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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亨利?詹姆斯 文化沖突 文化融合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2-0098-02

19世紀下半葉，美國雖然在政治和經(jīng)濟領域領先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但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缺少歷史和文化底蘊儼然成為其弊病。因此，如何在歐洲文化的籠罩和美國商業(yè)文化的熏陶之下構建一種理想的美國文化成為思想家和文學家的主要議題。作為一個長期旅歐的美國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受個人經(jīng)歷的影響，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圍繞“國際主題”展開，描述了美國人和歐洲人交往的問題，進而探討歐美文化之間的關系。對于他的“國際主題”及其體現(xiàn)的文化理想，評論界大多止于歐美文化的沖突，沒有進一步探究和挖掘他理想中的文化構建，即如何解決這種沖突。雖然兩種文化的沖突幾乎在詹姆斯的每一個作品里都有體現(xiàn)，但他的目的不僅僅在于比較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的差異和優(yōu)劣，而是結合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視角，通過這些沖突和對照，摸索出一條構建理想中的美國文化構建之路，即歐美文化的融合之路。

一、歐美文化的沖突

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大多描述了天真、直率的美國人帶著對歐洲文化的向往進入歐洲，踏上了文化朝圣之旅，卻遭遇圓滑、世故、奸詐的歐洲的冷眼和排擠導致的個人的悲劇。個人都是特定文化和社會的產(chǎn)物，兩個民族的人的激烈沖突往往反映了兩種文化和社會的激烈沖突。而文化之間的沖突“究其實質(zhì)，是兩種道德觀念和社會風尚的沖突”（侯維瑞，1996），由此可見，文化間的沖突是具體表現(xiàn)在宏觀的觀念以及微觀的社會風尚的。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歐美文化沖突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社交禮儀與行為規(guī)范間的沖突，以及精神文化和物質(zhì)文化間的沖突。

由于歐洲與美國歷史不同，因此形成的行為規(guī)范和禮儀也不同。歐洲歷史悠久，等級制度一直存在，因此19世紀末的歐洲的等級觀念仍然很強。處在金字塔頂尖的貴族和底部的平民百姓是沒有接觸的，而每個人也會根據(jù)自己所處的階級調(diào)試自己的行為和對待他人的態(tài)度。與此相反，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每個人的背景都不同，但人們更愿意將他人看成與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履行不同的社會責任，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這種社會構成打破了原有的等級制度和觀念，使得美國社會更自由平等。因此這種對待等級的態(tài)度的不同，必然導致美國人和歐洲人在交往的過程中沖突不斷。在《黛西米勒》中，作為美國社會的產(chǎn)物，黛西沒有等級觀念，帶著仆人去歐洲旅居，與仆人同坐一桌吃飯。她不僅將仆人帶去歐洲，也將美國的自由思想帶去了歐洲。這一被黛西視為正常的舉動卻遭到了習慣歐洲生活的斯蒂洛太太的反感，認為她沒有教養(yǎng)，粗鄙不堪。這種平等對待仆人的行為在歐洲是難以想象的。民族性格的不同也造成了歐美人的激烈沖突。美國人天性單純、熱愛自由、真誠直率、注重實用；而歐洲人與此相對，更注重禮節(jié)和形式，舉止文雅，但世故圓滑，更傳統(tǒng)保守，一切言行均將其他人作為模版。在《黛西米勒》中，這種民族性格和行為方式的沖突被刻畫得淋漓盡致。黛西米勒是個文化象征性的人物，代表了大部分美國人，她“似乎過于大膽草率，全然不把舊歐洲大陸的清規(guī)戒律放在眼里，也沒想過要向它們妥協(xié)”（周元曉，2009）。小說中溫特伯恩是典型的歐洲人物形象，初見黛西的時候并沒有搭訕，因為向未婚女子攀談是不合適的。歐洲人傳統(tǒng)保守，行為做事前總是考慮是否恰當，并且在意他人的看法。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黛西米勒認識溫特伯尼的時候便熱情交談，甚至談論家庭瑣事。作為女性，她的熱情率真遠遠超過歐洲男性，而這被斯蒂洛夫人厭惡和排斥，認為黛西是輕佻粗俗的、沒有教養(yǎng)的。由此可見，歐美文化的沖突充斥在這些細微的禮節(jié)和行為準則里。

亨利?詹姆斯在將美國優(yōu)點暴露的同時也將弱點展示給讀者，那就是美國的精神匱乏。另一個歐美文化的沖突體現(xiàn)在歐洲高雅的精神文明和美國的物質(zhì)主義中。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短暫的歷史導致其缺少文化的傳承和累積，而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財富的積累就能過上好生活，導致了美國舉國上下追求財富，注重實用主義，但精神高度貧瘠匱乏。亨利?詹姆斯本人對此也有深刻認識。他在評論文章《論霍?！分姓f道：“我們可以一一列舉出那些在別的國家里存在的、高度發(fā)達的文明所具有的‘文物制度’，而它們在美國社會的生活中卻難覓蹤跡，直至我們會驚訝地想，美國到底還有些什么?！保↗ames，1984）而他對美國社會這種精神貧瘠的態(tài)度在小說《黛西米勒》中也有體現(xiàn)。黛西米勒對歐洲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了解。在參觀古堡的時候，她只關心同伴的瑣事，而不在意歷史；在羅馬時，她只享受聚會，卻忽略了這座影響歐洲大陸文明的城市歷史?！睹绹恕分械闹魅斯~曼，是美國主流實業(yè)家。他逛遍歐洲的博物館、教堂、畫廊，卻只關心文化產(chǎn)品的商業(yè)價值，而對文化審美和欣賞上沒有任何提高。小說中的代表人物都反映了美國文化精神匱乏、無知狹隘的狀況，以及作者對此現(xiàn)狀憂慮與不滿的態(tài)度。

亨利?詹姆斯通過不同的作品刻畫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將歐洲文化與美國文化大到精神文化和物質(zhì)文化的沖突，小到社交禮儀與行為規(guī)范兩個方面的沖突做了詳盡而細致的描繪，使讀者更深刻和直觀地體會歐美文化間的沖突。

二、歐美文化的融合

詹姆斯認識到了歐美文化的不同，但他并沒有評判好壞優(yōu)劣，不譴責也不贊同，而是分別從兩種文化中挑出他欣賞的部分，融合構建成一個他理想的文化模型。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表達過他關于文化融合的想法：“我們可以以任何一個民族都能更自由地對待不屬于我們自己的文明形式，我們可以采摘、挑選并消化吸收，簡而言之，不管在哪里發(fā)現(xiàn)我們都可以認作自己的財產(chǎn)?！矣X得美國作家也可以表明世界上不同民族志趣和智力上的融合和綜合不是不可能的，并且這種融合的狀況會比我們所見到的成就更重要?！保ê嗬?詹姆，2005）這種文化融合在小說的結局中也有所體現(xiàn)。

小說《羅德里克?哈德森》用一位美國藝術家夭折的悲慘遭遇，揭示了美國人完全拋棄美國精神全盤接受歐洲文化卻被邊緣化面臨身份危機的尷尬處境。小說中，哈德森一到羅馬就急于拋棄自身的美國特質(zhì)，全盤接受歐洲文化傳統(tǒng)。他愛上了克里斯蒂娜?萊特，拋棄了美國的未婚妻瑪麗?加蘭。這兩個女性形象都極具象征意味?？死锼沟倌?萊特代表著歐洲高度發(fā)達的文明美和伴隨而來的頹廢。瑪麗?加蘭代表著美國清教傳統(tǒng)，即極強的道德感和堅貞不渝的信念。哈德森拋棄了未婚妻意味著他拋棄了美國的道德感和勤奮耐勞的美德去迎合歐洲文化，最后迷失在歐洲的文明里。詹姆斯在這部作品里向讀者表明這不是他理想中的美國人形象，構建美國文化的過程中不能完全摒棄美國特質(zhì)。

小說《美國人》通過主人公紐曼的遭遇，揭示了堅持美國文化，不接受歐洲文化不是構建新的美國文化的途徑。紐曼是典型的美國人，詼諧幽默、體魄健壯、慷慨大方、滿目自信，缺少文化卻充滿道德意識。與哈德森不同，紐曼沒有摒棄美國文化，而是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并一直堅持著美國的價值體系和民族特性。盡管他有強烈的道德意識，富有同情心，資助他認為的落難藝術大師，但他把三流畫家錯認為藝術大師的舉動遭到鄙視和譏諷。他的價值觀就是金錢至上，有了錢就擁有了一切，卻對文化沒有了解的欲望。這種缺乏對歷史文化的體察和修養(yǎng)是不被歐洲人接受的。向貴族小姐求婚卻被其家人挖苦嘲笑最后回到美國的悲慘結局向讀者展示了作者的基本態(tài)度――拒絕接受歐洲文化的美國文化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文化模樣。

《一位女士的畫像》中美國人的形象才是詹姆斯理想中的美國人和美國文化。與紐曼不同，主人公伊莎貝爾有著對知識的渴望，樂于感受歐洲文化。紐曼只是形式上逛逛畫廊等文化場所，但思考更多的是商業(yè)價值。他與歐洲文化的關系是很緊張的。而伊莎貝爾與歐洲文化的關系卻是非常和諧的。她走遍各個博物館和畫廊，用心欣賞著藝術品并享受這一切，積極地吸收著歐洲文化的養(yǎng)分。但與哈德森的全盤接受歐洲文化拋棄美國文化不同，她對兩種文化的態(tài)度更理性、客觀。她對梅爾夫人的轉(zhuǎn)變曾評價，“她已經(jīng)變得太柔順圓滑，太純熟，太高雅了”（亨利?詹姆斯，1984）。這個“太”字就體現(xiàn)了以薩貝爾的態(tài)度――不過分接受吸取歐洲文化。在保留她作為美國人熱情樂觀、敢于冒險、追求自由的特質(zhì)的同時，適度接受歐洲文化。而伊莎貝爾最后發(fā)現(xiàn)丈夫的陰謀后，并沒有選擇逃避，而是選擇回到丈夫的身邊，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她展示了融合了歐美文化的理想美國人，吸收了歐洲的文化精髓，同時具有美國民族的熱情與活力，勇于承擔、敢于犧牲、追求文化、成熟優(yōu)雅。而這正是作者詹姆斯通過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結局的設計向讀者展示的理想的美國人和美國文化。

三、結語

作為長期旅外的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系列國際題材的小說中一直在構建美國人和美國文化。歐洲文化在這個構建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詹姆斯挑出本土文化的羈絆，將歐洲文化作為豐富的資源，通過消化吸收歐洲文化來構建美國文化。異質(zhì)文化不再是威脅而受排斥，而是作為一種正面的因素被積極地利用和吸收，即保留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和文化積淀，也為這種深沉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和生機。

【參考文獻】

[1]James，Henry.Hawthorne[M].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1984.

