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新聞流通研究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整合性分析框架，以省委機關報為代表媒體，通過長時段系統(tǒng)抽樣內容分析方法，探討了建國以來省際新聞信息流通的模式和演變歷程，并從半個世紀新聞流通呈現(xiàn)出來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遷。

［關鍵詞］省際新聞流通；省委機關報；整合分析；社會變革

地區(qū)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報道和被報道的情形。它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甚為關注的問題。誠如政治學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間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變化，反映了它們之間聯(lián)系的力度，以及趨向分離或整合的走勢”（1981，P113）。新聞又是一種表征話語（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過連續(xù)不斷地報道社會變動而與現(xiàn)實建立一種特殊的關系，并且將人們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對靜止的個人經(jīng)驗與社會的、流動的、制度的、整體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聯(lián)系起來，因而有一種“自動”獲取的“合法”權力。新聞報道及其信息流通的這種特性使其扮演一種社會性的整合離聚功能，也因此，它彰顯了所在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統(tǒng)治合法性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與地方的關系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相對于時代而言，這些變化的特征較為集中體現(xiàn)在地方自主權和區(qū)域之間的聯(lián)系加強。在這一過程中，地方各級傳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區(qū)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呈現(xiàn)出何種面貌？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點來看（1949年建國以來），以省為單位的區(qū)域間新聞交互是如何演變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政經(jīng)發(fā)展又是如何從一個側面體現(xiàn)在省際新聞流通中？顯然，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久前，筆者和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合作，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對該項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綜述整理，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展深化。

關于中國大陸“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全國還沒有全部解放，由于國土遼闊，情況復雜，百廢待興，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加強對各地區(qū)黨、政、軍的領導，曾于50年代在有關省之上設置“行政大區(qū)”，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區(qū)。至1955年大局穩(wěn)定，中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qū)。自此，“省”一級行政單位（包括中央直轄市和自治區(qū)）便成為大陸在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單位。在“省”以下雖還有“地區(qū)”和“縣”，也各自發(fā)揮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視為實質性的行政單位。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明顯增多，論文數(shù)量迅速增長。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采用3種取向。第一種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這是研究傳統(tǒng)的主流思路。第二種是“區(qū)域比較”。這種方法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它主要關注區(qū)域發(fā)展中的社會和經(jīng)濟問題，同時分析區(qū)域間的不平衡現(xiàn)象和研究其發(fā)展的模式。第三種是“省的個案研究”，通常以一個省，或幾個省份為對象，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種研究取向，主要是為實現(xiàn)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方法雖異，但無所謂優(yōu)劣，然而在分析闡述上則各有利弊?！爸醒搿胤健毖芯咳∠蛑饕P注“省與中央（北京）”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關系，因排除了省與省之間日益頻繁的交往互動，以致難以深刻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變化。“區(qū)域比較”方法將諸多省份劃為大區(qū)（例如沿海地區(qū)、內陸地區(qū)、中部地區(qū)、西北地區(qū)等），而不是針對省際關系和它們的互動情況探討其性質，這樣在解釋區(qū)域發(fā)展或其他問題時，忽視了省際互動和其間差異這一重要因素。此外，這種研究方法較多關注經(jīng)濟發(fā)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皞€案研究”取向雖然提供了某個省份的詳細資料，但這種方法難以令人了解全貌。不過它可以為下一步的省際研究奠定基礎。

通過以上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xiàn)有的對“省”的研究，還未涉及省際互動領域，作為上述3種取向的補充，我們認為需要發(fā)展出第4種研究取向，即：系統(tǒng)的省際關系互動研究。這種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被研究對象視為某種同質單位（例如，“省”被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轄單位），研究的問題需涵蓋或適用于所有這類單位，并對它們之間的交互關系或這種聯(lián)系的某個方面進行系統(tǒng)分析。這種研究取向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困難在于收集資料難度很大，不僅數(shù)量龐大，而且頭緒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也使研究不易進行。就本文而言，我們嘗試采用這種研究取向，探討中國大陸省際間的新聞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jīng)濟面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要對內開放，只要目前市場經(jīng)濟及區(qū)域開放持續(xù)下去，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各省將進一步加強它們之間的互利交往。據(jù)此，省際間的新聞流通總量及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了解省際水平互動關系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探究省際交互聯(lián)系更具意義。當然，本文研究的范圍只是新聞信息，雖然這只是省際互動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其重要的潛在價值則不容忽視。

