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發(fā)表SIC論文就要先熟練寫作英文論文，很多人論文能夠寫好，英文也不錯，但是兩者結合起來也是需求必定的難度的。那么應為論文在編撰的時分都需求留意什么呢？下面小編給我們做了如下總結，期望各位作者在進程中能一往無前。

1.編撰英文論文。被SCI錄入的我國期基本上為英文，英文文種優(yōu)勢是論文進入SCI期刊的重要因素。1997年SCI錄入我國論文10033篇，其間83%發(fā)表在國外刊物，國內發(fā)表17%。從語種上看，英語論文占總論文數99.78%，中文論文占0.09%；法、德、俄、日文論文占0.12%。東西方言語差異是中國科技作業(yè)者學術作用走向世界的一個很大妨礙。

2.英文摘要全面深化，反映研討關鍵，著重自己的首創(chuàng)。論文要進入SCI，除投SCI來歷期刊處，另一途徑是為國外讀者引證。因而，英文摘要的編撰顯得非常重要。許多作者的英文摘要較簡略，沒有留意將文章首要內容體現(xiàn)在文摘內，然后影響論文交流。例如“綜合多種檢索技能優(yōu)勢的數據庫檢索功能設計”的論文摘要，不只闡明采用了什么技能得出了設計方案？還應闡明這些技能經過怎樣的使用？達到了什么作用？體現(xiàn)完成最終目標的首要進程，這樣可增加論文被引證時機。

3.參考文獻應用。論文應清楚地標示引證，完好給出參考文獻。原則上，除了教科書上公認的方程和表達式外，特定的目的、特定條件和問題的推演，只需不是自己的作業(yè)，都要列出處，并完好給出相應文獻。即使是作者自己以往的作業(yè)，也要列出相應文獻。這樣做既對他人研討有充沛肯定、免除剽竊之嫌，又能闡明自己的論說根據充沛，也突出了自己在該研討中的首創(chuàng)內容。

三年前，曹順慶先生提出文學理論研究最嚴峻的問題是“失語癥”①。同一時期，他又提出醫(yī)治此種“失語癥”的辦法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②。而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途徑，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論的“話語轉換”。對于文學理論界來說，這個問題的提出確實反映了面對現(xiàn)狀尋求出路的一個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觸到當前文學理論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熱烈的響應，一時間成了熱門話題。學者們紛紛提出利用古文論以建立我國當代文論話語的各種可能性。張少康先生認為應該以古文論為母體和本根，吸收它的精華；同時深入研究西方文論和我國當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際，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學③。蔡鐘翔先生提出“古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可以先繞開范疇體系的建構這個難題，而從局部性的理論入手，這樣推陳出新之路可能走得更順利。更有效”④。蔣述卓先生則特別強調了“用”，在用中達到古文論與當代文論的融合。他還提出了若干個可用的方面⑤。這些見解都是文論界為尋出路而思慮再三的有得之見。但是，如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實在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不僅牽涉到古文論的利用，而且牽涉到當代的文化現(xiàn)狀（杜會的文化水平、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際情況、文學理論界的現(xiàn)狀等等）。而且，能否很好地利用古文論，也與目前的學術水平有關。因此，對于“失語”和“話語轉換”這樣的命題，也就自然地存在不同的意見。蔣寅先生認為“失語癥”這一命題難以成立⑥；陳洪、沈立言先生認為，傳統(tǒng)文論的某些命題迄今仍被廣泛認可并采用，并不意味著它可以在不遠的將來再生、復興，因為它自身的弱點妨礙其直接轉化為現(xiàn)代意義的文論話語系統(tǒng)。他們指出這些弱點是：概念木語使用的隨意，分體文論不平衡，理論創(chuàng)新的動力不足，主流理論發(fā)展不明顯。王志耕先生更進一步，提出中國古文論的語境已經缺失，只能作為一種背景的理論模式或研究對象存在，如要將它運用于當代文學的批評，則正如兩種編碼系統(tǒng)無法兼容一樣，不可在同一界面上操作。他認為，不能回歸古文論，卻必須回歸文化母體⑦。這些意見分歧說明討論已經深人。但是，至今為止，對于古文論的利用似仍停留在純理論的探討上。古文論的話語究竟能不能轉換，如何轉換，轉換是否就能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等問題，尚未得到實踐的證明，甚至如何付之實踐，也未見有開始操作的跡象。在未付之實踐之前，是是非非，恐怕一時是難以論定的。我對于文藝理論并無研究，本元資格談論此一問題。由于此一問題涉及古文論的研究，而我多年來的教學工作，正在這一領域，對此也就有了一些很不成熟的零碎的想法，愿提出來就正于行家。

