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論語翻譯，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譯文：君子嚴格要求自己，而小人則千方百計要求、苛求別人。

2、君子欲衲于言，而敏于行。譯文：君子要少說虛話，多干實事。

3、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譯文：質(zhì)樸勝過了文飾就會粗野，文飾勝過了質(zhì)樸就會虛浮，質(zhì)樸和文飾比例恰當，然后才可以成為君子。

4、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譯文：士不可不志向遠大，意志堅強，因為他肩負重任，路途遙遠。

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譯文：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給別人。

6、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譯文：復習舊的知識，能夠從中有新的體會或發(fā)現(xiàn)。這樣，就可以做老師了。

7、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譯文：顏回這個人很好學。為人不遷怒他人，不重復犯（同樣的）錯。

8、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譯文：不要求快，不要貪求小利。求快反而達不到目的，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9、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譯文：我每天三次反省自己：為別人做事，是否盡心、忠實？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誠？對老師所傳授的知識，是否認真復習？

10、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譯文：一個人沒有長遠的考慮，一定會有近在眼前的憂患。

11、言必信，行必果。譯文：說話一定要講信用，做事一定要果斷。

12、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也。譯文：見到賢能的人就要（努力向他）看齊，見到不賢能的人就要（以他為反面教材）做自省。

13、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譯文：做事勤敏，又好學，不以問及下于他的人為恥。

14、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譯文：君子心胸寬廣，小人經(jīng)常憂愁。

15、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譯文：學習而不思考，人會被知識的表象所蒙蔽；思考而不學習，則會因為疑惑而更加危險。

16、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譯文：孔子在河邊說：時間就像這流水一樣，不分日夜的流淌。

17、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譯文：那些有志向、有仁德的人，沒有為了謀求生存而損害仁德的，只有獻出自己的生命來成就仁德的。

18、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譯文：切要以忠信為本，不要結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有錯誤不要怕改正。

19、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譯文：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有三種。結交正直的朋友，誠信的朋友，知識廣博的朋友，是有益的。結交諂媚逢迎的人，結交表面奉承而背后誹謗人的人，結交善于花言巧語的人，是有害的。

20、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譯文：軍隊可以被奪去主帥，男子漢卻不可被奪去志氣。

21、當仁，不讓于師。譯文：原指以仁為任，無所謙讓。后指遇到應該做的事就積極主動去做，不推讓。

22、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譯文：學習而又時常的復習，難道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嗎？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方來，不是很令人高興的嗎？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惱怒，不也是一個有德的君子嗎？

23、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譯文：有知識不會疑惑有仁義不會擔憂有勇氣不會恐懼。

24、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譯文：不必擔心財富不多，只需擔心財富不均；不必擔心人民太少，只需擔心不安定。

25、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譯文：君子講求和諧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講求協(xié)調(diào)。

26、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譯文：君子坦蕩而不驕狂，小人驕狂而不坦蕩。

27、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譯文：每天能學到一些自己沒有的知識，每月不忘自己已掌握的知識，這樣就可以說是好學的了。

28、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譯文：要做好工作，先要使工具鋒利。比喻要做好一件事，準備工作非常重要。

篇2

曾子說：“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別人辦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誠實可信了呢？老師傳授的知識是不是復習了呢？”

孔子說：“我十五歲開始有志于做學問，三十歲能獨立做事情，四十歲（遇事）能不迷惑，五十歲知道哪些是不能為人力所支配的事情，六十歲能聽得進不同的意見，到七十歲做事才能隨心所欲，不會超過規(guī)矩。”

孔子說：“溫習學過的知識，可以從中獲得新的理解與體會，那么就可以憑借這一點去做老師了?！?/p>

孔子說：“只是學習卻不思考就會感到迷茫而無所適從，只是空想不學習就會心中充滿疑惑而無定見。”

孔子說：“顏回的品質(zhì)是多么高尚??！一竹籃飯，一瓢水，住在簡陋的小巷子里，別人都忍受不了這種窮困清苦，顏回卻沒有改變他好學的樂趣。顏回的品質(zhì)是多么高尚??！”

孔子說：“知道學習的人比不上愛好學習的人；愛好學習的人比不上以學習為樂趣的人?！?/p>

孔子說：“我整天吃粗糧，喝冷水，彎著胳膊做枕頭，也自得其樂。用不正當?shù)氖侄蔚脕淼母毁F，我把它看作天上的浮云?！?/p>

孔子說：“多個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師。我選擇他好的方面向他學習，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對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點?！?/p>

孔子在河邊感嘆道：“時光像流水一樣消逝，日夜不停?！?/p>

孔子說：“軍隊的主帥可以改變，普通人的志氣卻不可改變?！?/p>

子夏說：“博覽群書廣泛學習，而且能堅守自己的志向，懇切地提問，多考慮當前的事，仁德就在其中了?！?/p>

2、原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薄妒龆?/p>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薄妒龆?/p>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 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

篇3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具體說來，就是“換易言語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種語言文字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表達出來？“換易言語”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無疑就是：翻譯的標準是什么？翻譯的方法應如何？

嚴復是中國近代第一位系統(tǒng)介紹西方學術的啟蒙思想家，在介紹西學的同時提出了翻譯的標準 — “信、達、雅”，對中國現(xiàn)代的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影響巨大，“相信只要中國還有翻譯，總還會有人念‘三字經(jīng)’！”②

雖然嚴復持論有故，但認真審視不難發(fā)現(xiàn)，“信、達、雅”實質(zhì)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標準，也不是具有切實指導性的具體標準，“從純理論的角度講，把信、達、雅并列起來作為翻譯標準是具有邏輯缺陷的，因為這似乎意味著：原文不達，也可以故意使之‘達’；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這樣和‘信’字，豈不自相矛盾？”③

《論語·雍也》說“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意謂樸實的內(nèi)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樸實的內(nèi)容又未免虛浮?？鬃犹岢拔馁|(zhì)彬彬”，反對浮華的辭藻，所以說“辭達而已矣” — 言辭足以達意就可以了?！稜栄拧沸蝾}下疏說：“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薄墩撜Z·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區(qū)別于各地方言的“諸夏的話” — 標準語，相當于現(xiàn)在所說的“普通話”。但是，嚴復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眾的語言，而是“漢以前字法句法”。為了掩蓋“達”的矛盾，嚴復在“暢達”（如“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和“表達”（如“題曰達旨，不云筆譯”）之間周旋，取便發(fā)揮，借“辭達而已”求“信” — “為達即所以為信也”，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求“雅” — “信達之外，求其爾雅”。不難看出，嚴復的邏輯是：要“信”則必須“達”，要“達”則必須“雅”，換言之，“雅”是“達”的條件，“達”是“信”的條件，“為達”最終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利俗文字則求達難?！?/p>

與“并世譯才”的林紓相比，嚴復所譯的書總共不過八九種，而在其所譯的這八九種書中，只有《群學肄言》、《原富》、《群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四種“略近直譯，少可譏議”，④此前“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fā)揮，實非正法”，⑤此后“中間義忄旨 ，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蓋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⑥嚴復雖然提出“信、達、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嚴復是在譯介西學的時候提出“信、達、雅”的，因此“信、達、雅”作為翻譯的標準完備與否，必須結合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來審視，不能簡而單之地就事論事，從而忽視嚴復“辛苦辶多譯之本心”。

嚴復“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⑦于是，從“達”來看，洋務派和傳教士翻譯的書“不合師授次第”，“不合政學綱要”，有?！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脈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學”的命脈之所在則是“維新”，即運用進化論、天賦人權來反對天命論、君權神授論，用自然科學、機械唯物論來論證無神論，從而“開民智，強國基”。正是“于自強保種之事”，嚴復才“反復三致意焉”。從根本上說，嚴復的“辛苦辶多譯之本心”是“取便發(fā)揮”，其所謂“達旨”是“旨”在“達”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理論的“民權平等之說”、“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學說和自然科學及其方法論。

從“雅“來看，嚴復以“雅言”來“達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為當時的白話遠未成熟，飽讀先秦詩書，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積習，搖頭晃腦地讀起古書來連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觸“利俗文字”，對“利俗文字”的運用不像對古文的運用得心應手，但又要翻譯，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擇取后者了，不僅翻譯的時候，甚至在日常寫作中，大概也會覺得用“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更重要的是，作為復古的維新改良派，嚴復的翻譯所針對的讀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階層，為了使他們能夠看自己所譯的書，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先用“雅言”來吸引他們，借“雅”以破啟錮閉，從而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層樂于接受西方學理，正如嚴復在其《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中所言：“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若徒為近俗之辭，以便市井鄉(xiāng)僻之學，此于文界，乃所謂凌遲，非革命也?！币徽Z道破天機！嚴復的“雅”誠可謂用心良苦：從表達形式入手，使士大夫們認為“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而最終“傾倒”。當然，嚴復畢竟是帶有復古思想的維新改良主義者，后來又淪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歷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眾”是歷史的推動者。

單純從翻譯標準的角度審視，“若是全盤而真實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連它的文字的風格、神韻都傳達了出來，則不但‘順’沒有問題，就是所謂‘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話）也沒有問題?！拧?、‘達’（順）、‘雅’三字，實在作到一個‘信’就都有了?！雹鄰倪@個意義上說，嚴復的“信、達、雅”在邏輯上確實“先天不足”。

早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擬設翻譯書院議》中對翻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善譯”的標準：

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tài)，及其義理粗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jīng)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發(fā)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

在這段文字中，馬建忠不僅指出了“善譯”的條件 — 自如駕馭“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譯”的過程 — “一書到手，經(jīng)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對原文能夠達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譯起來就自然能夠“振筆而書”，“譯成之文”就自然能夠成為“善譯”了 — “無毫發(fā)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p>

馬建忠的“善譯”，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從內(nèi)容意旨到風格效果無所不信，較諸嚴復的“信、達、雅”則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譯”、“意譯”和“信、達、雅”在“無毫發(fā)出入于其間……與觀原文無異”中得到了統(tǒng)一。如果說“直譯”是為了“信”而“意譯”是為了“達”的話，那么，既然譯者已經(jīng)“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并達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會成為問題；既然譯者已經(jīng)“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又“審其音聲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tài)，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則“達”自然也不會成為問題。同時，以譯者能夠“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為前提，原文“雅”，“譯成之文”則定然不會“俗”，反之，原文“俗”，“譯成之文”也定然不會“雅”。

馬建忠的“善譯”無疑就是翻譯的最高境界，無論是奈達的“等效”，還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錢鐘書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譯”的圈子。然而，在實際翻譯活動中如果采用“善譯”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為標準去衡量譯文，可以斷言，沒有任何譯文能夠“達標”，因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xiàn)的理想”⑨。雖然高標準是為了嚴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終也只是“僅得其中”，那么與其取法“不可實現(xiàn)的理想”毋寧提出切實具體的要求作為翻譯的基本原則：1）信守原文的內(nèi)容意旨；2）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3）切合原文的語體語域。

