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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村青年在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經濟、政治、文化地位被不斷邊緣化，城鄉(xiāng)隔離的社會制度在設計理念上、實際運行中把具有農民身份的農村青年排斥在制度利益之外。農村青年的發(fā)展正成為社會發(fā)展過程突出的社會問題。

關鍵詞：農村青年邊緣化社會制度

據(jù)統(tǒng)計，目前我國（大陸）總人口中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占64％左右，而農村總人口中年齡在15至34歲的青年人就占36％，約3億人。在我國青年群體中，農村青年的比例和絕對數(shù)量遠遠高于城鎮(zhèn)青年。在相當大程度上農村青年的素質、形象、精神風貌以及未來發(fā)展不僅決定了整個農村的社會風貌和未來發(fā)展趨向，也深刻影響著整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歷程中，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衛(wèi)生等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也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數(shù)量和經濟發(fā)展水平，而在這一整體性社會進步中，農民的社會地位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在不斷下降，農村青年在社會發(fā)展的洪流中被不斷邊緣化。面對這種趨勢，大眾傳媒并沒有發(fā)揮“社會公器”的職能，為農村青年的發(fā)展鼓與呼；學術界也缺乏相應的學術敏感和關切，研究青年的學者往往會把關注的目光投向城市青年。本文擬談談農村青年的邊緣化問題，以期引起社會對于農村青年予以更多的關注。

經濟地位的邊緣化

社會學理論認為，衡量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的標準主要有三個：財富、權力、聲望，其中財富即經濟收入是首要標準，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收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v向的看，我國農村居民的經濟收入在不斷提高，但從橫向的角度來看，農民的經濟地位卻在不斷下降。根據(jù)統(tǒng)計資料，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1990年至1996年各年的收入增長幅度分別為1.8%、2%、5.9%、3.2%、5%、9%、4.6%，2000年全國農民的平均收入僅增長1.9%.2000年農村居民的收入構成如下：戶均總收入2，254元，其中家庭經營農業(yè)收入為1，091元，工資性收入701元，第二、三產業(yè)收入338元，轉移性財產收入124元。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仍是農業(yè)經營收入，收入結構較為單一。同時，城鄉(xiāng)差距也在不斷拉大。1978年時農民年人均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隨后幾年每年再擴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就突破了4000元。1978-1985年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每年擴大20-30元，1985-1992年每年擴大100多元，1992年以后每年擴大300~400元，最近兩年每年擴大500元。1995年城鎮(zhèn)居民家庭人均財產性收入90.43元，同期農民人均財產性收A38.15元，城鄉(xiāng)之比為2.37：1；2001年城鎮(zhèn)人均財產性收3,134.62元，農村是41.05元，城鄉(xiāng)之比擴大到3.27：1。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在短時期內難以遏制。

當前，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面臨的經濟環(huán)境并沒有好轉，在短時間內反而有惡化的趨勢。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經濟欠發(fā)達的農業(yè)大國，城市化、工業(yè)化、市場化程度較低。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一是在農業(yè)現(xiàn)代化程度低、農業(y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我國的耕地面積在不斷減少，人均耕地不足1畝半，不到世界人均水平40%，從而造成了緊張的人地矛盾，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成為隱性失業(yè)者，以農村青年為主要成分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大量向城市轉移；二是在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中，城市對于農村青年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其吸納力是有限的，在短時間內部分地區(qū)可能會出現(xiàn)“民工荒”現(xiàn)象，但從長遠來看，龐大的農村青年大軍必然會處于艱難和尷尬的就業(yè)困境。據(jù)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有關調查顯示，今年各地使用民工的行業(yè)主要集中在建筑家裝（48％）、紡織服裝（20％）、機械電子（11％）、飲食服務（8％）等行業(yè)。這些企業(yè)大都對民工的素質提出了明確要求。文化水平方面，90％以上的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員，其中20％以上的崗位需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技術水平方面，80％的崗位需要達到初級工以上的水平，81％的崗位需要熟練工人。很顯然，農村青年的整體素質與市場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

在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青年處于艱難的生存突圍中。從農村走向城市，是為了擺脫土地的羈絆和命運的藩籬，獲得更好的生存和發(fā)展環(huán)境。然而事實上，城市只能是部分農村青年大展身手、搏擊命運的天堂，對于更多的農村青年卻是美麗的烏托邦。從城市回到農村，這對于大多數(shù)懷有城市夢想的農村青年則是一個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經濟地位的日益邊緣化使得他們不得不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