省際新聞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運用某種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對采用第4種取向的研究至關緊要。我們在設計研究方案時，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國際間新聞信息流通方法論的啟示。當時，一大批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大辯論，最后導致美國退出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簡言之，研究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學者揉合了發(fā)展傳播學和批判學派的特點，視跨國新聞信息流通為世界體系運作的一個方面和構成要素。同時，它也是世界體系的產物。許多學者通過持續(xù)不斷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國際新聞傳播譜系，也揭示了世界體系內在的結構矛盾和沖突關系。世界體系是當代左翼思想家華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問題的理論體系，其要旨是將世界劃為“中心”（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邊緣”（不發(fā)達國家）和“半邊緣”（介于兩者之間）三大塊，以全球視野，分析國家與國家，地區(qū)與地區(qū)，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90年代，冷戰(zhàn)結束，但華氏理論不僅未過時，反而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而倍受重視并被其他學者發(fā)展出許多新的分析和論述。

傳播學者幾十年來通過研究國際傳播中不同國家媒體對外國的報道，總結了幾種帶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發(fā)現(xiàn)在于“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信息流通失衡現(xiàn)象及單向主導的傳播資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兩位著名國際傳播學者統(tǒng)籌下，一批學者同時對38個國家如何報道全球214國家和地區(qū)進行了規(guī)模最大的國際新聞信息交互流通的調查，采用系統(tǒng)整體的研究框架和統(tǒng)一的內容分析方法，獲得大量的第一手數(shù)據(jù)，從2000年開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顧幾十年來積累的文獻，可以說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備充分的理論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們認為，通過對有關因素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整，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鑒作為一國內新聞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礎框架。

省委機關報與省際新聞流通

在國內傳媒體制中，每一家省委機關報就是該省的“人民日報”，它代表省的領導層向全省說話，履行傳遞政令，上情下達的職責；同時，它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中扮演著中介角色，又在與外省的信息交流過程中，成為把門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國內傳媒傳統(tǒng)上是一種垂直單向性的宣傳型模式，省委機關報歷來以宣傳上面政策，報道下面省情為主；面對其他省份的報道，除了一些常規(guī)的新聞（如“祖國各地”，“塞外風情”等花絮新聞）可按編輯專業(yè)喜好處理外，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還要顧及地方的經(jīng)濟利益、貿易往來、人口流動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換言之，省委機關報在國內1500份地方報紙中占據(jù)關鍵位置，它們“守土有責”，通過某些機制，對其他省份的信息進行篩選，決定是否讓它流入本地區(qū)。也因此，這種傳遞既涉及政經(jīng)因素，也涉及編輯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編運作習慣使然，也同省委領導層的理性偏好有關聯(lián)。以此類推，這種情況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級傳媒中。這說明，中國地方傳媒機關報和外部信息交互的運作機制，是一塊有待深入開拓的研究領地。

省委機關報這種“精英導航”特性，使得它在眾多的各類地方媒介生態(tài)圈內始終執(zhí)政治傳播之牛耳，其權威地位無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報一般在1949年建國以后就開始不間斷地連續(xù)出版，而其他種類的媒體則無此條件（如“晚報”和城市電視臺，直到80年代才開始興盛起來，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我們順理成章選擇了全國各省的機關報作為代表媒體，并以每一省的黨報對外省的新聞報道作為研究的對象，采用長時段系統(tǒng)抽樣內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試圖從歷史延續(xù)性的角度，探究建國以來省際

新聞流通是怎樣體現(xiàn)在省委機關報上的。

研究關注點和主要發(fā)現(xiàn)

在本文中，我們將研究的問題和關注點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1.1949年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的模式與形態(tài)變化；

2.“”前（1949—1966），“”期間以及后時代（1977—至今）3個階段省際新聞流通的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考察各地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反映在省際新聞流通中的變化，為進一步探索它與50年來社會變革的關系提供研究的基礎資料。(3)