轉(zhuǎn)貼于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創(chuàng)造”，視翻譯為藝術；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觀規(guī)律”，視翻譯為科學。但是，不管視為藝術，還是視為科學，翻譯的根本任務即在于“傳真”，譯者不能充當“說謊的媒婆”，⑩否則就會怨偶無數(shù)。翻譯無非是用新瓶子裝舊酒，雖然瓶子 — 語言文字類型 — 換了，但是酒 — 內(nèi)容風格效果 — 卻不能變。

翻譯必須“忠實”，這是共識。但是，“忠實”什么？“忠實”的應該是原文的內(nèi)容意旨和風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tài)。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tài)，譯文無疑就會“異彩紛呈”，因“隔閡”而不“合格”。譯文的語言表達如果連“貫通”都做不到，讀者還怎么去“融會”？結果又怎么可能“與觀原文無異”？語言文字類型不同，語言表達習慣也就大不相同。

吳巖出其《從所謂“翻譯體”說起》中針對操漢語的譯者將外語譯成漢語的情況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翻譯體”的實質(zhì)：一些譯者“一條腿走路”，“未能辯證地對待兩種語言文字”，譯文“是外國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實地融會貫通地把原作翻譯和表達出來”。葉圣陶稱自己“不通一種外國語，常常看些翻譯東西”，在《談談翻譯》一文中坦言“正因為不通外國語，我才要讀譯本呢”，揭示出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別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請教你譯；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勞駕了。”正是憑著“不通一種外國語”的“外行”眼光，葉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問題的實質(zhì)。葉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對“死翻”?！八婪?，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各種語言的語言習慣都是相當穩(wěn)定的”，“既然是兩種語言，語法方面，修辭方面，選詞造句方面，不同之處當然很多”，“同樣一個意思，運用甲種語言該怎么樣表達，運用乙種語言該怎么樣表達”，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來影響”，也“要以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為條件”。據(jù)葉圣陶想，“翻譯家是精通兩種語言的人，也就是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來表達的人”，反觀之，“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來表達的人”才算是“精通兩種語言的人”，“精通兩種語言的人”才能成為“翻譯家”。葉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譯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譯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兩種語言，不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表達，而不精通兩種語言，不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表達，最終結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

吳巖以“內(nèi)行”的眼光審視“外國化了的中文”，站在“辯證地對待兩種語言文字”的思想認識高度來批語“翻譯體”，指出：“根據(jù)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忠實地融會貫通地把原作翻譯和表達出來”。葉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觀“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立足于“精神兩種語言”的基本條件來批評“死翻”，指出：“各種語言的語言習慣都是相當穩(wěn)定的，咱們接受外來影響要以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為條件”。吳巖與葉圣陶二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觀點卻完全一致：“根據(jù)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并“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吳巖和葉圣陶所針對的是操漢語的譯者將外語譯成漢語的情況，主張譯文要“根據(jù)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要“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若就“所譯者”和“所以譯者”而言，吳巖和葉圣陶的主張無非是：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

每門語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語體，而不同的語體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雖然每門語言的大部分詞語適用于各種語體，但是不少詞語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語體，有些詞語只見于書面語，有些詞語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語體，有些詞語只見于書面語，有些詞語只用于口語。同時，交際身份、交際場合、交際內(nèi)容以及交際心理不同，遣詞造句均會有所不同。就翻譯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譯者”和“所以譯者”兩門語言中口語與書面語、正式語體與非正式語體之間的差異，進而在遣詞造句上不僅“合意”而且“合宜”，當裨益匪淺。一般來說，原文用的是書面語體，譯文則不能用口語語體；原文用的是口語語體，譯文也不能用書面語體；原文非常正式，譯文則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譯文也不能非常正式。雖然一門語言中的基本語法和詞匯是操該語言的大多數(shù)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屬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業(yè)有不同的“行話”，不同的專業(yè)有不同的“術語”。譯文應該是個統(tǒng)一的整體，譯文既不能口語與書面語糅雜，更不能“方言”與“雅言”紛呈?？傊?，翻譯的時候，譯者必須關注原文及譯文遣詞造句的“語域”（register），使譯文不僅在語義上“合意”，而且在語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據(jù)張中楹《關于翻譯中的風格問題》一文載，有個美國人翻譯《論語·雍也》時最終將孔子發(fā)誓說的“天厭之”譯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來譯“天厭之”雖然在語義上“合意”，但在語用上卻不“合宜” — 即便“心里著慌，口里發(fā)誓”，“文質(zhì)彬彬”的孔夫子也決不可能來一句美利堅“國罵”。由此可見，譯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內(nèi)容意旨、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之外，還必須切合原文的語體語域。

注 釋

① [唐]賈公彥《義疏》。

② 錢學森，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288。

③ 辜正坤，當代翻譯學建構理路略論 — （文學翻譯學）序[J]，中國翻譯， 2001，（1）。

④ 賀麟，嚴復的翻譯[A]. 羅新璋，翻譯論集[M].商務印書館，1984。

⑤ 嚴復，譯例言[A].

⑥ 嚴復，譯者自序[A]。

⑦ 嚴復，與梁任公論所譯書[A]。

⑧ 唐人，翻譯是藝術[A]。羅新璋，翻譯論集[M]。商務印書館，1984。

篇4

論文摘要：翻譯是不同語碼之間的轉(zhuǎn)換，也是實現(xiàn)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的重要途徑。以文化因素為突破口來研究翻譯活動為翻譯研究打開了新局面。本文從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內(nèi)涵，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互動關系，文化研究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等方面，著重探討了翻譯理論視角下，如何確立文化研究的學科走向以及文化研究對翻譯理論研究的深遠影響。

翻譯理論指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主要包括歐洲，美國，加拿大)翻譯理論(王鵬，2010)。傳統(tǒng)意義上的翻譯活動被看作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過程，因而，翻譯研究一直以語言分析和文本的對照為主要任務。長期以來，翻譯理論往往依靠文學(尤其是比較文學)，語言學(尤其是應用語言學)和美學這樣的學科。而事實上，翻譯活動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字轉(zhuǎn)換過程。它還涉及到源語及譯入語所負載的文化(孫會軍鄭慶珠，2000)。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隨著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理論界的逐步崛起，大批學者開始從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譯研究。1976年，勒菲弗爾(Lefevere)提出，翻譯研究不僅僅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或語言學的一個特定區(qū)域，而應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1980年，英國比較文學家蘇珊·巴斯奈特(sHsan Bassnett)出版了《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翻譯研究應該專注于從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整體性思考。為了在新的生活情境中，在與其他文化形式的關系中有效地解釋翻譯現(xiàn)象，翻譯理論研究出現(xiàn)了“文化轉(zhuǎn)向”(Lefevere，1992)。翻譯理論的“文化轉(zhuǎn)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視野來取代原先占據(jù)翻譯理論中心位置的美學或語言學的考查方式。當下翻譯理論領域流行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就正是翻譯理論文化轉(zhuǎn)向的具體表征(張柏然，辛紅娟，2009)。

1、“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內(nèi)涵

人類學家指出，各個社會具有各自獨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1871年，英國人文學家泰勒(Edward Tvler)把文化定義為“一種復雜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余社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文化表現(xiàn)為一定的語言模式和行為方式。同時也涉及并受限于在共同生活中起實質(zhì)性作用的物質(zhì)存在。在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上，語言有最具意義的重要性。翻譯理論中的原語和譯入語文化的差異通常表現(xiàn)在審美、倫理、政治、思維模式以及譯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著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弘揚經(jīng)典文學作品，并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zhì)。隨著文化研究理論的逐步深入，后期的文化研究逐步走出初期的經(jīng)典文學領域，引入了對社區(qū)文化生活、大眾傳播媒介、當代文化、強勢(精英)文化以及邊緣文化的研究。戴錦華(2003)認為，“對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種獨有的理論脈絡與知識譜系，而是某種社會立場與社會批判的精神，是某種(反)表意實踐與社會實踐的可能”。文化研究，自誕生之日，就是一種實踐的理論，而不是對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大眾文化一的學院式研究(張柏然，辛紅娟，2009)。對于文化研究，歐洲多采用文化結構范式，而美國則采用多元政治范式。相較于文化結構范式，多元政治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現(xiàn)象(如廣告、藝術建筑、市井故事、電影、時裝、大眾文學等普通文化現(xiàn)象)，有意疏遠那些被認為是精英文學的經(jīng)典文學作品。現(xiàn)在，這兩種研究范式逐步吸取對方的一些主要理論和特點，以期構成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2、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

翻譯研究包括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的翻譯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以一種語言為載體的內(nèi)容轉(zhuǎn)換為另一種語言形式；廣義的翻譯則著重研究以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nèi)涵如何轉(zhuǎn)換為另一種文化形式。翻譯理論研究在歷史上曾經(jīng)一度依附于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作為語言學或者是文學的一個分支而寄人籬下。文化研究的勃興打破了語言學和文學之間的天然界限，改變了原來把翻譯研究置于語言學科或文藝學科之下的地位。擴大了譯學研究領域，開創(chuàng)了譯學研究新的局面。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有這樣一個清醒的認識：文化研究只是翻譯研究的一個新途徑，一個重要方面，它并不是翻譯研究的全部。的確，很多文本中蘊含著為某個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Wilss，1996)。呂俊(2004)認為，我們在進行翻譯研究的同時必須防止文化研究對翻譯研究的剝奪，進而導致翻譯研究的終結，使翻譯研究消彌在歷史研究、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之中，從而使其喪失作為獨立學科的本體地位。皮姆(Pvm，2010)認為，20世紀后半葉，西方翻譯理論界圍繞著“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論范式：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確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以及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譯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視角中的一個視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譯策略的選擇

影響和制約譯者的翻譯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歸為以下五個方面：(1)譯者所處的時代；(2)譯者與目標讀者的意識形態(tài)(思維方式、價值態(tài)度、翻譯一部作品的目的)與審美取向；(3)詩學(譯入語文化中的文學傳統(tǒng))；(4)譯入語文化與原語文化之間的相對地位；(5)翻譯活動與譯入語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等。其中，意識形態(tài)最為重要。因此，本文著重分析了意識形態(tài)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意識形態(tài)決定譯者個人和譯入語社會的思想架構(conceptual grid)，并通過思想觀念和世界觀決定讀者和譯者闡釋文本的基本方式。因此，意識形態(tài)決定譯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譯策略，并影響其對原文的改寫。如果譯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識而對原文進行無意識的改寫，或者故意對原文進行改寫以便譯文符合譯入語文化所特有的意識形態(tài)。譯者會傾向于采用歸化策略。對漢文化經(jīng)典《論語》的英譯版本中。不乏采用歸化翻譯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目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墩撜Z·學而第一》

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譯如下：

Tzu－h(huán)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為漢文化經(jīng)典論作，例1中“賢賢易色”指的是用尊貴優(yōu)秀品德的心來交換(或者改變)愛好美色的心。對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品德，而非容顏，正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丑妻家中寶”一說(同上)。威利將“賢賢易色”譯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采用了英語固有的語言表達來傳達漢語經(jīng)典詞語“賢賢易色”的含義。根據(jù)《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one’s betters(主舊或幽默)指的是“上司們，比自己能力強的人”。顯然威利沒有讀懂和領會原作的文化的內(nèi)涵，而此處所采用的歸化翻譯策略明顯是受到了譯者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