[2]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畫像[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3]亨利?詹姆斯.美國景象[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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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yè)代碼、名稱及研究方向 人數(shù) 考試科目 參考書目 備注 008 文學院(電話: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學院所有專業(yè)均不接受單獨考試。 135102戲劇  30 　 　 　 01 舞臺劇與影視劇寫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4 英語二③623 藝術基礎（戲劇影視文學）④902 劇本寫作　復試科目:0810 創(chuàng)意與編導

《戲劇藝術十五講》董健、馬俊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專業(yè)學位，學制3年。聯(lián)系電話：89686486。 02 舞臺劇編導 03 影視劇編導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戲劇與影視學  6 　 　 　 01 戲劇戲曲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6 戲劇與電影基礎（含戲劇與電影理論、中國戲劇、外國戲劇、中國電影、外國電影）④978 評論寫作　復試科目:0809 戲劇與影視專題　 參看“南京大學戲劇影視研究所”網(wǎng)站“招生與培養(yǎng)”欄（njuxy.cn/student.htm） 本專業(yè)為江蘇省重點學科。在戲劇與影視學一級學科內(nèi)擇優(yōu)錄取，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yè)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電影學 03 電視藝術學 050108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01 歐美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7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yè)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nèi)擇優(yōu)錄取，招生規(guī)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yè)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西方文論 03 中外文學關系 050106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  　 　 　 　 01 現(xiàn)代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6 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yè)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nèi)擇優(yōu)錄取，招生規(guī)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yè)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當代文學 050105中國古代文學  　 　 　 　 01 先唐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5 中國古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yè)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nèi)擇優(yōu)錄取，招生規(guī)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yè)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唐宋文學 03 元明清文學 04 近代文學 05 域外漢籍研究 050104中國古典文獻學  　 　 　 　 01 古籍整理與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5 中國古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yè)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nèi)擇優(yōu)錄取，招生規(guī)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yè)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中國文化史 050103漢語言文字學  　 　 　 　 01 古代漢語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4 現(xiàn)代漢語、古代漢語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yè)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nèi)擇優(yōu)錄取，招生規(guī)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yè)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現(xiàn)代漢語 03 中國語言學史 050102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01 理論語言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3 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yè)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nèi)擇優(yōu)錄取，招生規(guī)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yè)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社會語言學 03 方言學 04 對外漢語教學 05 語文教學和語言文字規(guī)范 050101文藝學  　 　 　 　 01 文藝理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2 文藝理論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yè)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nèi)擇優(yōu)錄取，招生規(guī)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yè)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文藝美學 03 西方文論 04 中國文論 045300漢語國際教育  30 　 　 　 01 漢語國際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③354 漢語基礎④445 漢語國際教育基礎　復試科目:0801 專業(yè)綜合（語言學概論、作文） 《現(xiàn)代漢語》黃伯榮、廖序東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漢語》（第一冊、第二冊）王力著，中華書局；《語言學綱要》葉蜚聲、徐通鏘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吨袊幕浴烦淘５澲庹Z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當代中國》張海林著，南京大學出版社；《跨文化交際學概論》胡文仲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外國文化史》孟昭毅、曾艷兵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劉珣著，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專業(yè)學位，學制2年。咨詢電郵：chenguang@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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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莎士比亞與電影的“緣分”幾乎和電影本身同步。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1]，從1899到1926年間，歐美主要國家共出品約90部默片，包括了《哈姆萊特》、《威尼斯商人》等近20部莎士比亞戲劇作品。自1929年有聲電影出現(xiàn)到2006年，上述地區(qū)共出產(chǎn)近70部莎士比亞電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被稱為“莎士比亞電影黃金十年”的20世紀90年代，從1989年到2000年，僅英美兩國就出產(chǎn)了近20部莎士比亞電影，其中1996年就有6部。21世紀以來，每年也有一兩部新的莎士比亞電影問世。

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莎士比亞電影改編大多基本再現(xiàn)原作的內(nèi)容，而近40年來的改編作品，則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都呈現(xiàn)出十分豐富的變化，即使是旨在表現(xiàn)“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亞，改編者也會在細節(jié)上加入個人和時代的理解，從而使作品具有更強的時代感。如布拉納（Kenneth Branagh）在《無事生非》（1993）中調(diào)動各種電影元素，不時以妙趣橫生的視覺效果，預告著莎士比亞的這出“歡喜冤家”間浪漫情愛的故事，將在鏡頭中表現(xiàn)為一場“性別之戰(zhàn)”；而帕西諾（Al Pacino）2004年的《威尼斯商人》則通過一系列細節(jié)，刻意把原作中基督徒安東尼與猶太人夏洛克之間的短暫的“口水仗”，強化成為威尼斯民眾對猶太人的歧視和圍攻，使人聯(lián)想起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在納粹德國的遭遇。這一場景被認為是莎士比亞影片改編的經(jīng)典鏡頭之一。

將莎士比亞當代化，讓莎士比亞的故事情節(jié)發(fā)生在當代社會，讓莎士比亞的人物穿上現(xiàn)代人的服裝，似乎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莎士比亞電影改編的主流，但這不僅是“標新立異”的手段，而是在更深的層面反映了編導對當下社會和生活的思考，也體現(xiàn)了莎士比亞作為經(jīng)典文學的普遍意義，而經(jīng)典作品參與當代生活，實際上也是經(jīng)典作品生命力的根本體現(xiàn)。例如2000年美國出品的《哈姆萊特》（阿爾莫雷達導演），將悲劇從丹麥搬到了紐約曼哈頓的“丹麥控股公司”，把當年宮廷里的猜忌、爭奪、陰謀、仇殺，搬進了當代的跨國企業(yè)，通過莎士比亞和哈姆萊特，審視當今社會商業(yè)暗戰(zhàn)中的道德淪喪，審視被濫用和誤用的高科技成果（如秘密攝像、監(jiān)聽設備）等等，用當今社會天天在發(fā)生的事實印證“莎士比亞屬于所有時代”那句話。相比較之下，我國的經(jīng)典文學改編中，鮮有“當代化”的嘗試，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經(jīng)典總離我們很遠”的觀念。究其原因，是在于那些經(jīng)典作品本身的內(nèi)在因素缺乏當代化可能，還是我們其實對那些經(jīng)典的研究和認識還有待深化和豐富化，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自覺的莎士比亞電影改編研究[2] 起步相對雖晚，卻在很短的時間里發(fā)展成為一個主要的、充滿活力而且成果豐富的莎學分支，研究內(nèi)容涉及莎士比亞電影改編史、莎士比亞電影改編綜合研究、莎士比亞電影編導演研究、具體作品改編研究、改編理論研究等，而且每一時期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下一時期的電影編導演員，以及學術研究。1968年的《默片莎士比亞：一部奇妙而內(nèi)容豐富的歷史》、1971年的《莎士比亞與電影》和1977年的《膠片上的莎士比亞》三部著作[3]，標志著莎士比亞電影正式進入學術視野。此后，《銀幕上的莎士比亞：國際電影及錄像片名錄》、《銀幕莎士比亞史》、《電影中的莎士比亞：從默片時代到“戀愛中的莎士比亞”》、《銀幕上的莎士比亞》等綜述及資料性著作相繼問世，為我們描述了莎士比亞電影改編的整體圖景，并提供了到2000年之前的比較完整的資料信息[4]。

學術研究方面的成果更呈現(xiàn)出向深和廣兩個維度的發(fā)展：分別出版于1997年和2003年的姐妹篇《電影莎士比亞：通過膠片、電視和錄像普及劇作》和《電影莎士比亞：通過膠片、電視、錄像和影碟普及劇作》[5]，研究了莎士比亞改編、以及這些改編作品的載體，在普及莎士比亞時發(fā)揮著什么樣的特殊作用，研究的意義顯然已超越了文學和藝術的范疇，進入到文化、娛樂和社會的領域，特別是這幾個領域之間的互動關系。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文學指南系列，不僅在關于莎士比亞的兩本指南（1986，2001）中辟有專門章節(jié)討論莎士比亞的電影改編，還于2000年專門出了一本《劍橋文學指南：膠片上的莎士比亞》，而更早些，世界性莎士比亞出版物之一《莎士比亞年鑒》的1997年刊，就以《銀幕上的哈姆萊特》為專題，對這部經(jīng)典之經(jīng)典的銀幕歷史和改編作品所體現(xiàn)的各種問題進行了研討。1999年的《莎士比亞與占用》[6] 一書，更具理論思考的特點，該書的各個章節(jié)從改編學視角對莎士比亞改編和摹寫的各種形式及成果進行深入獨到的分析和評論，將莎士比亞電影研究與更廣泛的改編研究聯(lián)系了起來。此外，關于莎士比亞電影的改編技巧與實踐經(jīng)驗總結、以及在高等院校教學中運用莎士比亞電影講授莎士比亞等問題，也有不少的著述成果。至于我國的莎士比亞電影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主要成果有《視覺時代的莎士比亞》、《影像莎士比亞》等學術專著，以及散見于學術期刊的單篇論文，《文本與視覺的互動：英美文學電影改編的理論與應用》一書中，也有論述莎士比亞電影改編的內(nèi)容[7]。

