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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證明標準具備三大特征，即證明標準由法律所規(guī)定，其適用客體是案件事實，其適用主體是裁判者。我國現(xiàn)存的客觀真實證明標準在立法、理論、司法實踐中均存在一系列問題，“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表述過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審查階段適用的證明標準欠缺層次性等。因此，我國應重新建構刑事證明標準體系。

關鍵詞:刑事證明標準/客觀真實/法律真實/排除合理懷疑

一、刑事證明標準的概念

（一）證明標準由法律所規(guī)定

無論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證明標準，其都是由法律預先加以規(guī)定的。在刑事訴訟中，起訴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須承擔被告人有罪的證明責任，必須證明所控罪行已經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法國則在《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第342條規(guī)定了內心確信證明標準的公式，讓法官在作出判決時自問“你內心確信了嗎？”。

（二）證明標準的適用客體是案件事實

證明標準是指由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運用證據(jù)去證明案件事實所要達到的程度，是關于案件事實是否已經證明的尺度。證明標準的適用客體是案件事實，運用證據(jù)都是圍繞著案件事實這一客體進行的。證明標準就是用來衡量證據(jù)是否已達到證明案件事實這一客體的要求。

（三）證明標準的適用主體是裁判者

事物運用標準來衡量，總有一個運用標準的主體。在現(xiàn)代文明社會里，行使審判權的唯一主體是國家，國家再授權給相關機關的工作人員。因此最終運用證明標準的還是具體負責案件的國家相關機關的工作人員。根據(jù)案件進行的不同階段分別由負責案件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來作為案件的裁判者。證據(jù)是否達到立案的證明標準由警察或檢察官來裁判，是否達到起訴證明標準，由檢察官來裁判，是否達到有罪的證明標準，由法官來裁判。所以，證明標準的適用主體是裁判者。

根據(jù)證明標準的三大特征，我認為證明標準應定義為：法律規(guī)定審查判斷案件事實的人對案件事實作出裁判時，依據(jù)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的證據(jù)證明案件事實所應達到的程度。

二、我國立法中的刑事證明標準

（一）立法表述過于抽象

我國證據(jù)立法的條文過少，關于證明標準的條文更是微乎其微，規(guī)定得過于原則和籠統(tǒng)，遠不能適應司法實際的需要。簡單的一句“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就成為我國證明標準的標準公式。那到底什么樣才是事實清楚，什么樣才是證據(jù)確實、充分，如何做才能達到事實清楚，如何做才能做到證據(jù)確實、充分呢？我國的立法中并未敘及，顯得過于抽象，不夠具體。

（二）立法表述過于單一

我國刑事訴訟證明在立法中沒有按司法行政機關的不同職責進行分層表述，顯得過于單一。分析一下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條文我們對此就會有更清晰的認識。1.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立案的證明標準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fā)現(xiàn)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按照管轄范圍，立案偵查?！备鶕?jù)此條一般認為我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立案的證明標準是“發(fā)現(xiàn)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

2.公安機關將案件移送起訴的證明標準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guī)定：“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并且寫出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jù)一并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备鶕?jù)此條，公安機關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的證明標準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

3.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jù)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guī)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jù)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备鶕?jù)此條，一般認為我國檢察機關提公訴的證明標準是“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jù)確實、充分”。

4.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guī)定：在被告人最后陳述后，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jù)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jù)和有關的法律規(guī)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

（1）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依據(jù)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2）依據(jù)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3）證據(jù)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jù)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根據(jù)此條一般認為我國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對案件的審理在不同階段的證明標準有所不同。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立案的標準只是“發(fā)現(xiàn)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逮捕的證明標準要比立案高些，要求“有證據(jù)證明有犯罪事實”。而公安機關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要比前兩個階段高得多。要求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但是這些根據(jù)案件審理的不同階段所進行的分層是有限的，還沒能很好地反映出案件審理在不同階段對證明標準的真實要求。因為公安機關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的證明標準，與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也屬于相差很大的不同階段，對證明標準的要求應該是個階梯狀，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該要比公安機關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的證明標準要高，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也應比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要高。但立法卻將這三個不同階段的證明標準作了相同的要求。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顯得過于單一。