如果譯者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價值，而故意對原文進行改寫。譯者多會采用“異化翻譯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p>

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第四》)

威譯如下：

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

轉(zhuǎn)貼于

雷蒙·道森對“仁”的英譯為“humaneness”。

威利將“仁”譯為“Good”或“Goodness”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觀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無關系，因為希臘哲學思想是西方傳教士和西方漢學家詮釋中國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場(徐珺，2010)。威利對“仁”的英譯是其異化翻譯策略的又一具體表征。孔子乃以仁為其理論之基。作為《論語》的關鍵詞，“仁”并非簡單地指做個好人，亦隱含著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將“仁”翻譯為“humaneness”，而沒有做太多的創(chuàng)新，盡可能地傳達了原作的意義，是一個成功采用異化翻譯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備受關注的“歸化”與“異化”，目前翻譯界逐漸出現(xiàn)了另一個較新的理論范式——“本地化”。本地化指為了使產(chǎn)品適應新的文化、市場、環(huán)境而作的準備(或?qū)ｉT制作、改寫)過程。隨著翻譯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本地化也將可能成為與“歸化”、“異化”并行的另一種可行的翻譯策略。

4、結語

翻譯是跨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傳播媒介。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使翻譯研究得以從純語言層面走向探討文化層面的相互影響上。文化研究逐步開始并將繼續(xù)占據(jù)著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歷史必然性。但是，從文化的角度來切入翻譯問題并不是進行翻譯理論研究的唯一途徑：文化研究只是翻譯理論研究多元視角之一。我們?nèi)绻苷_看待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互動關系，以文化研究為突破口，從歷時和共識的角度把握影響譯者選擇翻譯策略的各種因素，我們就一定能為更深入地進行翻譯理論研究，并建立系統(tǒng)的、全面的翻譯理論研究體系，揭示翻譯活動的本質(zhì)規(guī)律做出我們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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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ym，A.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York：Roufledge，2010.

[3]Wilss，Wolfram，1996，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Behavior，John Benjamings Publishing Co.

[4]戴錦華，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代前言)[A]，大眾文化的神話[M]，阿蘭斯威伍德著，馮建三譯，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

[5]呂俊，論翻譯研究的本體回歸－對翻譯研究“文化轉(zhuǎn)向”的反思[J]，外國語，2004(4).

[6]孫會軍，鄭慶珠，譯論研究中的文化轉(zhuǎn)向[J]，中國翻譯，2000(5).

篇5

關鍵詞 言語行為意義理論 交際翻譯 語用意義 跨文化交際

中圖分類號：H315 文獻標識碼：A

1簡?奧斯丁的言語行為理論概述

簡?奧斯?。↗.L.Austin199-1960），二戰(zhàn)后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語言學家，是日常語言哲學中牛津?qū)W派的代表人物。她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言語行為意義理論，認為“說話即行為”，即語言不僅僅是用來描述事物的，也可以用來完成某種行為。該理論首次把人的語言和行為明確聯(lián)系在一起，在語言哲學中具有非凡的意義。后經(jīng)美國語言學家約翰?舍爾（John.R.Searl）的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統(tǒng)嚴密的理論。該理論認為語言行為意義可分為三個層面：

（1）表述性（locutionary meaning），即說話這一行為本身，指發(fā)出的語音、詞匯、短語和句子，等同于傳統(tǒng)意義的“意指”；

（2）施為性（illocutionary force），即指說話人通過言語所表達的交際意圖；

（3）成事性（perlocutionary force），指言語所產(chǎn)生的交際效果。這種“言語三分說”就是言中行為、言外行為和言后行為，奧?斯丁認為說話者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的言語都會同時發(fā)生上述三種言語行為。

2語用意義的特點和分類

（1）表述性意義（locutionary meaning），指言語的字面意義，其意義和句子的意義是相同的、一致的，屬于一種命題意義。例如：“This is Mary Brown， our president.”，“這位是我們總裁，瑪麗?布朗?！痹牡木渥泳褪且环N直接的表述，沒有言外之意，譯文當然直譯即可。

（2）施為性意義（illocutionary force），指言語所具有的實現(xiàn)言者意圖的功能。例如我們國人見面彼此打招呼會問“您吃了沒？”，這是中國人熟人之間特有的寒暄語，如果按字面意義翻譯為“Have you eaten ？”，就無法體現(xiàn)它的語用意義和交際作用。正確的處理方法是譯為能體現(xiàn)等效功能的“How are you today？”（您好嗎？） 或者“How are you doing？”（近來可好？）

（3）成事（perlocutionary force），指言語具有的使聽者做出某種反應的功能，例如高興、害怕、沮喪、失望、鼓舞等。例如我國茅臺酒的廣告詞：國酒茅臺，相伴輝煌。其英文翻譯一直為內(nèi)行人所稱道：“Good and vigorous spirit.”。翻譯沒有單純從言語意義和形式上翻譯，而是成功地運用了雙關語“spirit”一詞，既體現(xiàn)了原廣告的語言美，也凸顯了廣告效果，使譯文讀者與原文讀者一樣對茅臺感興趣，有購買欲望。這就是譯文的廣告所達到的翻譯等效性。

（4）會話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指會話雙方通過合作原則用暗示的方法所表達的言外之意。見下例：

M：What will you do if you fail the test？

W：I’ll eat my hat.

從字面意義來看，原文當中“W”的回答顯然不符合實情， 因為“hat”是沒法吃的，但其真實會話含義可以推知“測試不過是不可能的”。因此，應該把言者的言外之意翻譯出來，達到語用等效的目的，否則對于不懂這一英文俗語的外國讀者來說就是一頭霧水了。

（5）修辭性意義（figurative meaning），指言語通過各種修辭手段產(chǎn)生不同的意義，達到交際目的。例如：Lucy betrayed me. What a good friend！ 原文運用了反語的修辭手法，“good friend”字面意思是“好朋友”，但由于有前面那句“露西背叛了我”，可知這個“好朋友”實際是指她的“背信棄義”，表達的是言者對背叛者的無比的憤怒和譴責之情。

3運用言語行為翻譯理論進行交際翻譯

在翻譯過程中，譯文作者不但要理解源語言的表述性意義，更要清楚原作者要表達的真實交際意圖，即語用意義，把源語言的這一功能忠實地傳遞給譯文讀者。要達到譯文與原文的語用等值，是翻譯的理想目標，盡管這一目標很難實現(xiàn)，但基于言語行為理論也是切實可行的。為了達到語用等效的目的，譯文作者可以靈活處理譯文，而不必拘泥于源語言的具體語言形式，這樣就可以充分發(fā)揮譯語的優(yōu)勢和譯者的創(chuàng)造力。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可以采取以下幾種翻譯方法：

（1）完全對等，即譯文無論在形式、內(nèi)容還是言外之意都完全與原文相同。由于人類的思維和語言很多時候是相同的，這也是為什么操不同的語言之間的不同民族之間可以溝通交流的原因，也使翻譯成為可能。很多情況下，達到完全對等的翻譯是可以實現(xiàn)的。例如“Be careful， as walls have ears！”， "Your doing so is like building a castle in the air."可以翻譯成“小心，隔墻有耳！”、“你這樣做無異于建造空中樓閣?！?，這樣，譯文把原文的言語意義和語言意義都表達了出來，實現(xiàn)了兩者之間的完全對等。

（2）部分對等，即譯文和原文無法在形式和意義上達到完成對等，只能做到部分對等，也就是為了完成言語的語用對等需要對言語的形式進行轉(zhuǎn)換。部分情況下，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產(chǎn)生的獨特語言現(xiàn)象，使得完全對等翻譯無法實現(xiàn)，這就要求譯者深諳語言背后的特殊文化意義，對譯出適當?shù)奶幚恚ㄟ^言語的言外功能結合言后行為對譯文進行靈活翻譯。例如“龍”這個形象，在中國它是一種傳說中能飛騰、布雨的神獸，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是神秘、高貴的象征，但如果翻譯成“dragon”，雖然字面上做到了對等，但意義卻大相徑庭。因為“dragon”，在英語文化中是一種“長著翅膀、能吐火、會飛行的怪獸”，是邪惡的象征。因此建議翻譯成“Chinese dragon”，實現(xiàn)源語與譯語的部分對等。

（3）完全不對等，即譯文與原文之間無法實現(xiàn)對等。這種情況下，如果拘泥于源語言的形式硬譯，會導致譯文無意義，致使交際失敗。言語行為理論強調(diào)的是言語對行為產(chǎn)生的有效性，換句話說就是同樣的行為，可以通過不同的言語形式來表達出來，只要這些不同的言語形式能產(chǎn)生同樣的行為，則這些言語都是有效的。如此看來，奧斯丁的言語行為意義理論為譯文作者可以靈活處理譯文提供了很有說服力的理論基礎。例如我國有句家喻戶曉的俗語：“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如果用部分對等的方式翻譯需要對諸葛亮這個形象和象征意義解釋很多，很嗦；而西方文化中恰巧有一句俗語“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語用意義完全相同，對于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外國讀者來說，這種翻譯方式接受起來完全沒有問題，達到了跨文化交際的目的。

4結語

從言語行為翻譯理論的角度來討論交際翻譯，就是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能充分領會源語言的言語意義，在正確理解原文所要表達的真實意義的基礎上，使譯文盡可能對等地表達相同或者相近的交際效果，從而促進跨文化交際的成功進行。同時，在該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交際翻譯，對于勘正某些翻譯誤區(qū)也頗有益處：有人認為翻譯僅僅是從源語言到譯語的轉(zhuǎn)換，要忠實于原文，不能做靈活處理。而言語行為理論恰恰為譯者提供更廣闊的翻譯空間，為譯文的多樣性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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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ule，G.Pragmatic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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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論文摘要:言語行為理論克服了結構主義只強調(diào)構成性規(guī)則的片面性，又使解構主義非理性的批判回歸理性道路上，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合適的語言學基礎。同時，表達的可理解性、命題的真理性等有效性主張為譯文的多樣性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早在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言語行為理論的某些觀點。馬林諾夫斯基、布龍菲爾德、華生等人早在20一30年代也曾提及言語行為。這一理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不能與西方哲學的發(fā)展孤立起來考察，古希臘到20世紀的西方哲學從中心論題可以宏觀概括為主個階段模式:本體論—認識論—語言。柏拉圖的本體論為人們確立了知識對象和客體;到了近代，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從本體論變成了認識論;本世紀初，哲學產(chǎn)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學的。轉(zhuǎn)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弗雷格、摩爾、羅素及維特根斯坦等開創(chuàng)了分析哲學的先河，把哲學的任務歸結為對語言的分析，語言學轉(zhuǎn)向后的哲學稱為語言哲學。

