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紋樣為主淺議朝鮮早期青花瓷

時間:2022-09-16 0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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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紋樣為主淺議朝鮮早期青花瓷

內(nèi)容摘要:朝鮮早期瓷器受到我國元朝和明朝青花瓷器的影響,并在15世紀(jì)中期開始生產(chǎn)青花瓷器。文章以紋樣為中心來考察朝鮮早期瓷器中體現(xiàn)的明代青花瓷的影響。尤其是朝鮮早期青花瓷的紋樣中,中國色彩較濃的龍紋和纏枝蓮花體現(xiàn)了較多的宣德之前期樣式的特點,以此來考察宣德年間之前明青花瓷流入的可能性。

關(guān)鍵詞:朝鮮早期紋樣明朝青花瓷

15世紀(jì)前半葉流入朝鮮的我國明朝青花瓷直接影響了朝鮮早期的青花瓷。首先,在朝鮮早期青花瓷傳世品的紋樣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中國題材:纏枝蓮花紋和波濤紋、聯(lián)珠紋、蓮瓣紋、纏枝蓮花紋等附屬紋樣。尤其是在宣德年間青花瓷6次大量流入①,宣德樣式成為了朝鮮早期青花瓷的模本。其中于宣德五年傳入朝鮮的青花云龍白磁酒海的云龍紋直到16世紀(jì)為止都沒有大的變化,由此也可看出朝鮮早期青花瓷確實受到了宣德青花瓷的直接影響。但是,纏枝蓮花紋并不是宣德時期的樣式,相反與洪武年間纏枝蓮花紋相類似。因此,本文以朝鮮早期青花瓷傳世品中出現(xiàn)的龍紋和纏枝蓮花紋樣為中心,來考察明朝早期洪武、永樂、宣德時期對朝鮮早期青花瓷的影響。

朝鮮青花瓷器受明代影響最明顯的一個部分就是朝鮮早期青花瓷器的紋樣。尤其是波濤紋和聯(lián)珠紋、蓮瓣紋、纏枝蓮花紋等從屬紋樣的影響較大,主紋樣中的纏枝蓮花紋和云龍紋體現(xiàn)了所受宣德時期瓷器的影響。

1430年明朝宣德皇帝下賜了3件青花云龍白磁酒海,《五禮儀》的圖說中白磁青花酒海圖(圖1)和青花云龍白磁酒海的名稱一致,由此能夠推測出當(dāng)時傳入朝鮮的宣德樣式的面貌。與日本出光美術(shù)館所藏宣德款的青花云龍紋壺(圖2)的紋樣也非常類似,能夠推斷出云龍紋的樣式:以身體蜷縮為S型的3爪龍為中心,旁邊配有如意珠和如意云彩,整體構(gòu)成和龍的姿勢與韓國湖巖美術(shù)館所藏的國寶785號和786號的青花云龍紋玉壺春瓶(圖3)非常類似。②

露著爪子、胡須飄舞、蜷曲著身子的3爪龍以及如意珠和如意形的云,這些與宣德年間云龍紋的樣式都非常相似。宣德年間的云龍紋有翼龍和閉嘴龍兩種,其中閉嘴龍在宣德晚期出現(xiàn),胡須在風(fēng)中飄蕩,舌頭不往外伸,朝鮮前期的云龍紋體現(xiàn)了閉嘴龍的特征。成化以后,與波濤和云彩一起出現(xiàn)的龍紋逐漸減少,與纏枝蓮花紋相結(jié)合的龍紋逐漸增多,龍的形象也逐漸從威嚴(yán)轉(zhuǎn)變?yōu)檩p松、可愛的類型。③朝鮮的玉壺春瓶很多為白瓷,其器型的特點為頸部較為短、厚,從瓷體到頸部展開得要平緩一些。與明永樂宣德時期的玉壺春瓶肩部上的伸展類似。底足比元代的要寬,更具安定感,底足更薄,更富美感,這在朝鮮15—16世紀(jì)的青花玉壺春瓶中有所體現(xiàn)。

纏枝蓮花紋與云龍紋一樣,受到了宣德樣式的直接影響。如日本大阪市東洋陶瓷美術(shù)館所藏的青花纏枝蓮花紋壺(圖4)、青花纏枝蓮花紋折沿盤(圖5),韓國湖巖美術(shù)館所藏的青花纏枝蓮花紋小瓶。在樣式上主要與明初纏枝蓮花(圖6)有一定相關(guān)性。

青花纏枝蓮折沿盤(圖7)的纏枝蓮花紋,中心為一個纏枝蓮花,5個纏枝蓮花以一定間隔出現(xiàn),藤以順時針方向與花朵相連,其余的空間則用纏枝蓮葉來填充,其構(gòu)圖與宣德年間的青花纏枝蓮花紋花口折沿盤(圖8)的構(gòu)圖酷似。

但是,纏枝蓮花的描寫與宣德年間的樣式不同,畫不是從側(cè)面觀察到的纏枝蓮花形態(tài),而是從高處俯視的形態(tài)。花朵的中心呈圓形,花葉的濃淡與明洪武年間景德鎮(zhèn)珠山官窯址中出土的青花纏枝蓮花紋直口大碗(圖10)、釉里紅地纏枝蓮花紋大碗(圖11)、青花纏枝蓮花紋花口大折沿盤(圖9)的纏枝蓮花紋非常類似。