三、我國司法實踐中的刑事證明標準

（一）公安機關貫徹客觀真實標準

從理論上講，注重客觀真實是訴訟中的基本要求，挖掘案件真實，也是訴訟的最高境界。在客觀真實說指導下的客觀真實標準的實踐者們，盡職盡責地為挖掘案件真實，他們不惜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超期羈押，進行刑訊逼供。在他們看來，口供是證據(jù)之王，于是他們就自信地肯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不惜一切手段地讓犯罪嫌疑人招供，以此來查清案件事實，然后讓犯罪嫌疑人再招供犯罪證據(jù)之所在，公安機關再根據(jù)犯罪嫌疑人的指引去尋找證據(jù)。在強調尊重人權，寧可枉縱一千，不可錯殺一人的今天，導致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屢禁不止的片面強調客觀真實的客觀真實證明標準已經沒有繼續(xù)存在的必要了。

（二）檢察機關貫徹客觀真實標準

檢察機關貫徹客觀真實標準，自感難度大，不適于操作，于是用司法解釋的形式自定“兩個基本”的證明標準，即：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jù)確實充分。是對真實證明標準有所降低，以易于適用。

（三）法院貫徹客觀真實標準

梳理一下我國刑事判決書中關于證明程度的表述，我們便能更直觀地了解客觀真實證明標準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應用現(xiàn)狀。按照證明所達到的程度從高到低，從強到弱大致有以下幾種表述方式：

1.證據(jù)非常充分，完全沒有疑問的，在裁判文書中鏗鏘有力地表述為“證據(jù)確實充分”。

2.證據(jù)雖然也很充分，但法官認為尚未達到確鑿無疑程度的（如被告否認，但其他證據(jù)充分），表述為“足以認定”。

3.證明標準不是很高，但也達到了認定事實程度，不作為主觀評價而客觀敘述為“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jù)予以證實”。

4.證據(jù)相對較弱，但法官認為能認定事實的，表述為“上述證據(jù)能夠相互印證（或互有聯(lián)系）形成鎖鏈，對事實予以認定。這是間接證據(jù)定案的情況下使用較多。

5.雙方證據(jù)相互矛盾，無法排除，法官經取舍作出判斷的，表述為”證據(jù)間產生的對抗和矛盾不能排除，故事實不能認定，這多在：“一對一”的證據(jù)和雙方證據(jù)沖突，法官有疑問的情況下出現(xiàn)。

6.雖有一些證據(jù)但法官認為認定事實沒有把握的，表述為“不足以推翻（或不足以認定）”。

7.明顯地證據(jù)不足的表述為“證據(jù)不足（或依據(jù)不充分），事實不能認定”。

上述前四種為證明程度不同但都達到了證明標準的表述，后三種則為證明程度不同，但都未達到證明標準的表述。[1]顯然只有第1項才真正達到了立法所要求的“證據(jù)確實充分”。第2、3、4項相對立法的要求要弱很多。但這四種都被認定為達到了證明標準的要求。很顯然從表面來看第2、3、4項沒有達到立法所要求的證明標準。但我們并不能說第2、3、4項的認定是有錯誤的。怪只怪立法對證明標準的表述太過于苛刻，太過于理想化。沒有考慮現(xiàn)實證明在一般情況下所能達到的高度。法官也是人，他的思維也擺脫不了一般人的習性。當其對一件事情的判斷基于一定的條件有了六七成把握的時候，他就有信心作出判斷。我國的證明標準給法官身陷這樣一種難堪的境地。他盡力只能證明到有六七成以上的把握作出判斷，就一定要他違心地表述為百分之百的絕對把握作出的判斷。不能實事求是地表述為“證據(jù)高度確實充分”，而一定要表述為“證據(jù)確實充分”。聰明的法官顯然避開了“證據(jù)確實充分”這種表述方式，而采用像前述的方式來進行表述。