語言哲學的兩個主要發(fā)展方向:一是從弗雷格、羅素、前期維特根斯坦、邏輯實證主義者到蒯因和美國哲學家戴維森。主要是討論意義和真理的關系，討論一個話語的真值條件是什么。他們認為，語言的目的是傳達可能為真或假的東西。另一個方向是以后期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塞爾等為主要代表，他們更多的是討論語言的使用問題，把語言看做人類行為的一部分。他們所探討的不是意義和真理的關系問題，而是意義和使用的關系或意義和說話人說出話語意圖的關系問題。塞爾認為:“把語言哲學中許多問題的討論都加以改造而鑄進關于一般人類行為的討論這個更廣大的背景中去，這是非常重要的?！焙笃诰S特根斯坦和行為語言學派開始考察說話時的語境，說話人的意圖和目的，受話人的信念等語用因素。

現(xiàn)代語言哲學意義上的言語行為的概念卻是奧斯汀最先提出的。1957年，約翰·奧斯汀應邀到哈佛大學作了《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act)的講座，他認為所有的語句分為敘述句(constative)和施為句(performatives )，隨著研究的深入，奧斯汀又把施為句分為顯性施為句(含有施為動詞的語句)和隱性施為句(不含有施為動詞的語句)。其后，他又提出“言語行為三分說”。奧斯汀從一個完整的言語行為中抽象出三種行為，分別稱為言中行為(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說，言中行為指說出合乎語言習慣的、有意義的話語;言外行為指在特定的語境中賦予有意義的話語一種語力(即說話人的用意);言后行為指言中或言后行為在聽者身上產(chǎn)生的某種效果。

在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的基礎上，塞爾使之進一步系統(tǒng)化、嚴密化。塞爾言語行為理論的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言語行為的分類和間接言語行為理論概念的提出。塞爾認為，使用語言就像人類許多別的社會活動一樣是一種受規(guī)則制約的有意圖的行為，人類交際和交往的最小單位不是通常人們所認為的單詞或句子等語言單位，而是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的意義就是句子意義的功能。在塞爾的進一步研究和發(fā)展后，哲學界和語言學界對言語行為理論普遍關注，言語行為成為了西方哲學、語言學，尤其是語用學研究的核心。

一、言語行為理論是規(guī)范語用學的出發(fā)點

哈貝馬斯一直追蹤并詳細研究了與交往理論有關的各家各派關于語言的見解，積極參與學術界引發(fā)的各種爭論，接受和改造了言語行為理論，并以此作為通向他的規(guī)范語用學的出發(fā)點。

規(guī)范語用學本質(zhì)上就是把有能力主體之實踐地被掌握.的前理論的直覺知識(know一how)轉(zhuǎn)換成一種客體的和精確的知識(know一what)的重建過程。奧斯汀、塞爾等人的言語行為理論將言語行為分為敘述句(constative)和施為句(perfor-matives)。敘述句有真假，施為句無真假，只有恰當與不恰當。哈貝馬斯接受奧斯汀關于表述性言語行為(以言表意行為)和施為性言語行為(以言行事行為)的劃分。但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所有言語行為都具有這兩種行為，而且兩者不可分離;哈貝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部分，強調(diào)語言的應用主要就是為了以言行事，這比語言的認識功能更為重要。正是基于這一點，哈貝馬斯把關于言語行為的研究作為其普遍語用學的主要對象。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是實施言語行為的能力，即集中關注人際關系，因此它把言語行為理論作為自己的出發(fā)點。

不過，哈貝馬斯的規(guī)范語用學所著重研究的不是言語的規(guī)范結構，而是言語的過程，即言語行為。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只能對語言進行規(guī)范分析，而不能對言語進行規(guī)范分析。哈貝馬斯不同意這種觀點。在他看來，“不僅語言，而且言語—即在活動中對句子的使用—也可以進行規(guī)范分析的。”哈貝馬斯贊同索緒爾關于語言與言語的這種劃分，但他強調(diào)言語不僅具有陳述功能，而且具有啟動行為的功能。哈貝馬斯不僅認為言語行為是以理解為目的的，而且認為言語行為本身就是理解的過程。在哈貝馬斯看來，理解主要不是一種認識活動，而是一種相互作用的實踐活動，是主體之間的交往活動。在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中，言語成為人們活動的條件，理解成為人們活動的目的。

哈貝馬斯將語言與言語的區(qū)分作為其普遍語用學的基礎，想通過克服傳統(tǒng)語言哲學的片面性，以推動言語行為的研究。哈貝馬斯根據(jù)奧斯汀關于三種言語行為區(qū)分的理論，提出言語的雙重結構理論:施為性結構和表述性結構。哈貝馬斯對言語的表達的可理解性、命題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誠性、言說的適當性等有效性主張的研究也是很有意義的。哈貝馬斯試圖將運行于現(xiàn)代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行為統(tǒng)一于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世界這三個把語言作為普遍中介物的世界中。以上種種研究促使學術界從對語言的可理解性的研究深化到語言行為的可理解性的研究，進而認識到言語行為具有規(guī)范性和規(guī)范可分析性，從而使對言語行為的經(jīng)驗研究進入對言語行為的理論研究。

語用學與翻譯活動中譯者對原作的理解和再現(xiàn)密不可分，譯者策略的選擇也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諸多語用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作為語用學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理論，言語行為理論研究的發(fā)展必然對翻譯研究帶來深遠的影響。

二、言語行為理論為翻譯學構建提供了語言學基礎

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死后，他的學生巴利和塞歇根據(jù)其筆記整理出版的《普通語言學》體現(xiàn)了他的語言學理論及其研究方法，并對結構主義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翻譯研究的結構主義范式以結構主義為理論根基，使用語言分析、結構分析的方法。結構主義翻譯觀的前提是任何文本都有一個終極意義，即原文的“結構”。結構主義給翻譯帶來了科學的理性，使人們擺脫了語文學之下的點評式、隨感式的翻譯批評，破除了原來語文學式的神秘性和主觀直覺的翻譯研究方法。但由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自身不足，如靜止性、封閉性和自足性，難于適用翻譯中語言實際使用靈活多變的情況。更為重要的是，結構主義翻譯觀把整個翻譯過程簡單化、機械化.、程式化了，譯者的任務只是按語言規(guī)律去解碼與編碼，一種語言所表達的內(nèi)容由另外一種語言表達出來。顯然，結構主義語言學不能作為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結構主義靜止、封閉性的翻譯研究被解構主義的多元翻譯研究模式打破。人們開始關注如文化、意識形態(tài)、翻譯目的等語言結構外的因素。大大拓展了翻譯研究的疆域，同時帶來了許多困惑與混亂。解構主義語言觀從語言本體論的立場看待語言，認為語言不是一種外在于言說主體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形式。海德格爾曾說:“語言是存在之區(qū)域—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說，語言是存在之家。語言的本質(zhì)既非意味所能窮盡，語言也決不是某種符號和密碼。因為語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們是通過不斷穿行于這個家中而通達存在著的?！边@樣，語言被不斷神話、虛化，成了沒有固定所指的符號，沒有確定意義。海德格爾舉過這樣的例子，“命名是什么?意思我們可以回答說:‘命名’意指賦予某物以一個名稱。那么，一個名稱是什么呢?是一種給某物提供一個聲音或文字符號亦即一個密碼的標記。但一個符號又是什么呢?……”這種語言觀以語言自身為反思的對象，是一種元語言的語言觀，會形成一種元語言的追問，與現(xiàn)實沒有任何聯(lián)系，不指向經(jīng)驗世界的事物，與現(xiàn)實世界脫離，具有形而上學的性質(zhì)。這種哲學會對翻譯研究本身“解構”，使人們只關注翻譯活動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甚或把翻譯研究變成文化研究、意識形態(tài)等研究的附庸。因此，它不可能作為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哈貝馬斯根據(jù)奧斯汀關于三種言語行為區(qū)分的理論，提出言語的雙重結構理論:施為性結構和表述性結構。表述性結構是語言的正確性問題，指的是語言構成性規(guī)則(constructive rules)，它保證了所說的話語在語義和語法上是正確的。施為性結構把人引導向人際關系的層面，在人際交往中要遵守第二套規(guī)則，即語用性規(guī)則(pragmatic rules ) ，它是協(xié)調(diào)性的規(guī)則與規(guī)范(regulative rules )，是人們在長期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它可以使說出的話得體，即恰當。沒有構成性規(guī)則一語言系統(tǒng)無法存在，也就無語用規(guī)則而言;同樣，無語用性規(guī)則，人們之間的交往會變的不得體、混亂，或者引起交往的失敗。從方法論上講，哈貝馬斯借助喬姆斯基對語言能力的闡述，提出交往能力的觀點，即言語行為主體是否具有“交往能力”是使得交往能否在各種語境下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交往行為的前提‘言語行為是社會整合和社會再生產(chǎn)的一種重要機制，是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內(nèi)容，在合理人際關系的建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哈貝馬斯理性重建新模式的出發(fā)點。譯者在口譯、筆譯、同聲傳譯等所直接面對的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中的語言或是文獻作品中的語言，那譯者在從譯文生成過程中同樣必須遵守構成性規(guī)則和語用性規(guī)則。這樣，言語行為理論克服了結構主義只強調(diào)構成性規(guī)則的片面性，又使解構主義非理性的批判回歸理性道路之上，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合適的語言學基礎。

三、言語行為理論的有效性主張為譯文的多樣性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哈貝馬斯認為，言語者必須遵守一些基本預設，這樣交往才能得以成功。為此，他提出了有效性主張:(1)表達的可理解性，即講話者必須選擇一個可以理解的表達，以便講話者能夠與聽者從語言結構中獲得正確的理解;(2)命題的真理性，即講話者提供的陳述必須是真實的，以便聽者能夠分享講話者的知識;(3)意向的真誠性，即講話表達自身的意向必須是真誠的，必須滿足以導致聽者對講話者的信任;(4)言說的適當性，講話者選用的言說必須是適當?shù)?，應當符合公認的言說交流背景從而使聽者認可。這樣一來，講話者和聽者也就在有效性主張的基礎上有了可以依賴的普遍的理性基礎—交往理性，依此做出接受、拒絕等各種行為。它克服了西方哲學的“邏各斯中心”的偏見，并在實踐之上的理論首要性中重新思考了傳統(tǒng)哲學信念。傳統(tǒng)上，西方哲學一直固守于命題的真理性這一有效性的單一論之中。哈貝馬斯把它的交往理性看作不僅包含了命題的真理性，而且包括表述的恰當性和交往的真誠性。這種交往理性的多域論就要求有更多的話語，從而有效克服了單一話語所導致的極端性和統(tǒng)治性，既避免了系統(tǒng)和工具理性的過分膨脹，有為主體的互動交往提供了鮮活的語境基礎。作為原文的聽者和譯文講話者的譯者，如何在翻譯活動中遵守這些有效性主張，克服單一話語所導致的極端性和統(tǒng)治性，使得譯文既準確又恰當，就顯得極其重要。如把“Coffee ， please”這個句子譯成“咖啡，請!”，這個譯文雖然完全表達原文意思，但譯文不太好理解，雖不至于令人費解，至少會使聽者覺得唐突，如果為主體的互動交往提供了鮮活的語境基礎，加上符合公認的言說交流背景:

(1)(如果在酒吧，顧客對營業(yè)員說的話)可譯為:請來一杯咖啡!