古文論研究的目的：用與不用之用

古文論的研究目的，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這個學科創(chuàng)立之初，研究目的似較單一，那就是作為史的研究的一部分，能夠幫助更好地了解文學史。后來逐漸地轉向了為建立新的文學理論而研究⑧。這種轉變有它的大的文化背景。50年代提倡“古為今用”以來，一切涉及“古”的研究對象，目的都是“今用”。因為研究的前提是為了今用，凡能說明今之合理的、于今有益的，就是‘精華”頎之，就是糟粕。干是哲學史的研究以唯心、唯物分界，以唯心、唯物定是非。對于一些思想家究竟屬于唯心還是唯物爭論不休，而不問其思想的原有特色如何。文學史的研究以階級性、人民性、真實性分界，于是有諸如山水詩有元階級性之類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討論。這些在當時是很“有用”的，是為現(xiàn)實服務的?，F(xiàn)在回過頭來看，又有多少用處呢？反思這段歷史，我們應該從中有所領悟了吧。急功近利，對于文化遺產的研究來說，孰得孰失，值得思考。

古文論的研究為今所用，非始于今天。1957年就有研究者在《新建設》上提出這個問題；1961年《文藝報》在五、七兩期里開展專題討論，宗白華、俞平伯、孟超、唐張、王朝聞、王瑤等著名學者都就此發(fā)表意見。1982年《文史哲》為此專門召開座談會。1983年賀敬之、徐中玉諸位先生又發(fā)表文章，就此提出建議⑨。這些討論，出發(fā)點都是很好的，都是為了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反對教條主義，以祈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這一問題提出至今，四十余年過去了，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現(xiàn)在又提了出來。這次是從“失語癥”說起，并且提出了達到重建的途徑：“話語轉換”。這一次會有什么結果，目前還不清楚。四十年來反復提出同一個問題，指導思想其實都一樣，都是“古為今用”?！肮艦榻裼谩笨梢哉f是我們幾代人在對待古文論上的思維定勢。至于如何理解“古為今用”，是急用先學，還是把對于古文論的研究看作整個文化遺產研究繼承的一部分，在深人研究的基礎上，讓其自然地、不知不覺地融人當前的文化建設中，似乎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以為，研究古代文學、古代文論，以一顆平常心，意在求真，其實是學術研究的一種正?，F(xiàn)象，在其他國家似乎并不成其為問題。而在我們這里卻需要反反復復討論如何“古為今用”！這實在是一種很特異的現(xiàn)象。

