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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取得巨大成就，解決了以往區(qū)域扶貧政策下難以解決的一些問題，但從湖南部分地區(qū)走訪調查的情況來看，對貧困的認知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價值觀脫貧”應成為“精準扶貧”的長期追求。針對不同貧困人群的特點，采取相應對策，實現(xiàn)人的行為層面、文化層面和經(jīng)濟成本層面“價值觀脫貧”才是真脫貧的出路。

關鍵詞：精準扶貧；價值觀脫貧；貧困依賴；貧困認知排斥

2017年已是國家實施精準扶貧政策的第四年，這一扶貧宏觀政策的轉向在短短幾年中對微觀主體收效頗為顯著，改變了以往扶貧資金分配“撒胡椒粉”式的低效率配給，也將多年來中央對貧困區(qū)域的關注逐漸轉移到對真正貧困人群的關注。這一轉變既是國家扶貧政策頂層設計與時俱進的表現(xiàn)，同時也是多年來貧困地區(qū)發(fā)展內在邏輯的必然要求。如何讓貧困者更有尊嚴地獲取公共資源是在近些年主流社會政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本文課題組從“精準扶貧”在湖南省已經(jīng)取得的效果出發(fā)，在獲取的樣本中研究該政策在當前實施過程中尚不能很好解決的貧困難題，從而提出“價值觀脫貧”這一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并對如何實現(xiàn)“價值觀脫貧”做了初步研究。

一、“精準扶貧”政策解決了原有扶貧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過去較長一段時間，我國農村扶貧政策主要是區(qū)域性投放，簡單而言就是按照標準選擇一定的貧困區(qū)域進行重點扶持。這種選擇視角下，我國圈定了大批貧困縣、村，2011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fā)綱要（2011—2020）》中，我國保留了592個扶貧工作重點縣和12.8萬個貧困村，同時國家又確定了14個連片特困區(qū)域。需要認識到的是：第一，我國三十多年的扶貧工作成效明顯，減少了近7億的貧困人口，貢獻了全球減貧數(shù)據(jù)的90%；第二，原有的扶貧政策在新的發(fā)展階段生力不足，對具體貧困情況把握不到位，扶貧資金利用效率低下，對大量貧困人群存在瞄準偏差。而“精準扶貧”政策的推出正是經(jīng)濟新常態(tài)下扶貧工作內生需求和外生動力的合力所歸，能在現(xiàn)有扶貧范式下更好解決原來普遍存在貧困識別低、資金效率低、瞄準偏差等問題。（一）基本解決了貧困區(qū)域粗獷劃分的問題。2014年之前，國家的扶貧政策關注的是區(qū)域性貧困，這樣扶貧資金的目標就是到地點。一定時期內，這種扶貧政策對區(qū)域性經(jīng)濟開發(fā)起到較好的帶動作用，但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資金的邊際效用遞減，中央扶貧資金在貧困區(qū)域內看似“大水漫灌”，但實際到貧困個體，就像“撒胡椒粉”，效用不大。區(qū)域粗獷劃分另一個不良后果是，部分縣、區(qū)以評上貧困縣為榮。因能獲得大量扶貧資金，甚至有些區(qū)域按經(jīng)濟標準衡量實際已經(jīng)脫貧，但仍不肯摘下貧困的帽子。而精準扶貧就能很好地解決貧困識別問題，精準扶貧正是對粗獷式扶貧的矯正，它要求“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通俗說就是針對貧困人群，誰貧困就扶持誰。這樣就讓整個政策層面對原有的區(qū)域劃分進行更深入的人群識別，達到扶貧政策一定落在貧困人群上的效果。（二）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扶貧資金的漏出問題。扶貧資金到不了真正困難群眾的手中是多年來上層擔憂而基層無奈的重大扶貧難題，這一難題一方面邏輯上和扶貧政策的區(qū)域瞄準相關，另一方面也與基層操作違規(guī)相關。由于資金本身的逐利性，很難避免區(qū)域投放的扶貧資金在實際運作中挪作他用。而精準扶貧政策的核心關注點是人和戶，這就使得資金在投放和運作時，一定要到人到戶到具體項目，即使是不直接到人的帶動型項目，也要在后期效果評價中說明該項目對具體貧困人群的幫扶作用。這樣一來，扶貧資金就能夠效率較高的進入真實困難群眾家庭。（三）較大程度上消除了扶貧對象的瞄準偏差。世界銀行在描述社會政策的瞄準機制時就提到：“瞄準機制的主要目標是將更多的資源分配給人口中最貧困的群體”（WorldBank，2004）。有學者也曾寫文章指出（汪三貴，2015）[1]，在我國近50%的調查樣本中，是難于將資源分配給最需要的人群的。而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原有的區(qū)域性扶貧框架中，資金投放進入?yún)^(qū)域后運作由權力機構進行，權力機構要對資金進行自我認知下的二次分配，這種分配更傾向于能給分配機構帶來更豐厚社會回報效應的主體，如一些非農業(yè)項目、能夠帶來較好收益的非貧困戶等；另一方面由于真實貧困人群的“貧困認知排斥”，常常在扶貧資金博弈中處于劣勢?！啊珳史鲐殹氖滓蝿站褪恰珳首R別’貧困者并實現(xiàn)扶貧資源的精準分配，從而解決扶貧和社會救助中的‘瞄準偏差’問題，這是實現(xiàn)‘精準扶貧’的前提保障和內在要求?！盵2]在“精準識別”方面，國家制定的標準是2013年人均純收入低于2736元的貧困家庭和人口。具體識別中，還可以根據(jù)區(qū)域不同經(jīng)濟水平進行調整，但到人到戶的精準要求基本能保證在該區(qū)域內收入偏低的人口全部被識別出來。

