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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郭沫若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偉大的詩人、戲劇家，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創(chuàng)者，他很早就接受了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并使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社會，同時，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從事歷史劇創(chuàng)作，取得了豐碩的文學成果?！肚肥枪魵v史劇的代表作，體現(xiàn)了唯物史觀的人民本位的思想，但由于作者當時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還不充分，使人物形象設置出現(xiàn)了矛盾之處。研究郭沫若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能幫助廣大劇作者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科學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

【關鍵詞】郭沫若；唯物史觀；歷史??；《屈原》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郭沫若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詩人和劇作家”[1]，他的歷史劇思想深刻、藝術魅力豐富，對中國話劇藝術現(xiàn)代化、民族化的進程產(chǎn)生了巨大的推進作用?！肚肥枪魵v史劇的代表作，他自覺將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融入創(chuàng)作，重新詮釋了屈原其人其事，豐富了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精神內涵，體現(xiàn)出深厚的思想價值，并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普及了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但作為早期研究者，郭沫若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還不充分，因此，《屈原》對唯物史觀的呈現(xiàn)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分析唯物史觀思想在《屈原》一劇中的體現(xiàn)與局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郭沫若的文學及史學思想。

一、郭沫若對唯物史觀的接受

1912年，郭沫若遠赴日本學醫(yī)，旅日期間，郭沫若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1924年5月，郭沫若翻譯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該書從經(jīng)濟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性，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必將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規(guī)律。此書雖略顯粗糙，但已體現(xiàn)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此前，郭沫若已經(jīng)零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部分觀點和術語，但正是在翻譯該書的過程中，他才系統(tǒng)地學習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并因此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為了共產(chǎn)主義者。在同年致成仿吾的信件中郭沫若寫道：“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于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于社會革命懷著信心，如今更得著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情感作用了”[2]，1959年，在給青年文學愛好者的回信中，他表示：“（通過翻譯）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了，從此我初步轉向馬克思主義方面來。”[2]1927年，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以失敗告終，次年，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艱難歲月里，他的史學研究卻取得了輝煌成果。1930年，他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該書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全過程，并且從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出發(fā)論證了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發(fā)展的共通性，對中國古代歷史的分期提出了別具一格的新看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首次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及歷史的著作，為中國歷史理論研究開辟了新天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唯物史觀在《屈原》中的體現(xiàn)