(2)(如果在商場，顧客對營業(yè)員說的話)可譯為:我要一瓶咖啡!

(3)(如果在家，主人對客人說的話)可譯為:請喝咖啡!

這樣，譯文真實傳達原文的內(nèi)容，條理性清晰，言說恰當，可理解性強。

哈貝馬斯認為具有交往行為能力的行為主體能根據(jù)言說對象的年齡、地位以及交往的環(huán)境、場合和其它有關環(huán)境方面的限制等條件來選擇最為適當?shù)谋磉_形式。翻譯中所處理的各種語言表達也應該根據(jù)不同的語境基礎準確地表達語言層面內(nèi)容、語氣和語調(diào)。如“您下車嗎?”、“你下車嗎?”、“下車嗎?”三句都是用來表達一個非言要旨，即“你是否下車?”但其表達的語氣依次漸強。如果把這三句均譯成:“Are you getting off?”也未嘗不可。但僅此一種譯文無法體現(xiàn)原文漢語中敬稱“您”改為一般性稱謂“你”以及再改為一般性問句的變化。交往理性的多域論要求有更多的話語，我們可以把以上三句依次譯為“You are getting off， area’ t you？”，“Are you getting off?”，“Getting off or not？”這樣就體現(xiàn)出原文語旨由弱到強的變化。

再者，從有效性主張出發(fā)，原文是講話者(作者)對某一陳述言，通過真誠的意向，選擇一個聽者可以理解的表達，選用符合公認的言說交流背景從而使聽者認可的適當性言說。要對原文理解聽話者(譯者)需要遵循原文的有效性主張，倘若要對所聽的話進行轉(zhuǎn)述(翻譯)，講話者(譯者)必須遵循講話者(譯者)自身的有效性主張。如此一來，原講話者(作者)的有效性主張和既充當聽話者又充當講話者(譯者)的有效性主張在表達的可理解性、命題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誠性和言說的適當性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這樣也就解釋了在文言文盛行的年代，林琴南翻譯西方小說為什么使用文言文，后人重譯時相繼使用歐化文體和白話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聽話者和講話者有效性主張的具體內(nèi)容在具體時間和具體環(huán)境下有所不同，導致不同的講話者(譯者)選擇的話語會有所不一。因此，言語行為理論在為“重譯”提供了理論依據(jù)的同時，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了“重譯”的必要性。

篇7

關聯(lián)理論是法、英學者D.Sperber,和D.Wilson在其合作出版的《關聯(lián)性:交際與認知》(1986/1995)專著中提出來的,1995年二人又出版了該書的修訂版。他們認為交際是一個認知過程,交際雙方互明的前提是在于最佳的認知模式:關聯(lián)性。關聯(lián)機制包括最大關聯(lián)和最佳關聯(lián)。最大關聯(lián)(mostrelevance)是指在交際中受體在理解話語時付出了盡可能小的努力而獲得最大的語境效果;最佳關聯(lián)(optimalrelevance)是指受體在理解話語時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獲的足夠的語境效果。從關聯(lián)理論的途徑研究翻譯,就突出了翻譯的認知特性,它研究譯者的交際能力,也就是翻譯能力。關聯(lián)翻譯理論把翻譯看成是一個語際間的明示—?推理的闡釋活動。翻譯不是靜態(tài)的,而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一種交流,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是依據(jù)不同編碼對符號進行再解釋的一個無止境的過程(王治琴,2005)。

二、關聯(lián)理論與翻譯的關系

關聯(lián)理論認為,對語言的使用有兩種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釋性使用。翻譯是對語言的解釋性使用。在語言的解釋性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原語和表達該話語的語句之間應該存在一種解釋性相似。兩個話語的解釋性相似程度越高,所共享的明說和暗含意義就越多。翻譯活動源遠流長,研究翻譯的文獻亦可謂汗牛充棟,但學者們對于“翻譯”從未達成過共識。關聯(lián)理論對翻譯的解釋力是很強的,它統(tǒng)一的理論框架可以“框住”人類的一切翻譯活動,而且還可以根據(jù)關聯(lián)理論平息翻譯界經(jīng)年不息的爭執(zhí)(趙彥春,2003)。任何一種翻譯理論都強調(diào)翻譯的前提是正確理解原語,譯者靠什么來推理作者的交際意圖呢?關鍵是靠尋找最佳關聯(lián),推斷出語境暗含。翻譯是一種認知活動,也是一種交際活動。關聯(lián)理論的翻譯觀把翻譯看作是一個對原文進行闡釋的動態(tài)的明示—推理過程。譯者要盡可能根據(jù)話語內(nèi)容去推理原語交者的交際意圖,而譯語接受者同樣也在自己動態(tài)的語境內(nèi)對譯文進行闡釋和解讀。所以,根據(jù)關聯(lián)理論,我們可以把翻譯看作是一種言語交際行為,是一個推理過程,而推理所依據(jù)的就是關聯(lián)性。

三、對文化缺省和關聯(lián)理論的認識

認知科學表明,人的知識和經(jīng)驗以圖式(schema)的形式儲存在人腦的長期記憶(long-termmemory)之中,每個圖式由數(shù)目不等的空位(slots)組成。每當感官記憶(sensorymemory)輸入了某種信號時,認知機制中的記憶搜索(memorysearch)功能就會自動在長期記憶中激活屬于該圖式的空位,最終激活整個圖式。認知是由記憶中的圖式作用于未知實現(xiàn)的。因此,在語言交際中,新的話語必須以某種方式激發(fā)相關認知領域中的其它認知結構,理解才能達成。

關聯(lián)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交際和認知,強調(diào)認知語境在推導說話者的交際意圖中的作用。關聯(lián)理論把交際看成是明示——推理的過程,設想每一個明示性的交際行為本身都具備最佳關聯(lián)性(optimalrelevance),即受話人在理解話語時用恰當?shù)奶幚砼湍塬@得足夠的語境效果。作為一種語用理論,關聯(lián)理論必然包含了語言交際所遵循的“經(jīng)濟原則”(principleofeconomy)。說話人在明示過程中,為使話語具有最佳關聯(lián)性,必然會對受話人的認知語境和先有知識圖式進行合理預測,對雙方認知環(huán)境里共有的無須贅言的內(nèi)容會在話語中省去,處理為預設信息。而受話人在理解話語時,會結合自己的認知語境,激活記憶中的心理圖式,填補未表達的細節(jié),通過推理,找到話語和語境的最佳關聯(lián),從而獲得語境效果。

四、怎樣運用關聯(lián)理論在譯語中重現(xiàn)原作品的文化關聯(lián)機制

從關聯(lián)理論的角度來看,翻譯是一個涉及原語作者-譯者-譯語讀者三方的互動過程,話語的兩次輸出和理解不可能完全相等,故對等原則不能衡量翻譯的成功與否?！瓣P聯(lián)理論的翻譯觀是在保證效度的基礎上求其信度”（張今，1987）即在保證交際效果的前提下,譯作應盡量向原作趨同,提高信度(忠于原作者)。關聯(lián)理論框架下的翻譯是一個明示—推理的動態(tài)闡釋過程,這個過程是不完全對等(asymmetrical)的:防止和避免譯語讀者誤解的責任完全在譯者一方。因此譯者必須將原作者的意圖用明確的方式再現(xiàn)給譯語讀者,才能使讀者解讀原作者語用預設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交際的成功取決于話語與語境的最佳關聯(lián),譯者應盡可能為譯語讀者營造出一個具有最佳關聯(lián)性的語境,以獲得與原語讀者趨同的語境效果。這就為對文化缺省的翻譯重構提供了兩點重要啟示:一譯者必須識別原語語篇中的文化缺省,推斷出原文作者的意圖,并以明示的方式再現(xiàn)給譯語讀者。二譯者要對譯語讀者的認知環(huán)境進行合理推測,選擇適當?shù)姆g策略對原文中的文化缺省進行合理補償,為譯語讀者構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語境,以產(chǎn)生足夠的語境效果。關聯(lián)的翻譯觀沒有說必須譯成什么,只是說明在最佳關聯(lián)的指導下可能譯成什么。

1、重現(xiàn)(representation)。當原語文化與譯語文化在表達與語義上都相近時,采用重現(xiàn)法,也即直譯法,以達到同原語在形式與內(nèi)容上的最佳關聯(lián)。如:tospendmoneylikewater花錢如水;百花齊放:letahundredflowersbloom;紙老虎譯為papertiger.下例就是通過重現(xiàn)的手法傳達了原文本的藝術境界:

(1)Amelodyisheard,playeduponaflute.Itissmalllandfine,tellingofgrassandtreesandthehorizon.Thecurtainrises.橫笛吹起,優(yōu)雅的旋律訴說著芳草、佳樹、天涯,幕起。

2、替代(replacement)。當原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征象不同時采用替代法,它是直譯與意譯的結合。如:Hethatliesdownwithdogsmustgetupwithfleas.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Romeo:Whathavethoufound?Mercutio:Nohare,sir.(《羅密歐與朱麗葉》,ActII,)《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譏諷老乳母為妓時,用了hare一詞。Hare本為野兔,俗語是妓之意,相當于漢語中的“野雞”,諧“野妓”,故梁實秋先生將hare譯為“野雞”。

羅:你發(fā)現(xiàn)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雞,先生。

3、轉(zhuǎn)換(reproduction)

當原語中文化征象在譯語中出現(xiàn)缺省時采用轉(zhuǎn)換法或意譯法,如:

(3)現(xiàn)在合同已簽了,真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飯,只好如此了。

Asthecontracthasbeensigned,what’sdoneisdoneandcan’tbeundone.(劉季春,1996:90)

(4)“Ibegyourpardon,”saidAliceveryhumbly:“youhadgottothefifthbend,Ithink?”

“Ihadnot!”criedtheMouse,sharplyandveryangrily.“Aknot!”saidAlice,alwaysreadytomakeherselfuseful,andlookinganxiouslyabouther.“Oh,doletmehelptoundoit!”(LewisCarroll,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Chapter3)

“……你說到第五個彎了,不是嗎?”

那老鼠很兇很怒地道:“我沒有到!”

愛麗絲道:“你沒有刀嗎?讓我給你找一把吧!”(趙元任譯,轉(zhuǎn)引自《翻譯批評散論》

4、重構(rebuilding/recreation)。重構綜合運用多種翻譯策略與手段來疏解或化解原語的文化信息,再現(xiàn)原文的關聯(lián)性。

(5)Itwasasplendidpopulation—foralltheslow,sleepy,sluggish-brainedslothsstayedathome.

譯文:這幫人個個出類拔萃———因為凡是呆板、呆滯、呆頭呆腦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斗g批評散論》,P87)譯文較好地重構了原文的意境,連用六個含“呆”的短語再現(xiàn)了原作中五個以s開頭的詞匯的藝術效果,堪稱藝術的再創(chuàng)造。(6)“IfyoumeanDarcy”,criedherbrother,“…butasfortheball,itisquiteasettlething,andassoonasNichollshasmadewhitesoupenoughIshallsendroundmycards”.