政治地位的邊緣化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馬克思也認為政治權利之于個人非常重要，是公民權利中不可剝奪的組成部分。在社會民主化的今天，國家權利的一部分在逐漸趨向社會化，公民的政治權利不僅僅是個人利益方面的權利，而且屬于各種社會和公共利益方面的權利。隨著社會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農村青年參與政治的渴望以及主張公民政治權利的意識在不斷增強。然而事實上，農村青年除了在村民選舉中可以行使自己的部分政治權利外，幾乎很難享有或行使更多的政治權利。農村青年的政治地位的邊緣化程度在提高。

我國《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然而在實踐中，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中，每一個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shù)在農村、城市之間一直保持著八倍、五倍、四倍的不同比例。從歷屆全國人大的構成來看，第一屆農民代表為5.14%、第二屆5.46%、第三屆6.87%、第四屆22.9%、第五屆20.59%、第六屆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共23%、第九屆8%?？梢钥闯鲭S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利益群體急劇分化，農民的政治話語權越來越小，參與國家事務、參政議政的機會有所減少。在各種利益群體的政治博弈中，農民的政治地位在下降；在以“老人政治”為主導的農村政治中，農村青年的政治地位更趨低下。

自20世紀80年代始，大量的富余農村勞動力紛紛從農村走向城市，從土地走向工廠，“離土又離鄉(xiāng)”。據(jù)估計,1982年全國共有一年以上常住流動人口657萬人,1990年上升到2135萬人,1995年約為8000萬人,2003年農村勞動力離鄉(xiāng)外出就業(yè)的人數(shù)約為9900萬人。其中，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年齡在20歲左右的農民工的比重越來越大。由于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社會制度對農民的制度歧視和排斥，農村青年在城市不能加入工會，沒有自己的組織，在城市青年農民工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地位。當自己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的時候，青年農民工沒有替自己伸張正義維護合法權益的組織、機構，沒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在青年農民工工作的單位，他們沒有參與企業(yè)決策的權利；在城市社區(qū)，他們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治地位的邊緣化對于農村青年的發(fā)展將起著巨大的阻礙作用。

文化地位的邊緣化

文化是作為社會的一個成員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音樂、風俗、法律以及其他種種能力的復合體。一般說來,文化大體上屬于人類超越自然的創(chuàng)造物,是歷史地積淀的類本質對象化,主要指文明成果中那些歷經社會變遷和歷史沉浮而難以泯滅的、穩(wěn)定的、深層的、無形的東西。長期以來，以小農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意識形態(tài)、道德意識、風俗習慣、行為方式等深深浸染著農民的心靈世界。自19世紀末開始而綿延至今的現(xiàn)代化歷程，使得農村文化的外部形態(tài)開始裂變、分化。但與強調效率意識、公平意識、民主意識、平等意識、成就意識等為精神內核的城市文化相比，農村文化顯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在以工業(yè)化、都市化、市場化為推動力的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下，農村文化無疑則顯得顫顫巍巍、弱不禁風。

農村青年是一個處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特殊群體。一方面，農村青年深受農村文化的熏陶，思想觀念、道德意識、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等帶著明顯的傳統(tǒng)痕跡；另一方面，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電視的普及、大眾傳媒的勃興、城鄉(xiāng)文化的交流，農村青年又同時受到城市文化、現(xiàn)代文明的浸染。盡管這樣，在急劇的社會發(fā)展期，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知識呈幾何級增長，新鮮事物層出不窮，理論思潮風起云涌，大眾傳媒無孔不入，等等，農村青年囿于經濟條件、地理環(huán)境、交通設施、閑暇時間的限制以及個人接受能力的低下，致使農村青年所掌握的信息相比有減無增?！靶畔⒓礄嗔Α保谛畔⑸鐣?，一個人掌握有效信息的多寡將直接影響其社會動員能力及文化地位。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城市，正前所未有地陷入“嫌貧愛富”的集體無意識中。而這樣的“集體無意識”，正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侵襲，是強者對弱者的歧視和嘲諷。隨之而來的，便是對被歧視對象的肆意妄為。社會性歧視是制度性歧視的必然結果，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日積月累的集中體現(xiàn)，它比制度性安排更加絲絲入扣、無孔不入地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比制度性歧視更隱蔽、更危險，也更難以控制?！霸诰┟窆らL期性壓抑一年多連續(xù)奸殺四名女子”、“七名民工爬塔吊為討薪”、“為200多元工錢討薪民工錘殺工頭家人”、“因小摩擦大打出手一農民工受傷后稱不值”等新聞，我們不時見到。在這類新聞中，“欺騙、自殺、跳樓、爬塔吊、賭博、強奸、搶劫、討薪、性饑渴、訛詐、偷窺、械斗、口吐穢言、不可救藥、素質低下、饞嘴……”成為描述農民工形象的常用語。青年農民工的形象被不斷“妖魔化”，而媒體在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為滿足一部分受眾的獵奇心理和表達一部分城市人對農民工的歧視和排斥情緒而不斷的加速和助長社會性歧視的蔓延。造成這種畸形現(xiàn)象的深層原因在于，農村青年在強大的城市文化中其文化地位節(jié)節(jié)敗退，他們并沒有進行文化反抗的能力，話語權的喪失直接導致農村青年“沉默的大多數(shù)”，成為一個失語的群體。