二、目前“精準扶貧”工作中仍需解決的問題

如前文所述，“精準扶貧”政策解決了以往很多長期存在但在原有框架內難于解決的問題，其政策效果有目共睹。但課題組在長達一年的湖南基層扶貧走訪中發(fā)現(xiàn)，由于省內地理環(huán)境多樣，多民族聚居，文化差異明顯，有部分貧困人群在現(xiàn)有“精準扶貧”框架內試圖在2020年期限到來前實現(xiàn)真正脫貧仍舊困難重重。（一）“貧困依賴”人群?！柏毨б蕾嚒比巳捍蠖际怯捎谠谶^去享受了扶貧政策帶來的好處，從而逐漸產生“貧困利好”的心理依賴，最終將貧困視為必要生活資源。這部分人群既有分散的，也有集聚的。分散的一般是村中的“刺頭”“能鬧的”，不愿意通過自身勞動解決貧困問題，而是長期通過威脅村干部、上訪等激烈行為獲得扶貧資源。這種分散個體除了自身占用扶貧資源外，還會帶來傳播和仿效效應，但凡遇到事情，區(qū)域內又會有其他的人模仿這種舉動要求獲得扶貧資源。集聚型“貧困依賴”更為嚴重，是一個村乃至村中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再通過自身勞動走出貧困，而是長時期依賴國家扶貧資金生活。在這些人群中最核心的問題是他們的整體價值觀已經(jīng)扭曲，認為還去進行農務勞作是“蠢的”，而通過關系，通過村干部“努力”，“大家一起貧困”，享受“貧困利好”才是“有本事的”。（二）“貧困認知排斥”和“貧困認識無感”人群。將文化認知視角納入貧困研究是國內外學界都在進行的課題，國外的研究起步較早，更為中性，“它是指整體社會或地方性社會中被行動者內化的價值觀，一般包括民眾對貧困的看法、對社會政策的觀點以及對‘福利獲取’的體驗?！盵3]國內沿襲國外的研究觀點，進一步將文化認知和貧困認知關聯(lián)，即關注扶貧政策的“文化相容性”：“作為公共干預的社會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特定情境中的地方性文化價值所接受”[2]。這一貼近中國農村文化現(xiàn)實的研究背后假設是:如果在一定區(qū)域內貧困與羞恥感緊密相連，則有可能導致福利污名化。這種文化導向性一方面會讓真正貧困的人群產生強烈“貧困認知排斥”，即不愿意承認自身貧困，繼而對扶貧政策排斥或不接受；另一方面也會帶來“貧困認識無感”的困局，即進行識別的人群認定該對象貧困，但被識別對象不認可自身貧困，或在自身認知領域內缺失貧困概念，繼而認為國家政策是沒事找事。在調研組參與的扶貧摸底走訪和獻策會議中，有些地區(qū)村民的冷漠態(tài)度起初令研究者不解，隨著樣本的增多課題組逐漸認識到其與內生文化的深刻關連。包括對扶貧工作中的建檔立卡，有很多被定為貧困對象的人在調研訪談中顯示出了對扶貧工作的極度不關心。（三）靠自身力量和政策都無法脫貧的人群。此外，還有部分因各種原因喪失或沒有勞動力的貧困人口，如老齡、幼齡、重病、精神病人等，在重度貧困區(qū)域呈現(xiàn)聚集分布。加之目前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使得村落凋敝，留守人口勞動力低下，即使有政策、資源和資金，也難于讓此類人群短時期內脫貧。對于這種情況國家目前采取的政策是易地搬遷安置和低保政策兜底。課題組認為政策導向性很正確，但在具體操作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易地搬遷安置“一刀切”情況，所有村民不管貧困與否全部搬到靠近城鎮(zhèn)周圍的集中安置點，而隨后部分不情愿搬遷的村民又自行搬回，安置點部分房屋長期空置。低保兜底政策和目前的精準扶貧看似不沖突，但實際上是“兩線兩庫分離”狀態(tài)。目前我國官方貧困標準實際上有兩條：第一條是扶貧部門所采用的國家貧困線；第二條是民政部門所采用的城鄉(xiāng)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這就形成了我國農村扶貧標準和低保標準“兩線分離”的狀態(tài)。農村扶貧標準對應著扶貧對象數(shù)據(jù)庫，低保標準對應著低保對象數(shù)據(jù)庫，這樣就形成了“兩庫分離”的局面，這種情況下所產生的兩套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成為銜接工作面臨的一大難題。這就導致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低保戶、貧困戶、貧困低保交叉戶在各地不同情況下區(qū)分不清晰，不少地方一直存在著既享受扶貧政策又享受低保政策的群體。