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求真。我在1989、1991年先后兩次提到古文論的研究不一定要急于為今所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目的應該是多元的，它可以有助于當前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也可以在無形中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質；可以有助于其他學科如文學史、思潮史、藝術史、社會史、士人心態(tài)史的研究。它可以有益于今天，也可以有益于將來。從文化承傳的角度說，弄清古文論的本來面目，也可以說是研究目的。我們不能把古文論的研究目的理解得過于狹窄，就像自然科學中的基礎理論研究雖不能直接為生產所用而對于未來生產的發(fā)展卻至關重要一樣，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研究也往往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⑩。后來有一些學者對此提出異議，我卻至今堅持這一認識。文化建設是多層次的，每個層次之問都存在著無形的微妙的關系。對于傳統(tǒng)的深入認識本身，也就幫助我們提高文化素養(yǎng)，幫助我們認識今天的許多事物，幫助我們對傳統(tǒng)中優(yōu)秀部分的選擇與吸收。求真的研究，看似于當前未有直接的用處，其實卻是今天的文化建設非有不可的方面。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書法、繪畫創(chuàng)作，無不與文化素養(yǎng)的深厚與否有關。近年來兩岸三地都在討論國畫要不要革新的問題，意見分歧頗大。其實革新是必然的，時展了，審美趣味變了，我們總不能固守原來的審美標準，千年同一模式。當代有成就的國畫家，元不是革新者。徐悲鴻、傅抱石、李可染、林風眠、吳冠中都是例子。李可染那樣表現(xiàn)光和影，吳冠中那樣運用線和點，無疑都是對傳統(tǒng)國畫的革新，但我們仍然在他們的畫中看到非常中國式的東西。在李可染的畫中是靜襤的詩情，有古代詩歌境界的影子；在吳冠中的畫中我們感受到旋律和節(jié)奏的美。他們的畫中都有著濃烈的情思氛圍，有生命的律動。我想除了他們的高度的藝術素養(yǎng)之外，就是因為他們都有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這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正是他們繪畫的根基。而我們看另外一些畫家的作品，他們也著意革新，但我們看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新變，只有圖形而找不到情思韻味的美，找不到豐厚的民族文化內涵，顯得單薄、乏味。我曾見過一位有點小名氣的中年畫家畫的一幅人物畫。他畫的是嵇康，滿身鬼氣。原來他對嵇康并無些微的研究，只據《語林》所記稚康彈琴遇鬼的故事加以生發(fā)。小說家言本不足為憑，卻據以把一位歷史上有名的敢于非湯武而薄周孔、任個性而輕利祿、風神瀟灑的人物，丑化得不像樣子。由于缺乏必要的傳統(tǒng)文化的素養(yǎng)，縱有筆墨又如何！近年的書法也有類似的情形，行筆與結體是刻意求變了，也挺好看，但就是沒有韻味。我非常同意楊守敬關于書法七分天資三分苦功的說法，不過天資之外應該還有文化素養(yǎng)。氣質和素養(yǎng)是藝術的生命。我們看王秦之的《哀禍帖》、王獻之的《鴨頭丸帖》，那一種瀟灑飄逸、神采飛揚，完全在不經意中表現(xiàn)出來，那就是氣質與素養(yǎng)。當代的林散之亦如此。現(xiàn)在的一些書畫家，缺乏的不是沒有自己的藝術語言，而是缺乏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從這里我想到文學理論的對話問題，關鍵恐怕也不是有沒有自己的話語，而是學術層次問題。錢鐘書先生不存在“失語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一點其實用不著忌諱，對于我們來說，是很正常的。我們的文藝理論界五十年來經過多次的波折，先是閉目塞聽，唯尊蘇聯(lián)一家；近二十年來又饑不擇食，有的研究者慌慌張張、似懂非懂地塞進許多西方的各式各樣的理論。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先，缺乏消化能力在后，來不及充實自己，處于這樣一個轉型期，社會文化積累也還不夠，要建立自己的理論與國際文學理論界對話，又談何容易！

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古文論研究，求識歷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傳統(tǒng)，更正確地吸收傳統(tǒng)的精華。通過對于古文論的研究，增加我們的知識面，提高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素養(yǎng)；而不汲汲于“用”。具備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才有條件去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為有益的。

進入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文藝理論觀念、范式及話語形態(tài)的多元拓展與對話，越來越聚焦在當代大眾文化藝術形態(tài)與既定的文化藝術形態(tài)的相互關系上，從而引發(fā)了關于當代文學的生存境況與發(fā)展前景問題的不同認識和論爭。我以為，這是一個涉及社會、文化轉型的文學（文論）話題，但要對之作出符合人類文化變遷與文藝發(fā)展規(guī)律的闡釋，就須聯(lián)系全球化的語境，立足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文藝實踐，從學理層面對文藝蛻變與當代文化的內在關系進行深入的探討。

