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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國家形象；綜合實力；軟實力

隨著國際政治研究的日趨成熟和信息化時代的不斷發(fā)展，國內學術界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逐漸發(fā)生了轉變：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從以往對國家、政府間組織的研究擴展到非政府組織間的研究，以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不斷增多；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發(fā)生了重大的轉變，學者從以往對傳統(tǒng)政治、軍事的關注逐漸擴展為對環(huán)境、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的研究；學界對外交領域的研究也進一步擴展，由以往只關注政府間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漸擴大到關注民間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

基于這些國際政治研究方面的變化，對“國家形象”一詞的研究開始不斷受到學界的關注。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對自己的認知以及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對它的認知的結合，被認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體現(xiàn)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①因此，國家形象的研究對我國“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一般而言，國外學術界對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之前，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時期。這一時期，國家以及軍隊形象是西方國家研究的一個角度，但分析較為簡單，主要體現(xiàn)為政治軍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語。工業(yè)革命后，國家形象的研究開始凸顯，但其目的主要為國家政治和軍事的合法，其研究重點是如何通過國家形象的塑造為戰(zhàn)爭做宣傳，但尚未形成體系。信息技術革命悄然興起后，國家形象作為開始被學者廣泛關注，并且隨著國際競爭加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國際政治學角度研究國家形象。②在國際政治方面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種研究路徑③：

其一，現(xiàn)實主義“軟實力”研究路徑。西方大量政治哲學家認為，威望、聲譽（reputation）即指“國家形象”，聲望因素往往是產生沖突的動機之一。二戰(zhàn)后，聲望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領域，麥爾瑟在《聲望與國際政治》一書中試圖解決威懾論的核心問題――即在危機關頭，堅定的聲譽是否真正奏效。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聲譽的關注逐漸向更廣泛的領域擴展。學者們試圖運用聲譽這一工具，分析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地區(qū)一體化等問題。

其二，建構主義研究路徑?？夏崴?布爾?。↘.E.Boulding）在此方面首開先河。他認為，人們是在帶有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價值觀念下塑造國家形象，即使同一個國家，在持不同價值觀念的媒體的“刻刀”下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他強調了價值體系在國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寬了國家形象問題的研究視角。

其三，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路徑。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對國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國家形象對決策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羅伯特?杰維斯（RobertJervis）認為，在兩國關系中，目標的一致性、相對實力（能力）和相對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個結構性因素。根據三者的不同組合，兩國關系中存在著敵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賴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國形象等五種相互認知。不同的形象認知影響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關系的研究路徑。在國際公共關系框架內研究國家形象，其中涉及國際公關活動、國際媒體探討等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邁克爾?昆茲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編著出版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公共關系》是該領域的第一本權威著作。

二、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處于無意識的自發(fā)階段，除了個別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國家形象的觀點外，基本查找不到相關理論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國”、“中國崩潰論”等理論的引進以及為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中國學術界開始對“國家形象”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國知網中，關于國家形象研究論文共920篇，實際有用論文809篇。通過統(tǒng)計，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個領域：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視角、傳播學的視角、國際政治視角、國內政治視角、經濟角度以及從符號學、解釋學等其他角度研究國家形象。

從數量對比上不難看出，國內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播學視角、政治視角和文化視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視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學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論文主要涉及傳媒和國際政治領域研究，故對這兩個領域中以往學者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策略三個角度。

（一）國際關系理論角度。在對國家形象的界定上，學術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見，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綜合實力的表現(xiàn)。具體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學者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它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凝聚力，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體現(xiàn)?！雹軐O有中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內部公眾和外部公眾對該國政治（包括政府信譽、外交能力與軍事準備等）、經濟（包括金融實力、財政實力、產品特色與質量、國民收入等）、社會（包括社會凝聚力、安全與穩(wěn)定、國民士氣、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實力、教育水平、文化遺產、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與地理（包括地理環(huán)境、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等方面狀況的認識與評價。⑤

從國家形象定位及構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國內最早比較詳細論述國家形象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指出，中國的國家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發(fā)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⑥劉明對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討了如何準確定位、構建精致化的國家形象。陳生洛（2007）指出中國大學生心中韓國正面的國家形象，反映了其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和留戀，以及這種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在自己的國土上不斷流失的無奈和傷感。

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王紅英運用“博弈理論”，提出了中國國家形象建設和外交政策的相關機制――外部的社會回報和社會懲罰。鄧超從建構主義理論視角出發(fā)，提出良好的國家形象是國際傳播、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內部情況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⑦從現(xiàn)實主義“軟實力”的角度，張錳（2008）提出國家形象可以從本源、表象、途徑三個方面來理解，本源性是國家形象的基礎，表象性是國家形象的推動力，傳媒是國家形象的表現(xiàn)途徑。⑧陳正良（2008）在分析國家形象內涵及國家形象塑造的意義、中國國家形象的現(xiàn)狀的基礎上對塑造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增強中國魅力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從這一角度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多從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參考，政治化傾向較為明顯。王義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國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影響的研究，從提升國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提出了對策和方式。趙玉霞（2007），冷戰(zhàn)后中國對外宣傳積極向公共外交轉變，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體系，中國公共外交已在多領域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諸多的問題，只有不斷完善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樹立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huán)境，服務中國崛起。⑨

（三）媒體傳播策略角度。國內學者從傳媒角度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傳播現(xiàn)狀、傳媒理論和報紙研究三個方面。徐小鴿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新聞流動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言論報道中所呈現(xiàn)的形象?！雹鈩⒗^南、何輝等把國家形象界定為：“在物質本源基礎之上，人們經由各種媒介，對一國家產生的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總體感知?！睆膫髅嚼碚摻嵌?，程曼麗（2008）從議程設置角度提出中國的國家形象（即外部公眾對中國的印象）是由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媒介所設置的，其中充滿了“固定的成見”，中國要想突破西方國家既有的認知、評價藩籬，就必須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去。⑾從以具體媒體對國家形象塑造角度，張玉（2007）以《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為例，運用內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體關于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綜上所述，通過對國家形象相關論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對國家形象的關注涉及多個角度，程度正在不斷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廣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問題：國內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對電影、電視、網絡等媒體中的國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這就造成研究方法單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論的簡單歸納，無法向讀者呈現(xiàn)一個完整、系統(tǒng)的國家形象圖譜。

[注釋]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賽男：《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現(xiàn)狀》，《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蕓：《國家形象的內涵及中國國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孫有中：《國家形象的內涵及其功能》，《國際論壇》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鄧超：《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的國家形象塑造》，《中國傳媒大學》2006年第1期.

⑧張錳：《軟實力理論與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大視野》2008年第7期.

⑨趙玉霞：《論中國公共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麗：《論“議程設置”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輿論導向作用》，《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P45.

[參考文獻]

[1]段鵬：《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傳播策略》，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劉繼南、何輝：《中國形象――中國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現(xiàn)狀與對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版.

篇2

[論文內容提要]本文力求對文化軟權力化作出一種傳播學的分析。作者認為，文化要轉化為軟權力，就必須借助大眾媒介傳播到國際社會中。在文化傳播力的積極推動下，一國的文化可能提升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世界文化(或國際文化)?；诖?，國家在制定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時，首要的是要明確對外傳播戰(zhàn)略目標。

自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軟權力”(SoftPower，又譯“軟實力”)概念以來，文化軟權力化問題引發(fā)了國際傳播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也日益引起許多國家政府的重視。當前，中國已經把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納入到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中。

一、文化軟權力化是文化傳播力的實現(xiàn)

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權力是一個關系范疇，它表示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關系，一種非對等、不均衡的壓迫性關系。而文化，按文化學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價值系統(tǒng)，帶有某種實體色彩，屬于實體范疇。由此可見，文化與權力分屬于不同的范疇，二者絕不能等同。基于權力只存在于人(國家)與人(國家)之間的關系中，那么，文化只有進入到個人(一國)與他者(他國)關系中，才可能附帶有權力的屬性。

實際上，約瑟夫，奈是從權力資源即“無形的力量資源”的角度來界定文化(包括觀念、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制度，主要指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它是一種軟權力資源(Softpowerresource)，以區(qū)別于軟權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為主宰國際行為規(guī)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來源?！憋@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軟權力一誘導、吸引、勸服和同化他國的“吸納力”，它并不能自動地“讓他人(他國)想做你想要對方去做的事情”。對一個國家來說，要實現(xiàn)在國際舞臺上控制他國、影響國際事件的外交目標，首要的是讓他國民眾和國際社會認可、追隨并分享到該國的文化價值觀，即被對方民眾所認同，并把對方同化，進而對對象國的對外決策施加影響，使對方按照該國的目標、意愿、意圖或意志采取該國所預期的行動。對美國而言，就是“把他人轉化為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的人”?？梢?，控制權(包括對思想、態(tài)度和行為的影響和控制)是在這種文化“認同”和“同化”中得以實現(xiàn)的。一國的對外控制力一旦增強了，作為一種權力資源的該國文化也就轉化為真正的權力。由此可見，對一國來說，只有當自己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在國際社會廣為傳布并為目標國民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同，其文化才變?yōu)檎嬲能洐嗔Γ瑥亩卉洐嗔?/p>

文化之所以能轉化為軟權力，或者說，能夠軟權力化，首先是由文化這種軟權力資源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不同于硬權力資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擴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軟權力資源的基本特性。硬權力資源如軍事實力或更準確地說軍備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給目標國施加一定的壓力，因為軍力優(yōu)勢的自然顯露就可以給對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壓力，從而產生政治影響力即所謂的“國際威望”。而文化軟權力資源是非壟斷的，自然地傾向于對外擴散；而且，越是對外擴散和推廣，其輻射力越強，其被認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潛在的軟權力也就越強。借用培根對知識的論述，文化如同知識，“其力量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于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相反，“如果封閉或壟斷一種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構成‘軟權力’的基本支柱?！辈浑y看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擴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國際關系本來就直接表現(xiàn)為交流、傳播關系。正如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艾克拉，愛里亞(AkiraIriye)從文化關系的角度解讀國際關系時所言，國際關系就是“意識的共享與傳遞……記憶、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學術與藝術以及其他形式符號的交流?！闭蛉绱?，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傳播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日益凸顯出來。

不過，文化的擴散性和共享性只是為文化軟權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轉化為軟權力，所必需的是文化傳播力的推動。所謂文化傳播力，就是推動一國文化向外傳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適用或普適化)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軟權力化就是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實現(xiàn)。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大眾媒介自然地成為文化傳播力的象征。通常，對外文化傳播通過兩種途徑來展開，一是人際傳播(表現(xiàn)為各種跨國人際交往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一是大眾傳播(是指運用大眾傳媒對外傳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無論就傳播的深度還是廣度，大眾傳播都要優(yōu)于人際傳播，因為大眾傳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傳輸能使各種文化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實踐也證明，大眾傳播媒介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是推動對外文化傳播最強大的動力。

基于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化軟權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約瑟夫·奈把大眾媒介視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指出，“特別是文化、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軟權力的性質是無法用傳統(tǒng)的地緣政治學來解釋和評估?！痹诖耍汛蟊娒浇楫敵闪讼裎幕粯拥能洐嗔Y源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文化軟權力化的過程最終歸結為該國大眾媒介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

二、文化軟權力化是國家對外傳播的戰(zhàn)略目標

全國政協(xié)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發(fā)言中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嚴重“人超”狀況。他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力不強。而文化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國家的強大才有持續(xù)的力量。確實，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盡管我國擁有悠久燦爛的傳統(tǒng)文化，具備豐厚的文化軟權力資源，但是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卻不大，文化的軟權力化程度還很低。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困局，除了在客觀上信息傳播技術手段還相對落后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主觀層面上我們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軟權力化的戰(zhàn)略規(guī)劃，以及相應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

要想盡快改變這種文化軟權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僅僅在于實現(xiàn)對外傳播物質技術手段上的飛躍，也不限于構建政府宣傳控制與媒介專業(yè)約束之間良性互動、行之有效的對外傳播機制，更為根本的是要確立起一種最能符合國家利益而一以貫之的對外傳播戰(zhàn)略目標。

文化的軟權力化是在國家主導和控制下實現(xiàn)的，它具體落實到政府直接或間接從事的對外文化傳播活動上，尤其體現(xiàn)在政府指導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或目標國傳播本國文化的行為中。在此，政府對大眾媒介的指導根本性地集中在對外傳播戰(zhàn)略目標的確立上。