(上海譯文版)“如果你指的是達西”,她的哥哥大聲說,“……舞會已經(jīng)決定了非開不可,只等尼可爾斯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就下請貼”。

(人民版)“……至于舞會嘛,那是已經(jīng)定了的事。只等科尼斯把白湯備足了,我就下請貼”。(一種用白肉[如小牛肉、雞肉等]加蔬菜熬制的湯。舞會結束客人離去前通常饗以熱騰騰的白湯、咖啡或其它飲料。)

Whitesoup是西方舞會上一道必備的湯,原文作者在此運用借喻手法借白湯指舞會的各種準備?！鞍诇焙苋菀准せ钤淖x者記憶中“舞會”的原型畫面,使他們領會到作者的意圖。而對于中文讀者而言,記憶中并沒有相關圖式,在理解上很可能會形成連貫“空位”。因此,上譯版采用文化過濾法,把作者的話說白,這樣一來,中文讀者根本不用花費努力就能獲得連貫理解;可是,這又有一個問題:譯文除了給讀者一個閱讀方便,并不產(chǎn)生其它任何語境效果。因為譯者代替了讀者在思考,而文學作品的的魅力就在于讀者能動地參與。相較之下,人民版采用的文化詮釋法更為可取?！鞍诇敝苯幼g出給讀者以原滋原味的審美感受,文外腳注也不須讀者花費過多的心理努力對文章獲得連貫理解,并增強了對西方文化的了解。

語境效果和讀者的處理努力相比要大得多,因而,人民版譯文更具有最佳關聯(lián)性在翻譯的再表達階段,由于語言、文化的差異的存在,譯者則不得不面對意義的再表達的種種選擇和取舍。其中的得失,既有語言轉(zhuǎn)換和文化播遷中難以解決的困難所構成的客觀原因,也有譯者面對兩種文化所做出的文化意義上的選擇,以及個人審美情趣的主觀因素的影響。選擇的理論依據(jù)之一是關聯(lián)原則。譯作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文是否再現(xiàn)了原作品的最佳關聯(lián)性,是否符合讀者的期待,是否達到交流的目的。譯者要傳達原作者的交際意圖,就必須找出原作品中的最佳關聯(lián)性,并將其再現(xiàn)在譯語作品中,讓譯語讀者獲得與原語讀者同樣的最佳關聯(lián)而達到正確解讀譯語作品的目的。

五、結語

篇8

1 思維形態(tài)在翻譯思維中的表現(xiàn)

從翻譯思維的全程來說,翻譯思維既包括邏輯思維,也包括形象思維和直觀動作思維。但從主體上分析,翻譯又屬于邏輯思維,不屬于以具體形象為核心的直觀形象思維,也不屬于以實際動作為支柱的直觀動作思維。翻譯基本上屬于邏輯思維,即以概念、判斷、推理的手段反映客觀事物(原語和翻譯活動)的運作規(guī)律,以獲得對事物本質(zhì)特征及其內(nèi)在聯(lián)系的認識(大體相當于意義)。翻譯思維中最明顯的特點是:翻譯者所接收到的“直接現(xiàn)實”是SL的語言信息系統(tǒng),是SL的語言表層,而不是表層覆蓋下的深層的概念,即SL的深層結構。譯者只有依靠自己頭腦的判斷與推理,解決詞語語義系統(tǒng)中的各層次(語法的、邏輯的、修辭的)的關系。翻譯具有科學性正是因為翻譯思維主要屬于邏輯思維,在邏輯思維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到翻譯的一般規(guī)律,而這些規(guī)律可以指導譯者的翻譯實踐。

2 形象思維在翻譯中的作用

翻譯中既存在像科學活動一樣的邏輯演繹、推理和歸納過程,同時,翻譯又有藝術活動中一樣的審美過程,即翻譯還具有藝術性。翻譯的藝術性主要體現(xiàn)在形象思維和直觀動作思維之中。邏輯思維是科學思維,形象思維和直觀動作思維是藝術思維。任何翻譯過程都離不開這三種思維形態(tài),只是可能由于翻譯任務的不同而導致這三種思維在翻譯過程中所承擔的分量有所差異而已。這主要是因為三種思維形態(tài)在人類的認知過程中既相互作用,又具有不同的功能。

在翻譯過程中,形象思維的功能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抽象思維具有驗證和校正作用,驗證邏輯思維是否準確無誤,也可以調(diào)整抽象思維對客體反映的偏差,即對抽象思維具有輔助作用;二是借助抽象思維或者直觀動作思維對形象進行把握,即對形象的把握起著主要作用。例如:With a T square in his hand,the teacher of geometry came into the classroom．幾何老師手拿一把丁字尺,走進了教室。

It was just impossible for him to get into this I-shaped hole．要他鉆進這個“工”字形的洞口,是完全不可能的。Old Zhang went into the room and saw his daughter lying on the bed in the shap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Da”(大)．老張走進房間一看,只見女兒在床上睡成一個“大”字。

上述是典型的通過形象思維以譯文形象換原文形象的翻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的形象詞“大”由于英語中缺乏同樣的形象詞,譯者通過形象思維保留了原文的詞來保留原文的形象。不過,根據(jù)我們的觀察,文學性即藝術性更強的作品的翻譯更需要形象思維的參與。在文學作品中往往充斥著形形的形象詞匯,形象詞匯的翻譯非常需要形象思維的參與。形象思維不僅在文學翻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科技翻譯中有時也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上述譯文就是以形象換形象的例證,譯者在翻譯中充分地發(fā)揮了形象思維。

3 動作思維在翻譯中的作用

動作思維與形象思維一樣也屬于藝術思維,同樣具有兩種主要功能,一是輔助抽象思維,校正或驗證抽象思維的正確性,調(diào)整抽象思維對客體認識的把握;二是通過抽象思維或形象思維,把握客體的真實特征。不同的人類活動對動作思維的依賴是有差異的。在較多依賴動作的活動中,動作思維對事物的認知顯然是非常重要的。動作思維的功能在翻譯過程中主要體現(xiàn)在動作思維能幫助譯者對原出更準確的理解,并對譯文選詞造句做出更好的抉擇。例如:

This uh…this next number is uh…is a wedding gift to the beautiful lady who will be kind enough to marry me this Saturday．Miss Shelby Coles．(說話人用手指向Miss Shelby Coles)。(a)下面……這首曲子是……獻給本周六將與我結婚的那位美麗的姑娘—— 謝爾比科爾斯小姐的一份結婚禮物。(b)下面……這首曲子是……一份結婚禮物……獻給一位美麗的姑娘。她就是將于本周六和我結婚的……謝爾比科爾斯小姐。

原文是影片中的一段臺詞。在影片中,說話人提及Miss Shelby Coles,同時用手指向了她。譯文(10b)把Miss Shelby Coles的譯文“謝爾比科爾斯小姐”放在了語段的末尾,很好地配合了影片中的動作,但譯文(10a)無法做到。這是動作思維運用是否恰當?shù)牡湫捅憩F(xiàn)。

4 結語

各種非語言信息通常是有效的情態(tài)表意手段。有時,我們還不得不將體態(tài)語的含義用詞語表達出來。當然,動作思維并不能保證翻譯的正確性。形象思維也具有這種特點,在前面的例證中我們討論過,它們都需要邏輯思維的幫助,這正是它們在翻譯思維中從屬邏輯思維的表現(xiàn)。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對原文、作者、以及與原文和作者相關的文化環(huán)境等進行分析和綜合、歸納與演繹,由此產(chǎn)生了翻譯思維。更具體一點來講,翻譯思維是產(chǎn)生于譯者在實施翻譯任務的分析和綜合過程之中。翻譯過程中的分析與綜合包括:詞語意義的分析與綜合、語法結構的分析與綜合、文體修辭的分析與綜合、文化信息的分析與綜合以及對作品的社會、歷史背景的分析與綜合。

參考文獻

[1] 王令坤.英漢翻譯技巧[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8.

篇9

關鍵詞：文化預設 翻譯策略 歸化 異化

對于預設的研究起源于Frege在1892年發(fā)表的《論意義和指稱》，但是直到目前對其本質(zhì)的研究還舉步維艱。從事預設研究的專家學者們對預設的觀點各異。筆者傾向于以下觀點：預設有語義預設和語用預設之分。語用預設是在特定語境下，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共有知識。它與使用語句的語境、說話者、聽話者息息相關。語境包括語言語境和非語言語境，所以影響預設的因素包括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文化是宏觀意義的語境，是影響預設的非語言因素。

文化預設是語用預設的一部分。文化預設是長期潛移默化地儲存在記憶中的反映一定文化客觀現(xiàn)實的原型，是作品的作者和其意向讀者之間共有的、不言而喻的知識。文化預設的內(nèi)容通常不在文本內(nèi)，而以隱蔽的、潛在的、被動的形式存在。這些預設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不須另外描述的。文化預設涉及的內(nèi)容廣泛，包括生態(tài)、語言、宗教、物質(zhì)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文化預設共享程度高，幾乎涉及所有共同使用某種語言的人群。

文化預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在閱讀文學作品時。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時，不但要熟悉自身文化，盡力擺脫自身文化的束縛，還要進行原文作者和目的語讀者、譯者三者之間的對話。原文作者與原語讀者之間的對話是建立在雙方共享知識基礎上的。當原文讀者在閱讀文本時，對于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的文化預設，他總是憑借過去的文化積淀和知識積累，使文本內(nèi)的信息與文本外的知識進行有效的鏈接、重組和整合，進而順利完成對作品的理解。而譯文讀者特別是只掌握目的語的讀者，他們對作品原語及其文化的陌生使得他們無法用與原文讀者相同的預設知識去閱讀作品。此時譯者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譯者一般采取何種翻譯策略來處理隱含在文本中的文化預設，總的來說有歸化和異化兩種策略，其中前者包括如下方法：

1．意譯

意譯是指按照原文的意思內(nèi)容來進行翻譯，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譯。意譯應用的一般前提是原語與目的語之間出現(xiàn)較大的文化差異。在正確理解原文基礎上，運用相應翻譯方法以調(diào)整原文結構，用規(guī)范的目的語加以表達，這才能真正做到“意譯”。

例1：

原文：話說楊執(zhí)中向兩公子說：“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載斗量，何足為重！我有一個朋友，姓權，名勿用，字潛齋，是蕭山縣人，住在山里。此人若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才見出他管、樂的經(jīng)綸，程、朱的學問。(吳敬梓，《儒林外史》)

譯文:“A man with humble capacities is not good enough for gentlemen like you， who admire worth so much，” Yang Zhizhong told the Lou brothers.“But I have a friend called Quan Wuyong from Xiaoshan County who lives in the hills. If you invite him here to talk with you， you will see that he has the wisdom of ancient statesmen and the learning of scholars of old， which make him unrivalled among contemporaries.”(楊憲益、戴乃迭譯)