一

當今中國，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現(xiàn)代化的深入發(fā)展，現(xiàn)代都市拔地而起，城鄉(xiāng)聯(lián)系密切，生活節(jié)奏明顯加快，人們的價值觀發(fā)生了深刻、廣泛的變化。從衣食住行、消費觀念到思維方式，從家庭生活到職業(yè)領域，從個性發(fā)展到完善人生，從現(xiàn)實世俗到理想樂園等一切方面的價值，都在經歷著急劇的變化。變化意味著舊有的平衡與穩(wěn)定被打破，新生的在沖突與變異中孕育。與此相關聯(lián)的文化藝術觀念，也陷入了新與舊的撞擊和激蕩之中，由此導致傳統(tǒng)文藝結構的裂變和新的文化藝術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眾傳播媒介（機械媒介和電子、網絡媒介）為手段，按照商品市場規(guī)律運作的大眾文化的崛起，為現(xiàn)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間。普通市民，尤其是現(xiàn)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攤的暢銷書、流行音樂、娛樂影視、時尚報刊雜志、廣告、電腦游戲和網絡藝術視為自身參與當代文化轉型，并從中獲得感性愉悅的日常文化藝術形態(tài)。因為都市人在商品經濟大海中奮力搏擊，為實現(xiàn)自我價值而勞累奔波，大眾文化快餐恰好滿足他們休閑娛樂的需求，適應人際關系變化的新特點，符合他們追求刺激、新奇與多樣化的情感方式?？傊?，大眾文化所誘發(fā)、催化的日常消費性的藝術審美，與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狀態(tài)彼此契合，以致經典文學和高雅藝術遭到冷落，甚至隨著人們消費享樂的不斷膨脹，審美體驗的鈍化，而造成對崇高美的藝術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時，還容易在感性欲求的滿足中，或在媒體所制造的虛擬世界中，認同大眾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極的觀念，疏離了個人的價值層面與體現(xiàn)當代社會文化前進方向的基本價值觀念的關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變動不居，復雜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厭倦了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喧囂、緊張，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藝術對生命價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種向往寧靜致遠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與升華；或隨著他們在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交往中不斷增強感受、體驗生活與藝術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費性的審美，轉而從文學經典和藝術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賞層次。他們或者重返經典文本的閱讀，從唐詩宋詞、古典小說名著到中外現(xiàn)當代的名家佳作，感受優(yōu)秀文學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民族特色，體悟中外現(xiàn)當代文學創(chuàng)新的獨特審美意蘊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藝術審美境界；或者關注新時期的力作，特別鐘情于飽含大眾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從中品味到文學作品不僅能夠調適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補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這些作家堅執(zhí)于文藝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嚴肅文學、高雅藝術將不斷地融入大眾日常藝術審美活動，拓展其生存、發(fā)展空間，從而鼓舞了作家、藝術家。誠如一位作家所說：“文學這個金字塔是有層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讀者最多的，而頂尖部分則是讀者最少的。所謂純文學；就是這個金字塔的頂尖部分”；“即精神層次較高、內涵深邃，一般大眾難以馬上進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純文學雖然短期內不能贏得巨大數量的讀者，但細水長流，其吸引潛在的讀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當前一些人把文學經典引入家庭和社區(qū)的圖書室，把普及高雅藝術當作城鄉(xiāng)公共文化活動的重要形式，或許預示著當代文化與文學藝術在互動中的發(fā)展趨勢。

二

論文關鍵詞：形式化；語境化；古代文論；現(xiàn)代轉換；知識社會學

[論文摘要]依據知識社會學的立場，我們可以將文學理論知識區(qū)分為形式化與語境化兩種類型。西方文論由于追求形式規(guī)則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邏輯性陳述，中國古代文論由于追求語境中個別經驗的有效性而堅持詩性言說，兩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規(guī)則構成了現(xiàn)代性的學術話語，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所追求的坐標系統(tǒng)。中國古代文論在知識類型和言說方式上都難以轉換為形式化規(guī)則，其現(xiàn)代轉換存在理論與實踐的諸多障礙，具有自身不可解決的困難。因此，所謂“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只能是一個偽命題，是中國學術現(xiàn)代性進程中難以實現(xiàn)的良好愿望。

20世紀末以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這一學術命題在中國文學理論界悄然出場，并引發(fā)了持續(xù)不斷的爭論。對于如何評價古代文論知識的轉型問題，學術界沒有達成共識，本文將以知識社會學的立場來切人思考。

一、兩種知識類型:形式化與語境化

知識社會學是一門“探討每一知性立場對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會群體實在的功能性依賴的學科，它通過分析知識類型的構成方式來考察知識與社會的關系，從而證明知識生產受制于社會境況。

依據知識社會學的方法，卡爾?曼海姆(KarlMannheim)確立了兩種知識類型，分別是形式化知識與語境化知識。所謂形式化知識是指能夠超越歷史語境中的具體經驗而以形式化符號存在的知識，語境化知識是指不能超越具體經驗而只能在歷史語境中存在的知識。依此分類，我們也能將文學理論知識區(qū)分為形式化與語境化兩種類型。雖然中西文論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與語境化兩種知識類型，但是兩者在追求知識有效性的主導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論較多地體現(xiàn)了形式化特點，而中國古代文論則具有鮮明的語境化特點。

論文關鍵詞：當代文論傳統(tǒng)文論轉化價值重建

論文摘要：文章通過對新時期以來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當代文論現(xiàn)狀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狀態(tài)下的當代文論建設所面臨的困境，著力探討傳統(tǒng)文論現(xiàn)代性轉化的可能途徑，并對當代文論的健康發(fā)展作出了積極思考。