依國際關系學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的理解，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權威”或威望并不取決于——起碼不完全取決于——它的軍事、經濟實力等客觀物質性因素，而是取決于國際間的社會性觀念，即它同對象國或者說目標國之間所達成和構成的共有觀念或所謂的“共識”(共有知識)，它是由主觀的文化觀念(結構或模式)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具體來說，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積極的合作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會把對方當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中性的競爭性觀念乃至消極的敵對性(沖突性或對抗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把對方當競爭對手乃至敵人看待。由此可見，在國際社會中，每一個國家的身份都歸屬于集體中的身份，是集體認同(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的產物。

進一步說，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包括最高意義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國家身份”依賴于自我身份認同。一國是在確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應地界定和選擇自身利益，確定其利益的范圍、程度和數量?？梢姡拖駠疑矸?，國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發(fā)現(xiàn)，而是通過社會互動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是從與他國共同締結的國際社會中學習的結果。最終，國家行為又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國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應地采取與之相符的行動?？偠灾?，無論是國家身份、國家利益還是國家行為都是由文化觀念所建構的，都是在“集體預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共有的文化觀念中首先獲知自己是誰，進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從上可以看出，對一個國家來說，對外文化傳播的戰(zhàn)略目標應當是：制造和供給“共有觀念(文化)”，從而引導和規(guī)范相關國家確立其國家身份，定義其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支配其國家行為，最終達到在文化觀念上影響和控制目標國的目的。

從上述意義上說，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首要關注的是，運用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提供“共有觀念(文化)”。為此，一國的大眾媒介要積極地通過對外傳播力促本民族文化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提升和轉化為相關國家共享的、作為共有觀念的國際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說，就國家安全而言，一個國家可以利用傳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將自己的安全認知灌輸給其他國家，使得與對方共享同一套國際安全知識(觀念)，從而塑造和改變他國對自身安全利益的認知。如，美國文化在中國的大眾傳播無疑可以起到軟權力的作用，即通過宣傳美國觀念影響中國對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國認同美國的戰(zhàn)略思維進而融合到美國所期望的戰(zhàn)略格局中去。

篇3

關鍵詞　理論　實踐　現(xiàn)實　邏輯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9)04-0073-79

構建符合中國人思維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中國眾多國際關系學者的企盼和一直奮力向前的目標。學者們對于這一目標的具體內涵和如何達致這一目標，提出許多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建議。但要形成某種能夠獲得國際認同的理論，也確非易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對什么是理論以及它們有什么作用仍然存在分歧。我們的學科傳統(tǒng)和我們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所獲得的答案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自行為主義出現(xiàn)以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研究中就被注入了實證的傳統(tǒng)，這也反映在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理論范式中。

本文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想回答受到實證傳統(tǒng)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盡管理論在肯尼思?沃爾茲那里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紗”，但是我們可以從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國際關系理論中找到其共同擁有的“理論成分”，它們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和一個適當邏輯的產物。這種對理論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tǒng)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理論理解上的分歧。由這種不同的理論認同所帶來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就我們所知的范圍內，“新現(xiàn)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構成了解釋國際事務和跨國界互動行為的三種最具有理論生命力的基本‘范式’(paradigm)”。這種結論在我國學術界具有較大范圍的認同。因此，本文將肯尼思?華爾茲的新現(xiàn)實主義、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作為選定的分析對象。

一、肯尼思?沃爾茲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神秘化”

肯尼思?沃爾茲在其《國際政治理論》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告訴我們什么是理論，并在接下來的三章中進一步用實例告訴我們什么是、什么不是系統(tǒng)層次上的國際政治理論。在這種對理論的描述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哲學、歷史和法律”的痕跡，

“科學”的內涵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種理論模式不僅超出了此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模式，也與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指涉對象。對許多中國人而言，肯尼思-沃爾茲所要求的理論內涵完全是陌生的東西，不僅晦澀，而且有點故弄玄虛。

在過去中國人的理解中，理論看似不是一件非常高深的事情，但卻是難以達致的目標。中國最為權威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把理論定義為“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和社會知識的有系統(tǒng)的結論”。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對理論的一般看法。一方面，理論是與實踐緊密聯(lián)系的，沒有實踐也就沒有理論。理論經常被當作是實踐的附屬品，理論的存在價值在于它對實踐有指導作用。否則的話，理論不可能存在，或者沒有存在的意義。離開了實踐的理論或許還有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即謬論，也就是對實踐的扭曲。從這種意義上講，理論不具有獨立性，就如同列寧所說的“理論是灰色的，而實踐之樹常青”。另一方面，人們將理論看作是一種系統(tǒng)的結論。只要這種結論被大多數人所認同，就會被我們當作理論。

翻開中國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教材，它們鎖定的探索領域包括兩個方面：(1)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表現(xiàn)形式，我們稱之為“現(xiàn)象”；(2)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內在規(guī)律，即對象間的“內在的、必然的、有機的聯(lián)系”。發(fā)現(xiàn)規(guī)律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目標，它與“真理”屬于同一等級，甚至可以互換。而理論則由于“謬論”的存在，喪失了它的純潔性，它在中國社會科學中甚至不是一個重要的要實現(xiàn)的目標。另外，由于理論牽涉到正確與錯誤的問題，中國的理論暗含著更重要的事情是對理論的把握和鑒別。

相對于中國人的這種理論定義和思維，肯尼思?沃爾茲對理論的描述可謂是顛覆性的。這種顛覆性表現(xiàn)在：首先，他指出理論的功能不是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而是“一種工具，它試圖有助于對某一加以限定的行為領域加以解釋。”因此對理論的評判標準不是對實踐指導作用的大小，而是其所具有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強弱。與中國的理論規(guī)定性相比，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幾乎與實踐沒有什么關系，不以實踐為目的，也不承擔其所產生的后果，它與實踐幾乎不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它既然是工具，就無所謂對錯，更不會有“謬論”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理論高于規(guī)律。在中國，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是社會科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目標，因為只有它是純而又純，支配和決定人類命運的東西。然而，規(guī)律在肯尼思?沃爾茲那兒是有欠缺的，因為它無法解釋自身，“理論并非只是規(guī)律的集合，而是對規(guī)律的解釋。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qū)別。規(guī)律指出恒定不變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而理論則解釋這種聯(lián)系為何存在?！盚由于規(guī)律無法說明某種聯(lián)系能否存在，也就無法告訴我們能否進行控制以及如何進行控制，而這些任務只有理論才能完成。理論高于規(guī)律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規(guī)律，而理論只能被創(chuàng)造。

第三、理論與真實性無關?？夏崴?沃爾茲認為，“理論盡管與需要加以解釋的世界密切相關，但卻獨立于真實的世界?！崩碚撝唤沂静糠脂F(xiàn)實，它的正確性并不由現(xiàn)實的正確性來決定。而我們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標準在中國人眼中幾乎相當于―條普世性標準，中國人無法想象―個在現(xiàn)實中不正確的理論在理論上卻是正確的。但肯尼思?沃爾茲對他的信念確信無疑，并引用康德和愛因斯坦的原話來增加其權威性。除此之外，他還進一步指出，理論的解釋力是通過“遠離現(xiàn)實”而非貼近現(xiàn)實而獲得的，意思是離現(xiàn)實越遠，我們就越能獲致有效的理論。

第四，理論不是由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從實踐中來即從歸納法中得來是中國人長期信奉的理論的終極來源。但沃爾茲告訴我們緊緊依靠歸納法無法創(chuàng)造理論?！跋嘈磐ㄟ^越來越多數據的累積以及對越來越多案例的研究分析，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真理，這一信念被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撕特勞斯稱為‘歸納法學者的幻想’?！?/p>

肯尼思?沃爾茲用一系列否定顛覆著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他給出了他對理論的定義，他認為理論是“人的頭腦里關于某一領域的組織性及其內容的各部分之間的聯(lián)系的一幅思想性圖畫?！蹦敲?，某一領域是真實的嗎?其組織性和各部分之間的聯(lián)系與現(xiàn)實有何區(qū)分?思想性圖畫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如果我們將前面他給出的否定性特征加入到這一定義之中，我們難以理解這一定義還能剩下什么。盡管肯尼思?沃爾茲列舉了檢驗某一理論的7個程序，但就其實質來說，它更像是一套邏輯驗證程序，而非理論的實質性標準。

肯尼思?沃爾茲本人在國際關系學界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巨大成功，使得肯尼思?沃爾茲的這一理論定義得到了廣泛傳播和國際關系學界的默認。在新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沒有看到對理論本身的專門表述，只是肯尼思?沃爾茲毫不客氣的表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理論。基歐漢和奈強調制度主義以結構理論為其理論核心，他們只不過將這一核心加以拓展而已。”對新自由主義的這一態(tài)度也可以從亞歷山大?溫特那里得到證實，“新自由主義預先就對新現(xiàn)實主義做出了太多的讓步，因而把自己降低到僅僅解釋一個主要理論體系沒有解釋的剩余問題這樣一個次要地位?！眮啔v山大?溫特盡管也沒有對理論的定義作過多論述，但是他的標準比肯尼思?沃爾茲要低很多。在他的理論分類圖譜中，他把許多國際關系學派納入到他的理論范疇之內，在他看來，“一種理論是否有價值，最終取決于它是否能夠對國際政治的具體問題做出有意義的解釋?！痹谝欢ㄒ饬x上，這一定義的內容也包含于肯尼思?沃爾茲的定義之中。但是，肯尼思?沃爾茲根據自己的標準，認為建構主義根本就不是理論，“很難指明建構主義到底對什么做出了解釋。它只是提供了一個似乎很有希望的觀察世界的新的視域而已。”

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關系三大理論范式中確立了自己對理論標準的制高點。他以他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地位對什么是理論作了專門論述和系統(tǒng)思考，并以此為根據對其他理論進行評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者對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提出質疑，但很少看到有人對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也提出同樣多的異議。

二、一個國際關系事實+一個適當的邏輯=國際關系理論

不管怎樣，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還是能夠理解的。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他所創(chuàng)造的理論模式來理解。同樣的，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如果被認為是國際關系中的三大理論范式之一，我們也可以根據他們的理論構建來理解其理論的基本構成是什么。撇開肯尼思?沃爾茲對自己的理論和其他理論不同的評價，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理論的核心架構由兩個基本元素構成，即一個國際關系事實和一個適當的邏輯。

1、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無政府意即國家之上缺乏一個唯一的中央政府。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國際關系的現(xiàn)實，在國際關系進入到現(xiàn)代以后更為明顯。因為國家在國際關系契約中被相互承認擁有。是一種最高權力，不承認在它之上的支配力量。這一觀點在肯尼思?沃爾茲之前就得到了廣泛接受。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對此也進行了描述：“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tài)這一經久不衰的特性導致了千百年來國際政治生活具有顯著的相似性。這是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

一個邏輯：肯尼思?沃爾茲新現(xiàn)實主義蘊含的邏輯非常簡潔，甚至可以用一個三段論來概括：(1)在一個系統(tǒng)中，結構“限制和塑造了行為體和機構，而且盡管行為體和機構的目的和努力存在著差異，但結構卻使其運作趨向產生同質的結果”；(2)無政府狀態(tài)是國際體系的結構；(3)因此，國家被塑造成具有同質功能的單元，其首要目標是確保自身的生存，均勢政治是一個國家確保自身生存的自然選擇。

很明顯，肯尼思?沃爾茲使用了一個具有演繹特性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他將結構理論植入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理解之中。無政府狀態(tài)在國際政治中行使著結構律令，它使國家必須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自助是唯一的選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國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諸如安寧、福利和權力這些目標。

2、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復合相互依賴，即受國際機制控制的相互依賴。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其《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生活在―個相互依賴的時代?！边@非常明白地告訴我們，相互依賴只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現(xiàn)實。如果按照他們對相互依賴的定義，人類相互依賴的歷史應該更長，尤其是在安全領域中的相互依賴。他們提出的復合相互依賴更符合當今時代的現(xiàn)實。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賦予對相互依賴關系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即國際機制以核心地位。所謂國際機制，“就是在國際關系的議題領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規(guī)范、規(guī)則以及決策程序。’”如果我們認同這一定義，國際機制至少一直伴隨著現(xiàn)代國際關系，因為作為現(xiàn)代國際關系基本行為者的國家存在的首要前提，需要遵從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互認對方為國家，即國家相互承認對方在地球表面某一區(qū)域內擁有最高權力和對外享有自。肯尼思?沃爾茲所發(fā)出的“國家的消亡率之低令人驚嘆”的感慨是杏與這一因素有關呢，我想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是毋庸置疑的。