事實上，莎士比亞電影改編在一定程度上為身處經(jīng)濟和商業(yè)活動迅猛發(fā)展境況的文學經(jīng)典的出路與機遇提供了有意義的啟示。當前，社會和個人生活節(jié)奏前所未有地加快，“快餐文化”包括“快餐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時代的文化特征，但經(jīng)典文學所傳達的對人類生命、命運和生存境況的深刻思考、對社會和時代本質(zhì)的揭示、對人類社會和生活發(fā)展的預示，又恰恰是當代所急需的。從另一方面看，經(jīng)典文學之所以能成為經(jīng)典，恰好是因為它們具有豐富的當下意義，能給當下的人們以啟示、教益、滋養(yǎng)。經(jīng)典中的精粹，不僅屬于歷史既往，也具有當代性和未來意義。正是在這一點上，莎士比亞電影改編及其相關的學術研究不僅證明經(jīng)典文學與當代社會沒有矛盾，我們完全可以借時代所能提供的各種技術和藝術支持，在更高層次上實現(xiàn)自身的當代意義和經(jīng)典性，而且也向我們展示了嚴肅的、自覺的學術研究在推動和推廣經(jīng)典改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莎士比亞電影改編還提出了視覺藝術產(chǎn)品中文學經(jīng)典改編的尺度問題，這同樣是一個既有理論意義，更有實踐意義的課題。圍繞《紅樓夢》的熒幕改編而起的爭論決非個案。事實上，無論中外，經(jīng)典文學的電影改編向來是學術界和藝術界爭論不休、“公婆各有理”的問題。學術界往往指責藝術界“過度改編”，甚至是“惡搞”，是為藝術犧牲文學；反之，改編者又以電影藝術的特殊性和商品性為辯詞，強調(diào)電影作為視覺藝術產(chǎn)品的特殊性。正是在這樣的問題上，莎士比亞電影改編不僅能標示經(jīng)典文學改編的“度”，更能說明并非所有看似“真實”的改編都體現(xiàn)了原作的“精華”，也并非所有看似“惡搞”的作品都是純粹的胡鬧。成敗的關鍵在于改編者的文學修養(yǎng)、時代敏感度和藝術造詣。成功的經(jīng)典改編，往往不僅能使經(jīng)典文學大眾化（通俗化），也能使大眾更為接近經(jīng)典文學所傳達的情感、意境、品味，更愿意接近經(jīng)典文學。

從更深一層的理論意義上看，目前在國際上正在逐步發(fā)展的“改編研究”（adaptation studies），正是在莎士比亞等經(jīng)典文學改編的研究、以及電影研究等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xiàn)的一門嶄新的跨學科理論，它直接應對著視覺藝術產(chǎn)品對21世紀社會文化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滲透和影響，直面這一視覺時代提出的各種挑戰(zhàn)，并試圖回答“文本與影視改編的關系究竟如何？文本產(chǎn)品與視覺產(chǎn)品的關系是什么？改編的原則與理念是什么？”等一系列問題[8]。

改編研究初起時是“電影研究”（film studies）的一部分，20世紀60年代起進入歐美學術界，2000年以來，對各種類型改編的研究開始具有了自覺和系統(tǒng)性，改編研究或改編學開始進入國際學術視野。代表這一學科初起時主要成就的，是1985年的《電影與文學改編》，迄今國際上的改編學研究已成果斐然，主要著述包括：《小說/電影辯論再思考》、《文學與電影手冊》、《電影中的文學：現(xiàn)實主義、魔幻及改編藝術》、《文學與電影：電影改編的理論與實踐指南》、《改編理論》、《改編研究》和《改編研究與反改編研究》[9] 等等，劍橋文學指南系列也于2007年出版了《銀幕上的文學》專集。與之相呼應，國際學術組織“文學與銀幕改編研究學會”于2006年在英國成立并召開第一屆年會，會議論文集《銀幕上的文學》（Literature on Screen）成為學會的學術刊物。2008年第三屆年會（荷蘭）決定將學會更名為“改編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Adaptation Studies），學會刊物也更名為《改編研究》（Adaptation），主要發(fā)表各種影評與書評，包括從文本到銀幕、銀幕到文本的改編、大眾及“經(jīng)典”文學的改編、劇場及小說的銀幕、電視、動畫、音軌改編、文學作品銀幕改編的產(chǎn)品問題和文學類型問題等。這一系列活動標志著改編研究或改編學正式成為新的領域，進入了國際學術研究的視野。

改編研究從本質(zhì)上說跨越了文學與影視研究兩個領域，主要關注文學文本視覺化敘事與表征方式，其研究內(nèi)容主要涉及：文學文本的視覺化產(chǎn)品（電影、電視）、文學文本視覺化過程中的各種機制（文本如何被視覺化）、文學視覺產(chǎn)品與文學文本的比較、文學（特別是“經(jīng)典文學”）視覺化改編的限度與合法性，等等。顯然，這些理論思考要回答的問題，也正是我國的文學、藝術、甚至娛樂界急需認真思考和回答的。

在一定意義上，改編研究的主要課題目前仍然是對影視改編文學作品這一行為的討論，以及對影視作品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文學作品是否可以或應該被搬上銀幕，影視改編文學作品（特別是經(jīng)典文學作品）對作品本身及人們的閱讀習慣會產(chǎn)生何種影響，影視改編作品是否還能被稱為文學，是否還值得將其作為“嚴肅的”學術研究對象，等等；后者則從各種角度切入影視改編作品，如改編在何種程度上“忠實于”或“偏離了”原文本，改編作品所體現(xiàn)的導演及演員對文本的闡釋等，這就使改編研究與電影研究有了關聯(lián)。但與電影研究不同的是，改編研究更為關注以膠片為載體、通過這樣的技術和藝術改編而再現(xiàn)的文學作品，其敘事方式有何特征，改編體現(xiàn)了改編者什么樣的闡釋，這樣的闡釋與原文本關系如何，又在何種程度上體現(xiàn)著與時代、社會、文化、傳統(tǒng)、文學、批評等之間的互文關系，等等。換句話說，它將影視作為文本來研究，而且，它不僅關注改編過程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更關注改編文本和改編過程的互文性，考慮在文本印刷符號向影片視覺符號轉(zhuǎn)換時會產(chǎn)生的一系列互文問題：改編者的文學―文化―歷史背景、改編活動發(fā)生時的歷史―文化―技術背景、改編作品與原文本及文化―文學（批評）語境的關系等問題[1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歐美國家中，大眾娛樂―民族文化―藝術創(chuàng)造―經(jīng)典文學―理論研究之間，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互動互補、相得益彰的關系。在大眾娛樂和民族文化之間，經(jīng)典文學作品的改編一方面為大眾提供了高水平和高質(zhì)量的娛樂內(nèi)容，另一方面也憑借經(jīng)典作品里感人的情節(jié)、深邃的思想、真切的情感、優(yōu)美的場景，撒播經(jīng)典作品的潤物無聲，將大眾吸引到經(jīng)典文學這一邊，更用通俗的經(jīng)典抵制庸俗。在藝術創(chuàng)造和文學經(jīng)典之間，藝術創(chuàng)造不斷（通過自己和他人的學術研究成果）從文學經(jīng)典中尋找靈感和故事，文學經(jīng)典也因為豐富多彩的藝術產(chǎn)品形象而更為大眾喜聞樂見，更因為與藝術產(chǎn)品相關的文化活動而對文學經(jīng)典產(chǎn)生了興趣[11]。在藝術作品和理論研究之間，藝術創(chuàng)新的來源往往得益于藝術、文學、社會學、哲學等方面的理論研究，而理論研究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也離不開不斷更新的藝術創(chuàng)造為它提供新的思路和課題。正是在這樣一種多學科多層面的良性互動中，歐美文學經(jīng)典成為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新不竭的源泉，文學經(jīng)典不僅活在歷史，更活在當下，從而形成歐美文化傳統(tǒng)和當代的核心內(nèi)容。

反觀自身，我們有很長的很燦爛的經(jīng)典文學傳統(tǒng)，我們也有比較悠長和有一定成績的經(jīng)典文學改編實踐的歷史，但我們相對缺乏的，是對這一傳統(tǒng)和實踐的理論思考，缺乏對這一現(xiàn)象的學術研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討論的層面，也限制了這樣的討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限制了通過學術討論使藝術創(chuàng)作從本能向自覺的轉(zhuǎn)變。當然，在這方面，國內(nèi)已經(jīng)有學者開始注意到了改編研究這一新的理論視角，并在學術刊物和報紙上發(fā)表了有關的文章。但總體來說，還缺乏后續(xù)和團隊，尚未引起相關的藝術和文學領域的廣泛重視。因此，了解和研究國際上正在發(fā)展的改編學理論，回顧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歐美經(jīng)典文學改編的歷史發(fā)展，研究歐美經(jīng)典文學改編的案例，其意義不僅在于我們可以將他山之石攻本地之玉，通過文學藝術研究者、藝術產(chǎn)品創(chuàng)造者之間的合作和努力，使我們的經(jīng)典文學改編產(chǎn)生質(zhì)的提升，而且還能使中國的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學和文化更好地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在全球化時代里更加彰顯自己獨特的價值和魅力。

注釋：

[1]本文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只包括以莎士比亞原作品名稱出現(xiàn)的大銀幕影片。詳細情況請參見下列著作中的有關附表：Rothwell, Kenneth S. A History of Shakespeare on Sc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Jackson, Russe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on Fi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張沖、張瓊著：《視覺時代的莎士比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2]這里未將莎士比亞電影公映后的影評考慮在內(nèi)。

[3]Ball, Robert Hamilton. Shakespeare on Silent Film: A Strange Eventful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8. Manvell, Roger. Shakespeare and the Film. London: Praeger, 1971. Jorgens, Jack. Shakespeare on Fil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4]Rothwell, Kenneth S. & Melzer, Annabelle Henkin. (eds.). Shakespeare on Screen: An International Filmography and Videography. London: Mansell, 1990. Rothwell, Kenneth S. A History of Shakespeare on Sc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rode, Douglas. Shakespeare in the Movies: From the Silent Era to Shakespeare in Lo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senthal, Daniel. Shakespeare on Screen. London: Hamlyn, 2001.