三、“價值觀脫貧”的提出邏輯

針對上述在“精準扶貧”政策下依舊難以解決的問題，課題組經(jīng)過多次探討提出“價值觀脫貧”這一扶貧思想，認為在當前我國社會形勢下，貧困問題復雜多樣，剩下的大都是“難啃的骨頭”，而這些問題往往根植于文化，并非在限定時間內就能真正解決的。只有在長期中，才能慢慢解決貧困人群價值觀上的扭曲和偏移。（一）在“精準扶貧”觀點下對人的行為的深入認知。在“精準扶貧”四年的行動中，通過走村入戶、建檔立卡、深入交流、扶貧項目引入等等，可以說但凡參加扶貧的干部群眾都對貧困有了新的認識，在課題組一年的走訪、調研和座談中，不論是參與扶貧的對口單位人員還是長期駐守扶貧一線的村干部都十分贊同提出的“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而同時也感受到了當前究竟如何“扶志與智”的措施乏力。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貧困依賴”“貧困認知排斥”“貧困認識無感”人群，都是在自己的價值觀局限里面長期形成的一種認知，較難在短期內通過利好政策轉變這種認知。（二）在文化層次上對個人行為的剖析。長期生活在貧困環(huán)境中的人們由于文化習俗、價值取向、思維定勢的沉淀，“實際是貧困者對貧困的一種適應和自我保護”[4]。一旦將貧困放入大的文化視域去衡量，學界一般都會更加寬容貧困人群的“貧困認知排斥”和“貧困認識無感”，同時也會矯正自我對貧困的認知，更多的將其視為一種中性存在。但無法回避的是，人都是有對資源更加豐富的生活的向往的，在同一個國境內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對社會安定不利同時亦違背日益覺醒的社會良知。從文化角度看，要解決這種貧困文化困境，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用一種更為先進的文化去替代和改造舊的文化。價值觀改造是一個最基本的切入口，貧困人群如果能首先覺醒于自身貧困，認識到自己在現(xiàn)有政策的扶植下是可以改變命運的，同時認可通過自身勞動獲取更多資源、使生活更為富足是光榮的，即實現(xiàn)了“價值觀脫貧”。而一旦實現(xiàn)“價值觀脫貧”，可以預期的是要么此人就已經(jīng)脫貧，要么在不遠的將來也必然實現(xiàn)脫貧，因為在動力和政策都到位的情況下，脫貧只是時間問題。（三）在“精準扶貧”政策經(jīng)濟成本上的考量。課題組在一些以前戴帽的“貧困村”走訪發(fā)現(xiàn)，公路、水利等基礎設施都已齊備，但不論是村干部還是農戶都一再申明還是很窮、困難還很多，根本原因就在于“等、要、靠”思想。這種思想不轉變，國家再多的投入也難以帶動當?shù)孛窀幻駨?。因此，課題組提出“價值觀脫貧”也是從“精準扶貧”的經(jīng)濟投入長效性考量，一地將貧困視為利好資源且長期得到資助，則難免陷入“福利陷阱”，那么國家再多的投入也僅僅是“養(yǎng)懶漢”，這種時候必須有“價值觀脫貧”的介入，讓人們從價值觀的角度認識到靠國家長期支持過日子“不值得提倡”，而且意識到這種資助是有限度的，必須通過政策和自身能力結合才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精準扶貧”政策在這些區(qū)域才能踏上正途。

四、如何在“精準扶貧”政策中嵌入“價值觀脫貧”