中國當代文論是一個頗為復雜的構成：從時問之維審視，它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結合；從地域區(qū)分而言，它同時包含西方理論和本土話語；而從理論結構來看，立場各異的觀點更是比比皆是……這種雜語化現(xiàn)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當代不少文論讀本中，包括由童慶炳先生主編、影響廣泛的《文學理論教程》。細加考量，會發(fā)現(xiàn)這一現(xiàn)狀產生的原因來自于文論書寫傳統(tǒng)，因為可供當代文論書寫者選用的理論傳統(tǒng)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國古代文論①傳統(tǒng)，又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的文論傳統(tǒng)(以蘇俄文論為主要理論資源)，加之西方文論傳統(tǒng)，共有三種理論淵源。以三種理論資源為不同的坐標參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織、形態(tài)紛呈的文論作品。雖然當代文論資源豐富，理論著作亦浩如煙海，但總體而言，中國當代文論建設仍處在進行時中，尚未形成嚴整有序的理論形態(tài)。對當代文論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勝任的，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僅在于，為何在中國文論的當代話語系統(tǒng)中隨處都不難發(fā)現(xiàn)對西方文論資源的借用，而中國傳統(tǒng)文論資源的豐富內涵卻未得到足夠體現(xiàn)?因此，本文力圖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當代文論如何在他者的強大影響下獲得本土特質，從而實現(xiàn)價值重建與風范再鑄。

1當代文論建設面臨的困境

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革，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社會形態(tài)從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化社會和后工業(yè)社會轉型，由此帶來的人民群眾生活方式和生活內容的深刻變化，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時代。有學者在論及當代文藝的切身處境時曾意味深長地指出，“在文學走向雜語和雜體的過程中，中心意識形態(tài)話語失去了權威性，民族語言失去了神圣性，審美話語不再雄踞于其他語言之上，藝術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則，等級制語言關系在走向解體，生活與藝術既有的聯(lián)結和界限在斷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邊緣?！碧幧碛诖朔N文化背景中的當代文藝理論，亦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一系列轉向：研究主體開始由意識形態(tài)變?yōu)樾问浇Y構進而到觀念解構，研究對象從單純的文學性、審美性演進到(大)文化性、社會性。哲學、美學、文化學、社會學、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等不同學科的互融互滲，使得當前的文論寫作呈現(xiàn)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說品格一那種非獨斷的、非個體中心化的特征極為鮮明。

以上情勢，與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身處的全球化語境息息相關。新時期以來，大量西方文藝作品、文藝論著被源源不斷地輸入國內，從作家創(chuàng)作到文論建設，可以說都處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響之下。當代作家余華曾坦言，“我們這一代作家開始寫作時，受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翻譯小說，古典文學影響不大，現(xiàn)代文學則更小。”推及至文論領域，蔭蔽之風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稱，中國沒有文藝理論，通行的概念和范疇，沒有幾個不是洋化了的，2O世紀的文藝理論不過是西方文論罷了。

在我國文科大學中開設“文學概論”課程有近百年的歷史了。它為培養(yǎng)文學人才,傳播文學思想,促進文學觀念的變革,加快文學理論的建設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拔膶W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現(xiàn)代化的產物。近百年來的“文學概論”教學的具體實踐,定格在不同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文學概論”教材中。這些教材既反映了施教者的文學思想,也濃縮和沉淀著不同時期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思想,甚至是不同時期文學理論的經典標本。因此,這是研究20世紀我國文學理論史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本文擬從20世紀我國“文學概論”教材關鍵詞的視角,探討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我國現(xiàn)代文論話語的資源何在?其二、我國現(xiàn)代文論話語“西化”的內在原因是什么?其三、是“失語”還是“得語”?這里,我們對“關鍵詞”的概念稍作限定:所謂“文學概論”教材的關鍵詞,是指能夠反映該教材文學觀念的重要術語,或是建構該教材框架體系的核心范疇,也指該教材所處的某個時期文學理論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話語。