[5]Boose, Lynda & Richard Burt. (eds.). Shakespeare, the Movie: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and Video.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Shakespeare, the Movie, II: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Video and DV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6]Desmet, Christy & Sawyer, Robert. (eds.). Shakespeare and Appropri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7] 張沖、張瓊合著：《視覺時代的莎士比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吳輝著：《影像莎士比亞》，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張沖主編：《文本與視覺的互動：英美文學電影改編的理論與應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8]見張瓊：“從文本述說的時代到述說文本的時代――論改編研究的跨學科視野”，《國外文學》2009年第4期第40頁。

[9] 《電影與文學改編》（L’adaptation cinématique et litérature，法語中譯本，2005年）、Kamilla Elliott：Rethinking the Novel/Film Debate（2003）、Robert Stam：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Film（2004）、Robert Stam：Literature through Film: Realism, Magic, and the Art of Adaptation（2005）、Robert Stam：Literature and Film: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lm Adaptation（2005）、Linda Hutcheon：A Theory of Adaptation（2006）、Julie Sanders：Adaptation（2006）、Thomas Leitch：Adapt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7）。

[10]參見張瓊：《改編學與改編研究：語境?理論?應用》，《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

篇5

關鍵詞：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創(chuàng)作與翻譯

在歐美人文學術領地,華裔學界、比較文學界與漢學界這三個術語總是在相關的意義指稱上交互在一起,誘惑著人們矚目在此空間中崛起的那些出類拔萃之輩。美國人文學界有“東夏西劉”之美稱,“東夏”是指美國東海岸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裔學者夏志清,“西劉”是指美國西海岸斯坦福大學的華裔學者劉若愚?！拔髁鳌钡牟恍以缡?，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的震驚。劉邵銘在悼文中說:“國人在英美學界替中國文學拓荒的有兩大前輩：小說是夏志清，詩詞是劉若愚?！盵1]劉若愚具有深厚的漢學功底,同時精通西方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他通過兼采中西兩種文學批評的特長,創(chuàng)造出理解與闡釋中國文學思想的系統(tǒng)理論。他有關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八種(《中國詩學》1962,《中國之俠》1967,《李商隱的詩》1969,《北宋六大詞家》1974,《中國文學理論》1975,《中國文學藝術精華》1979,《語際批評家:闡釋中國詩歌》1982,《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1988),這些著作總結歸納他的理論思考,是他融會貫通中西文學批評主張的具體實踐,他的多種著作被列為西方漢學的必讀書。除了理論專著外,劉若愚還有大量的中國文學研究論文和中國古典詩詞的英譯作品。本文主要論述其生活經(jīng)歷及其影響下的創(chuàng)作與翻譯。

一、生活經(jīng)歷與學術要求

自1961來到美國，赴美國夏威夷大學任教，輾轉(zhuǎn)匹茲堡大學、芝加哥大學，至1967年轉(zhuǎn)到斯坦福大學，劉若愚身上發(fā)生了兩個方面的顯著變化：

第一，在生活上，劉若愚需要將他所操的標準英式英語改成美式英語。劉若愚初到美國的前幾年，在各大學間輾轉(zhuǎn)謀職，艱辛備嘗。

第二，在學術研究上，劉若愚從此只用英語，而且不再用中文寫作論文和專注。劉曾對此作出解釋：“這不是說我不能用中文寫，只不過是我沒有時間把用英語寫的一切再用中文寫一遍。另外我絕大多數(shù)作品都是特意為西方讀者寫的。除了我現(xiàn)在喜歡用文言文寫的詩歌外，我對使用哪種語言，中文還是英文，已經(jīng)覺得無所謂?！盵2]對于劉若愚的解釋，劉邵銘表示不滿意，他說：“劉若愚說沒時間雖然不能說強詞奪理，但不是好的借口。人的聰明才智有異，可說是上天的偏心，但在時間上絕對公平；每人都有二十四小時。真正的理由是劉若愚做了美國的過河卒子，生性要強，也只有不斷出版英文著作才能出人頭地。做了羅馬人，就守羅馬風俗。英美大學的中文系，我尚未聽說有一家開明到可以用中文著作論貢獻的。劉若愚考了一個英國的碩士學位，可以由夏威夷、匹茲堡、芝加哥，輾轉(zhuǎn)到史丹福大學，靠的就是自己七本英文書。這七本書，既然是為西方讀者寫的，今后也只有在英美大學寫論文的人，偶爾到圖書館塵封的架上取閱。如果他能看開點，就不會做了別人價值系統(tǒng)的努力。”劉邵銘對劉若愚不用中文著述單單從功利的目的來理解，雖說也言之成理，但畢竟不是全部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李鷗梵便對此提出反駁：“既然劉先生以比較文學為方法，世界性的體系為依歸，我認為他用英文寫作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并不完全贊成兩位好友的看法：認為中國人應該用中文寫作。”[3]

二、《中國文學理論》的批評與評價

在劉若愚群星閃爍的論著中,鑒于翻譯成中文的時間不一，最為國內(nèi)讀者熟悉的是《中國文學理論》和《中國詩學》。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主要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與文論,他結合形而上理論、決定理論、表現(xiàn)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論和實用理論等西方文學理論方法來挖掘中國文學理論的價值,為中國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成為中西比較詩學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被當作比較文學典范之作,在書中,作者主要運用艾伯拉姆斯文學四要素的框架,把中國文學理論分成所謂的六種理論,即形而上的、決定的、表現(xiàn)的、技巧的、審美的和實用的理論。中國文論被他運用西方文論話語進行了切割。這種切割,使得劉若愚對中國的文學理論進行了西方式的條分縷析,這對于在西方文化語境下成長的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學理論是有幫助的。但是,這種切割也有壞處,那就是被切割后的中國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理論本來的面目有了很大的出入。在西方話語的敘述中,中國文學理論被誤讀了。例如,劉若愚寫道:“劉勰的巨著《文心雕龍》考慮到了藝術過程的全部四個階段,包容了中國文學批評里所有全部六種理論中除決定論以外的五種理論的因素。” 也就是說,《文心雕龍》中不包含決定性理論因素。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文心雕龍.時序》中言,“文變?nèi)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講的就是文學與社會狀況、時代政治等等的密切關系,這與文學決定論是相通的。所在西方文學理論話語的言說方式之下,中國的文學理論只成為解釋西方文論的材料和注腳,中國文學理論只是證明了其理論框架的正確性――在需要被證明的時候就能夠在西方文學中出場,不需要的時候就被懸置起來。劉若愚把整個中國文學理論切割以后介紹給西方,從某種意義上說,使西方人霧中看花,朦朦朧朧地對中國文論有一定的了解,這對于介紹與傳播中國文學理論和中國文化有一定的用處。但是不可否認,劉若愚此舉也是典型的“失語”例證。

劉若愚對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評述，需要后來學者的訂正或補充。但我們對其分析方法及其構建的理論體系基本上持肯定態(tài)度，而不應該是全盤否定態(tài)度的。因為這不僅是西方漢學界的選擇之一，而且劉若愚自己的定位是“語際批評家”，而不是“以西釋中”，定位的不妥會導致曲解劉若愚的批評立場和他在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苦心。

三、創(chuàng)作與翻譯

關于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等著作,閱讀英語讀本與漢譯讀本會導致完全兩種不同的學術感覺及其評價。怎樣評價劉若愚？是評價英文讀本中的劉若愚還是漢譯讀本中的劉若愚？這都是關于研究劉若愚給出我們自己的評價時,應該考的問題。用劉若愚自已的話來說,不管是否愿意,用英文寫作這一事實本身就使語際批評家成為比較主義者。

比較文學者對翻譯所展開的研究與相當一部分傳統(tǒng)意義上的翻譯研究其實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著實質(zhì)性的差異。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其實質(zhì)是一種文學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語言現(xiàn)象的理解與表達，也不參與評論其優(yōu)劣，它把翻譯中涉及的語言現(xiàn)象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加以考察，把任何單個翻譯行為的結果都作為一個既成事實加以接受，然后在此基礎上展開它對文學交流、影響、接受、傳播等問題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就擺脫了一般意義上的價值判斷，顯得較為超脫，視野也更為開闊，更富審美成分。當然，與此相應的是，它也就缺乏對外語教學和具體翻譯實踐的指導意義。譬如比較文學對誤譯的研究，對龐德英譯唐詩的研究等。龐德的英譯唐詩充滿誤譯，許多句子的英文文法都不通，對一般的外語教學和翻譯自然不足為法，但龐德的英譯唐詩卻引發(fā)了20世紀美國的一場新詩運動，具有明顯的文學史上的意義。[4]

羅伯特?弗蘭斯有句名言，說詩歌將要在翻譯中消失。應該理解為沒有哪一種詩歌的翻譯可以成為原詩的再現(xiàn)，甚至即使是一個成功的翻譯，將與原詩有所不同。劉若愚認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每一個譯者都面臨著“直譯”與“意譯”之間永遠的進退維谷。絕對忠實于原文的翻譯不僅不受歡迎，而且有時也是不可能的。中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的精髓被漢語思維及漢語書寫的體驗性與體語藏得深不可測,幾乎中國傳統(tǒng)詩學的精妙完全肅穆在其中不可憑借邏輯與思辨出場,怎樣用英語來使其在學術表達通暢地流淌?劉若愚教授的學術角色是復雜的,誰來評判及怎樣評判劉若愚教授及其比較文學研究的諸種讀本?這是當下國內(nèi)漢語學界應該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2]劉紹銘：《孤鶴隨云散――道劉若愚先生》[J].中國時報 (臺北),1986年7期.

[3]李鷗梵：《我的盲點和偏見――紀念劉若愚先生》[J].中國時報(臺北)1987年5期.

[4]謝天振：《啟迪與沖擊――論翻譯研究的最新進展與比較文學的學科困惑》[J].中國比較文學2010年2期.