我們知道管仲是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樂毅為戰(zhàn)國后期杰出的軍事家。程頤與其胞兄程顥共創(chuàng)“洛學”，為理學奠定了基礎；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譯文中兩位譯者將“管”（即管仲)“樂”（樂毅）意譯為更籠統(tǒng)的“ancient statesmen”，將“程(程頤)、朱(朱熹)”意譯為“scholars of old”，避免目的語讀者因缺乏相關的文學歷史背景知識，缺乏相關的預設而產(chǎn)生對文本的誤讀。

2．替換

替換法有兩種情況，一是用其他修辭格翻譯某種修辭格達到原文具有的效果，二是保留修辭格，但是在內(nèi)容上做少許變動，而不影響效果。

例2：

原文：“Dick，”said the dwarf， thrusting his head in at the door，“my pupil， the apple of my eye， hey， hey!”(C. Dickens：The Old Curiosity Shop)

譯文:“狄克”，矮子說著，把頭從門口伸進來，“我的心肝，我的寶貝，嘿，嘿！”（cf.包惠南，2001：230）

原文中“my pupil，the apple of my eye!”被翻譯為“我的心肝，我的寶貝”。在不同的語言中，人們通常使用不同的身體器官或物品來表達各種各樣的情感，諸如心臟、肝臟、腹部、舌頭以及腎等。在英語中，人們通常用“apple of the eye”來表達所喜愛的人或事物。而在漢語中，我們更關注的是它作為食物的一面。因此，譯者將它譯成“我的心肝，我的寶貝”而不是“我的瞳孔，我眼中的蘋果“，以避免譯文雖簡單卻難懂。

3．省略

原文作者在進行作品創(chuàng)作時，他的意向讀者往往不包括外國讀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作品中被本族語方視為理所當然、不言而喻的東西，對于其他文化體系的讀者而言可能是無法理解，甚至是不可思議。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文化之間的現(xiàn)實差異和歷史發(fā)展、社會變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對于某些相同的現(xiàn)象或象征物會有或產(chǎn)生不同的文化預設，因而容易出現(xiàn)文本理解上的誤差。譯者有時就會故意不翻譯原文中文化預設相差太大的那部分內(nèi)容。

例3：

原文：他說孫先生在法國這么多年，全不知道法國的迷信：太太不忠實，偷人，丈夫做了烏龜，買彩票準中頭獎，賭錢準贏……。

(錢鐘書，《圍城》)

譯文：Mr.Fang just laughed at him for having been in France all these years and not knowing anything about the French superstition.Mr.fang said that if the wife is unfaithful and has an affair，the husband is sure to take first prize if he buys a lottery ticket，and he is sure to win if he gambles.

在譯文里，譯者有意沒有翻譯“烏龜”。在中國，烏龜或王八總是與“戴綠帽子”相提并論，堪稱中國“國罵”。而在英語國家它則是長壽的象征。所以譯者繞過這道文化預設差異的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也不無道理。但是從文化傳遞的角度來看，譯者刪掉的不僅僅是一個單詞，而是原語的一片文化。

異化策略有以下幾種方法：

1.直譯

直譯是以原語文化為認同的翻譯原則進行翻譯。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語的民族色彩，而且能夠使譯文讀者在不受譯者任何“干擾”的情況下接觸和接納原語的文化特色，品嘗“原汁原味”。像這種直譯成功的例子很多，是二元文化成功的融合，像酸葡萄(sour grapes)，榴蓮(durian)，wampee (黃皮)，litchi (荔枝)都是直譯的產(chǎn)物。但是有時直譯很容易造成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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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原文:Joe，a clumsy and timid horseman，did not look to advantage in the saddle.“Look at him，Amelia dear，driving into the parlour window.Such a bull in the china-shop I never saw.”(Thackeray: Vanity Fair)

譯文:喬斯膽子小，騎術又拙，騎在鞍子上老大不象樣。(奧多太太說道:)“愛米麗亞，親愛的，快看，他騎到人家客廳的窗子去啦。我一輩子沒見過這樣兒，真是大公牛到了瓷器店里去了。(楊必譯)”

對于原文中的“a bull in the china-shop”，在譯文讀者中會激發(fā)同樣的預設。這是由于兩種文化的人對公牛的習性有共同的認知。所以采用直譯的方法，譯文看起來簡單明了，不會產(chǎn)生誤解，同時又引進了新的表達。

2.直譯加注

翻譯中，譯者為了譯文讀者更充分了解作品的需要而編寫注釋。從傳達文化信息的功能來說， 加上適當注解是非常必要的。注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譯者在翻譯原文時所下的工夫，學養(yǎng)和態(tài)度。筆者認為加上注釋可以，但不可過分。魯迅說，關于好的譯文“必須有異國情調(diào)”，“必須兼顧兩面，既要力求其易解，又要保持著原作的風姿”。

例5：

原文:“But Joan Durbeyfield must mind that she doesn’t get green malt in floor”. It was a local phrase which had a peculiar meaning and there was no reply.(Hardy，Tess)

譯文:“不過， 瓊恩?杜伯菲爾德， 你可要多加小心， 不要讓綠油油的種子鉆進地里了”。

這是一句寓意獨特的土話①。沒有人接茬。

①這句話的意思是:受孕。譯注(孫法理譯)

例句中的“she doesn’t get green malt in floor”，譯者力求直譯，但考慮到如果單是直譯的話，譯文讀者可能會很難理解其真正意義，譯者將其以注釋的形式表達出來，有助于讀者理解其真正的含義。

3．直譯加文內(nèi)解釋

有時欲向譯文讀者解釋一些背景知識和文化常識，若極少字數(shù)就可說清楚的，可以直接放在文內(nèi)。這樣可避免打擾讀者正常的閱讀速度和注意力的轉(zhuǎn)移。這種作注的方法，實質(zhì)上是將預設語境具體化，補足語句中省去或要特別說明的內(nèi)容。

例6：

原文:How could I offend a man who was charitable enough to sit at my bedside a good hour and talk some other subjects other than pills， and draughts， blisters and leeches? (Emily Bronte: Wuthering Heights)

譯文: 我怎么能得罪這么一個人呢？他好心地在我的床邊坐了足足一個小時，除了藥片、藥水、藥膏和（治病的）水蛭之外，還講了些別的事。 （宋兆霖譯）

“l(fā)eech”對英語本族讀者來說，有前面的“pills，and draughts，blisters”很容易將它和水蛭的藥用功能聯(lián)系起來。譯者在文中用( )補充說明其用途，以幫助譯文讀者理解此“l(fā)eech”是藥用的，而不是我們通常所接觸到的“吸血的動物”。

處理翻譯中的文化預設不僅僅是以上幾種方法，每種方法都有其優(yōu)缺點和時代性。我們還要繼續(xù)探索其它行之有效的方法。譯者作為溝通語言障礙的橋梁，應該既是熟練的雙語使用者，又是兩種文化的習得者。翻譯既是一種語言活動又是一種文化活動。其實，后者在更大程度上揭示了翻譯的重大意義。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以及人們在語言學習方面越來越關注將文化教學導入課堂，更多的人越來越具有文化敏感性，目的語讀者對他國文化將會有更多的了解，那時兩種文化間的預設將會向最佳的結合點邁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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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兆熊.語用學文獻選讀.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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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東風.文化缺省與翻譯補償.載郭建中主編.文化與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篇10

關鍵詞：翻譯目的論；公示語；文化差異；應用功能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公示語（public signage）又名為標識語、標示語、告示語等，是一種常用于公共場所，以達到某種特定交際目的的特殊文體。公示語一般采用簡短易懂的文字，或輔以圖示向社會大眾傳達指示、提示、啟示和警示等信息。作為一種獨特的應用文體，公示語發(fā)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它是人民生活的指南，城市精神風貌的體現(xiàn)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隨著我國外向型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城市國際化趨勢日趨明顯，作為城市名片的公示語應充分發(fā)揮它的社會效應，為來華學習、工作和生活的外國朋友提供便利，為城市樹立一個良好的國際形象。目前，城市公示語的翻譯已受到廣大社會民眾的關注，公示語翻譯研究也從十年前起步探索到現(xiàn)在成為國內(nèi)翻譯界的研究熱點，其研究成果總量已大大超過了科技翻譯、新聞翻譯等應用翻譯門類。在眾多公示語翻譯研究中，德國功能學派的翻譯目的論日益受到關注，這一理論為公示語翻譯的研究開啟了全新的視域，對公示語翻譯實踐也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二、翻譯目的論對公示語翻譯的適用性

（一）翻譯目的論屬應用翻譯理論，突出目的與實用

翻譯目的論（Skopos theory）是功能學派的一個重要分支，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德國，該理論學派的代表人物萊斯（K.1Reiss）、費米爾（H.J Vermeer）、諾德（Christiane Nord）相繼創(chuàng)立、發(fā)展和完善了這一理論，翻譯目的論的提出開拓了翻譯研究領域，為應用翻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翻譯目的論的核心概念是“翻譯過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體翻譯行為的目的”，它強調(diào)翻譯是一項有目的的交際活動，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譯文在目的語文化環(huán)境中所要達到的一種或幾種交際功能。翻譯目的論遵循三大法則：“目的法則（skopos rule）”、“連貫法則（coherence rule）”和“忠誠法則（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法則”為翻譯的最高法則，“忠實法則”從屬“連貫法則”，兩者都必須服從“目的法則”，即翻譯是結果決定過程、目的決定方法?！澳康膬?yōu)先法則”廢黜了原文的“中心地位”，鼓勵譯者從原作者的從屬地位中解脫出來，更多地發(fā)揮自身的主體作用，根據(jù)預期目的來選擇適當?shù)姆椒?，在實際翻譯操作中表現(xiàn)出很強的實用主義傾向。赫曼斯（ Hermans）在區(qū)分“描寫學派”與“目的論”時指出，目的論把充分完成翻譯方針所規(guī)定的任務作為自己的最終目標，并把自己看作是應用翻譯的一種形式，它關注的重點是職業(yè)翻譯?？梢姡g目的論無論是性質(zhì)還是功能都屬于應用翻譯理論，這種理論對于“目的性強”的非文學類應用文體翻譯具有較高的適應性，用翻譯目的論指導公示語的翻譯實踐，符合其翻譯原則，能較好地解決在公示語翻譯中所碰到的諸多問題。

（二）公示語的翻譯原則

英國翻譯家紐馬克（Newmark，1982）提出文本的語言功能決定文本的類型，而文本的類型又決定文本的翻譯原則。要了解公示語的翻譯原則，有必要先討論公示語的語言功能，確定其文本類型所屬。紐馬克把語言的功能分為三種主要類型：表情型（expressive）、信息型（informative）和感召型（vocative），并相應將文本類型分為三種：表情型文本，包括抒情類文學作品、權威性的聲明、私人信件等文本類型；信息型文本，包括以科技、工商、經(jīng)濟為主題的一切格式文本；感召型文本，指以影響讀者行為為最終目的的指導型和勸導型文本，包括宣傳、布告、指示和通俗文學等。公示語是一種以社會公眾為直接對話對象的文本形式，其直接目的是通過信息傳達“感召”讀者，促使讀者按照文本的預期意圖做出相應反應，實現(xiàn)它指示、提示、警示、告示等語言功能。根據(jù)語言和應用特征，公示語屬于感召型文本。