一

“文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現(xiàn)代化的產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經學課程,而無文學課程。清代只有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創(chuàng)辦的學海堂(廣州),講授過《文選》、《杜詩》和《昌黎集》,其他的學堂書院在文科的教學方面,仍跳不出經學的樊籬。進入20世紀,“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康有為)①,引入國外現(xiàn)代教育體制以后,情形才有所改變。1902年,在《欽定高等學堂章程》和《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中,雖設有“文學科”,但實際講授的內容還是傳統(tǒng)的“詞章學”。1903年,在《奏定高等學堂章程》中,設置了“中國文學”學科。同年,在《奏定大學堂章程》中規(guī)定,文學科大學分設中國文學門、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德國文學門和日本國文學門。尤其是在中國文學門中,開設了“文學研究法”和“古人論文要言”兩門課程。前者雖然內容龐雜,但也涉及到了文體、文法、風格,以及文學與人事世道之關系、文學與地理之關系和文學與道德之關系等,可以看作是“文學概論”課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龍》等內容,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的濫觴。新的文學觀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年,現(xiàn)代文學觀念便呼之欲出了。這一年有兩個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一個是《教育部公布大學規(guī)程》中規(guī)定,在文學門的梵文學類、英文學類、法文學類、德文學類、俄文學類、意大利文學類和言語學類等,均設置了“文學概論”課程;一個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指出:“國文部及英語部之豫科,每周宜減他科目二時,教授文學概論?！雹诘?國文學類當時還是開設“文學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開設了“文學概論”。由于“文學概論”是從國外新引進的課程,所以師資奇缺,就連北京大學都找不到專任教師③。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學概論”課程④;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暑期課程中講授“文學概論”。我國高校正式開設“文學概論”課程大概就從此時開始。從這個時間算起,可將我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編撰和出版分為三個時期:

1920年至1946年為第一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類圖書40多種。從沈天葆《文學概論》(1926)、馬仲殊《文學概論》(1930)、曹百川《文學概論》(1931)、趙景深《文學概論》(1932)、陳穆如《文學理論》(1934)、譚正璧《文學概論講話》(1934)、陳君冶《新文學概論講話》(1935)和張長弓《文學新論》(1946)等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其關鍵詞有定義、特質、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國民性、時代、人生、道德和個性等。這些關鍵詞都淵源于西方文學理論。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來源于美國學者亨特的《文學概論》(1935年,傅東華譯)。后來,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1922年,錢新、景昌極譯)據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學四要素說”。這兩部書在當時的影響很大。梅光迪在東南大學開設文學概論課時,就是直接采用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作為教材的。此外,還有丹納《藝術哲學》提出的“種族、時代、環(huán)境三要素說”,也影響到我國早期文學理論教材體系的建構。

1947年至1979年為第二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類圖書18種。從林煥平《文學論教程》(1948)、劉衍文《文學概論》(1957)、山東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文藝學新論》(1959)、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1979)等影響較大的幾部教材來看,其關鍵詞有三大系列:一是本質論系列,以“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反映、社會性、階級性、黨性、人民性、世界觀、傾向性和社會生活等;二是創(chuàng)作論系列,以“創(chuàng)作方法”為核心,有形象思維、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風格、創(chuàng)作個性、流派、文學思潮、個性化和典型化等;三是本體論系列,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藝術形象)為核心,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環(huán)境)、真實性、藝術性、內容和形式等。這些關鍵詞大多來源于蘇聯(lián)文論。這個時期先后譯介蘇聯(lián)文論教科書10多種,其中影響大的有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1952)、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1953)和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1958)等。

摘要加入世貿5年后，隨著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lián)系進一步密切，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端日益突出，已阻礙了我國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和技術進步，實行先進的消費型增值稅是增值稅改革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國企業(yè)應對國際競爭的必需條件。擬對增值稅轉型的可行性進行理論探討，并對轉型實現(xiàn)過程進行具體分析。

關鍵詞生產型增值稅消費型增值稅比較與分析

1增值稅的三種類型及世界各國的選擇

國際上常用增值稅有三種類型，它們主要的區(qū)別是抵扣范圍的不同：

（1）生產型增值稅——征稅時不允許扣除固定資產的已納稅金。這種稅的課稅依據既包括消費資料，也包括生產資料，就全社會來說它相當于生產的固定資產與各種消費品的生產總值，即國民生產總值，所以稱之為生產型增值稅。