這是在永樂、宣德年間極少出現(xiàn)的形態(tài)。但整體構(gòu)圖上與洪武、永樂時期不同,而與宣德時期的樣式類似。青花纏枝蓮花紋花口大折沿盤(圖12)的纏枝蓮花紋是垂直布局的,畫面構(gòu)成像一幅東洋畫或呈現(xiàn)圓形,其構(gòu)圖與宣德樣式不一樣,莖的構(gòu)成并不完美??梢?,朝鮮早期模仿中國的階段并不只模仿某一時期的樣式。

此外,幾乎沒有使用中國青花瓷中經(jīng)常使用的菊花、牡丹、四季花紋、寶相花紋(圖9、圖12),纏枝蓮花紋占據(jù)了絕大部分。從高麗時期開始,纏枝蓮花紋一直引領(lǐng)朝鮮時期瓷的裝飾。

通過查看文獻可以肯定這一點:3年6次流入的宣德樣式成為了朝鮮早期青花瓷的模本,但纏枝蓮花紋也受到了洪武年間樣式的影響,而不是受宣德年間樣式的影響。此外,波濤紋、纏枝蓮花紋、蓮瓣紋與元朝和明朝洪武、永樂時期的相似,在永樂瓷器中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因此宣德年間流入了前代樣式的可能性值得商榷。

景德鎮(zhèn)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新園在《景德鎮(zhèn)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中指出:宣德年間使用的賜賚瓷和外銷瓷是宣德之前的永樂時期制作的賜賚瓷和外銷瓷。他認為,明朝洪武年間繼承前代的官窯,繼續(xù)生產(chǎn)少量出口瓷(外銷瓷),從永樂鄭和的航?;顒娱_始,永樂官窯為了滿足伊斯蘭世界的需求,逐漸形成與伊斯蘭金屬器類似的紋樣和器型,在此基礎(chǔ)上宣德官窯繼續(xù)往前發(fā)展。

永樂器與宣德青花器的不同點是永樂器全無年款,而宣德青花器除個別的情況外,全部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官款。以瓷盤為例,永樂器薄宣德器厚、永樂器小而宣德器大,如果把二窯遺物與現(xiàn)藏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的一件來自12世紀(jì)伊朗的金屬燭臺相比較,宣德青花瓷器更接近原件。可見宣德時代生產(chǎn)的具有伊斯蘭風(fēng)情的瓷器,其品種比永樂時代的多。④

劉新園認為,“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官窯款的青花瓷很少在伊斯蘭地域發(fā)現(xiàn),以伊朗阿德皮卑爾回教寺院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沙奈博物館為例,在兩館的藏品中竟然找不出一件有宣德年款的青花瓷。劉新園曾以景德鎮(zhèn)珠山出土明初瓷器為根據(jù),仔細對照伊、土兩館所藏該時期青花瓷,發(fā)現(xiàn)除7件洪武盤碗之外,幾乎全是永樂官窯的產(chǎn)品,兩館之中被美國著名學(xué)者約翰·波普博士稱之為15世紀(jì)早期的青花瓷器全是1424年以前的永樂外銷瓷,竟沒有一件是1425年以后的宣德官窯產(chǎn)品。劉新園對其背景解釋如下:在宣德五年(1430年)重開的海上貿(mào)易中使用殘留下的永樂器。在永樂帝病逝之后,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人有感于海事耗資巨大,曾請求洪熙帝“罷西洋寶船”⑤。洪熙帝采納了夏原吉的提議,致使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明王朝停止海航活動,原下西洋的1萬余名官軍也被安置在南京修理殿宇。⑥但宣德五年元月六日宣德帝便有“遣太監(jiān)鄭和等詔往諭諸番國”的命令⑦,直到宣德時代七下西洋時,海上貿(mào)易才重新開始。

根據(jù)文獻記載,鄭和使團從福建起航,直至阿拉伯半島及非洲沿岸,于宣德八年(1433年)返回,歷時3年,足跡遍及20余國。而且宣德帝在就任以后實施了“與民休息”的政策,沒有遠航西洋的計劃,明御廠也就不可能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外銷瓷,因此鄭和七下西洋的寶船中裝載的瓷器也就必然是洪熙元年從待命下番的海船中卸下來,封存在南京官庫中的制于永樂晚期的舊物了。因此,伊朗阿德皮卑爾回教寺院和土耳其沙奈博物館收藏的“十五世紀(jì)早期的青花瓷”,實際上是1425年以前的永樂朝景德鎮(zhèn)御器廠生產(chǎn)的外銷瓷,且不包括1425—1435年的宣德官窯瓷。⑧以上述內(nèi)容為據(jù),宣德年間下賜給朝鮮的“賜賚瓷”的時期是在宣德三年至宣德五年(1428—1430年),比宣德年間鄭和商船出港的時間要早,流入高麗的青花瓷也極有可能是在永樂時期制作的青花瓷。當(dāng)時西亞與東亞的外銷品和下賜品樣式不同,但宣德三年下賜的有白瓷青花大盤5件、小盤5件。⑨有大盤的記錄,因此其有可能是曾外銷西亞的伊斯蘭式的大盤。因此,一般以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和朝鮮五禮儀的圖為根據(jù),認為流入朝鮮的明代瓷器是宣德型,但同時永樂型陶瓷流入的概率也很高。

因此,事實上我們可以說朝鮮早期青花瓷受到了永樂時期的影響,此外,不僅是纏枝蓮花紋,蓮瓣紋、波濤紋也與洪武樣式有一定相似性,無法完全排除洪武年樣式流入的可能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