文本的類型決定文本的翻譯原則。公示語是一種功能性強、目的性突出的感召型文體，最突出的特征即是“感召功能”和“行為目的”，公示語的翻譯要以目的語受眾為本，譯者主要考慮譯文對目的語受眾的影響，能否滿足受眾的心理和行為需求，翻譯過程中要擺脫原文的束縛，不對原作者作過多的揣摩。公示語翻譯忽視作者地位，強調(diào)交際目的和效果，屬于實用性很強的應用文體翻譯，而翻譯目的論突出目的優(yōu)先原則，其性質(zhì)與公示語一致，對公示語的翻譯具有現(xiàn)實指導意義。

三、翻譯目的論指導下的公示語翻譯

翻譯目的論強調(diào)“翻譯目的決定翻譯方法”，要實現(xiàn)預期目的，必須合理解決翻譯過程中的問題，目的論把翻譯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分為文化、語言以及文本特征三個層面。在翻譯公示語時，譯者要熟知目的公示語的語言特征，充分考慮目標語受眾的文化習慣和心理需求，選擇合適的處理方法，讓譯文被受眾理解、接受，實現(xiàn)公示語本有的應用功能。

（一）尊重目的語受眾的文化習慣，樹立跨文化交際意識

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思維方式、生活習慣、社交禮儀等上都存在著差異，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以及思維的工具，必然表現(xiàn)出其文化差異。漢語公示語是為熟悉漢語的人士提供信息，有其獨立存在的地位，同樣，英語公示語也是一種獨立存在，是為英語背景的公眾提供信息，它與漢語公示語不是語言上的對應關系。在進行公示語翻譯時，譯者要牢固樹立跨文化交際意識，了解英漢兩種語言在詞語搭配、句型結構、修辭手法等方面的文化差異，盡量避免對公示語的不當翻譯、誤譯等，導致目的語受眾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抗拒。

1. 英漢句法與句型中的文化差異

中國文化屬高語境文化，語言含蓄，隱而不外露，語言成分之間的結合不受形態(tài)成分的約束，往往采取提取意義支點的方法；西方文化屬低語境文化，語言寓意平素，話語表達直率，語言成分之間的排列結合形式嚴謹，缺乏彈性。國內(nèi)一些溫馨提示語，在行文上力求對仗、押韻，上下句自建聯(lián)系，形成統(tǒng)一語境，有著鮮明的漢文化特征，如：“湖邊風景好，安全莫忘了”。翻譯時，譯者力求譯文同樣“華美”，謀求行文上音、形、意與原文的完全對等，譯為“Beautiful is the lake， mind safety for your sake”。對于懂得英文的中國人來說，一看亦明白，也甚感譯文的妙趣，但對于西方游客卻會變得生澀難懂，譯文上下兩句結構松散，語意分裂，不符合英語句式表達習慣，容易誤導外國游客：湖很美但存在危險，不宜觀賞？在外國游客看來，湖美與安全并無多大瓜葛，湖美與不美，與觀賞者小心落水語意關聯(lián)不大，他們需對該句型結構重新解構，通過聯(lián)想語境補充省略的語意建立上下句的聯(lián)系，“The lake is beautiful， and when you are attracted by the beautiful scenery， it’s easy to slip and fall into the river， so you should mind your step.”

2. 英漢詞匯中的文化差異

詞匯作為構成語言的基本要素是整個語言系統(tǒng)的支柱，必然最突出、 最廣泛地反映文化差異。公示語句型簡短，所用詞匯少而精練，關鍵字詞的信息量大、文化內(nèi)涵豐富，譯者對這些字詞意義的輸出更要注意，否則會出現(xiàn)信息偏差或信息錯誤，影響公示語的應用功能。如：“花開堪賞直須賞，莫要折花空賞枝”，告訴大家乘著繁花盛開盡情、盡興地賞花；同時又好言相勸游客不要采摘花朵讓好景不再。譯者將其譯為 Cherish the blossoms only， never deflower and leave an empty bough，對于譯文中的選詞“only” 和 “never”，外國游客恐怕難以獲得與中國游客同樣的心理感受。 “直須賞”是“盡興、盡情”賞花，而“cherish only”是“只能、僅要”賞花，詞義偏離；“莫要折”是“不要、別去”摘花，而“never deflower”是“永不能、絕不行”，語氣生硬。此情此景，中英文對應的兩句公示語卻給不同受眾傳達了不同的信息，必定引起不同的心理期待和行為反應，目的公示語無法取得預期效果。

3. 英漢修辭中的文化差異

英漢公示語中常常會引用一些修辭手法，使公示語更生動，更易于被受眾接受。但是，由于英漢兩種語言在修辭資源、語言習慣、文化意識和審美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英漢修辭格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障礙，在翻譯公示語時，譯者要合理輸出源語中的修辭手段，根據(jù)不同的情境和受眾，選擇輸出的方法和尺度，不可為追求行文的優(yōu)美，不顧目的語受眾的心理期待，造成交際失敗。如：小草默默含羞笑， 過往游客別踩踏 We are tiny， we are shy； Step on us and we will die 。譯文與原文“句形”工整、音韻對應，并都采用了擬人修辭手法，兩個文本基本實現(xiàn)了對等，但作為公示語翻譯，譯文是失敗的。通過修辭輸出，譯者將原文中小草比擬成“we”， 將有生命（含羞笑）轉(zhuǎn)換成無生命（die）， 中國游客感受到的是小草生命柔弱，需要保護，從而產(chǎn)生愛憐；外國游客感受的是“we（我們）”生命柔弱，容易衰死，從而產(chǎn)生恐懼。可見，中文公示語滿足了中國受眾的心理需求，實現(xiàn)其語言和應用功能，而英文公示語偏離了外國受眾的文化習慣和心理期待，不能達到預期目的。

在翻譯公示語時，譯者要明白英語公示語的目的受眾是外國游客，翻譯時必須拋開漢語原文的束縛，多考慮受眾的文化背景和語言習慣，采用合理的翻譯策略，很多同情境、同目的的公示語在西方國家同樣存在，翻譯時可直接借用其表達，如以上三例“小心落水（Caution/Danger 配以圖示）”、“不要采摘（Don’t pick the flowers/Leave them for everyone to enjoy）”、“不要踐踏草地（Keep off the Grass/Protect the environment）”；一些國內(nèi)特有的公示語，可根據(jù)具體情況改譯或不譯。改譯也應做到盡量靠近受眾，成功的范例有吳偉雄教授套用英語名句“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翻譯 “桂林山水甲天下”（East or west， Guilin landscape is the best）。對已配有國際通用的公示圖標，或?qū)δ康恼Z受眾沒有意義的勸告、限制類公示語，可以不譯，如：“生兒生女一個樣”。

（二）突出公示語的語言特征，實現(xiàn)其應用功能

公示語翻譯，尊重目的語受眾文化的同時，還需了解目的公示語的語言特征，有效實現(xiàn)公示語的應用功能。公示語在我們的生活中應用得非常廣泛，表現(xiàn)出很強的應用功能，呂和發(fā)將公示語的應用功能主要歸于四類：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強制性，并指出公示語體現(xiàn)的功能不同，所展示的信息狀態(tài)也就不同，而公示語體現(xiàn)的信息狀態(tài)是翻譯中詞性選擇和使用的決定性因素。公示語信息有“靜態(tài)”和“動態(tài)”兩種，在實踐中，譯者可根據(jù)公示語要實現(xiàn)的應用功能，確定公示語所展示的信息狀態(tài)，采用合適的處理方法。

1. 提示性和指示性公示語呈“靜態(tài)”

提示性和指示性的公示語主要是提供信息服務，用以提示或告知公眾相關信息，內(nèi)容沒有限制、強制意義，相對“靜態(tài)”?！办o態(tài)”公示語語言應用不一定要求公眾去采取何種行動，英文中此類公示語習慣使用名詞和形容詞，直接、準確地顯示特定信息。翻譯時，譯者應了解英語公示語的語言特征，在詞語選擇和詞匯搭配上保留其語言風格，充分體現(xiàn)“靜態(tài)”公示語的語言功能。如， New Arrival 新品上市、Reception 接待服務、Sterilized 已消毒、Recyclable/ Unrecyclable 可回收 /不可回收等。有些情況，譯者用“動態(tài)”詞性的詞匯翻譯“靜態(tài)”提示語，將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到應采取的行動上，往往會造成信息偏差，如：國內(nèi)一些銀行自動取款區(qū)會特別標示“危險時刻，迅速報警” （Being urgent， call 110 quickly），一則好意提示變成了行動的暗示，分詞、動詞和副詞的連用傳達出急切的信息，讓讀者立感情況緊急，隨時行動。在此，建議借用西方國家已有的表達“In Emergency， Call 110”。

2. 限制性和強制性公示語呈“動態(tài)”

限制性公示語對相關受眾的行為提出限制、約束要求；強制性公示語要求相關受眾必須采取或不得采取相關行動，兩種公示語是要求受眾做出行為反應，內(nèi)容相對“動態(tài)”。“動態(tài)”的英語公示語多用動詞、動名詞、分詞等詞匯表達。如： Give Way 讓行、Stand in Line 站隊等候、No Smoking 嚴禁吸煙、No Pets Allowed 嚴禁攜寵物入內(nèi)等。一些場合，用名詞、形容詞等“靜態(tài)”動詞傳輸“動態(tài)”信息，其語氣就會減弱，相對于行動暗示，受眾更注意信息含量，這類公示語對受眾的約束力變小。如， No Admittance 與 Do Not Enter皆為“不得入內(nèi)”，但會給受眾帶來不同的心理反應。No Admittance 語氣委婉，告訴受眾這是專用地方，外人不方便入內(nèi)，即閑人免入；Do Not Enter 語氣稍顯強硬，暗含“危險”信號，要求受眾不要入內(nèi)否則后果自負。

在實際翻譯中，譯者可以結合具體情境，根據(jù)要達到的預期目的，確定其展示的信息狀態(tài)，選擇相應“態(tài)勢”的詞匯。如：緊急的提示亦可用“動態(tài)”詞匯：Danger： falling rocks（危險！ 小心落石）；委婉的限制也可用“靜態(tài)”詞匯：Tickets Only （憑票入場）。

四、結語

目的論視域下的公示語翻譯，首先要有明確的翻譯對象意識，即目的論所強調(diào)的“目標文本接受者”。公示語翻譯有明確的服務對象，能否滿足這個確定服務對象的心理和行為需求，即是公示語翻譯的最終目的，也是目的公示語能否有效實現(xiàn)其應用功能的關鍵所在。所以，公示語譯者要拋開原文的束縛，考慮目的語受眾的文化背景、思維差異和心理需求，考慮目的公示語的語言特征和應用功能，根據(jù)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確保譯文為目的受眾理解、接受，實現(xiàn)信息有效交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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