（2）收入型增值稅——征稅時只允許扣除固定資產折舊部分的已納稅金。這種稅的課稅依據，就整個社會來說，相當于國民收入，所以稱之為收入型增值稅。

(一)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和馬克思的社會發(fā)展三階段論

“人本心理學之父”馬斯洛認為：人是一種不斷滿足需求的動物，除短暫的時間外，極少數達到完全滿足的狀態(tài)。一個欲望剛剛滿足后，往往會迅速產生另一個欲望，這是貫穿整個人一生的特點。按照馬斯洛的觀點，人類的需求層次是按照其優(yōu)勢或力量的強弱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和愛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xiàn)的需求。

而在馬克思看來，認識人的問題，應該從人的現(xiàn)實活動出發(fā)，從生產、勞動實踐出發(fā)，分析人及其社會生活的本質，認為人類生存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實踐活動，“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科學地說明了人是社會的主體，社會歷史活動是人的對象化實踐活動的結果，是人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發(fā)展自己的歷史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發(fā)展就是人自身的發(fā)展。馬克思依據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不同，提出了人的存在有三種形態(tài)：與自然經濟形態(tài)相適應的“人的依賴關系”形態(tài)、與市場經濟形態(tài)相適應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tài)和“建立在個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全面發(fā)展形態(tài)。

(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和馬克思社會發(fā)展三階段論的比較分析

1．兩者的相同點

(1)兩者都把人的生理需要作為最基本的需要

我國是國際上的海運大國，我國的船舶總噸位已經位列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受世界各國貿易往來的日趨頻繁以及近年來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如今海上貿易貨物損害賠償訴訟的數目也日趨增加。所以，如何通過法律的途徑限制、規(guī)避承運人的風險，首先對促進我國航運業(yè)的發(fā)展十分重要；其次，由于在我國近乎所有的輪船公司都是國有企業(yè)，所以研究承運人的責任限制制度，也對避免我國國有資產的流失有著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我國也是出口大國，我國的貨主也應該對承運人的責任限制制度有所了解，以便更好的保護自己的利益。本文試圖以海上貨物損害賠償為主要對象，借以討論海事?lián)p害賠償中承運人責任限制的立法現(xiàn)狀，并且提出在現(xiàn)行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中的一些問題及解決的辦法。

一、我國《海商法》有關承運人責任限制的法律規(guī)定及其聯(lián)系

1992年七屆人大常委會二十八次常務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以下簡稱《海商法》），由于《海商法》在其制定的過程中廣泛地參考了國際公約和慣例，故曾一度被認為是一部我國法律體系中最具國際性的國內法，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具有一定的領先的地位。關于承運人的責任限制，我國《海商法》主要在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中的第二節(jié)《承運人的責任》中的單位責任限制以及第十一章《海事賠償責任限制》中以與規(guī)定。

就第十一章《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而言，我國是參照《1976年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的規(guī)定而制定的。這構成了我國對承運人責任限制的主要法律規(guī)定之一，也是對于承運人的一個總的責任限制。

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又稱船舶責任限制或船東責任限制，是指在發(fā)生重大海損事故時，海事責任人根據法律的規(guī)定將自己的賠償責任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

這是一種十分特別的制度，縱觀其它許多行業(yè)，都沒有類似的責任限制制度.這種責任限制制度的存在，極大地保護了包括承運人在內的責任人的利益，因此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水利工程建成后，預計2010年年調水量為110億立方米，主要用來解決沿線20個大中城市的生活用水、工業(yè)用水和綜合服務業(yè)的用水，分配分別為40%、38%和22%。這樣可以改善該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投資環(huán)境，推動經濟發(fā)展。用水指標的分配總原則是：改善區(qū)域的缺水狀況、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發(fā)展、提高用水效益、改善城市環(huán)境。根據2000年的統(tǒng)計數據，各城市的人口數量差異大，基本狀況和經濟情況也不相同，各城市現(xiàn)有的生活、工業(yè)和綜合服務業(yè)的用水情況不同，缺水程度也不同（如表所示）

二.問題的分析

2.1關于背景的分析

我國是一個水資源短缺且分布很不均勻，南方地區(qū)水資源較為豐富，占到全國的80%以上，而處于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區(qū)，水資源十分匱乏，許多學者調研提出要徹底解決中國北方水資源短缺的問題，不需采取跨流域調水，即“南水北調，南水北調工程2002年末正式動工，此舉將極大化解北方城市的供水壓力，在為工業(yè)服務業(yè)提供水資源的同時，也將大大提高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環(huán)境，它不僅可以長生巨大的經濟效益，而且其長遠的社會和生態(tài)效益更無法估量。

2.2問題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