“價值觀脫貧”是“精準扶貧”的攻堅戰(zhàn)，因其涉及人們長期以來認可的文化和形成的思想，試圖在短期內解決問題是不現(xiàn)實的，一定要做好長期努力的準備。宏觀層面要有足夠的耐心，而處于基層的扶貧機構、組織和個人則更要有耐心和創(chuàng)見，通過一些具體行動形成思想傳播和文化輻射，宣傳正能量、樹立典范案例或人物，用直觀的感受和體驗帶動貧困人群實現(xiàn)“價值觀脫貧”。（一）樹立積極上進榜樣形象——大戶輻射力量的利用。通過當?shù)卮髴魩迂毨裘撠毷情L期以來扶貧經(jīng)驗中的重要一條，雖然詬病也有，諸如口子一開金融資源完全偏向大戶，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但除了產業(yè)方面的經(jīng)濟驅動力量外，大戶在小范圍內的精神輻射力量是非常顯著的，在區(qū)域內樹立了通過自身勤勞奮斗能夠過上更好生活典范，而且逐漸形成風氣，“等、要、靠”的思想就會逐漸被視為是不值得稱贊的，人們會潛移默化的擺脫“貧困依賴”，進而走向靠自身勞動的致富之路。不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貧困戶對于大戶究竟是自身努力致富還是靠關系致富非常在意，這也是課題組在基層調研時一個深刻體會：究竟是“有關系”還是“有本事”，對人們的價值觀取向影響很大，若是前者大家就會覺得自己再努力也沒有用，若是后者則會明顯產生驅動力。因此，基層扶貧工作者在處理此類復雜人際關系和人際認知時，如何引導貧困戶的認知是精細的思想工作，也是實現(xiàn)“價值觀脫貧”的起點工程。（二）淡化身份認知。以目前的扶貧行動來看，既有長期駐守的扶貧工作組和村干部，又有聯(lián)系單位，實際上貧困身份識別應該是非常精準的。而被識別的貧困人群，一旦在文化中存在貧困認知排斥，就會對其他主體反復確認其貧困身份感到厭惡，繼而就會對實施的扶貧政策不理睬、不參與。因此課題組建議，在當前“精準扶貧”視域下，對此類貧困人群采取引導行動為主，從一開始就要淡化身份認知，即只針對人群和地域引入能夠幫助脫貧的產業(yè)、措施、辦法、行動，只宣傳參與相關政策或舉措后可能會得到什么好處，將人群針對性隱藏。這樣就能保護實際貧困人群的內心文化認同，對政策不產生排斥，同時用更好的行動引導他們走出貧困，讓新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地進入認知。（三）村落、人群保留開發(fā)機制創(chuàng)新。課題組走訪的部分鄉(xiāng)村，地理位置偏僻，離城鎮(zhèn)有一定距離，但實觀其村落，環(huán)境優(yōu)美，中國南方古村落建設風格明顯，有我國文化中“阡陌交通，雞犬相聞”之美感。這類村中的貧困戶則是更容易產生“貧困認識無感”人群。因其祖祖輩輩生活都是如此，被認定的貧困人口走出該區(qū)域有對比時才認可自身貧窮，在區(qū)域中長期生活時實際是完全無感于貧困境遇的。隨著社會發(fā)展、開放、融合，城鎮(zhèn)化率的顯著提高，此類偏僻村落反而逐漸成為稀缺資源?！熬G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會在人類的文化溯源中進一步得到驗證。因此，課題組建議對于此類貧困人群和村落，要從經(jīng)濟和文化兩個角度來創(chuàng)新其保留開發(fā)機制。