社會制度的邊緣化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長期實行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社會管理制度。戶籍制度的存在不僅僅割裂了城鄉(xiāng)之間的聯(lián)系，阻斷了合理的社會流動，更為嚴重和貽害深遠的是黏附在戶籍制度上一系列的城鄉(xiāng)有別的帶有“城市中心主義”制度傾向的法律、法規(guī)、政策?？梢哉f，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社會制度使農村青年這一弱勢群體的地位在市場競爭中更加邊緣化。

從社會管理層面上，戶籍管理制度阻礙了農村青年的社會流動。1958年，《戶口管理條例》頒布，把我國公民嚴格劃分出農業(yè)戶口和非農業(yè)戶口，控制農業(yè)人口遷往城市。后來，我國又頒布了多部法律及地方法律法規(guī)、行政規(guī)章，將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劃分為兩種不同身份的階層。戶口管理使我國公民具有不同身份。戶口劃分為農業(yè)戶口與非農業(yè)戶口、常住戶口與暫住戶口，不同的戶口有不同的待遇。體現(xiàn)最為明顯的是流動人口，他們外出謀生求發(fā)展，不僅需要勇氣和技能，而且必須帶齊或辦理名目繁多的證件，如辦理暫住證，交納外來人口管理費。即使如此，在諸多方面仍有別于常住人口。實踐證明，現(xiàn)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最大瓶頸因素之一。戶籍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民向城市的合理的社會流動。

從法律層面上，農村青年得不到平等的國民待遇。我國憲法賦予了每個公民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事實上，諸如《勞動法》等國家法律以及地方行政法律法規(guī)，對于農民的權利予以了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有的完全忽視、漠視了。例如《勞動法》中明確規(guī)定：“在中國境內的企業(yè)、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的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都適用勞動法，所有勞動者都享有平等就業(yè)和選擇職業(yè)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wèi)生保護的權利…”但又把不具有城鎮(zhèn)戶口的農民排除在外，各地法律法規(guī)以及行政規(guī)章也明確限制農民工的職業(yè)選擇，帶有明顯的歧視性和排斥性政策。另外，在同工同酬、休息權利等方面上，青年農民工無法享受和城市青年一樣的待遇。

從社會保障層面上，農村青年成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真空”。改革開放前，城市居民一直享受著計劃經濟供給制社會保障，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無一不受到計劃經濟的厚待。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單位制逐漸被打破，但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卻日益完善。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卻始終被排斥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設計上沒有把農民納入其中。具有農民身份的工人自然享受不到工傷保險、失業(yè)保險還是空白、缺乏基本醫(yī)療保險和大病就助，更享受不到應得的單位福利和社區(qū)福利。尤其是大量農民進入城市打工謀生，面臨各種風險日益增多，農民工的失業(yè)、醫(yī)療、福利等需要和城市居民一樣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正在進行艱難選擇的社會群體,他們面臨的甚至不是一個或者融入或者隔離的自由選擇,而是一個悖論:為了融入被人們視為更加現(xiàn)代化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他們在心理上永遠地離開了自己的家鄉(xiāng),固執(zhí)地在陌生的城市里尋找新的可能。但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和社會行動的結果,卻是讓自己在城市里陷入另一個隔離的世界。青年是社會的未來。面對我國農村青年在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不斷邊緣化的社會問題，黨和政府正在千方百計探尋解決的良策，努力為農村青年提供更好的發(fā)展平臺，提供更為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全社會也應為農村青年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真正關心農村青年的發(fā)展。誰贏得了青年誰就贏得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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