一個邏輯：尋找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看起來比較復雜。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與新現(xiàn)實主義有許多糾纏，新自由主義幾乎認同新現(xiàn)實主義的結構前提，盡管如此，其內在的基本邏輯還是非常的清晰。我們照樣可以求助于一個三段論：(1)在一個系統(tǒng)中，結構對行為體和機構具有限制和塑造作用；(2)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下，為了管理國家間所產生的相互依賴關系和避免無政府狀態(tài)的消極影響，人們創(chuàng)設了國際機制。國際機制作為結構層面的干預變量將減輕無政府結構的消極影響；(3)盡管國家的行為在不同的領域行為取向不同，但由于國際機制的存在，它們更傾向于合作。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正是在無政府結構中發(fā)現(xiàn)肯尼思?沃爾茲對人類創(chuàng)制作用的忽視，并因而確立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

3、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由國家造成的。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的實質內容由國家之間的關系來決定的，因而，國家之間可以建構成各種各樣的無政府狀態(tài)，甚至包括肯尼思，沃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tài)。國際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共有知識”，決定著無政府狀態(tài)的基本內容。它們之間可以相互建構成朋友、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由于共有知識建構相互之間的這種身份，從而影響相互之間的利益和行為。對亞歷山大?溫特來說，無政府狀態(tài)是一個事實，但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單一規(guī)定性的事實，而是一個多樣性的事實，它們在國家的互動中被建構而成。

一個邏輯：與新自由主義一樣，建構主義始于新現(xiàn)實主義解釋中的缺陷。新自由主義只是質疑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中的“小前提”，而建構主義不僅質疑新現(xiàn)實主義的“小前提”，而且質疑其“大前提”。對亞歷山大?溫特而言，肯尼思?沃爾茲的結構是一個物質結構，而只有社會結構才構成對國家行為的決定性影響。

“物質力量和利益的意義和效用取決于體系的社會結構。”建構主義的邏輯可歸納如下：(1)人類關系的結構是一種社會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從而決定了行為體的行為；(2)無政府狀態(tài)作為國際關系結構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結構，它是由國家互動所形成的“共有觀念”所決定。(3)無政府文化(共有觀念)建構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對國家的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亞歷山大?溫特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一個開放式定義，盡管他把無政府狀

態(tài)鎖定為無政府文化，但是他的無政府文化也是多元的。對他來說，有多少種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就有多少種無政府狀態(tài)的邏輯。而不同的文化建構不同的身份和利益，產生不同的國家行為。這使得建構主義難以確定自己解釋的邊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建構主義只是一個新的“視域”而已。

三大理論“范式”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使用了演繹推理模式，在大的框架上可歸納成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論。三種理論具有邏輯上的延續(xù)性，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為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開辟了道路，后兩種理論都是在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小前提或大前提中尋找出“破綻”后，確立了自己的理論地位。

三、問題：理論的認同與后果

上述的簡要分析告訴我們，國際關系理論并不像肯尼思?沃爾茲所定義的那樣神秘，它的基本構成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加上一個適當的邏輯而已。盡管如此，它與中國人傳統(tǒng)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隨著受到行為主義方法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理解的加深，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對理論理解問題上的分裂。

這種分裂首先體現(xiàn)在對中國有沒有國際關系理論的回答上面。如果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理論標準，中國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的戰(zhàn)略劃分、和平與發(fā)展兩大主題、國際政治新秩序等。但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則不存在國際關系理論，如王義桅博士和蘇長和博士先后直接以“為什么沒有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各自論文的題目，并以此作為定論。

無論是“建設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者是“建設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首先要面對的或者說必須要回答的是理論標準問題，亦即理論本身的“普世性問題”。本文不對這一問題進行直接回答，接下來探討一下認同不同的理論標準所帶來的實際后果。

認同中國傳統(tǒng)上的理論定義可帶來如下后果：(1)理論與實踐無法在時間點上進行銜接。理論代表過去，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而實踐是當下的事情，它面對當前的問題并為未來開辟道路。過去為真的經驗在當前的實踐中未必為真，因為理論在還沒有接觸到實踐之前就已經過時了；(2)實踐并不完全與理論具有一一對應的關系，這種關系所暗含的一個邏輯是當前的實踐與人類過去的經驗是一致的，因而從人類過去經驗總結出來了的理論就必然的可以應用到當前的實踐去。但是，理論靜態(tài)的、單純的和簡約的特性，總是與實踐動態(tài)的、復雜的和具體的特性不一致，理論永遠不能包含實踐的所有方面，總會為實踐的豐富多彩所證偽。(3)中國的理論模式存在著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誤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不僅僅具有知識意義，而且理論創(chuàng)造者本人還須承擔一定的風險。這意味著你若不創(chuàng)造出真理來，你就會制造“謬論”。由于實踐先于理論的特性，你得出謬論的可能性非常大。(4)如前面所說，假定中國存在一定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但它的著眼點是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是為解決實際問題而推行的行動指南。它與中國的理論定義仍然有一定差距，它離實踐太近，而歷史太短，實際上它本身就是實踐。與其說它對實踐有指導作用，不如說它是一個行動目標和歷史建構，是“一個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

篇4

(一)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

貿易流向是指貿易的地區(qū)分布和結構，通常表示為某地區(qū)貿易量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石油貿易流向就是某地區(qū)石油貿易量占石油貿易總量的份額，因我國是以石油進口為主的國家，研究石油貿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區(qū)石油進口量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比重。另外，貿易流向包括兩個不可分的因素：貿易的方向以及貿易的規(guī)模，在討論石油貿易流向問題時，必須兼顧量的差別。

2.石油貿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價較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貿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并有各自的特點。戰(zhàn)略導向型，即國家根據自己長期發(fā)展戰(zhàn)略的需要來選擇貿易伙伴、地區(qū)及貿易量；經濟導向型，即出于經濟考慮，如考慮能源運輸成本或本國產業(yè)經濟發(fā)展規(guī)劃的要求，選擇貿易方式；地緣導向型，即在擴大貿易伙伴時，更多考慮地理位置臨近或者有著地理運輸優(yōu)勢的國家作為潛在或現(xiàn)實的貿易伙伴。

(二)國際石油貿易整體環(huán)境

宏觀環(huán)境是研究問題的出發(fā)點，作為石油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石油貿易流向必須結合當前國際石油貿易的整體背景。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點：(1)全球經濟的區(qū)域結構變化助推國際石油貿易；(2)石油金融市場對現(xiàn)貨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3)世界石油地緣政治格局呈現(xiàn)多元化態(tài)勢；(4)替代能源引發(fā)石油貿易格局演變。

(三)世界石油貿易流向未來趨勢

當前，世界石油貿易流向在出現(xiàn)新的分化組合，多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整體看來，歐佩克的統(tǒng)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世界石油貿易逐漸向俄羅斯、非洲等非歐佩克國家偏移，正確分析世界石油貿易流向趨勢可以避免無謂競爭，有利于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的優(yōu)化。主要表現(xiàn)在：(1)歐佩克石油貿易份額將有所降低，但總份額及發(fā)展?jié)摿θ院艽螅?2)俄羅斯是未來石油貿易流向的重點地區(qū)；(3)里海地區(qū)貿易量增長潛力與障礙并存；(4)拉美國家石油貿易前景廣闊；(5)非洲是各國實現(xiàn)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的重點地區(qū)。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現(xiàn)狀分析

(一)世界石油儲量分布及發(fā)展趨勢

1.現(xiàn)有儲量分布

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區(qū)域差異。除在陸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來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增長很快，現(xiàn)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已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資源大都分布在發(fā)展中國家，其分布規(guī)律為西半球多于東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亞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極不均衡，僅中東地區(qū)就占55.58％的可采儲量，美洲、非洲、東歐及前蘇聯(lián)、亞太地區(qū)，分別占24.78％、8.72％、7.45％、2.53％。

2.能源發(fā)展趨勢及未來油氣生產預測

從未來世界經濟、能源、環(huán)境協(xié)調發(fā)展的角度，從能源發(fā)展的資源基礎和技術發(fā)展的可能性出發(fā)，預測油氣生產和其他能源的發(fā)展結構，可以比較科學地反映客觀規(guī)律。石油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氣則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將成為21世紀的主力能源。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狀況分析

1.貿易來源。中國近年來雖努力分散原油進口來源，大力實施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戰(zhàn)略，但進口來源單一的狀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體到國家來講，2007年我國主要從沙特、俄羅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國進口原油，自每個國家進口的原油量，均超過了1000，合計為9069萬噸，占當年原油進口總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別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貿易方式。當前，參與國際石油貿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種，即現(xiàn)貨、期貨、長期合約及獲取份額油等，我國的石油貿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現(xiàn)貨，期貨很少參與，長約及份額油的獲取都非常少：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石油貿易中，份額油只占進口石油的不足20%，現(xiàn)貨采購達50%，長約油僅為50%（日本高達90%）；我國缺乏充足的儲運設施，期貨市場剛剛開設燃料油期貨，原油期貨仍未啟動。國際油價的定價權在期貨，我國雖然是國際石油市場的“戰(zhàn)略買家”，但仍無定價權。

3.運輸狀況。相較而言，海運石油的成本較低，管道運輸相對可靠，鐵路運輸雖然運量有限，但是陸地線路對于國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戰(zhàn)略意義。我國目前的石油進口方式，主要以海運為主，采用管道運輸的石油主要來自中亞，而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基本是通過鐵路運輸。

4.小結。綜合以上分析，整體看來，我國非洲、南美地區(qū)的石油貿易份額逐漸增大，石油貿易流向進一步多元化，但進口來源仍較為集中，主要是中東和非洲，而與我國有著良好地緣關系的俄羅斯中亞地區(qū)的貿易份額則相對不足，甚至呈現(xiàn)縮減趨勢。具體來講，我國目前的石油貿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風險：(1)運輸風險。(2)中東作為貿易主流向有一定風險。(3)與美國可能產生較大沖突。

三、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yōu)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yōu)化策略

1.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從地理位置上看，我國北依俄羅斯，西臨中亞，與我國接壤的東南亞地區(qū)也有很豐富的油氣資源，我國獲得充足的油氣供應，有很強的地緣保證。同時，隨著我國進一步健全運輸管線建設，中東海灣地區(qū)的石油輸送安全性也將大大提高，我國與中東地區(qū)的石油合作也將進一步加強。

2.石油貿易方式多元化。國際石油貿易主要有三種方式，即分成油、長期供貨合同和現(xiàn)貨期貨貿易。為了提高我國石油貿易方式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為了保證中國對石油資源獲得的穩(wěn)定性，進口原油的貿易方式應以長期合同為主，應占60％以上。(2)國家間貿易多樣化。(3)大力發(fā)展石油期貨貿易，參與石油金融市場，規(guī)避石油進口和價格風險，爭奪石油的定價權。我國可在借鑒國際石油貿易市場多層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多元性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國內實貨交易市場，有步驟地推進期貨市場的建設，形成現(xiàn)貨、遠期、期貨為重點的多層次、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構建“蜘蛛網”式戰(zhàn)略運輸線路。海運作為我國的主要石油運輸方式，其運輸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滿足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結合我國的地緣特征和世界石油儲量分布，我國要保障石油運輸線路安全，應以石油管線為主，大力構建“蛛網式”戰(zhàn)略線路，有效解決我國對馬六甲海峽的過分依賴和我國周邊陸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具體講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1)獲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構建俄羅斯、中南亞陸地運輸體系。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yōu)化保障措施

1.提高國內供給能力，適當控制國內需求和適度進口。提高國內石油供給能力是未來解決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議我國優(yōu)先加強國內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備儲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給率；鼓勵中國海上合資原油銷往國內。在控制國內需求方面，應適當控制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比例增長的速度，大力發(fā)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稅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費。適度進口應是實現(xiàn)油氣資源進口盡可能地滿足國民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實際需要。

2.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危機，提高石油貿易主動性。經濟危機下，很多國家需要資金救市，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有效的投資渠道。一是可以對政治友好國家進行經濟援助，為石油貿易創(chuàng)造良好的國際關系；二是可以用外匯與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油氣資產交換，比如我近期實現(xiàn)的中俄“貸款換石油”交易，為保證本國能夠擁有長期穩(wěn)定的油源供應奠定了基礎，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國際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fā)展。