作者簡介:

篇6

一、我國通識化教育的總體現(xiàn)狀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高校的通識教育主要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的發(fā)展:分別是自我探索的萌芽階段(1987~1994);引進借鑒的起步階段(1995~2001);反思改進的提升階段(2002~2006)(苗文利,2007)。1999年教育部在32所高校開展“文化素質(zhì)教育課程”試點。進入21世紀后,國內(nèi)若干高校相繼構架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如:北京大學(2001年)、清華大學(2003年)、復旦大學(2005年)、浙江大學(2006年)、中山大學(2009年)等。一些關于通識教育的專家論壇、學術研討會也相繼開展。

二、《基礎英語》課通識化教育的必要性

中國高校目前的外語專業(yè)通識教育分為三種,第一種以復旦大學為代表,徹底改變以往外語專業(yè)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外語專業(yè)新生入學后,與其他專業(yè)學生一樣,先進入復旦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通識教育,學習包括綜合教育、文理基礎、專業(yè)基礎等三大板塊的課程,也就是接受文理綜合的素質(zhì)教育。從二年級起,學生選擇具體的專業(yè),進而開始專業(yè)學習階段,即“一年通識教育+三年專業(yè)教育”的“1+3”模式。第二種以北京大學為代表,這些學校的外語專業(yè)并不進行上述學校那樣徹底的通識教育,而只是選修一定學分的通識教育課程,如哲學與政治、經(jīng)管與法律、歷史與文化等人文社科與藝術知識課,實用統(tǒng)計方法、物理學導論、現(xiàn)代生物學導論,計算機文化基礎等自然科學與技術知識。第三種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為代表,這些學校開設統(tǒng)一的通識課程,如中國與世界、《周易》與中華審美文化、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等,外語專業(yè)學生必須選修一定數(shù)量的上述課程。

總的說來,現(xiàn)在的中國外語專業(yè)通識教育多是以開設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幾大模塊的課程并實施大班授課與小班討論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以開闊為學生的視野和增加學生的人文體驗為目的,以提高其辨析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為主旨。

以沈陽建筑大學為代表的理工類院校不具備上述大學大規(guī)模開展通識教育的條件,因此以《基礎英語》——英語專業(yè)中課時最多的專業(yè)基礎課——為突破口,嘗試從教材、教學方式、教學過程、教學測試等多角度開展通識教育,是一條既符合這類院?？陀^條件,又能滿足時代要求的新途徑。

三、《基礎英語》課通識化教育的方法

1.徹底進行課程改革,尤其是教材改革和測試改革

《基礎英語》課不再單獨地使用某一種教材,而是在通用教材的基礎上編寫補充的通識化教育材料。該材料必須涵蓋以下三方面內(nèi)容:第一,提供適量的英語技能訓練,一方面與此前的中學英語教學接軌;另一方面進一步夯實英語語言基本功。第二,包含語言學、文學、歐美文化、哲學、社會學、邏輯、修辭等人文科學領域的文章。這類材料既能傳授通識知識,也向?qū)W生提供重要的英語學習渠道。第三,文章后提供課外參考書目,該書目不再僅僅圍繞文學作品來進行,而是涉及上述所提到的多個人文學科領域,以擴大學生的閱讀視野。第四,提供各個人文學科領域中的經(jīng)典背誦文章,要求學生背誦。

2.改革教學方法

現(xiàn)在的學生有個性、有思想,如果一味地像以前一樣按部就班地以老師為核心進行授課行不通了。他們渴望更加豐富多彩、更具有挑戰(zhàn)性的課堂和學習過程。針對這樣的學生,教師們不妨讓他們直接參與到授課的全部環(huán)節(jié)中。不論是教材的增刪、課前預習內(nèi)容的選擇、課堂的授課方式,還是課后復習內(nèi)容的確定、考試的方式和內(nèi)容等,都可以通過老師和學生一起討論溝通后確定。這樣的過程能夠讓學生清楚地明白,為什么要學以及為什么要這樣學。當然,所有的討論都是在老師的指導下,以廣泛的閱讀和積極的討論為基礎來進行的。此為教學方法改革之一,具體實施需要學校的支持和信任。其次,要注重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yǎng),如詞典的選擇和使用、資料編輯和查找的能力等,使學生不再被動地接受,而是主動地分析和解決學習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3.改變測試方式

除傳統(tǒng)的卷面測試、論文寫作、個人陳述外,可以增設課外測試內(nèi)容。即便是課內(nèi)測試在形式上也可以創(chuàng)新。作業(yè)可以這樣改革:在學生中開展優(yōu)秀作文示范活動,將寫得好的作文篩選出來,裝訂成冊,在班級內(nèi)部發(fā)行;給學生以展示自我的機會。個人陳述可以這樣做:每人準備三分鐘自我介紹,并錄制下來,使得學生對自己的發(fā)音及演講表現(xiàn)有更好的理解。

4.課外環(huán)節(jié)增設辯論和表演,要求學生必須參加

組織模擬演講比賽。由學生自己選題,自己當評委,組成大賽組委會,扮演參賽選手和觀眾,讓沒有參加過大賽的學生,感受到了真正的演講比賽,得到了鍛煉的機會。組織英文辯論賽。每名學生都參加辯論,層層篩選出最好的辯手,參加最后一輪辯論活動,并把過程記錄下來,供學生日后觀摩學習。

英語專業(yè)《基礎英語》課通識化教育模式能平衡專業(yè)教育和通識教育之間的關系。在對英語專業(yè)學生進行通識教育同時,保證其語言技能水平不下降,將語言技能融合到通識教育課程中,以達到“語言技能課程知識化,知識課程技能化”的目的。服務于教學實踐,不搞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實實在在地提高《基礎英語》的教學質(zhì)量,從而既健全了學生的人格又培養(yǎng)了創(chuàng)新型英語人才。

參考文獻:

1.苗文利,《中國大學通識教育二十年的發(fā)展現(xiàn)狀及理性省察作者》[J],《大學教育科學》

2.鄭雙濤,《非重點高校大學英語通識教育改革模式探析》[J],《中國電力教育》

篇7

梅樹美（1982.2-），女，黑龍江省，畢業(yè)于大連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現(xiàn)任哈爾濱理工大學榮成學院英語教師，從教4年，講師，研究方向：西方戲劇。

王麗恒（1985-），女，遼寧錦州，畢業(yè)于重慶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現(xiàn)任哈爾濱理工大學榮成學院教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摘 要：比較文學中的主題學探索的是相同主題在不同時代以及不同作家手中的處理，母題研究與主題研究均屬于主題學研究的范疇。本文以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拜倫的《普羅米修斯》、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為研究對象，從主題學中的母題與主題角度將三部作品對比一二。

關鍵詞：主題學；普羅米修斯；母題；主題

普羅米修斯的故事作為希臘神話中最有影響力的傳說之一，向來為諸多西方學者津津樂道。英國詩壇巨匠拜倫、雪萊分別寫出詩歌《普羅米修斯》與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據(jù)考證，后世許多名家學者創(chuàng)作的以普羅米修斯為主題的作品大都源自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的三聯(lián)劇之一――《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本文以上述三部作品為研究對象，嘗試性的從主題學角度對比其異同之處，旨在為普羅米修斯這一文學形象于比較領域內(nèi)的研究拓寬思路。

一、母題研究

主題學中的母題，通常是指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xiàn)的人類的基本行為、精神現(xiàn)象以及人類關于周圍世界的概念，諸如生、死、離、別，喜、怒、哀、樂，時間，空間，季節(jié)，海洋，山脈，黑夜，等等?？梢赃@么說，“作品中不能再分解的組成部分，稱作母題”。例如作品中出現(xiàn)的“歡樂”與“悲傷”（人物感情）、“生存”與“死亡”（人物行為）、“驕傲”與“嫉妒”（人物心態(tài)），乃至有些人物本身也可以上升為母題。母題不具有任何主觀色彩，沒有傾向性，不提出任何問題，它只有在經(jīng)過了作者的處理以后，才具有一定的褒貶意義，顯示出一定的態(tài)度立場，而這種體現(xiàn)褒貶意義和立場態(tài)度的母題也就隨之上升為主題了。因此，每一步作品都有它自己獨特的主題，但其蘊含的母題卻總是那么幾個：愛與恨，生與死，聚散離合，喜怒哀樂等等。

1.行為母題――“盜火”

埃斯庫羅斯的悲劇里一個不容無視的母題即是“盜火”。普羅米修斯出于對人類的體恤與憐憫，盜取火種，惹怒了宙斯，招致殘酷懲罰。這一段情節(jié)在劇的第一場由歌隊與普羅米修斯的對話引出：

歌隊長 告訴我們，為了什么過失，宙斯把你捉起來，這樣不尊重你，狠狠地侮辱你？

普羅米修斯 我把火也給了他們。

歌隊長 怎么？朝生暮死的人類也有了熊熊的火嗎？

普羅米修斯 是??；他們可以用火學會許多技藝。

歌隊長 是不是為了這樣的罪，宙斯才――

普羅米修斯 才迫害我，不讓我擺脫苦難。

除火種外，普羅米修斯對人類的貢獻不勝枚舉，他把希望放在人們心里，發(fā)明了數(shù)學，創(chuàng)造了字母，教人類配制藥物，為他們圓夢解夢，用主人公自己的話說：“人類的一切技藝都是普羅米修斯傳授的”。這一“盜火”母題背后蘊藏的就是后世作家普遍歌頌的主題：普羅米修斯甘愿成為維護人類利益的殉道者。

“盜火”這一母題在拜倫的詩中未在字面提及，但詩的開頭直接寫到普羅米修斯對待人類的態(tài)度有別于其他神座：“巨人！在你不朽的眼睛看來/人寰所受的苦痛/是種種可悲的事情/并不該為諸神蔑視、不睬；”作者用這樣的表述開門見山的揭示了普羅米修斯受難的原因――幫助人類，與眾神為敵。這實際上與埃斯庫羅斯劇中的“盜火”母題如出一轍。只不過由于創(chuàng)作體裁的不同，詩歌難以像戲劇一般具體。拜倫用簡短精辟的風格替代了戲劇中大段的陳述，其產(chǎn)生的效果與埃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皆是表現(xiàn)普羅米修斯如何給予人類恩賜，如何為維護人類利益而犧牲自我。

而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更是以壯闊瑰麗的詩句贊揚了這位守護人類的提坦神。該劇中“盜火”的母題出現(xiàn)在第二幕，由普羅米修斯的戀人阿西婭道出：“然后，普羅米修斯又在花草間喚醒了希望，并向人類的心靈中注入愛情，使他們分而又合，還馴服了火，并帶給人類。他還帶給人類鋼鐵和金銀，深山和大海底下的奇珍、異寶。給了人類思想和語言，創(chuàng)造了法律，科學。音樂，使人類有了靈性，能創(chuàng)造奇跡?！庇纱丝梢?，雪萊在這一段的表述遵從了埃斯庫羅斯的原作。

