的種種結構”，但是立刻，他認為:“體育運動的空間，并木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空間，它被實踐參與和消費的各種領域所接受。”在實踐研究層面上，《計劃》也提出了對結構主又社會學所帶來的某種局限性的批判。如“寧可滿足于僅僅了解那些未知現(xiàn)實的支末，而決不提出問題，這就好像學術理論大師先構建了一個理論框架草圖，然后從內(nèi)部詳細地打造理論細部”。但是，“運動參與的歷史不再僅僅是一段模式化的歷史，而是具備一種系統(tǒng)化的變遷”。由于這種研究傾向，會導致理論和現(xiàn)實在某種程度上的脫節(jié)。在具體的調查分析方式上，布迪厄在《計劃》中也反思了統(tǒng)計學在調查中的作用。他認為統(tǒng)計學的方式“掩蓋了運動參與的一種分散性”，忽視了“在相同的名稱下，不同的參與方式的共同存在”和“參與者的社會多樣性”。

2. 2折射特定的社會狀況

布迪厄的學術黃金期及提出《計劃》的時間正處于20世紀80年代，是后現(xiàn)代思潮風靡的時代。首先是對社會狀況的一種質疑，如美國高校中，黑人運動員的生活狀況，以及在現(xiàn)實社會中，體育社會學發(fā)展中所存在悖論:“一部分相當了解體育的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描述體育，而一些具備描述能力的人卻不了解體育并且還經(jīng)常蔑視體育，或以錯誤或者偏差的形式來看待體育?！痹僬?，《計劃》也對某些新的運動參與方式加以關注，并以繁盛的體育發(fā)展現(xiàn)狀來質疑相對固定的體育概念。如《計劃》中對Christian Pociello研究的引用，以展現(xiàn)對橄欖球運動定義的歷史變遷。從而得出結論:“體育這一概念下所形成的社會適應性會在社會客觀性中被凸顯出來，它實現(xiàn)的方式是通過一個特性整體來實現(xiàn)，然而這一特性卻不僅僅是由純粹的技術性定義來確定?！?/p>

由此可見，《計劃》所引領的法國體育社會學思想，不僅關注和折射了當代運動參與變遷的過程，同時也對原有的社會學解釋進行了反思與剖析。

2. 3為人類理解社會提供新的視角

1)場域論在體育社會學中的應用?！皥鲇颉备拍钍怯刹嫉隙蛱岢?，并逐漸引人社會學、體育社會學研究之中。它是一種關系模式，所指的是在這種關系模式中，具有支配和規(guī)約功能的權力集合。從布迪厄的分析看，“在一個場域中，各種因素和各種機制是以多種不同的力量的形式，在一個建構性的規(guī)則下和一定的游戲空間中，處于相互角力之中，但是，當在這個場域中支配方已經(jīng)有辦法消除抵抗和對支配權的質疑”。由此，布迪厄引人了場域概念與場域分析的方法，如從社會整體角度出發(fā)，對發(fā)生在社會某一層次的體育現(xiàn)象進行把握，比如，從參與運動人員的社會地位調查來分析參與者的分布狀況;通過對協(xié)會會員的數(shù)目、協(xié)會經(jīng)濟實力、協(xié)會領導者社會特性等等方面進行調查，來分析不同協(xié)會的差異。

2)身體社會學在體育社會學中的引人與應用。由于體育運動有較多的身體活動的成分，布迪厄在《計劃》中也關注了身體的社會符號意義，以及建構身體社會學研究的目的和發(fā)展方向。在《計劃》的開篇中，布迪厄就提及了在體育運動中身體的特殊地位和研究身體的理論意義，并展開了相關的研究維度，具體表現(xiàn)為“人們對他們所欣賞的身體的描述和對個體間身體關系”。這兩種研究的維度同時可以體現(xiàn)在現(xiàn)實社會層面和歷史層面上，前者體現(xiàn)在比較不同運動中，參與者之間身體距離以及之中存在的社會干預問題:“比如他們會采用身體直接接觸的形式，像身體對身體，比如角斗、橄欖球;或與之相反的，對所有身體接觸都有排斥，如高爾夫球，或者用球來作為接觸的中介，比如網(wǎng)球，或以器械作為接觸的中介，如劍術”;而后者，在歷史層面上，布迪厄引人的分析方式對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體育運動中，對人們理解身體的方式進行分析，集中體現(xiàn)在語詞的描述中。

3、結論

1)作為法國體育社會學的開篇之作，《計劃》形成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既傳承又反思了法國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與成果，又在新的視角下折射了當代運動參與現(xiàn)狀的變遷，并為人們的理智提供新的思考維度。

在當前法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也繼承了布迪厄的場域研究的傳統(tǒng)，也拓展了身體社會學的研究。在身體社會學的探討領域，將體育運動的身體符號意義拓展至廣告等大眾傳媒中，與更多的社會學研究成果相互交匯，以獲得更為全面具體的認識。

2)法國體育社會學對我國相關研究的啟發(fā)。

(1)對概念定義的反思。目前國內(nèi)體育界對體育概念的定義眾說紛紜，提出了多種有益的研究維度，尤其在體育概念的各種屬性上有較多的描述和爭論，所沿用的主要方法是屬加種差的方式。但是隨著體育運動與其他身體運動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衍生出大量規(guī)則性、競技性程度不同的運動參與形式，所以，從體育的歸屬來說，明確的概念形式一直受到挑戰(zhàn)，從種差來說，新的運動形式的產(chǎn)生，以及運動形式之間邊界的模糊，規(guī)則在不同場域下的變化，使種差也失去了較大的明確性。布迪厄開創(chuàng)的法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另辟蹊徑?！队媱潯分兴岢龅膹纳鐣陀^性和社會學整體性的角度來凸顯體育概念，承認官方性定義對某些參與形式的排斥和吸納，試圖從社會文化史的維度，去解讀體育概念形成的過程，發(fā)現(xiàn)其背后隱含的社會性、歷史性因素。這對我國目前體育概念的診釋，是新的思考方式，即以描述過程來分析背景，繼而凸顯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