3.和諧發(fā)展國際關系，保障石油供應穩(wěn)定性。發(fā)達國家與我國的石油競爭，最終要通過石油輸出國來實現(xiàn)。我國應該繼續(xù)發(fā)揮能源外交優(yōu)勢，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發(fā)揮中國經濟崛起的優(yōu)勢，將石油合作納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積極參與地區(qū)性、國際性的各種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與國際能源機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交流，深化原油資源合作，提高對資源的獲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規(guī)體制，推進石油產業(yè)市場化。歐美等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監(jiān)管機構統(tǒng)一監(jiān)管、企業(yè)商業(yè)化運作等途徑，形成了普遍認同的石油管理體制，實現(xiàn)了規(guī)范的能源產業(yè)市場化運作，也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市場化建設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取消上下游領域和南北海陸地域的限制，形成統(tǒng)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為石油企業(yè)開辟更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四、結論

我國的石油貿易流向關系到我國能源安全，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平穩(wěn)、快速的發(fā)展。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石油進口來源地，也應包括石油貿易方式和運輸方式，石油貿易流向的優(yōu)化也必須從這幾方面展開。(2)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必須緊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觀念。(3)“石油衍生品”市場地位空前提高。(4)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應是貿易來源、貿易方式及運輸路徑的系統(tǒng)多元化，相關策略制定應該充分結合地緣特征，構建以俄羅斯—里海及東南亞地區(qū)為主的貿易多元化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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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3]熊韶輝.論中國實現(xiàn)石油安全的貿易戰(zhàn)略和策略[D].對外經

濟貿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篇5

所謂特色，就是不面面俱到，而是充分利用地域優(yōu)勢、學科比較優(yōu)勢，在東南亞研究的某一個領域或者對東南亞某個國家的研究中形成較為明顯的優(yōu)勢。東南亞有11個國家（東盟有10個成員國），多樣性非常突出，歷史、民族、語言、宗教、政治制度、經濟發(fā)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幾乎找不到對東南亞研究的各個學科領域以及東南亞所有國家都很熟悉的專家。所以，特色研究幾乎是國內外所有東南亞研究機構的共同特點，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以研究華人華僑和中外關系史為特點；北京大學東南亞學研究中心以東南亞歷史、東南亞政治和國際關系為優(yōu)勢；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則注重研究當代東南亞國際關系和華人華僑；廣西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以印支半島研究為傳統(tǒng)；云南省社科院重點關注東南亞半島國家。當然，由于東盟這個地區(qū)組織的重要性不斷凸顯，現(xiàn)在國內幾乎所有的東南亞研究機構都關注它。在這樣的夾縫當中，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一開始就把對緬甸和大湄公河次區(qū)域（GMS）合作的研究作為自己的優(yōu)勢、特色，加以培育。緬甸過去是冷門，很少有人關注，但緬甸與我國有2200多公里的邊界線，是我國進入印度洋的最捷徑，它在中國對外開放中的重要地位遲早會顯現(xiàn)出來?；谶@樣的認識，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組織了多名精通緬甸語和英語的年輕學者，靜心投入對緬甸的長期調研和跟蹤研究。2004年，東南亞研究所的幾名學者聯(lián)合提出了修建中緬油氣管道的建議并最終為國家所接受。2009年，該所自籌經費開始出版緬甸研究叢書。2011年底，又根據形勢的需要，在聘請多名校內外專家的基礎上，成立了云南大學緬甸研究中心，從而在國內外豎起了緬甸研究的大旗。GMS合作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第一個次區(qū)域合作機制，也是迄今為止成效最為明顯的次區(qū)域合作機制。云南從1992年開始代表中國參與這一合作機制，廣西在2005年也加入了進來。

所謂的研究有深度，就是要能運用合適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克服視野不寬、就事論事的傳統(tǒng)缺失。我國的東南亞研究隊伍中，理論功底好、研究能力強的人多數不懂對象國語言，而學東南亞國家語言出身的學者，往往英語不好，知識面窄，理論基礎和分析能力偏弱。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這幾年自覺地補課，努力培養(yǎng)一支語言好、理論功底深刻、寫作能力強的研究隊伍。

所謂接地氣，就是強調書面調研與實地調研相結合，即必須掌握第一手資料，與研究對象國的社會各界有著十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能夠與國際學術界接軌。而不接地氣在我們國內的東南亞學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過去是沒錢，去不了東南亞國家；現(xiàn)在則有很多學者吃不了苦，不愿意較長時間呆在一個國家，尤其是相對艱苦的緬甸、柬埔寨、老撾和越南，我國愿意到這些國家訪學或留學一年以上的學者或學生越來越少。這些年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和緬甸、泰國、老撾、越南以及新加坡的交流較多，有的學者一年能去緬甸五次，并和緬甸的官員、智庫、大學建立了機制化的溝通與合作；還有的學者每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調研和訪學。

篇6

論文關鍵詞：國際合作原則；國際環(huán)境合作；途徑；主權

一、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及有關規(guī)定

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是《聯(lián)合國》、《人類環(huán)境宣言》和《里約宣言》。

《聯(lián)合國》的序言宣布各成員國為促成社會進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寬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第一條死三款規(guī)定聯(lián)合國的宗旨為“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于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

《人類環(huán)境宣言》第7條規(guī)定：“種類越來越多的環(huán)境問題，因為它們在范圍上是地區(qū)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為它們影響共同的國際領域，將要求國與國之間廣泛合作和國際組織采取行動以謀求共同的利益。”此條款尤其強調為實現(xiàn)環(huán)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為籌措資金以支援發(fā)展中國家完成它們這方面的責任所需要進行的國際合作”。第22、24、25條都有關于這一原則的規(guī)定。

《里約宣言》中，有9項原則規(guī)定了加強磋商、合作的內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類環(huán)境宣言》的有關內容，是它的具體化。如原則24，關于戰(zhàn)爭破壞問題，規(guī)定各國“應遵守國際法關于在武裝沖突期間保護環(huán)境的規(guī)定，并按必要情況合作”最后一項原則明確規(guī)定：“各國和人民應誠意地本著伙伴精神合作”，將這一基本原則概括升華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國際合作原則的必然性

首先，國際環(huán)境問題的特點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國際環(huán)境問題的特點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體問題與局部問題交叉和互相促進，既有當前癥狀又有滯后效應等。環(huán)境問題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的解決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能單獨勝任的。

其次，國際社會由于在政治、經濟、科學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同國家所組成這一基本事實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這些差異導致了各國之間存在很多利益沖突，尤其是經濟和正式利益的沖突，這就反感了各國在國際環(huán)境保護領域中的協(xié)調行動。各國唯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克服這些利益上的沖突，共同致力于國際環(huán)境的保護。

最后，國際環(huán)境立法和國際環(huán)境法的實施要求各國進行合作。國際合作是國際環(huán)境立法和國際環(huán)境法的實施的必要條件。唯有通過國際合作，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制定表現(xiàn)為各國之間的協(xié)調意志的國際環(huán)境法規(guī)則。所有國際環(huán)境法律文件的形成過程都是國際合作或經過斗爭達到合作的過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有效的實施國際環(huán)境法。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小。在這一背景下，國際關系呈現(xiàn)兩種趨勢。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增強，加之危機意識的增強、安全概念的擴展，使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權利分配問題敏感而又復雜，體現(xiàn)出一種無法形成“合力”的“離心”傾向，各國均有意強化政府職能，捍衛(wèi)主權獨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導致國家間的聯(lián)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發(fā)的公共問題——無論是金融危機、跨國犯罪、瘟疫流行、環(huán)境問題，都使國界形同虛設。這些問題單憑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努力是不能解決的，無論他們有多么強的實力。為了生存，國家之間需要聯(lián)合起來，共同應對這些問題，他們由此產生一種“合力”。

三、國際合作原則的實施現(xiàn)狀

（一）在環(huán)境問題上采取自掃門前雪的態(tài)度

許多國家和地區(qū)不關心其他區(qū)域或其他國家的環(huán)境整治只關心自己領域范圍內的環(huán)境保護。由于區(qū)域經濟發(fā)展不平衡規(guī)律的作用，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qū)有可能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環(huán)境治理上來，這樣就導致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環(huán)境問題日益緩和的同時，另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環(huán)境問題日益尖銳。這樣全球和地區(qū)性的環(huán)境問題與矛盾也就往往通過發(fā)達和不發(fā)達區(qū)域顯示出來。

（二）南北雙方在承擔環(huán)境保護責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發(fā)達國家在幾百年的發(fā)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終釀成了當今世界的重大環(huán)境問題，如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酸雨等全球環(huán)境問題，都是長期積累形成的，發(fā)達國家利用地球資源的人均數量高出發(fā)展中國家?guī)资?。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發(fā)展經濟與保護環(huán)境的雙重挑戰(zhàn)，發(fā)達國家理應為發(fā)展中國家解決環(huán)境問題提供資金和技術。然而，多數發(fā)達國家非但沒有積極履行自己的義務，反而回避和推卸責任，甚至利用環(huán)境保護限制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這就形成了南北之間在環(huán)境保護問題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雙方環(huán)境權益的斗爭異常尖銳

長期以來，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一直是控制與被控制、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是一種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關系。發(fā)展中國家同發(fā)達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分工、國際金融貿易等方面的斗爭，特別是關于環(huán)境權益的斗爭非常激烈。發(fā)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片面強調環(huán)境保護的重要性，將環(huán)境與發(fā)展割裂開來；利用環(huán)境保護干涉別國內政，要求各自放棄一些主權，尤其是在國家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問題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在國際環(huán)境合作上缺乏誠意。發(fā)達國家在上述問題上采取的立場觀點是與發(fā)展中國家對立的，不符合發(fā)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對此，發(fā)展中國家從促進發(fā)展、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以及有效解決全球環(huán)境問題出發(fā)，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

四、推進國際合作原則實施的途徑

（一）推動全球環(huán)境法制化

環(huán)境問題對國際關系和國際安全的影響正在逐步加深，環(huán)境問題將會引起越來越多的國際沖突。面對環(huán)境安全對國際政治的深刻影響，國際社會已認識到環(huán)境問題不能停留在各種論壇上的一般性討論，必須尋求制定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確保各國加強合作，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國際立法是一種強制性手段，無論哪一國家加入國際環(huán)境保護公約，他就在法律上承擔了相關的義務與責任；否則，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國際社會的壓力，或在國際貿易上處于不利地位。近年來，新的全球性、區(qū)域性和雙邊環(huán)境保護條約不斷出臺，領域不斷擴大。國際環(huán)境法的迅速發(fā)展增強了國際環(huán)境保護措施的有效性和強制性，同時也對各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二）開展環(huán)境問題上的南北對話和東西協(xié)商

我們共享同一個地球，任何一個局部地區(qū)的環(huán)境惡化都會對全球環(huán)境產生重大影響。因而，不發(fā)達國家在改善環(huán)境時遭遇到資金、技術、設備、人才等方面的障礙時，發(fā)達國家基于歷史和未來的考慮，應給予大力幫助。比較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由于環(huán)境治理基點的不同，在發(fā)展中國家環(huán)境投資的邊際成本明顯高于發(fā)達國家。可見，從全球來看，環(huán)境保護和投資的重點應放在生態(tài)環(huán)境脆弱的發(fā)展中國家，發(fā)達國家應支持發(fā)展中國家改善環(huán)境的各種努力。盡管在環(huán)境問題產生的原因上，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始終存在爭議，但“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這一環(huán)境保護領域特有原則的最終確立，使國際環(huán)境合作具有了更加靈活的實現(xiàn)方式。這一原則號召各國積極應對環(huán)境危機，克服環(huán)境合作中的分歧與困難以達成共識。

（三）建立可持續(xù)發(fā)展指導下的國際環(huán)境保護合作關系

篇7

外交學與國際政治專業(yè)屬于涉外專業(yè)，本專業(yè)旨在培養(yǎng)能夠清楚認識世界、看清國際形勢、與國外世界溝通、交流的人才。該專業(yè)培養(yǎng)的目的應該是既注重專業(yè)知識的培養(yǎng)又注重英語能力的提高。在這樣的雙重目標要求之下，外交學與國際政治專業(yè)開展雙語教學的必然性就日益突出。必須要充分、清楚地認識到外交學與國際政治專業(yè)雙語教學的目標才能夠為今后的教學實踐起到指導作用。本專業(yè)雙語教學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學生用英語理解和表達專業(yè)理論知識的能力，培養(yǎng)學生用英文查閱資料、思考問題的習慣，促使學生與當今國際前沿學術理論接軌，樹立學生們的國際意識，提高國際交往能力，拓展視野，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yōu)勢。因此，外交學與國際政治專業(yè)的雙語教學仍需以專業(yè)知識的講授與提高為核心和重點。