2.人物母題――“宙斯”

幾部作品中另一個吸引筆者的母題是“宙斯”，他屬于人物母題的范疇。在埃斯庫羅斯的悲劇里，天神宙斯從頭至尾并無出現(xiàn)，種種對他的控訴皆出自他人之口。最先在劇中露出不滿情緒的是宙斯的兒子，火神赫菲斯托斯。授命于父親，卻心覺不公，他在一開場就表現(xiàn)出不情愿：“我卻不忍心把同族的神強行綁在寒風凜冽的峽谷邊上。可是我又不得不打起精神來做這件事；因為漠視父親的命令是要受懲罰的?！碑斖ι翊叽偎o普羅米修斯戴上鐐銬時，他甚至開始痛恨自己的力量：“我真恨我這門手藝！…但愿這技藝落到別人手上。”最后，幾經(jīng)心里周折的赫菲斯托斯將普羅米修斯緊緊釘在崖石之上時，終于忍不住哀嘆道：“哎呀，普羅米修斯，我為你的痛苦而悲嘆?！憧?，一幅多么悲慘的景象！”通過宙斯兒子的不忍，作者巧妙的烘托出宙斯的殘忍，開篇便使讀者對普羅米修斯的同情感油然而生。繼火神后另一隊表示不滿的是貫穿整場的歌隊仙女，她們是河神奧克阿諾斯的眾女兒。當看到被釘于懸崖之上的普羅米修斯受盡折磨的時候，仙女們不禁淚眼朦朧的指責宙斯：“奧林波斯現(xiàn)在歸新的舵手們領導；舊日的巨神們已經(jīng)無影無蹤；宙斯濫用新的法令，專制橫行。……”從這一段犀利的控訴，我們不難看到，雖然宙斯不曾在劇中出現(xiàn)過一次，他的性格特點，殘暴專制的形象卻早已深入讀者的心，令人不得不佩服埃斯庫羅斯的匠心獨具。該劇的第三場出現(xiàn)了另一位角色――伊娥，他因為宙斯的垂青與赫拉的嫉妒受盡磨難。伊娥的境地如此悲慘，以至歌隊聽了她的遭遇渾身顫栗的感嘆道：“啊，命運女神們，愿你們不至于看見我成為宙斯的同床的妻子，愿我不至于嫁給天上的新郎；因為我看見伊娥，那憎恨丈夫的女子，受盡苦難，被赫拉逼迫，到處漂泊，我心里很害怕。”有了伊娥的控訴，天神專橫跋扈、任意妄為的個性體現(xiàn)的更加淋漓盡致。

拜倫的詩行里也未曾提及宙斯的名字，他采用了一系列修辭方式發(fā)起了諷刺?！澳悄救粺o情的上天，那‘命運’的耳聾的王座，那至高的‘憎恨’的原則（它為了游戲創(chuàng)造出一切，然后又把造物一一毀滅），甚至不給你死的幸福；‘永恒’――這最不幸的天賦是你的”。在短短幾行詩句里，作者用擬人的寫法將“上天”這一自然事物賦予了“木然無情”的情感；用“耳聾的王座”代替宙斯本人，這是詩歌修辭中的換喻手法；“命運”、“憎恨”則是用了希臘神話里的典故；“永恒――這最不幸的天賦”，似乎是一個反語，暗指原本美好的、人人都想得到的“永恒”對于受難的普羅米修斯而言卻是最不幸的，因為他得到的“永恒”是宙斯給予的永無止境的懲罰。拜倫不愧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以鞭辟入里的詩句，匠心獨運的構思，恰到好處的修辭，巧妙的勾勒出傲慢跋扈，冷酷無情的天神形象，使“宙斯”這一人物母題無比鮮明的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二、主題研究

西方文學中的主題人物所表現(xiàn)的主題經(jīng)常是多變的，有些時候同一個主題人物竟然會被賦予截然相反的個性和主題。

埃斯庫羅斯的作品對雪萊的影響很大，劇中普羅米修斯愛護人類、不屈服于暴力權威的反抗精神是兩部作品共通的主題。

然而雪萊說過：“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設想朱庇特（即宙斯）和他的受害者之間實現(xiàn)了和解，代價是向他透露了一個秘密，……如果我按照這種模式構建我的故事情節(jié)，我的全部作為最多也就不過是恢復失傳已久的埃斯庫羅斯那個劇本；……但事實上，我對那樣一種軟弱的結局――讓人類利益的維護者和人類的壓迫者言歸于好的結局――非常反感?！币虼?，雪萊在詩劇的第三幕安排了宙斯被自己兒子的結局，使這部作品呈現(xiàn)出嶄新的意義，從而形成了兩部作品在主題上的差異。

雪萊的劇中有一明顯區(qū)別于埃劇的主題――“愛”的力量，體現(xiàn)在普羅米修斯的戀人阿西婭身上。阿西婭是愛的源泉，沒有她，普羅米修斯的力量會受到抑制。在詩劇第二幕的尾聲，阿西婭顯出本相，化身為愛的使者。她對潘提亞說：“一切愛都是甜蜜的/不管是人愛你或是你愛人/它像光明一樣的普遍，它那親切的聲音從不叫人厭倦。它使爬蟲和上帝變得一律平等……”在愛的感召下，冥府里唯一能戰(zhàn)勝宙斯的狄摩高根乘著時辰的馬車沖上天空，了暴君的王座。通過代表愛的少女阿西婭，雪萊的道德標準在此得以體現(xiàn)：普遍的、永恒的愛是化解仇恨、拯救世界的良藥。愛是解決世間紛爭的惟一有力武器，愛使一切變得美麗、高尚、燦爛。詩劇的結尾普天同慶新時代的到來更彰顯了這一“愛”的主題。

三、結語

馬克思在其博士論文中寫道：“普羅米修斯是哲學歷書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睆陌Ｋ箮炝_斯筆下盜火受難的殉道者，到拜倫詩中反叛的救世英雄，再到雪萊劇中吹響勝利號角的光輝形象，“普羅米修斯”已經(jīng)上升為一種特定的文學形象，一個人物母題，經(jīng)久不衰的扎根于廣大學者、讀者的心里，而不斷重生、演變乃至升華的普羅米修斯也給人們留下了無限的探討空間。普羅米修斯是寫不盡的，正如文學的魅力永無止境，希望文學的力量如帶來火種的普羅米修斯一樣，照亮人的心靈。（作者單位：哈爾濱理工大學榮成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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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希臘]埃斯庫羅斯等著，羅念生等譯.古希臘戲劇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3] 陳鶴鳴.寫不盡的普羅米修斯[J].外國文學評論.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1988.

[4] 王守仁.論雪萊的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的“必然性”思想[J].歐美文學論叢，2002.

篇8

論文摘要：當今世界，經(jīng)濟全球化的特征越來越突出。英語作為一門國際通用的語言，承載著它的文化，正猛烈地沖擊著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本文在分析我國高職英語教學中缺失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滲透的現(xiàn)狀和原因的基礎上，論述了高職英語教學中加強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滲透的重要性，并探討了一些在高職英語教學中滲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途徑和方法。

隨著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不斷發(fā)展和經(jīng)濟全球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英語作為一門交流工具的霸主地位越來越明顯。在中國，現(xiàn)在的小學甚至幼兒園都設置了英語課程并聘請了英語教師;形形的各種考試中，英語幾乎成為必考科目。在過去，中國的英語教學強調(diào)英語語言能力的培養(yǎng)，現(xiàn)在強調(diào)英語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強調(diào)英美文化的導人，即現(xiàn)在很流行的說法:實現(xiàn)英語教學中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在祖國改革開放日益深化的新形勢下，英語作為一門語言，與其文化密不可分的關系，使得英語國家的文化成為現(xiàn)今英語教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與此同時，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卻被越來越多的學生所遺忘。作為一名高職英語教師，為此我深感擔憂。

1.商職英語教學中缺失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滲透的現(xiàn)狀

中國的學生由于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英語，老師在課堂上不斷地傳授英美文化知識和社會通過各種渠道宣傳英美文化，使得他們對英語國家的文化了解越來越多。久而久之，很多學生對英美文化產(chǎn)生了一種盲目崇拜的傾向。走進大學校園，你能看見有些學生染起了黃頭發(fā)，若和他們講“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這樣的古訓，他們大都嗤之以鼻;有些學生給自己起了英文名字，并以此為榮，若問他們中國的百家姓大概有多少個，前十名的姓氏主要有哪些，他們沒有幾個能完整答上來。

另外，近些年來隨著因特網(wǎng)的迅猛發(fā)展，大量的歐美影視作品涌人中國，使中國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一些學生越來越肯定地認為人是自私的，形成了一切以自我為中心，從個人利益出發(fā)的為人處事態(tài)度，從而導致了與同學、老師關系淡漠，團隊合作意識不強，，考試作弊、騙取獎學金等不良現(xiàn)象也時有耳聞;一些學生把金錢看得越來越重，認為人活著就是為了有更多的錢，為了享受，結果有些學生把家長給的報名費拿去買，或在校外做不正當?shù)纳?，或自己揮霍一空，這種現(xiàn)象發(fā)生在我國高職院校已經(jīng)不是什么新鮮事。

2.高職英語教學中缺失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滲透的原因

高職教育作為21世紀一種新興的辦學模式，在我國發(fā)展的時間還不是很長，還處于摸索階段。高職英語教材在編寫上還不是很完善，還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一些教材過分強調(diào)對英美文化基本知識的介紹，而忽略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遞和滲透。再加上近幾年社會就業(yè)形勢發(fā)展的要求，促使英語教師為了更好地提高學生的英語交際能力，不得不在課堂和課外通過多媒體和網(wǎng)絡讓學生更多地了解英美文化。這樣，英語課就變成了學生純粹的學習英語語言和文化知識的過程。