愿意易地搬遷安置的可以搬遷，這樣便于管理的高效化，而不愿意搬遷的，則尊重其意愿，對村落的保留與開發(fā)也要以村民的意愿為準則。（四）明晰保底政策。對于通過自身力量無法脫貧的人群，“精準扶貧”政策指向中實際是很明確的：即采取低保政策兜底。但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在目前精準扶貧如何與農村低保有效銜接還是個待解決的問題。低保制度是我國社會救助中的底層“安全網(wǎng)”，農村低保一直在我國扶貧開發(fā)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力求對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xiàn)“應保盡?！?，因此大部分時候在不同區(qū)域保障的標準不太一樣，較為粗放。而精準扶貧是“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兩者施策起點不一樣，因此制度銜接成本較高。課題組認為，應該逐步將低保政策瞄準無力脫貧人群，讓貧困人群認識到低保只是兜底，真正要脫貧必須依靠自身力量，即“價值觀脫貧”的一個基本思想指向：只有沒有勞動能力的人才需要低保，低保只保障基本生活，但凡有勞動能力的人就應該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政策輔助下走出貧困，為更好更富足的生活而奮斗。

課題組在一年的走訪中強烈感受到“扶貧先扶智，扶貧必扶志”的深刻意義，貧困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動態(tài)性決定了我國貧困治理的復合性、系統(tǒng)性和創(chuàng)新性。湖南省作為內陸省份，地理環(huán)境多樣，多民族聚居，其間的各類貧困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提出的“價值觀脫貧”僅僅是對不同貧困情況的長遠脫貧目標做一個文化價值觀判斷，需要研究者進一步深入探討實現(xiàn)它的各類可能舉措，同時也需要研究者反觀自身對貧困這種社會狀態(tài)的認識，并且更加開放和多角度的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汪三貴,郭子豪.論中國的精準扶貧[J].貴州社會科學,2015(5):147-150.

[2]李棉管.技術難題、政治過程與文化結果——“瞄準偏差”的三種研究視角及其對中國“精準扶貧”的啟示[J].社會學研究,2017(1):241-246.

[3]Edmonds…E…V.…Targeting…child…benefits…in…a…transition…economy[J].…Economics…of…Transition,…2005(1):187-210.

[4]付耀華,石興安.“貧困文化”視域下滇西邊境片區(qū)“貧困加劇、回歸、潛伏”精準扶貧研究[J].中國名城,2016(9):32-36.

作者:吳楠 單位:中共湖南省委直屬機關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