2.國際政治與外交學專業(yè)雙語教學的實施及相關問題探討

2.1授課對象初步了解及開展年級的確定

準備開展雙語教學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在開設雙語課程之前，必須對授課的對象進行一個初步的了解。問卷調查中的第3題旨在調查學生們目前的英語水平。在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09-2012級的四個年級的學生中，分別作了如下的回答：2012級國際政治與外交學專業(yè)的學生（73人），全都未考過國家英語四級。2011級國際政治與外交學專業(yè)的學生（53人），其中有41人通過了國家英語四級的考試，6人通過國家英語六級的考試，5人還未通過任何英語語言能力測試。2010級級國際政治與外交學專業(yè)的學生（79人），24人通過了國家英語四級的測試；10人通過了國家專業(yè)英語四級的考試；45人通過了國家英語六級的測試。2009級外交學專業(yè)的同學（25人）中，20人通過了國家英語六級的測試；4人通過了國家專業(yè)英語四級的測試；1人通過了國家英語四級的測試。第2題對于是否能夠適應學院開設的雙語課程，參與測試的一共230人，66人選擇了一直適應；155人選擇開始不適應，慢慢適應；8人選擇一直不適應。第5題：你認為哪個年級開展雙語教學比較適合？實際回收的228份問卷中，45人選擇了在一年級開設；103人選擇在二年級開設；66人選擇在三年級開展雙語教學；4人選擇在四年級開展；4人選擇在一、二、三、四年級均可以開展；2人選擇在二、三、四年級均可以開展；2人選擇在一、二、三年級均可以開展；1人選擇在二、三年級均可以開展；1人選擇在三、四年級均可以開展。綜合2、3、5題看來，絕大部分的大一學生的英語水平僅僅停留在高中階段，未通過任何考試，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較差。這說明如果在大一階段開展雙語課程，無疑對于學生們來說是一個負擔，對于教師來說，也不能很好的完成教學任務。因此，在大一就開設雙語教學不切實際。大二本專業(yè)的同學中，絕大部分通過了四、六級的考試，具有一定的英語基礎，但基礎并不是很強，所以開設課程時，在中英文的比例上需要有所調整。從問卷調查的反饋來看，大三的英語水平普遍比大二要更好一些，因此，大三也可以作為開設雙語課程的最佳年級，而且在中英文的比例上可盡量減少中文的比例，提高英文的比例。大四年級雖然全專業(yè)的同學都通過了國家英語四級的測試，還有部分同學參加了IELTS、TOEFL，甚至是GRE的考試，但是由于大四學生忙于找工作、考研復習、出國備課等實際壓力，他們的任務加重，因此不適宜在此年級開設雙語課程。雙語教學從性質上來講，是專業(yè)教學并非是語言教學。如果在課堂上，學生們常常對某句話或某個段落理解不透，詢問原句意思甚至是語法要點，而非對專業(yè)問題展開思考與活動，那就本末倒置，無法實現(xiàn)雙語教學的真正意義了。因此，在實施雙語教學的時候，就要根據開課年級的英語水平，適當調整中英文比例，使學生對專業(yè)知識的理解不至于太難，教師也應該一再強調專業(yè)課雙語教學的目的?？偟目磥?，開設雙語教學最好的年級是在大二和大三。

2.2開設課程的選擇

在初步對雙語教學的授課對象有了解，確定了開設雙語教學的最佳年級段之后，接下來要做的是選擇雙語教學的應用課程。問卷中第6題為：你認為如果開設雙語課程，開設哪些課程較為合適？此題為多選題。實際回收的228份試卷中，92人選擇專業(yè)基礎課，如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概論、政治學原理等課程適合開設雙語教學；51人選擇跨學科課程，如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地緣政治學等課程；50人選擇歷史類課程，如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國近現(xiàn)代外交史、歐洲史等；66人選擇新興前沿課程，如非傳統(tǒng)安全與全球治理；48人選擇通識課程，如哲學、社會學、美學概論、倫理學等；141人選擇了實用性課程，如外交技能、外事禮儀、外事文書寫作等課程（見表1）。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學生選擇了如外交技能、外事禮儀、外事文書寫作等實用性課程采取雙語教學的模式。接下來便是專業(yè)基礎課，如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概論、政治學原理等課程開設雙語教學；選擇在通識課程開設雙語教學的學生人數為最少。從教學實踐上來看，也并不是每一門課程都適合于雙語教學的。結合學生們的回答以及對專業(yè)的了解和雙語教學實踐的操作，在外交學與國際政治專業(yè)上，適合雙語教學的課程大致有以下三類：（1）實用性課程：這一類課程因實用性、操作性強而深受學生們的喜歡。例如外交學與國際政治專業(yè)的外交技能、外事禮儀、外事文書寫作、外交決策分析、外事翻譯等課程。這類課程的講解中較少涉及到理論，注重的是實踐操作能力的培養(yǎng)，課堂內容貼近于現(xiàn)實，不顯枯燥。在課堂中教師也可以較多的加入自學、討論、練習、場景模擬等環(huán)節(jié)，提高學生們的課堂參與度，增強課程的吸引力。（2）學科中的基礎課程：就國際政治與外交學專業(yè)的基礎課程而言，比如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概論、政治學基礎，美國外交政策等課程；基礎性學科都是必修課，為學生打好專業(yè)知識基礎的課程。大部分外交學與國際政治專業(yè)的理論都是從歐美發(fā)源起來的，目前學術界也仍然以歐美的理論為主的。在專業(yè)基礎課開展雙語教學對教師查找資料、提供資料、以及對理論的講解有很好的基礎，同時也對教學材料中英文的轉換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因為大部分經典的理論，中、英文的闡述都非常成熟?；A課程可作為雙語教學的入門課程，先以普及知識為主，帶學生們走入國際視野。（3）交叉學科：以政治學為例，比如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地緣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的學習也是目前大學教育的一個趨勢之一，這類課程往往橫跨兩個甚至是三個專業(yè)，可以快速拓展學生們的視野，在不同的學科中轉換思維，兼容并包。相對于專業(yè)課來說，這類課程內容的講解不需要很深入、很專業(yè)，重視的是多學科的交叉與互補。交叉類學科的課程大多屬于較為新興的課程，研究成果新穎、獨特，就內容來說本身也能吸引同學們的興趣，在起點上就占了優(yōu)勢；（4）新興學科：學科專業(yè)里目前有許多新興學科，很多學科在歐美都是近十幾年或近幾年才作為專業(yè)或課程設立起來的。由于這些課程是國外研究的熱門，網上有許多第一手的資料，可以直接運用到課堂里。在國際政治與外交學專業(yè)的新興學科就有全球治理、非傳統(tǒng)安全研究等課程。這些課程與實際接軌，大多可以在現(xiàn)實的國際政治新聞或事件中找到相對應的案例，能夠增加課程的吸引力，并能夠加強學生們理論運用的能力。開設這些學科的目的是及時把本學科的最新、最前沿的知識介紹給大家，使學生在本專業(yè)的學術領域上盡可能的與國際接軌。新興前沿課程的授課對象應多為大三學生，因為大三同學的英語和專業(yè)知識都有一定的基礎。但是，也有一些課程不適宜開展雙語教學，或者說是就學生和老師而言，開設雙語教學的難度較大。比如問卷調查中提到的，同時也是較少學生選的課程，如歷史類課程與通識課程。此類課程涉及的信息量大，內容較為抽象、難懂，對事件的描述和理解要相當清楚和精準才能夠達到教學目標。

2.3雙語課程中英文比例與授課形式

關于開設雙語課程，中英文比例的選擇，228人中，38人選擇了全英文授課；126人選擇了70%的英文；61人選擇了50%的英文；3人選擇50%以下的英文。目前，學術界關于雙語課程中，中英文的比例問題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這給了我們授課老師的充分自由。根據長時間的教學觀察和教學實踐，筆者認為，針對低年級學生開展的雙語課程中英文的比例可以是各占50%。另一方面，對于高年級的同學們來說，英語水平逐步提高，專業(yè)知識也越來越豐富，于是雙語課程中的中英文比例可以上調至70%以上直至全英文授課。從學生們的回答來看，也基本符合這一原則。71%的同學希望中英文的比例為70%以上，在遇到難點、重點時，適當用中文解釋。僅有1%的同學希望雙語教學的中英文比例在50%以下（見表2）。非語言學科的雙語教學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講授英語知識；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同學們的專業(yè)知識，并讓同學們學習專業(yè)英語以及培養(yǎng)同學們用英文查閱資料、思考、辯論等能力。因此，在學生們英語水平欠佳、專業(yè)知識不太扎實的情況下，一味追求全英文授課，忽略授課對象的接受能力、接受程度以及課堂的效果，這樣的做法反而會得不償失。許多學生反映，用英文講授專業(yè)知識，大部分時間不太能夠聽懂，這就會影響雙語教學的主要目的。上面所提到的只是相對來說一個普遍的原則，具體授課中中英文的比例調整則需根據課程的難易程度、授課對象等因素做適當的調整。因此，雙語教學更需要老師與同學們之間的溝通與磨合。筆者建議，在上完第一節(jié)課之后，與學生們溝通交流，詢問學生們的意見，即時、合理的對自己課堂上中英文的比例做調整。在授課形式方面，每個老師應根據自身的情況編寫教學大綱、進行教學活動與實踐。問卷調查中的15題涉及了雙語教學課堂形式的問題（見表3）。題目為：你認為雙語課程的教學過程應側重什么？228份問卷調查中，14人選擇應以老師的講授為主，171人選擇師生之間的交流為主，40人選擇以學生的主動學習為主，3份為無效問卷。絕大部分同學選擇了師生之間的交流為主，也就是雙語教學即強調學生們對于專業(yè)知識的理解，又強調學生們的口語表達能力。因此，雙語教學的課堂形式不能流于一般，不僅在語言表達上學習西方，還要在授課形式上也學習西方?？梢圆扇》纸M討論、案例研究、角色扮演、課堂辯論、課上閱讀、場景模擬、小組合作等多種形式，彌補傳統(tǒng)課堂形式單一、收效不高的缺點。提高學生們的創(chuàng)新能力，以及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室在講解課程內容上也不能夠完全的照本宣科，教室僅僅在課堂上閱讀書本，教材，這樣會顯得課程枯燥無聊。運用多媒體教學，用動畫、聲音、視頻等輔助材料，達到教學目的，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2.4雙語課程教材的選擇

問卷調查的7題涉及到實用教材或參考資料的方面。228人中，在98位單選的同學中，27人選擇國外原版教材；11人選擇國外教學參考資料；17人選擇中文教學參考資料；17人選擇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26人選擇原版教材+中文注釋的到讀本。123人多選，選擇國外原版教材與國外教學參考材料都可的有14人，9人選擇國外教學參考材料與原版材料加中文注釋的到讀本都可；12人選擇中文教學參考材料與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都可；16人選擇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與原版教材+中文注釋的到讀本都可；14人選擇國外原版教材與國外原版教材+中文注釋的到讀本；9人選擇國外教學參考材料與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都可；4人選擇國外原版教材和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都可；4人選擇中文教學參考資料和原版教材+中文注釋的到讀本都可；6人選擇國外教學參考材料和中文教學參考材料都可；4人選擇國外原版教材和中文教學參考材料都可；4人選擇國外原版材料、中文教學參考資料、原版材料+中文注釋的到讀本；3人選擇了國外原版教材、國外教學參考資料、中文教學參考資料、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2人選擇了所有選項；5人選擇了國外教學參考資料、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原版教材+中文注釋到讀本；10人選擇了國外原版材料、國外教學參考資料、原版教材+中文注釋到讀本；1人選擇了國外原版材料、國外教學參考資料以及中文教學參考資料；1人選擇了國外原版材料、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和原版教材+中文注釋到讀本；1人選擇了國外原版材料、國外教學參考資料以及中文教學參考資料；1人選擇了國外原版材料、中文教學參考資料以及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1人選擇了國外教學參考資料、中文教學參考資料、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1人選擇了中文教學參考資料、國內編寫外文教材或講義、原版教材+中文注釋到讀本。另有5份為無效問卷。多數學生選擇了采用國外原版教材或原版教材+中文注釋的到讀本這一形式。雙語教學課程的教材選用非常重要。目前很多學科，特別是理工科，大多數都有了英文原版教材，有些老師拿中文授課，也使用的是英文教材。但是對于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來說，英文原版的教材相對來說比較少，而且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費用相對來說也會非常高。不過，國際政治與外交學專業(yè)有一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影印版本可以當做教材，有國際關系、世界政治、國際關系理論與爭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學讀本、全球議程、美國外交政策等。這一系列都是國外原版的教材或者是書籍，對雙語教學非常適用。這一個系列同時也涵蓋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包括全球歷史、世界宗教等等，社會科學包括大眾傳媒、醫(yī)學社會學、跨文化閱讀、倫理學、心理學、語言心理學、教育心理學、變態(tài)心理學等。教材的選用要取決于授課老師對于這門學科的了解程度。一般來說可以通過網上查閱、閱讀英文報刊或者學術期刊時候，里面所提到的一些書籍、查閱原文書店等方法獲得。教材的選擇不能拘泥于形式。