在教學觀念上，高職英語教師也存在著一定的誤區(qū)，有些英語教師認為自己上英語課就是傳授英語語言和文化知識，而關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那是漢語專業(yè)老師的事。結果，學生在老師的影響下，能用英語流利地表達英語國家的文化知識，而讓其用英語表達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知識，他們卻感覺力不從心，不知如何開口。另外，英語教師自身的中文素養(yǎng)也是高職英語教學中缺失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滲透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英語教師自己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知識都知之甚少，更談不上以此來感染影響學生。

3.高職英語教學中加強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滲透的重要性

3.1有利于抵御國際強勢文化的人侵

在我國的高校校園，特別是在英語專業(yè)的學生當中，中國文化失語癥的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在新形勢下正經(jīng)歷著國際強勢文化的猛烈沖擊。更有學者呼吁:“我國的大學生正在經(jīng)歷深刻的文化殖民過程”。為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曾一度丟失的本土傳統(tǒng)文化，它是我國的民族之魂、民族之根。只有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增強國人的民族認同感和愛國意識，才能有效抵御國際強勢文化的人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xiàn)新形勢下中華民族的復興。

3.2有利于發(fā)揚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美德

與英美文化相比，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多值得我們繼續(xù)弘揚的一面。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美德是中華民族經(jīng)過五千年的文明發(fā)展，歷代流傳下來的寶貴的道德文化遺產(chǎn)，它包含了優(yōu)秀的民族品質(zhì)、優(yōu)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高尚的民族情感和良好的民族禮儀等方面。在經(jīng)濟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在英語教學中不斷地滲透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課堂內(nèi)組織兩種文化的對比教學，才能使學生更清楚地認識我國傳統(tǒng)文化積極的一面，才能更好地發(fā)揚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美德，讓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走向世界。 3.3有利于學生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際

高職英語教學的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跨文化交際的能力，這種跨文化交際實際上就是在兩種文化之間進行信息傳遞的過程。學生必須了解兩種文化的基本知識，熟悉兩種文化的差異，才能更好地提高交際能力。另外，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對英語文化國家也很有吸引力的一面。作為一名高職生，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若能根據(jù)自己掌握的本國傳統(tǒng)文化知識介紹我國的優(yōu)秀文化，不但是一種愛國意識的體現(xiàn)，更能增強自己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信心。

4.高職英語教學中滲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途徑和方法

4.1加大高職英語教材改革的力度，增加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nèi)容的介紹

目前的高職英語教材，大多以原版的英文讀物為素材，語言純正地道，學生可以從中了解英美文化的背景知識，學到地道的英語，而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介紹，據(jù)調(diào)查占教材內(nèi)容的比率不到5%。關于高職英語教材的改革，可以增加一些表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英語詞匯，像中國的春節(jié)、中秋、端午、臘八等傳統(tǒng)節(jié)日;可以適當?shù)鼐帉懸恍┬《涛模糜⒄Z介紹一下我國人民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行為禮節(jié)和道德觀念等;還可以在教材中附錄一些我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英譯文學藝術作品，象《桃花源記》等。

4.2轉(zhuǎn)變高職英語教師的教學觀念，提高其自身母語文化的素養(yǎng)

事實證明，無論從教學過程還是從交際功能講，英語學習和漢語言、漢文化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我們的母語在培養(yǎng)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作為一名高職英語教師，不僅是英美文化的傳授者，更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者。高職英語教師應該不斷地加強自身漢語言和漢文化的學習，提高自身的母語文化素養(yǎng)，增強自身中西文化方面的綜合素質(zhì)，這樣才能縱覽本民族文化，站在中西文化比較的高度上，把握英語教學。

4.3改進高職英語教學方法，培養(yǎng)學生語言文化平等的意識

教師不能象過去一樣僅重視英語知識和文化的傳授，在教學過程中應該注意中西兩種文化的差異，在課堂上對其進行比較并講解，有意識地將課本中可以聯(lián)想到的內(nèi)容與中國文化聯(lián)系起來。例如，講到英語國家的圣誕節(jié)時，老師可以用英文講一下中國的春節(jié)，讓學生感受一下中國文化英語表達的熏陶。另外，老師在布置課外作業(yè)時，可以涉及一些有關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容，然后讓學生將其與英語國家的文化進行比較，這樣學生對兩種文化的理解就會更加深刻，就會明白人類的文化其實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這個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種文化統(tǒng)治著全世界，進而培養(yǎng)學生語言文化平等的意識。

4.4營造良好的學習環(huán)境，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傳統(tǒng)文化的活動

篇9

【關鍵詞】文學批評；女性批評；《花園里的獨角獸》

0 引言

文學批評方法本身是歷史時間中的存在―它們屬于歷史造就的，也受歷史的制約，因此，理解把握它們就需要考慮歷史的因素。我們看待任何方法，都必然了解它存在的歷史時間。但是，另一方面，這并不意味著，當制約這一文學批評方法存在的具體歷史時間消失了的時候，方法本身就失去了言說的功能；不，它依然活著。[1]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作為文學批評方法之一，在歐美文學批評中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在此之前，人們對《花園里的獨角獸》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從銜接和連貫的角度對其分析或者從《花園里的獨角獸》和詹姆斯?瑟伯其他的文章進行對比的研究等等，但是從女性主義批評方法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的研究還不是很多。

本論文通過對詹姆斯?瑟伯《花園里的獨角獸》一文的女性批評視角的分析，旨在揭示在當代社會中男女之間的關系的微妙以及婚姻關系的復雜，從而進一步反映女性主義的婦女解放的觀點，以此來引起人類對當今家庭關系的反思，從而建立和諧的男女、夫妻、家庭和社會關系。

1 論述部分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的歐美，至今仍在深入發(fā)展之中。它是西方女權主義高漲并滲透到文化和文學領域的結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十分關注性別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中的重要意義，他們以女性經(jīng)驗為視角重新審視文學史和文化現(xiàn)象，向傳統(tǒng)的男性中心文化以及建基于此的文學史和美學概念發(fā)起顛覆性的挑戰(zhàn)，由此而顯示出了鮮明的政治性。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的主要課題包括：以女性視角重新解讀文學作品，對男性文學歪曲婦女形象的做法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整理挖掘被埋沒的女作家作品，尋覓女性文學傳統(tǒng)，要求重構文學史；關注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狀況，研究女性特有的寫作方式和表達方式，闡發(fā)婦女文學區(qū)別于男性創(chuàng)作的主題、意象、文體風格和語言特點等；在廣泛吸收新、精神分析、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礎上，力圖建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形態(tài)。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以其鮮明的性別意識介入到文學批評之中，并以解構和顛覆的姿態(tài)逐漸由邊緣步入中心，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為流行的文學批評方法之一。[2]

女性主義與西方的婦女解放運動的發(fā)展分不開，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權運動的高漲直接引發(fā)了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西方婦女解放的第一次浪潮出現(xiàn)自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1920年到1928年英美婦女獲得選舉權為達到的標志。60年代后第二次女權運動逐漸深入到對女性再就業(yè)、教育和政治、文化各個領域的權利的爭取，并上升到對女性本質(zhì)和文化的探討。在婦女爭取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權益，尋求自身徹底解放的思想背景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應運而生。它以社會性別為基本出發(fā)點，致力于揭示婦女在歷史、文化、社會中處于從屬地位及其產(chǎn)生的根源，它提倡用獨特的女性視角重新審視父權制社會的一切現(xiàn)象及一切價值判斷，不愿承認和服從父權社會強加給它的既定的價值體系。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向傳統(tǒng)的男性中心的文學史和美學觀念提出挑戰(zhàn)，她們發(fā)現(xiàn)了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義的存在，如男性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歧視，男性中心話語對女作家的控制等，力圖達到重評婦女形象、尋找女性文學史、發(fā)掘女性語言、重建文學研究理論的目標。[3]

詹姆斯?瑟伯筆下的丈夫和妻子之間的戰(zhàn)爭以丈夫的勝利告終，在小說中警察和精神病醫(yī)生選擇不相信妻子說的話，而對丈夫說的話深信不疑，從一個側(cè)面可以反映出男權主義的社會中女性的角色，這一點也受到了女權主義者的抨擊。從女性主義批評角度來說，這是女性批評的一個典型例子。小說中妻子充當了夫妻“戰(zhàn)爭”中的犧牲品，女權主義者站在女性的角度認為這是對女性主義的不公，明明是丈夫用計謀設計了一個“圈套”，到最后卻是男性的勝利，她們認為這顯然是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其實在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之中，男性真正獲得了勝利么。答案是否定的。表面上看來丈夫過上了快活的生活，但是婚姻也已失敗而結束，所以在這一場“戰(zhàn)爭”中，沒有絕對的勝者。當然從社會性別的觀點來看，這篇小小說確實是對女性主義的挑戰(zhàn)，受到女權主義的批評在所難免。

一部作品往往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生經(jīng)歷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時，一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詹姆斯?瑟伯被公認為是繼馬克?吐溫之后美國最著名的幽默作家之一。詹姆斯?瑟伯出生于一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被他稱為“天才的喜劇大師”的幽默的母親和懦弱的父親為其作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在他的許多反映家庭生活的故事中都能看到他父親的影子?！痘▓@里的獨角獸》是詹姆斯?瑟伯的很著名的寓言式的小小說。在這篇小說里，作者描寫了一對關系緊張的夫妻之間的故事，故事發(fā)生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丈夫做好飯后坐在廚房的角落里。丈夫?qū)ζ拮诱f他在花園里看見了一只獨角獸，丈夫出門后，妻子想把丈夫關進瘋?cè)嗽?，就立即打電話給警察和精神病醫(yī)生。警察和精神病醫(yī)生不相信妻子的話，反而把她當做精神病人，于是把她關進了瘋?cè)嗽?，從此以后，丈夫過上了快活的生活。