蟄居日本期間，郭沫若完成了《屈原研究》一文，該文運用唯物史觀的方法闡述了屈原時代的社會、經(jīng)濟和階級狀況，重申了屈原作品的文學和思想意義。同時，郭沫若又將《離騷》等詩譯為白話，推動其在普通民眾間的傳播?？箲?zhàn)時期，端午節(jié)被定為紀念屈原文學成就和愛國精神的“詩人節(jié)”。郭沫若本來就對屈原深有研究，此時，特殊的文化情境更激發(fā)了他的熱情，在第六屆詩人節(jié)上，他根據(jù)《離騷》中“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詩句和屈原采用的民歌體裁，認定屈原是一位真正尊重、關懷和愛護人民的詩人[3]。歷史劇《屈原》的發(fā)表與上演更是將紀念活動推向高潮，在這部歷史劇中，郭沫若立足唯物史觀，結合自己的相關研究，將屈原塑造成了一個心懷中國統(tǒng)一理想、以人民群眾為本位的人民詩人。《屈原》的唯物史觀主要體現(xiàn)在郭沫若以人民為本位的創(chuàng)作思想上。唯物史觀是一門關于現(xiàn)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的科學，起點和歸宿都是現(xiàn)實中的人，包含三方面的含義：第一，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chǎn)的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人“從事的物質活動決定了其他社會活動的根本性質和方向”；第二，人總是處在一定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孤立、個體的人；第三，人依靠自己從事的物質活動推動自身的物質和精神力量不斷發(fā)展，不存在永恒不變的人性[4]。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了社會的物質基礎，其有意識、有目的的社會活動推動了社會的發(fā)展，決定了社會的變革方向，因此，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5]。這便是唯物史觀人民本位思想的科學內涵。郭沫若在《走向人民的文藝》一文中明確指出，文藝應當是人民群眾的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離開人民，文學藝術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失去了生命[6]。這表明，他的文藝思想已經(jīng)接受了人民本位的觀點。在《屈原》中，作者人民本位的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歷史劇的體裁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歷史劇的體裁戲劇作為一種源自西方的文藝形式，最初傳入我國時被稱作“文明新戲”。顧名思義，它的首要職責就是傳播新文明社會的價值觀念，發(fā)揮社會教育功能。董健認為，觀眾在戲劇觀演過程中是直接在場的參與者，所以，戲劇比其他藝術形式更易使接受者產(chǎn)生共鳴，因而，戲劇文化整合功能更強，更容易將創(chuàng)作者的思想傳達給觀眾[7]；郭沫若也在《戲劇與民主》一文中指出，戲劇是距離人民的生活最近、最為人民所接受的藝術形式[6]。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為文學藝術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歷史也是群眾最喜聞樂見的題材，因此，郭沫若采用歷史題材更易為普羅大眾接受。郭沫若是歷史學家，但他的歷史劇絕無許多學者型作家膠柱鼓瑟的缺陷。他認為，歷史劇畢竟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不同于歷史研究；歷史研究必須實事求是，而歷史劇創(chuàng)作卻可以“失事求似”：主干劇情和重要人物的主要性格不能與史實相悖，但旁枝之處可以根據(jù)作家的需要而自由發(fā)揮，以發(fā)掘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精神與現(xiàn)代價值的相通之處及其現(xiàn)實意義[8]。戰(zhàn)國末期的秦國有如虎狼，楚國頹勢已顯，但幾代楚王卻尋歡作樂、不思進取。屈原屢次勸諫無果，終遭流放，最后自沉江中。屈原的故事在我國家喻戶曉，郭沫若敏銳注意到了屈原的時代與當時形勢的相似處：抗日戰(zhàn)爭正值膠著，國民黨政府卻偏安西南、消極抗日，思想控制也日益加強，因此，屈原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必與時人思想相通，以屈原為題材必然能夠最大限度向人民群眾宣傳反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并倡導積極抗日的革命與愛國情懷。郭沫若吸收了唯物史觀的人民本位思想，采用了最能為人民群眾所接受的歷史劇體裁，不僅踐行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認為文藝應當服務人民群眾的觀點，而且反映了時代精神和人民的心聲。（二）人物形象的塑造《屈原》一劇唯物史觀人民本位的思想還體現(xiàn)在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西方文藝史上的戲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輕視人民的傾向，以西方戲劇的正統(tǒng)體裁——悲劇為例，雷蒙·威廉斯認為，在西方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的悲劇中，悲劇人物往往是“反抗社會并渴望自由的個體解放者”[9]。在這種視角下，人民群眾被認為是顢頇的烏合之眾，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由他們組成的社會也一樣混亂盲目，等待著擁有先進思想的主人公的啟迪。這種精英觀念顛倒了杰出人物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忽略了人民群眾在歷史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因此，對于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家而言，塑造人民群眾的形象，表現(xiàn)其與杰出人物的關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如前文所述，郭沫若極力將屈原塑造為“人民詩人”。屈原在剛出場時便教導宋玉說，自己的文學追求是要向民歌民謠學習，以擺脫陳腐僵化的“雅頌”之音，傳達出真正具有人性的內容[10]；后文中的釣者表示，“用詩歌來申訴人民疾苦”的唯有屈原一人[10]；援救了屈原的衛(wèi)士稱屈原是熱愛真理與正義、抵御強暴、保家衛(wèi)國之精神的代表[10]?？梢哉f，本劇中的屈原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英雄，并且不是郭沫若早期作品中那種高度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浪漫主義的英雄，而是一個體現(xiàn)著人民本位思想、服務于無產(chǎn)階級政治觀念的新英雄。與屈原形象相映成趣的是劇中嬋娟、釣者、衛(wèi)士三個形象。嬋娟本是屈原侍女，隨侍屈原時耳濡目染，也學習了他熱愛人民的情懷，在屈原遭革職失勢后仍然堅定跟隨他，這使她與趨炎附勢的宋玉高下立判，最終，她還飲下了他人為屈原準備的毒酒而英勇犧牲。釣者雖只是普通百姓，卻不畏強權，敢于直斥南后陷害忠良。衛(wèi)士潛入屈原被囚的廟中解救了他，接近于傳統(tǒng)文學中行俠仗義的俠客形象。唯物史觀認為，“人民”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有不同的具體內涵，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人民”所指的都是從事物質生產(chǎn)活動的勞動人民，可以說，《屈原》中的嬋娟、釣者和衛(wèi)士就是當時勞動人民的代表，雖然他們在劇中均為次要人物，但郭沫若仍給予了他們足夠關注，挖掘出了他們的美好品質。