2.5雙語教學考試考核方式

在關于考試試題和答題應采用那種語言一題上（見表4），228人中，21人選擇了英文試題，用英文答題；98人選擇了試題以英文為主，專業(yè)、生僻詞匯后附中文翻譯，用英文答題；69人選擇試題采用中英文對照，用英文答題，若語言上有障礙則允許用中文代替；36人選擇試題采用中英文對照，用中文答題。4份為無效答卷。從結果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同學贊成用英文答題，但是在試卷是否采用英文上產生了差異，大多數學生傾向在試卷上有中文的注釋或者是對照，便于對題目的理解。關于雙語課程的考試甚至可以超越傳統(tǒng)方式，在課堂表現(xiàn)、小組討論的貢獻、創(chuàng)新等方面給出一定比例的分數，再綜合課業(yè)論文，最后的期末考試可能僅僅占40%或者50%，這樣有利于學生們平時的表現(xiàn)和努力，不會出現(xiàn)期末考試靠自己硬背得高分的情況。

3.對國際政治專業(yè)與外交學專業(yè)雙語教學的建議

首先，為了增強雙語教學的效果，幫助學生更好的理解課程，建議教師把每節(jié)課要涉及到的一些專業(yè)知識或者是生單詞或者是重點關鍵單詞列出來，發(fā)給大家，并把中文的意思加進去。這樣對教學目的的實施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政治學里的專業(yè)詞匯畢竟在日常生活中較少碰到，難度較大。另外，在課程設置上，每一節(jié)課的內容不宜過多，因為用英語來聽課本來對于學生們的負擔就會較重，如果內容過多，反而達不到效果，建議在上完第一節(jié)課之后跟學生適當溝通交流，調整自己的授課進度。關于教師自身的教案也要充分準備，才能夠完全掌控和把握這門課程。其次，雙語教學中通常會遇到學前忘后的現(xiàn)象，教師應在每節(jié)課講課完畢之后留出5-10分鐘對當日所講內容進行復習，促進學生溫故而知新，同時也使學生及時總結學習經驗。另外可以留一些課后練習與思考問題，激發(fā)學生們的學習興趣，鍛煉、提高他們的自學能力，引導學生對某一個問題深入研究，從而形成研究性學習的氛圍。再次，雙語教學較容易出現(xiàn)學生對課堂內容不感興趣的現(xiàn)象，因此，教師的備課一定要充分且合理；根絕學生們的英語能力、理解能力與專業(yè)知識的能力，盡量把課堂趣味化，多與實際相結合。教師要充分調動學生們自主學習的積極性，讓學生也成為課堂的一部分，豐富課堂形式，使雙語教學達到其目的。

4.結語

篇8

國際法論文6000字(一)：“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法專業(yè)課程改革探析論文

關鍵詞“國際組織法”國際法教學法學教學課程改革研究生教育

基金項目：201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中的安全預警與應急國際法律機制研究》（18BFX201）；2019年暨南大學港澳臺僑研究生專用教材資助項目《國際組織法》（2019-4）。

作者簡介：程荃，暨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5.098

“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和沿線國家、地區(qū)及國際組織在諸多領域開展合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高校應當把為“一帶一路”服務作為我國法學教育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所必須履行的時代重任。[1]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多樣、文化多元、民族宗教因素復雜，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國際合作，亟需法律領域的交流與創(chuàng)新，為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法律制度的支撐和保障。因此，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迫切需要新型的國際法人才。

國際組織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廣泛參與國際事務，是現(xiàn)代國際社會合作的重要形式。近三十年來，中國學界日益關注國際組織法這門學科，逐步加強國際組織法的相關研究。很多高校的國際法專業(yè)在碩士階段專門設置了《國際組織法》課程，它是國際法專業(yè)研究生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

國際組織對于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實施有著重大作用。同時，“一帶一路”也影響著國際組織和國際組織法的發(fā)展。因此，《國際組織法》課程教學也需要根據“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關系的新情境、國際關系及其理論的新發(fā)展，去理解和分析相關國際組織法的問題，對教學理念、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必要的改革。

一、國際法專業(yè)研究生課程教學理念的轉變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員會2011年在《關于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yǎng)計劃的若干意見》中提出“把培養(yǎng)涉外法律人才作為培養(yǎng)應用型、復合型法律職業(yè)人才的突破口，要適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和國家對外開放的需要，培養(yǎng)一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guī)則，能夠參與國際法律事務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3]。因此，“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合作對國際法專業(yè)研究生課程的教學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教學應體現(xiàn)法學教育的雙向國際化

“一帶一路”倡議促使我們對法學教育國際化觀念進行新的思考。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前，中國推動法學教育國際化的方式主要是一種單向的、“送出去”的國際化路徑。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不但中國亟需應用型、復合型的國際法人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方面的法律人才也十分緊缺。

因此，現(xiàn)階段我國的法學教育國際化應當是雙向的。不僅要將法學人才“送出去”接受國際化的培養(yǎng)，它同時還意味著應當立足中國，持續(xù)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生來華學習法學，為國際社會培養(yǎng)符合“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國際法人才。這就需要國際法專業(yè)在課程建設中，堅持以這種雙向國際化的理念推進教學改革。具體到《國際組織法》課程改革中，則應在堅持中國特色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需求，為國際法專業(yè)研究生將來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奠定國際組織法方面的知識基礎。

（二）教學應注重理論性與實踐性并舉

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意味著中國需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努力將中國的訴求和法治觀念融入國際規(guī)則中。國際法專業(yè)的研究生課程教學應以培養(yǎng)能夠為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際組織開展國際合作服務的高層次法律人才為目標，將“一帶一路”建設需求融入到課程教學中。

《國際組織法》教學不應把純理論知識的傳授作為核心內容，而應在講授國際組織法基本概念、原理、規(guī)則、制度的同時，更加注重培養(yǎng)學生運用國際組織法的原理、規(guī)則去分析和解決國際實踐中的問題，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的實際問題。只有實現(xiàn)研究性和實踐性并舉，才能全面提高《國際組織法》課程的教學質量。中國培養(yǎng)的國際法專業(yè)人才在未來的實踐中既要能夠利用現(xiàn)有國際組織去推動國際規(guī)則的發(fā)展，也包括參與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從而產生新的國際規(guī)則。

二、當前國際法專業(yè)課程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教學理念的轉變，對《國際組織法》課程教學的師資、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改革都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當前，如果按照“一帶一路”倡議下法學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來進行衡量，可以發(fā)現(xiàn)該課程教學中存在一些較為明顯的問題。

（一）課程體系缺乏中國特色

目前，國內高?！秶H組織法》課程的基本內容體系通常劃分為總論和分論兩個部分?？傉摬糠职▽H組織與國際組織法的概念、性質、形態(tài)、功能、淵源、體系、發(fā)展規(guī)律等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分論部分則對全球性組織制度、區(qū)域性組織制度、綜合性組織制度、專門性組織制度分別加以研究。在課程內容的整體安排上力圖囊括所有主要理論和制度，在各部分的比重上力求平衡。這很容易導致課程表面上看起來面面俱到，實際上對具體國際組織制度的研究和教學難以深入，更難形成明顯的中國特色，也不能反映“一帶一路”倡議對國際組織法發(fā)展的影響。

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國際組織法》課程亟需結合國際法的專業(yè)特色，在教學中增加中國實踐，尤其是“一帶一路”有關國際實踐的內容，反映中國踐行國際法治，對國際組織法發(fā)展的貢獻。課程內容設計上不應求大求全，應適當突出實施“一帶一路”這一重大倡議以來，中國實踐對國際組織法的影響，并力爭以此為契機形成國際組織法研究和教學的中國特色。

（二）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國際組織內容較少

由于受中國的國際組織法研究現(xiàn)狀的影響，《國際組織法》課程教學過度集中于傳統(tǒng)形態(tài)的國際組織（主要是協(xié)定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制度的講解，忽視非傳統(tǒng)形態(tài)的國際組織，甚至基本上將其排除在外。而在當前形勢下，非傳統(tǒng)形態(tài)的國際組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有著重大作用，不僅不應將其排除在課程之外，還應加強對它的研究。

而從區(qū)域組織制度方面來看，我國則對歐洲、北美區(qū)域組織的研究較多、較深入，在《國際組織法》課程教學的案例選擇方面也以涉及歐美的案例為主。在與“一帶一路”密切相關的國際組織中，對東盟和上海合作組織的研究相對較多，而關于中亞、西亞、非洲國際組織的內容很少。這種狀況顯然不符合”一帶一路”倡議對法律人才的培養(yǎng)需求。

（三）教學方法難以適應新的生源結構

近年來，來華留學生規(guī)模持續(xù)擴大，我國已是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地國。2017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達到31.72萬人，占總人數的64.85%，增幅達11.58%，高于各國平均增速。[4]與2012年相比，2016年我國法學專業(yè)留學生數量增幅超過50%。[5]國際法專業(yè)是來華學習法學的碩士研究生較為青睞的專業(yè)，筆者所在學校的國際法專業(yè)近年來每年都有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留學生申請人，并有人數逐步增加的趨勢。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生源結構的變化對《國際組織法》課程的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帶一路”沿線有關國家以及區(qū)域性國際組織的章程、國際條約等法律文件所使用的語言種類很多。在此情況下，國際法專業(yè)學生所掌握和使用的語種也日趨多樣化，傳統(tǒng)的中文或中、英文雙語教學已經不能完全滿足教學和研究的需要。

（四）課堂教學互動性不足

《國際組織法》課程的傳統(tǒng)教學方法主要是課堂講授法。國際組織法以協(xié)定性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法律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采用課堂講授法可以系統(tǒng)地向學生講授國際組織法基本知識，幫助學生掌握國際組織法的理論體系，但是其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課堂講授法容易導致過度強調教師在課堂上的主導地位，對于《國際組織法》這樣一門教學內容距離實際生活較遠，專業(yè)性、理論性非常強的課程來說，單純的課堂講授往往使學生感到自己完全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即使在課堂上講解案例，案例的選擇也主要取決于授課教師的偏好，很難引起學生主動參與的興趣。

（五）課程的實踐性不強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需要大量精通國際規(guī)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的國際法人才。然而在國際法專業(yè)的課程體系設計、學時安排中，普遍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現(xiàn)象，《國際組織法》課程也不例外。與國內法教學中廣泛采用的模擬法庭、法律診所、法律實務部門實習等多種實踐教學相比，《國際組織法》課程在實踐方面顯得十分薄弱。加之《國際組織法》與現(xiàn)實生活相距甚遠，學生的學習和理解主要停留在書本知識上，很難與實踐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根據建設“一帶一路”的需要，增加、完善《國際組織法》的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是培養(yǎng)應用型、復合型涉外法律人才亟需解決的一大難題。

三、國際法專業(yè)課程教學改革建議

國際法教學應當跟蹤國際組織發(fā)展的最新實踐，對國際組織法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內容作出新的思考?！秶H組織法》課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應科學地反映”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當代國際組織法及其理論、實踐的新發(fā)展。

（一）加強對非傳統(tǒng)形態(tài)國際組織制度的教學

協(xié)定性政府間國際組織是多邊合作中最為重要、最值得關注的一種形態(tài)。[6]但是在目前階段，它并不是“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合作所采取的主要形式。非傳統(tǒng)形態(tài)的國際組織極大豐富和擴展了國際組織的職能，它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實際上更易于適應和滿足國際多邊合作的需求。因此，在《國際組織法》課程中，需要加強對非傳統(tǒng)形態(tài)國際組織的法律地位、成員構成、職能范圍、組織機制、程序規(guī)則等的研究和教學。例如，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16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主要機制是“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簡稱“16+1合作”）。[7]但是，“16+1合作”當前仍然屬于一種對話機制，并不是協(xié)定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因此，在以往的《國際組織法》教學中通常會簡單地將“16+1合作”排除在教學內容之外。而從實踐的發(fā)展來看，如果能夠采取一定措施推動“16+1合作”的發(fā)展，它對于“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將能夠發(fā)揮更大作用。在教學中應啟發(fā)學生聯(lián)系“一帶一路”實踐，拓寬學習思路，重視對非傳統(tǒng)形態(tài)國際組織制度的研究。