因此，我們選擇以系統(tǒng)縱向設計的方法搜集資料，然后進行內容分析。在具體操作上，分別選定3個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時段中，又分別選取兩個連續(xù)的年份點，每個年份抽取4個星期的省報進行全體抽樣調查。為了降低特定年份中特殊事件的影響，每個時段都分別包括這兩個年份。最近的年份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為1955—1956年（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3個年代分別是代表各自的10年時段?？傊?，這樣選擇在相當程度上可反映過往40多年間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歷史軌跡，也在我們駕馭的范圍內。(4)表一、表二為本研究的主要發(fā)現(xiàn)。

表一：省際新聞流通量統(tǒng)計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兩年內消息總數(shù)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數(shù)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數(shù)2.01.05.0

單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簡訊％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頭版消息％49.840.54.8

新聞主題

政治軍事％14.136.510.6

經(jīng)濟發(fā)展％63.835.835.7

科學技術％8.310.116.4

文化娛樂％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災人禍％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報道：％

最多的九個省606761

中間的九個省272526

最少的九個省13813

報道者：％

最多的九個省424155

中間的九個省323232

最少的九個省262713

被報道：％

最多的五個省435245

最少的五個省635

報道者％

最多的五個省262437

最少的九個省13147

歸納表一、表二的數(shù)據(jù)，省委機關報反映出來的省際新聞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機關報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報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趨勢。1955—1956年間，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只有兩條外省新聞；1975—1976年間，每天只有1條；目前則為5條。其中，增長最快的省份為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地。

二、質的方面，65%以上的省際新聞報道屬普通消息類報道，新聞圖片類型的報道不斷減少。而90年代簡明新聞類則明顯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聞處理成簡訊欄放在頭版，而當下的作法是將非本地的新聞（包括國際、國家和外?。┓旁趦软摴潭ǖ陌嫖簧稀＿@說明近年省際消息在省報的特點是數(shù)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報道主題方面，經(jīng)濟消息占據(jù)主要地位，政治新聞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時，除了科技新聞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災禍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種類的報道則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變化則是新聞類型呈多元化趨勢，趣味性的軟新聞和罪案新聞的比例增加較明顯。

五、空間分布上，在所有3個年段中，省際新聞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數(shù)幾個省份。信息豐富省份和信息貧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擴大趨勢。1995—1996年間，9個信息豐富省份占了55%的報道量，而9個信息貧乏省份僅占13%，比率為4.21。

結論

這項研究調查了建國以后3個年代省委機關報進行省際新聞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寶貴數(shù)據(jù)，對認識大陸前、中以及貼近當今的90年代省際間的新聞信息相互之間的交流狀況頗有裨益，也為后續(xù)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和啟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意義。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開端，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實證，還缺乏多元有效的參數(shù)變量進行更復雜的量化統(tǒng)計，從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釋。

傳統(tǒng)上，大陸的報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級黨報為核心的垂直管理體系。政治學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這種垂直統(tǒng)領性的媒體結構和全方位網(wǎng)絡式宣傳導向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絕對領導權和宣傳上的話語服從（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級的報紙（包括綜合性和行業(yè)對象性報紙）除了負責傳遞中央的信息外，也側重各地新聞動態(tài)的報道。在時代，傳遞和推廣各地符合中央意圖的先進典型和地方經(jīng)驗往往是中央一級報紙要唱好的重頭戲。而省及市一級的報紙主要任務則放在上情下達和報道本地區(qū)新聞上，對其他省或市的橫向報道往往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更使這種變化賦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內涵。但是，這種變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既有體制結構、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經(jīng)貿的、地緣文化的、人口的、歷史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同時，省際新聞的流通量研究還需和中央傳媒對各地報道的新聞流通量的變化聯(lián)系起來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內在的關系。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各省的省委機關報對外省報道總量一直偏低，期間，每天只有1條，反映了當時高度一元化的宣傳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這種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變，但省際新聞的流通量仍然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報每天也不過只有5條外省消息。換句話說，每6個省里面，只有1個省的消息出現(xiàn)在它省的機關報上。這種狀況，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區(qū)間水平聯(lián)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國大陸新聞媒介在宣傳報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導航”機關報上，仍然較為偏重信息的垂直單向流通。而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呈現(xiàn)出來3種模式的異同，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與不變的矛盾，新的社會改革因素和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地區(qū)間愈來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傳媒體制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單一黨報/媒介體制在官方權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場經(jīng)濟的資源調配下正不斷向雙軌制結構演變，即：新興的市民—市場導向的商業(yè)媒介體制同傳統(tǒng)的黨報媒介體制在經(jīng)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甚至實行“小報（代表市民的商業(yè)媒介）養(yǎng)大報（代表正統(tǒng)的黨報媒介）”，這情形有些類似80年代以來建立市場經(jīng)濟過程中出現(xiàn)的國營企業(yè)和非國營企業(yè)（如合資、民營、集體等）的雙軌制現(xiàn)象(6)。當然，由于傳媒的政治敏感性，商業(yè)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要比非國營企業(yè)小得多。但是，這類媒介（主要指市民報/晚報，消遣雜志，有線電視臺/各省的衛(wèi)星臺和新近崛起的民營網(wǎng)站等）對促進地方信息交流意義重大。根據(jù)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報(7)如《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南方都市報》等近年來不僅重視本土新聞的報道，也較為重視外地新聞尤其是社會的財金新聞的報道，這需要今后專門的研究予以實證了解。