小說的創(chuàng)作和作者本身以及當時的時代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詹姆斯?瑟伯童年時代的意外導致了左眼的失明，視力的模糊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困難。1935年，瑟伯結束了他長達11年的第一次婚姻，婚姻的不幸使作者更多地看到生活當中的陰暗面，并把它表現(xiàn)在作品中。但正是這場意外使瑟伯躲過了“一戰(zhàn)”的兵役，“一戰(zhàn)”期間，未能服役的瑟伯就讀于俄亥俄州立大學。身體的殘疾給他的生活帶來不便，但可能也因此成就了他，使他能以常人難比的敏感觀察社會。在他的作品中，讀者看不到那個時代的作品中常見的戰(zhàn)場的硝煙給社會及大眾生活所帶來的身心創(chuàng)傷的直接描寫，但是，戰(zhàn)爭以及1929年的“經(jīng)濟大蕭條”對人們的家庭生活、工作甚至思想所造成的影響卻是無處不在的。作者用自己敏銳的目光捕捉到戰(zhàn)爭及經(jīng)濟蕭條在普通小人物生活中投下的影子。他通過對那個特殊年代普通人生活瑣事的描寫，反映社會的變化對小人物命運的巨大影響。

《花園里的獨角獸》中，丈夫剛開始膽小懦弱，一直受到脾氣暴躁的妻子的責罵，但 “我們走著瞧吧”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是這篇小小說的轉(zhuǎn)折點，丈夫由此變得沉穩(wěn)冷靜，一直到后來警察和精神病醫(yī)生費了很大力氣把妻子制服，給她穿上了瘋子穿的緊身衣，這是丈夫才再次出現(xiàn)，當警察問丈夫是否說過看見一只獨角獸時，丈夫矢口否認，重復了妻子說過的話，“獨角獸可是神獸”。從這個情節(jié)可以看出作者對他們進行了裸的諷刺，也明顯的反映出了夫妻關系的不和諧，為了擺脫對方，無所不用其極。其實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是當時千千萬萬家庭中的夫妻關系的一個縮影，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社會正在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很容易就會影響到夫妻的家庭生活，從而是很多的家庭走向了破裂。

2 結語

《花園里獨角獸》雖然篇幅短小，但是短小精煉，寓意深刻，深深的反映了當時社會背景下的家庭關系。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如果站在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來說，這篇小小說必然會受到女權主義者的批判，因為在這一場夫妻“戰(zhàn)爭”中，女性又充當了犧牲品，為女性批評主義提供了很有力的例證。但是放在整個的大環(huán)境和大的歷史背景之下來看，不難看出，這篇文章是對當時的社會情況的真實的反映，作者通過向人們講述了一個平淡的故事，讓人們從中感受到表面平靜的社會大背景下人們心中無法回避的情感沖突，從而產(chǎn)生心靈的震撼，引發(fā) 人們對人情，人性，夫妻關系，家庭生活和社會的深深思考。

【參考文獻】

[1]邱運華.文學批評方法與案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篇10

今年是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又恰逢法國漢學研究主力機構——法國遠東學院百年誕辰，雙喜臨門，法國學者不會毫無舉動。于是他們推出了這卷由戴仁主編的《遠東亞洲叢刊》第11卷“紀念法國遠東學院創(chuàng)立一百周年敦煌學新研”專號（Jean-Pierre Drège edit :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11 :Nouvelles ê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Kyōto :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section de Kyōto，2000.），而專號的主體論文，又特別標出了“紀念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紀念”（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 grotte aux manuscrits de Dunhuang）的字樣。該刊的主體共刊出敦煌學論文八篇，除了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的特約稿之外，其余七篇的作者均為法國第三或第四代敦煌學研究隊伍中的中堅人物，堪稱當前法國敦煌學界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本文擬先對法國遠東學院及《遠東亞洲研究紀要》稍作介紹，接著按本專輯目錄順序逐一先列篇名，次為作者簡介，然后是論文主旨，并略加點評。

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為法國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學術上受法國金石與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領導，行政上隸屬于國民部?？偛楷F(xiàn)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館和人類學博物館之間，附設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分部則遍布京都、東京、河內(nèi)、金邊、曼谷、萬象、雅加達、漢城、蒲那等亞洲各地，在我國的福建省社會科學院、臺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均設有派出機構，并在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設有常駐代表。在法國漢學研究機構中，遠東學院以其悠久并在亞洲扎根而引人矚目。幾乎所有著名漢學家都在遠東學院工作過，或與它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其專職研究人員（membres）并不多，僅32人，但會萃了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古建筑學、語言學、學等各領域的精兵強將，因而能量極大，每年出版大量叢書和期刊：《法國遠東學院叢刊》（已出近兩百種）、《考古論叢》（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與文獻》（已出18卷）《專題研究》、《法寶義林》、《法國遠東學院學報》（已出87卷）、《亞洲》（已出55卷）以及《遠東亞洲叢刊》等等。

《遠東亞洲叢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國遠東學院京都分部的法文、雙語刊物。1985年創(chuàng)刊，第一任主編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專家。它是一種年刊，但有時兩年合出一卷，譬如我們要介紹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約三、四百頁，刊出十余篇論文，印數(shù)為1000冊。編委會成員以遠東學院研究人員為主，也邀請一些院外的法國學者?？锾厣珵闁|亞宗教史、社會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從人類學角度考察宗教現(xiàn)象的研究成果。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該刊已經(jīng)成為國際漢學界的極具特色的領首刊物，影響力絕不低于已有百年傳統(tǒng)的《法國遠東學院學報》。

翻開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編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寫的《致讀者》。戴仁是法國當代漢學界的主將。他是蘇遠鳴（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國遠東學院的資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進入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1989年被任命為“中國圖書與銘文史”研究導師，并曾擔任敦煌寫本研究組的主任、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從1998年起出任法國遠東學院院長。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書籍考古學”而著稱，與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學家藤枝晃一樣，在敦煌文獻的物質(zhì)形態(tài)研究領域卓有建樹。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國古代書籍的具體制作的所有細節(jié)，并試圖闡述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紙張的纖維、裝幀、文字分析、印刷術、寫本和刻本的斷代與辨?zhèn)?、圖書館學、書籍的插圖及其與行文的關系、書籍的發(fā)行流通、書籍商品化的過程及其文化和社會意義等等。其代表作為《中國寫本的藏書》（參看榮新江書評，《九州學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鳴沙集》），另著有相關論文數(shù)十篇，還出版過幾部有關絲綢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譯中文。此外，他還主編過多部敦煌學和書籍史、印刷史的論文集。

戴仁在這篇卷首語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圓籙的意外發(fā)現(xiàn)，產(chǎn)生了驚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們對有關中古時代中國原有知識的一切領域進行徹底重估，這一重估已體現(xiàn)在了的汗牛充棟的論著中。接著，他簡略地回顧了近三十年來法國出版的幾部重要的敦煌學論文集。然后分別用寥寥數(shù)語但卻畫龍點睛般地對本專輯所發(fā)表的每篇論文作了評介。

蘇遠鳴《敦煌畫中的供養(yǎng)人》

蘇遠鳴和謝和耐一樣，是師出“法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漢學大師戴密微”（見謝和耐同題文章，《法國當代中國學》，戴仁主編，耿昇譯，中華書局，1998年，119－133頁）的得意門生，是當下法國敦煌學界的元老級人物。他也是法國遠東學院的資深研究者，曾任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中國中古及近代史學與文獻學”研究導師達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學論文集》第1、2、3卷的主編，并主持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3、4、5卷和兩卷本的《法國國立吉美藝術博物館藏伯希和收集品》這兩個大項目的編撰工作。除了對敦煌文書的釋讀、編目、字體演變和斷代以及敦煌繪畫深有研究之外，蘇遠鳴還致力于中國道教和佛教互動關系的研究，如佛教疑偽經(jīng)和道教文獻的比較研究，佛教儀式與道教儀軌之間的對比分析等，開辟出許多新的學術領地。他的學術興趣甚廣，還涉獵宗教地理研究、中國解夢書研究、河西寶卷和明清小說的類型學研究等等。

蘇遠鳴六十年代即開始運用圖像學和敦煌寫本研究結合的范式探討地藏菩薩諸弟子，敦煌壁畫中的瑞像圖，明王和金剛，壁畫和紙畫、絹畫、幡幢上的題記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嘗試。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涼時期的275窟、西魏時期的285窟以及數(shù)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館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國國立吉美藝術博物館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紙畫和絹畫，從八個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養(yǎng)人像：1、資助繪制壁畫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婦；4、香爐；5、僧尼；6、亡人；7、服飾和頭飾；8、畫匠。蘇遠鳴認為之所以要繪制這些壁畫，是為了敬獻給亡靈，而不是生者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畫中的供養(yǎng)人像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像經(jīng)變圖、佛傳、本生故事圖、瑞像圖、生產(chǎn)生活圖那樣豐富，但由于它在考證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實方面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王國維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闐公主供養(yǎng)地藏菩薩畫像跋》（《觀堂集林》卷二十，中華書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頁）是這一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論著。八十年代，國內(nèi)出過一本有用的資料集——《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記》（敦煌研究院編，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萬庚育的《珍貴的歷史資料——莫高窟供養(yǎng)人畫像題記》（179－193頁）、賀世哲的《從供養(yǎng)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造年代》（194－236頁）兩篇論文。相關的研究成果還有關友惠《敦煌壁畫中的供養(yǎng)人畫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養(yǎng)人畫像與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較簡略，而且討論的對象僅限于壁畫中的供養(yǎng)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這一課題雖然不是很新鮮，但本文的研究非?！跋到y(tǒng)而清晰”（本書《卷首語》）。

本文的不足之處是對中國國內(nèi)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夠關注，上述論著和土肥義和的近作《九·十世紀の敦煌莫高窟を支えた人人——敦煌研究院編の數(shù)量的分析》（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の都市と》，汲古書院，1992年，425－446頁）、《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図像題記について——その配置を中心に─（一）》(見《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國家と地域》，唐代史研究會編，刀水山房，1999年版，337－373頁)均未見作者征引。此外，敦煌壁畫中供養(yǎng)人的頭飾和服飾，段文杰、暨遠志、諸葛鎧、蘇瑩輝均發(fā)表過多篇論文；關于香爐，有李力的《從考古發(fā)現(xiàn)看莫高窟唐代壁畫中的香爐》（《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300－307頁）；關于新婚夫婦的形象，則有蔡偉堂的《關于敦煌壁畫“婚禮圖”的幾個》（《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譚蟬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亦未見作者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