（二）增加中國和沿線國家的國際實踐案例

國際組織法課程并不應該是靜態(tài)的純理論教學，它應當關注國際組織及其規(guī)則、制度、體系的發(fā)展。從目前《國際組織法》課程的教學情況來看，恰當運用案例教學法，加強學生的主體地位，有利于調動學生學習國際組織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有利于拓寬學生的視野。[8]由于歐美學者在國際組織法的研究中處于領先地位，因而在教學中不論是經典案例還是熱點案例，國內教師都有偏重于選擇與歐美國家相關的案例的現(xiàn)象。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國際組織實踐的案例不斷增多。雖然在短時間內還無法形成經典案例，但是可以從“一帶一路”實踐中選取有代表性的部分內容打造熱點案例。比如，在講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案例的同時，增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內容，并讓學生對兩者的制度加以比較，激發(fā)學生對“一帶一路”相關內容的學習興趣，加強教學效果。

（三）突出相關區(qū)域性組織制度的內容

隨著區(qū)域一體化和世界多極化的趨勢，區(qū)域性國際組織在發(fā)展地區(qū)經濟與解決地區(qū)爭端中，發(fā)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9]“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及的是沿線特定區(qū)域內的若干主權國家，具有顯著的區(qū)域性特征。在《國際組織法》課程中需要從兩個方面突出“一帶一路”沿線區(qū)域性組織相關制度的內容。一方面，應加強現(xiàn)有的“一帶一路”沿線區(qū)域性國際組織的法律制度內容。對于東南亞國家聯(lián)盟、上海合作組織、阿拉伯國家聯(lián)盟、非洲聯(lián)盟等原來課程中已經包括的國際組織，要結合“一帶一路”的實施加深對其研究；同時還應當將環(huán)印度洋區(qū)域合作聯(lián)盟、東非共同體等與“一帶一路”相關但是研究較少的國際組織包含到教學內容中。另一方面，在介紹相關法律制度的基礎上引導學生思考、研究“一帶一路”倡議下建立新的國際組織的可能性及其途徑，以及如何進行基本制度的構建。

（四）根據專業(yè)和學生特點開展多語種教學

語言是用來傳播、獲取知識的工具，使用單一語言還是雙語、多語種教學，其目的都是為了師生在教學過程中進行更有效地交流，使學生更好地掌握專業(yè)知識?！秶H組織法》教學中的語言問題具有特殊性。教師在授課時，除了中文以外，如果能輔以英語、法語等聯(lián)合國、國際法院、歐盟等主要國際組織的官方語言，則有利于準確講解有關知識點。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來華留學生來說，教師通常在《國際組織法》課程教學中使用的中文和英語既不是其母語，也不是其國籍國的通用語言。有些留學生的中文和英語水平都有限，有些甚至完全沒有學過英語。但是，筆者在教學實踐中發(fā)現(xiàn)有很多非洲學生來自法語區(qū)國家，能夠熟練應用法語學習和交流；而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亞國家的學生中除了其本國語言外，俄語水平也較好。而對于中文水平有限的來華留學生，如果老師能夠使用學生更為熟悉的語言與之交流，則有利于防止學生因為語言障礙而產生畏難情緒，可以更好地幫助學生去學習、理解專業(yè)知識。

為了適應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新形勢，國際法專業(yè)教師的外語能力應向多語種方向拓展。這不但有助于教學和互動，也有利于任課教師對相關區(qū)域性國際組織法律制度的研究水平，可以作為促進《國際組織法》課程教學、科研共同進步的一項重要舉措。

（五）開發(fā)多種輔實踐教學方式

《國際組織法》的實踐教學學時安排通常是總學時的10-20%左右。由于總學時有限，實踐教學大多數都是采用邀請校外實務專家進行4-8學時的專題講座、交流?！秶H組織法》課程本身理論內容多、總學時少，這種情況下要增加實踐教學的學時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開發(fā)多種形式的輔實踐教學是可以采用的一個在學時數以外增加學生實踐經驗的方法。目前，最切實可行的輔實踐教學方式有兩種：一是組織學生到國際組織駐中國的機構參觀，二是推薦學生前往“一帶一路”相關國際組織實習。

近年來，各國際組織與中國的聯(lián)系更為密切，很多重要國際組織紛紛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這為學生前往參觀、實習提供了更多機會?！秶H組織法》課程的任課老師應主動收集各國際組織的實習招聘信息，推薦學生申請各國際組織的實習崗位，幫助他們獲得在課堂之外、在實踐中學習《國際組織法》的機會。

總之，國際法的研究和教學應立足于“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關系的新發(fā)展，將新的教學理念融入到課程建設中。在為國家重大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服務的思想指導下，根據本專業(yè)和學生的特點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課程改革，積極推動我國法學教育的國際化，為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培養(yǎng)高質量的國際法人才。

國際法畢業(yè)論文范文模板(二)：國際法視角下商標犯罪刑法的使用范圍的相關探究論文

摘要：商標作為產品的標識一直以來都是該產品區(qū)別于其他產品的主要標準，也是生產經營企業(yè)的固定資產，它一旦被注冊，其他任何企業(yè)都不能冒用。但由商標冒用而引發(fā)的系列犯罪現(xiàn)象也是層出不窮，嚴重的影響了經濟秩序，損害了企業(yè)的合法權益，而刑法就針對這些商標犯罪行為做出了明確的處罰規(guī)定，以此來震懾和警示犯罪行為人。通常在法律條款中對商標犯罪都定位集中在了“馳名商標”這個范圍，司法部門在定性犯罪行為的時候可以依據“其他情節(jié)嚴重”或“其他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兜底條款予以定性和判斷，對商標予以全面的保護，但若是將假冒注冊商標罪與反向冒用等同起來，雖然這樣的說法并不恰當，但仍可以將其納入到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范圍內。而國際法中對商標犯罪并沒有一個更加科學和明確的犯罪標準。因此在適用刑法時也需要謹慎與嚴格。在此，文章就從國際法視角來分析商標犯罪刑法的使用范圍。

關鍵詞：商標犯罪；刑法；適用范圍

知識產權的本質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是國家賦予創(chuàng)造者對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時期內享有的專有權或獨占權。它包括了著作權和工業(yè)產權，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商標權。該權利的內涵、基本行為都在《刑法》、《經濟法》、《商標法》以及《知識產權法》中有明確的規(guī)定和要求，它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十年為期。從法律角度上分析，商標是企業(yè)通過自己的智力發(fā)明了的產品、提供的服務等，在相關部門依法注冊的品牌名稱、圖形、聲音等來表明這些產品、服務的所有權的顯著標志，以此來識別和約束商品、服務的來源，這對于生產者、銷售者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國際上也十分注重包括商標權在內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并對其進行了相關的立法規(guī)定。比如日本、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商標法》以及系列國際條約、公約等對都明確的規(guī)定了商標注冊的條件、行使的權利、履行的職責以及侵害形態(tài)。但基于國際形勢的日益復雜化，商標犯罪的種類和形式也愈加多樣和隱蔽，當前的我國刑法對商標犯罪的立法也逐漸暴露出了極其深刻的問題，出現(xiàn)了一定的模糊性、滯后性，加上國際犯罪猖獗，我國的刑法無法與國際立法相融合，法律漏洞也就讓犯罪分子更有了可乘之機，因此國際法視角下的商標犯罪刑法使用的范圍、準則與必須要與國際法接軌。

一、商標犯罪概述

（一）商標犯罪一般指的是侵犯商標權罪

我國的刑法是這樣對其進行定義的：侵犯商標權罪是違反商標法規(guī)，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破壞商標管理制度，危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由于知識產權在經濟的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顯和突出，該領域很快就成了犯罪分子實施犯罪行為的主要范圍。據相關數據顯示，在聯(lián)合國規(guī)定的十七中國際性犯罪行為中，侵犯知識產權罪是最嚴重、最普遍的，其中商標權罪占據大部分比例，而在我國所結案的刑事案件中，該類犯罪行為也占到了知識產權罪總和比例的80%以上。這個龐大的數據不僅說明當前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日益猖獗，也說明法律體系仍存在著很多的漏洞。

（二）在我國現(xiàn)行的法律體系中，知識產權的范疇十分廣泛

但它實質上具有著在社會領域流通的商價值品屬性，因此它沒有實質的形體性，也就說明知識商品的擁有并不等同于對該商品產權的擁有，加之知識商品的傳播途徑和方式呈現(xiàn)出多樣化特點，致使產權的所有人難以對其進行直接的掌控，侵權行為也就越來越多。但問題的根本并出現(xiàn)在立法上面，而是出現(xiàn)在司法解釋工作的滯后性上，也就使得定罪量刑缺失了科學、系統(tǒng)的具體標準。比如針對商標犯罪，《經濟犯罪追訴標準》中所規(guī)定的定罪量刑和追訴標準就不科學、不標準、不符合當前的實際，有些問題也沒有做出更進一步的解釋，甚至將追訴標準與定罪標準等同了起來，這就使得定罪量刑缺失了客觀、公正與公平。而審判實踐不僅要依據實體法，也需要依據在此基礎上對其內在問題做出的司法解釋。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對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具體應用將《刑法》中的相關條款進行了多次的補充與修改，以此來具化、細化對商標犯罪的規(guī)定，直至目前商標犯罪的相關刑事立法以及司法解釋也呈現(xiàn)出了明顯的合理性，在打擊和嚴查商標犯罪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刑法中有關商標犯罪中的一些專業(yè)性術語進行了解釋，使得定罪量刑的范圍、標準更加具體和詳細，極大的提高了刑法條款的可行性。

（三）修訂后的司法解釋與之前對該犯罪行為的規(guī)定有了極大的不同

其一，在定罪量刑的標準上有所降低，反向假冒犯罪行為的起刑標準是非法經營或銷售數額達5萬元以上；非法制造商標標識的為非法經營數額5玩以上或違法所得數額3萬以上。而在《追訴標準》中對應的數額分別是10萬以上和20萬以上。其二，對于“情節(jié)嚴重”的論述則包括了非法經營數額3萬以上或違法所得數額2萬以上。其三，個犯與單位犯罪的起刑標準也有了具體的規(guī)定，并且兩者之間的數額差距從5倍縮減到了3倍。其四，明確了觸犯不同罪名時的處罰原則以及進一步明確了“相同的商標”的概念，這就使得商標犯罪的形式、范圍有了更加明確地界定。比如1997年修訂的新刑法中就將侵犯商標權犯罪分為“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而在2001年的司法解釋中也將“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納入到了商標犯罪案件的行列中。

（四）由于時代的發(fā)展和科技的發(fā)達，商標犯罪的形式愈加隱蔽和復雜

甚至有些已經超出了刑法及司法解釋中的規(guī)定范圍，那么在執(zhí)行中勢必會出現(xiàn)無法可依的現(xiàn)象，這就說明刑法使用出現(xiàn)了滯后性和模糊性。而商標權在內的知識產權是一個國際國家都十分重視的問題，并出臺了系列國際條約、公約，而我國國情的獨特性也使得刑法有著鮮明的國家屬性特點，因此我國刑法與國際公約、條約之間在該問題的解釋、使用原則和范圍上還有一定的不同，彼此的不理解、不適用要求我國在執(zhí)行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到國際接軌問題。

二、國際法視角下商標犯罪刑法的使用范圍

（一）犯罪主體的使用范圍

在我國法律中對犯罪主體做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犯罪的主體包括自然人主體和單位主體。而自然人主體指的是年滿18周歲（含18周歲）的公民；而單位主體則是指的是在工商管理部門注冊的企業(yè)、法人、事業(yè)單位、機關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組織。侵犯注冊商標犯罪的主體也包括在內。所謂侵犯注冊商標犯罪從法律角度上講指的是從事工商活動的法人或公民違反商標管理法規(guī)、不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來獲取利益，并且非法經營數額或銷售數額較大、情節(jié)嚴重的犯罪行為。該行為破壞了工商管理制度、侵犯了他人商標的專用權。