注釋：

(1)見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筆者與祝建華的一部份研究發(fā)表在《新聞學研究》期刊，2000年7月號上，題為“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頁。本研究從方案設計到大量的數(shù)據(jù)處理分析，祝建華教授都貢獻良多，筆者感到受益匪淺。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計劃的第一個項目。

(4)關于操作與抽樣過程的幾項說明：

1）1955—1956年間的3份省報不適用于全部3個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闕如，《西藏日報》于1956年后期才創(chuàng)刊；《寧夏日報》于1959年創(chuàng)刊；《海南日報》則在80年代后期才出現(xiàn)。因此，在3個年段中互動省報樣本數(shù)不一致，1955—1956年間是27份，1975—1976年間是29份，1995—1996年間是30份。為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只使用27份省報樣本在3個年段內進行比較，29份樣本在70年代與90年代進行比較，90年代的對比則使用30個樣本。

2）我們初步檢測發(fā)現(xiàn)，大部分省報很少報道其他省的新聞，因此要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選取一或兩星期）必須選取數(shù)量相當大的樣本。我們在所選擇的6個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個

星期28天內的省報，進行全部抽樣調查，或者說我們選取的樣本，包括了4816期報紙。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際新聞報道，其他表述意見的文章，例如社論、評述、讀者來信以及副刊、廣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關于“省際”新聞的定義，我們參考有關國際傳播研究傳統(tǒng)界定的關于“國際新聞”定義的闡釋來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際新聞報道”的定義。

5）北京是個例外，因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級城市，我們將它代表國家和城市的雙重身份作了特殊的處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關中央政府與國家大事的報道。

6）假如一則新聞報道涉及一個以上的外省，我們采取多個省的條目處理。

7）國內一流大學的3位資深新聞資料室管理員協(xié)助擔任資料收集工作，他們運用上述標準對選自30個省份出版的省報新聞報道進行分類，然后根據(jù)下列要求逐項進行編碼：事發(fā)地點（即外省名稱），新聞數(shù)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報道類型（普通新聞、簡明新聞、圖片新聞）和刊登位置（頭版或內頁）。由于編碼人員經(jīng)過反復培訓，素質較高。加上編碼要求明確，最后編碼分類的一致度符合標準，達到滿意的要求。

(5)見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關中國市場經(jīng)濟改革中的雙軌制怎樣在社會轉型中取得“帕雷圖改進”的積效，可參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有關中國傳媒體制改革新近研究，可參看C.C.Lee(ed)(2000)Money,Power,andMedia:communicationpatternsandbureaucraticcontrolinculturalChina.Eva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Y.Zhao(1998)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中文可參看何舟，陳懷林（1998）《中國傳媒新論》。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

(7)有關都市報的概念和實踐，可參考楊平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舉辦的《世界新聞傳播100年國際研討會》上報告的論文。北京，200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