四、完善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思考

（一）依據(jù)法律真實說來進行證明標準的立法

客觀真實說過于片面強調客觀真實，忽視了人的主觀因素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客觀實際，而且用于實踐操作中也顯得過于機械。該理論并未理會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實質。證據(jù)的確定是客觀和主觀的有機結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強調人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但認識也是相對的，人類一定歷史階段的認識還要受到一些條件的限制?？陀^真實說只強調人的認識能力無限，卻忽視了在司法實踐的特定條件下，證據(jù)，時間，科技發(fā)展水平等諸多因素對案件調查的影響。而法律真實說卻尊重證據(jù)的客觀性，也尊重認證的一定程度的主觀性。讓證明過程達到客觀和主觀的有機結合，是領會馬克思主義實質的表現(xiàn)。并按照人類的認識規(guī)律，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和人的理性進行取證，認證。因此，法律真實說雖不是最為理想化的理論，但卻是最易于操作，給人類帶來最大限度利益的理論。

（二）修改《刑事訴訟法》重構我國的證明標準

1.統(tǒng)一立法主體（全國人大收回司法解釋權）

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行政機關之所以有不同的職責分工，就是要利用他們職責上的分工，防止權力濫用。如果司法機關即行使司法職責，又自行行使立法職責。有違憲政實質，與我國依法治國的宗旨不符。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應收回立法解釋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統(tǒng)一解釋法律。如果確實為了更有效，更方便地行使司法權。也只能讓司法機關提交全國人大審查批準，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來頒布。

2.立法表述中強調刑事證明標準的層次性

前面已經述及我國的證明標準根據(jù)證明的不同階段也呈現(xiàn)階梯狀的層次性，但是這個階梯還不夠完善。從立案偵查--逮捕--移送審查起訴，這三個不同階段的證明標準是呈現(xiàn)階梯狀的層次性。但從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判決這三個不同階段證明標準的表述卻是一樣的，沒有呈現(xiàn)應該有的階梯狀的層次性。證明標準層次性要求不同階段適用不同證明標準。即立案偵查--逮捕--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判決，從低到高，構建“階梯式”的不同的證明標準。

3.筆者主張：

（1）立案偵查：發(fā)現(xiàn)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其含義是：司法機關對報案、控告、舉報、自首的材料進行審查后，認為有證據(jù)證明的犯罪事實發(fā)生，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應當作出立案決定。[2]

（2）逮捕：有證據(jù)證明有犯罪事實。其含義是：有證據(jù)證明發(fā)生了犯罪事實；有證據(jù)證明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jù)已有查證屬實的。犯罪事實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數(shù)個犯罪行為中的一個。公務員之家

（3）移送審查起訴：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主要證據(jù)查證屬實。其含義是：偵查部門對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重要細節(jié)都有證據(jù)予以證實。

（4）提起公訴：高度蓋然性。其含義是：檢察官根據(jù)已經查證確實的證據(jù)，在其內心已高度確信其作出的犯罪嫌疑人有罪應當起訴的判斷，但可能還有一些疑問。

（5）判決：排除合理懷疑。其含義是：法官根據(jù)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jù)，進行確證后認定的證據(jù)進行思考，從控訴證據(jù)的思考內心達到高度確信；再結合辯護證據(jù)進行總的思考，對辯護證據(jù)的合理性進行排除。能排除合理懷疑，則判決作有罪判決；反之，則作無罪判決。所謂合理，就是指合乎邏輯的，合乎一般的常理。

注釋:

[1]胡建萍.證明標準問題之司法實務考查[EB/OL].（2004-02-05）http///news/2004-2/5/1257109371.htm.

[2]王國樞.刑事訴訟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