（二）犯罪主觀要件的使用范圍

（1）客體要件。該犯罪行為的犯罪客體具有雙重性，一般指的是國家的商標管理活動和商標專用權主體的商標權。一旦違法行為脫離了這兩個范圍，即使是受刑罰保護的其他社會關系也不構成該類犯罪，而是其他對應的犯罪類型。另外，侵犯商標罪有著極其明顯的主觀性和作為性。商標專用權的義務主體所負的義務是不作為的義務，只要義務主體不實施侵犯他人的注冊商標的積極行為，就是對自己義務的履行，反之就是有意而為之，違反了自己的義務，觸犯了法律。但需要注意的是，犯罪分子違反的必須是商標管理法規(guī)，若是其他并不構成商標犯罪，也是需要以它罪論處。若侵犯的商標沒有進行過注冊則不構成犯罪。

怎樣去理解商標注冊權呢？我們可以這樣將其分為：對商標的注冊。申請商標注冊的企業(yè)、法人、個人等主體要嚴格按照法律規(guī)定向有關部門申請、提交各種真實的、客觀的、完整的資料，而注冊機構也需要根據法律規(guī)定認真審核申請主體所提交的資料，并用規(guī)范的文書形式記錄在冊，完成注冊行為；對注冊商標的保護。商標一旦注冊就受到了法律的保護，其他任何組織、個人都不能擅自使用、占用、冒用、偽造該商標或者相同的商標，以此來維護注冊主體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否則就會受到法律的嚴懲。通常所提及的“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僅僅是違反了后者，使得注冊主體對商標的專用權受到了侵害，而沒有對前者造成直接性的侵犯。

很對人會提出疑問“既然是違反了后者，那與前者即商標的注冊有什么關聯(lián)？”。實際上，通過對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概念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對商標的注冊”是整個商標管理活動的基礎，只有申請人去注冊，才會引起后續(xù)系列的行為。一旦破壞了注冊商標，也意味著刑法商標犯罪的成立。因此假冒注冊商標行為仍屬于商標犯罪行為，這在1997年修訂的新刑法中就有著明確的規(guī)定和解釋。

（2）主觀要件。這就需要從侵犯注冊商標犯罪的表現(xiàn)形式來分析。商標是一個企業(yè)或單位的重要資產，是區(qū)別于其他商品的主要標志。但由于商標的可轉移性并且商標所涉及法律之外的專業(yè)知識，刑事司法人員在判斷、認定商標侵犯案件中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問題愈加困難。而根據現(xiàn)行《刑法》中的相關規(guī)定，侵犯人只有存在主觀上的故意才能構成犯罪要件，若是侵犯人在不知道該商標已注冊或者其他特殊情形下而侵害了注冊主體對商標的專用權，則只承擔行政處罰與民事賠償責任。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講，構成犯罪的首要因素就是“動機”，即“明知而為之”。具體來講，犯罪行為人對已注冊的商標所具有的法律性質和效力存在著認知，也明白自己所要實施的行為是違法行為，這是主觀認知故意；同時犯罪行為人又積極去追求因違法行為而帶來的違法所得，這是意志上的故意。由此司法人員對犯罪行為的主觀認知就定位在了“明知”上，但《刑法》中并未對“明知”的含義、界定做出明確而具體的解釋。那么在2004年實施的《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解釋》中就補充了《刑法》中的“明知”范圍：1.知道自己銷售的商品上的注冊商標被涂改、調換或者覆蓋的：2.因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受到過行政處罰或3.偽造、涂改商標注冊人授權文件或者知道該文件被偽造、涂改的；4.其他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由此也就很好理解侵犯注冊商標的表現(xiàn)形式，即1.未經商標注冊人許2.擅自銷售侵犯商標權的商品；3.偽造他人注冊商標并將其用于商品或者擅自制造注冊商標的；4.未經持有該商標的法人同意將該商標用于自己的商品并投入市場的行為；5.商標侵權是指因侵犯其他注冊商標而侵犯其他專有權的行為。

而對于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犯罪來講，他們對“犯罪實施者是否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存在著不確定性，這主要是由于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流通并不在法律保護的范圍內，經營者在進行交易時通常不是直接明說，那么這個“明知”的要求就過于狹窄了。實際上，明知與確定并不是同一個概念，它的范圍要廣泛的多。比如某一商品假冒的商標注冊申請人的信息不明確或者不確定這個商品是屬于假冒注冊商標，但是只要是意識到這個商品具有假冒的可能性，這種行為就被納入到了“明知”的范圍。

由此來分析，商標犯罪的刑法適用范圍，在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大多數是為了盈利或者非法收益。但也有部分行為是因為要實現(xiàn)其他的目的。比如為了降低對方的競爭力度，打擊對方市場，毀壞對方形象和名譽等，這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也是實施商標犯罪的常有的動機和現(xiàn)象。

篇9

論文關鍵詞：安全；國家安全；韓非子；法治

先秦時期我國社會政治思想領域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百花爭艷的景象，這一時期也逐漸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精華，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響甚大。在諸子百家中的法家學派的韓非子又因為博采眾長，成為先秦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并影響了數千年的中國封建政治。在前人研究韓非子的一些文獻中，多是從法學的視角和層面來研究韓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對韓非子的“法”、“術”、“勢”的思想體系，韓非子法學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從政治學角度對其國家安全觀進行研究的。鑒于此，筆者通過對韓非子文章的研讀，試圖從政治學的角度從不同層面對其政治思想特別是國家安全方面的思想進行研究，從中對我國當下的國內國際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啟發(fā)和意義。

一、安全的涵義及對文中“國家安全”的界定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探討安全問題首先應當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這樣我們才有了研究安全問題的基點和出發(fā)點。在古代漢語中，并沒有安全一詞，但安字卻在許多場合下表達著現(xiàn)代漢語中安全的意義，表達了人們通常理解的安全這一概念。安全作為現(xiàn)代漢語的一個基本詞語，在各種現(xiàn)代漢語辭書有著基本相同的解釋?！冬F(xiàn)代漢語詞典》對安字的第四個釋義是：“平安、安全”?！掇o?！穼Π沧值牡谝粋€釋義就是“安全”，并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含義上舉了《國策·齊策六》的一句話作為例證：“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p>

我們知道國家安全一詞屬于現(xiàn)代漢語的范疇，先秦并無此說法，但是國家安全的思想卻是由來已久。其實，中國古代的王朝安危問題，亦涉及國家間的問題。雖然先秦國家的概念與現(xiàn)代國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別，但古今國際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戰(zhàn)國時期的共主國、諸侯國和少數民族政權構成的國家行為體，它們已經具備了領土、人口、軍隊等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及擁有部分的對內與對外權限，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國家的本質屬性。在春秋戰(zhàn)國這一四分五裂的動蕩時期，各國所要解決的就是王朝存亡，國家安危的重大政治問題。當然，這里所講的安全，與現(xiàn)代國家安全是有很大差異的，在此就不比較古今國家安全的異同。總之，先秦文化區(qū)域下的國家安全觀指的就是先秦國際政治行為體之間為了彌補自身實力的不足，通過結盟獲得更多的國家權力，實現(xiàn)該時期國際體系中力量結構的重新分化組合，以有效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一種國際政治理念。

二、從政治、法律、文化、軍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韓非子的國家安全思想

（一）韓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權極不穩(wěn)定的先秦，韓非子極為敏銳地觀察到了一個事實：戰(zhàn)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矛盾、斗爭促使君主更加集權、專制，因此，極力鼓吹君主專制主義理論，促進了戰(zhàn)國時期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制度的形成、發(fā)展。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韓非子極力推崇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對整個封建王朝有著深遠的影響。迎合了當時統(tǒng)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統(tǒng)治階層的統(tǒng)治。這一制度措施對政治穩(wěn)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適合當時的動蕩局勢，有利的保障了國家的政治安全。在權術方面，熔法、術、勢三者于一爐，權勢不可借人，君主恃勢不恃信，主有術而御臣，使術走向智謀狀態(tài)。韓非的這些政治權術思想，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fā)展。

（二）韓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韓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體系中最突出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他認為國家安全和強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所以他不斷強化法的公開性、公正性、統(tǒng)一性、穩(wěn)定性、權威性，走法治之道。韓非子的法制思想對當時的秦國安內有很大的幫助，從制度層面上使國家機器具備了法律依據，更為重要的是給世人及早的灌輸了法制理念，對后世的影響可謂深遠。他不但強調國家實力是根本，甚至認為外交無助于國家強大。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以法律統(tǒng)一社會，強調法律的規(guī)范性。法可以作為規(guī)范社會的統(tǒng)一標準。韓非主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用法律強制社會，維護法律的權威性。法家以賞刑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張刑多賞少，輕罪重罰。韓非說:“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表n非的“法”在名義上是賞罰并舉，實際在運用過程中就是刑，即“殺戮禁誅謂之法”，“刑”成了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壟斷。

（三）韓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韓非子在文化方面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韓非子反對和批判“私學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張和提倡“聽吏從教”的法家教育，“廢先生之教”，培養(yǎng)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盁o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綱領。所謂“無書簡之文”、“無先王之語”，實質就是要廢除、清算古代奴隸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說教，特別是儒家所尊崇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這一套東西，并從而實現(xiàn)韓非子的以法為教”的主張，其核心主張為“以法治國”。韓非子認為文化教育對一個國家的穩(wěn)定發(fā)展和君主的統(tǒng)治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上對國民進行教化，最終都是為統(tǒng)治階級更好的統(tǒng)治服務的，也是為君主統(tǒng)治的國家穩(wěn)定發(fā)展服務的。

（四）韓非子的軍事社稷安全思想

韓非子在國家社稷軍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現(xiàn)為“重農固本，強兵備戰(zhàn)”。韓非子說“富國以農，距敵恃卒”，爭于氣力之世，明君必“務力”，“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養(yǎng)成“耕戰(zhàn)有益之民”，以利驅人：耕者富，戰(zhàn)者貴。韓非子非常重視人為在農業(yè)中的作用。韓非是一個“務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復奉勸君主要“明君務力”。韓非認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戰(zhàn)場的人就強盛，不堵塞富強之道就可以稱王。富靠農耕，強靠戰(zhàn)事，只有耕戰(zhàn)才能使國家富強，富強既是國家務力的結果又是國家務力的表現(xiàn)。無疑韓非子在社稷和軍事安全方面的認識和思想對其國家的發(fā)展穩(wěn)定有極大的力促作用。同時，韓非子是現(xiàn)實的物質決定論者，他認為人是自私的，因此爭奪是不可避免的，國家只有強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對實力是國家興衰和國家間關系的決定性因素。韓非子對于社會沖突起因和國家間關系的認識都是物質主義的。對于事關國家安危的戰(zhàn)爭問題，韓非子則不問戰(zhàn)爭的目的是否正義，而只關心戰(zhàn)爭勝負。他說：“戰(zhàn)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后復，莫大于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zhàn)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韓非子是那個時期最為獨特和堅定的物質決定論者，從近代的國際關系學理層面來定位，韓非子堪稱是先秦時期的現(xiàn)實主義大師了。

通過對《韓非子》五十五篇的研讀，其中涉及國家安危存亡的句子繁多，并且已形成系統(tǒng)性的認識，從前文中韓非子在政治、法制、文化、社稷和軍事安全方面的思想分析我們可以概括出在當時特定的時期和歷史環(huán)境下，韓非子所服務的秦國的國家安全思想就是在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下，對內安內，發(fā)展經濟軍事達到富國強兵，對外兼并其他諸侯國，以實現(xiàn)統(tǒng)一六國。其實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就是如何把一個國家治理好。這些都是相輔相成，一脈相通的?？梢院唵蔚恼J為治理好了國家就能實現(xiàn)國家安全了。當然治理國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在研讀韓非子的思想時，總結出了其關于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治國方略。治國方略是治理國家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治理國家中的具有戰(zhàn)略性的指導原則和全盤性的計劃、方針、政策和策略。韓非的治國方略主要可以概括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賞罰依法、治吏引綱、務力耕戰(zhàn)”。治國方略體現(xiàn)的不僅僅是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其實更映射出了其在國家安全維護方面的認識和措施方法。

篇10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yè)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fā)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更貼近現(xiàn)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fā)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tǒng)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tǒng)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tǒng)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tǒng)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fā)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fā)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yè)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fā)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xiàn)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fā)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yè)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xiàn)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xiàn)象的因果聯(lián)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xiàn)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xiàn)為現(xiàn)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過程也發(fā)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yè)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fā)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xiàn)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yè)術語，以至于出現(xiàn)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fā)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tài)模型，表現(xiàn)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tǒng)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xiàn)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xiàn)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tài)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xiàn)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tǒng)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tǒng)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fā)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zhàn)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tǒng)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yè)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xù)。據統(tǒng)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lián)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lián)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fā)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guī)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fā)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xiàn)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jié)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lián)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3］賈根良.中國經濟學革命論[J].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