三、《屈原》在唯物史觀的理解上的局限

郭沫若是中國最早采取唯物史觀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社會的學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事業(yè)有開山之功，但也正因其早，他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尚有不充分處，這也間接體現(xiàn)在了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西方自由人文主義者往往認為，人性是永恒不變的，一個人的性格也根深蒂固、不可更改，超越任何環(huán)境和社會的影響[11]——這種觀點直接影響了西方文藝創(chuàng)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尤以盛行于17世紀的法國新古典主義文學為甚。新古典主義者主張從特定年齡和職業(yè)的人物中抽取出一種“普遍”的性格特征，將這種性格作為一類人群的“人性本質”，并且始終保持性格固定不變，拒絕任何發(fā)展變化[12]；以唯物史觀的視角審視，這樣的人物是立不住的。唯物史觀中的人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中活動和發(fā)展著的、從事實踐活動的現(xiàn)實的人，因此，人性并非空無所依，必須依賴于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來表現(xiàn)。布萊希特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chǎn)階級戲劇把表現(xiàn)的對象變成沒有時間性的東西。對人的表現(xiàn)則依賴所謂的永恒的人性”[13]。從這個角度審視《屈原》，我們會發(fā)現(xiàn)，屈原的歷史身份并不完全符合作者的政治意圖。屈原身為奴隸主貴族，畢竟與勞動人民地位懸殊，對百姓的關懷是自上而下的同情，而不能用同等的眼光打量人民，更不能幫助他們實現(xiàn)解放；這也決定了郭沫若在刻畫屈原人民本位的思想時，只能止于屈原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關心百姓的行為上，無法令屈原更進一步通過實際行動改革社會。郭沫若試圖借《屈原》鼓舞抗日士氣，批判國民黨的黑暗統(tǒng)治，表達對祖國早日實現(xiàn)和平與統(tǒng)一的殷切希望，故以劇中昏庸的楚王象征腐朽的國民政府，以張儀等秦國勢力代表侵華日寇。在屈原的時代，秦國攻楚無疑屬于侵略戰(zhàn)爭，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恰恰又是中國大一統(tǒng)的必經(jīng)之路。郭沫若以秦國象征日寇，而秦國又恰恰是統(tǒng)一中國的推動者，因此，劇中反對侵略和追求統(tǒng)一的思想無法融合，屈原的形象與全劇的主題也出現(xiàn)了矛盾。

四、結語

郭沫若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偉大的文學家，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他用唯物史觀的方法分析歷史人物和事件，創(chuàng)作了歷史劇《屈原》，極大體現(xiàn)了人民本位的思想。但由于他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還不夠充分，沒有完全依照人物所處的歷史語境塑造人物形象，降低了全劇的思想魅力。

作者：白璟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