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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yè)和《文學評論》編輯部聯合召開的“當代文學與‘大眾文化市場’學術研討會”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蘇省昆山市周莊鎮(zhèn)舉行。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山東、江蘇、浙江、湖北、福建、新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學者出席會議，并就當前中國的文化和文學生產機制，最近十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及其新的可能性等問題各抒己見，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

上海大學的王曉明首先代表會議組織者介紹本次會議的緣起、主題和基本設想。他說，從80年代至今這二十年來，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與社會的變化同步，進入到一個關鍵、但又令人感覺困惑的階段。我們都認為現實環(huán)境所呈現出的一切已經改變了我們以往的生活；而對那些引起文學和現實生活變化的各種因素卻又缺乏認真的分析研究和透徹的見解，對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惑所指，短期內靠個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充分交流彼此的意見。他還說，為避免這次學術討論會異化為一種形式，我們沒有驚動學術界的前輩，也沒有請各級領導為會議“打開場鑼鼓”，甚至沒有按照所謂國際會議的慣例，要求提交并宣讀論文，更不組織旅游活動；而是充分利用會議的四個半天共八個時段(每個半天分發(fā)言與討論兩個時段)，討論中你來我往，使問題從表層而至深入，在充分展開批評和反批評中，使真正有價值的思想觀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現出來。

(一)

如何認識當前文化/文學生產機制是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王曉明認為，當前文化與文學的生產機制與過去相比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以文學為例，五六十年代國家主要通過作家協(xié)會和出版機構來組織和管理文學活動，現在這種管理的重心明顯向出版方面轉移；而出版社一方面產業(yè)化，以追求利潤為原則，另一方面又是國家體制的一部分，具有壟斷性，它對文學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時列舉從文學教育到社會對歷史的集體記憶等多方面的因素，認為這些都構成了當前文化和文學生產機制的重要部分。他強調，今天的文學研究應該充分考慮生產機制的影響，才可能對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作出貼切而深入的分析。他同時認為，這方面的研究，如果僅僅援用“文化工業(yè)”、“大眾文化”之類西方概念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切實而具體的研究探索新的觀念和方法。福建師范大學的南帆說，在這個新的機制中有幾個環(huán)節(jié)是他特別關注的：一是關于市場的概念，在這里，“利潤”是好字眼，但不能僅僅把創(chuàng)造利潤當作衡量作品好壞的標準。目前文化產業(yè)的利潤僅次于航天業(yè)，文化產業(yè)是21世紀的朝陽產業(yè)，但他認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家都在談論市場，但是文化市場是值得進一步分析的?，F在市場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公平交易的平臺，市場已經成熟到可以制造熱點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沒讀過一本十分幼稚的暢銷書，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這就是市場所形成的一種新意識形態(tài)。二是市場與話語權力的結合，80年代建立了這種想象：市場是與思想解放聯系在一起的；特別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場是與民主聯系在一起的，對市場的好感主要來自這方面。三是市場與大眾復雜的聯系，30年代提倡大眾化，連同40年代提倡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當時的“大眾”是革命主力軍；而現在在“大眾文化市場”中，“大眾”是創(chuàng)造利潤的人，雖然都使用“大眾”一詞，但其間已經發(fā)生了深刻的轉化，市場掩蓋了許多復雜的歷史關系。

南帆的發(fā)言還強調了文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他說，文化是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層面，即使了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他引用阿爾都塞關于集體記憶的理論，說明一種想象性關系所形成的控制力量。他說，文化層面的意識形態(tài)不容易察覺，它通過符號體系發(fā)揮作用，例如在文學中，在武俠小說中，都可以傳遞出諸如種族、性別等意識形態(tài)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學是意識形態(tài)變化中非常活躍的因素，文學往往以敏銳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來宣布恩格斯所說的“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兑暯纭分骶幚钔釉诎l(fā)言中探討了文化/文學生產機制的動力問題，他認為不能忽略民族國家這個動力。在20世紀的世界局勢中，地緣政治成為國際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國資本在中國經濟領域的滲透與反滲透所形成的張力，已經進入中國文學、文化生活領域。他特別強調應該充分認識這種動力中的張力關系，比如建設社會主義民族國家與西方啟蒙傳統(tǒng)的緊張關系，當前不僅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社會與市場之間也有沖突，我們的會議就體現為與市場的一種緊張關系，對知識界不能下簡單結論。鑒于動力中復雜的張力關系，李陀認為，必須意識到套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經驗的有限性，雖然這是一份可貴的理論資源，但對中國經驗而言，它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無法作出有效的闡釋。對當代文明面臨的危機進行新的闡釋性描述，這是人文知識分子的重要任務，否則無論科技為我們提供多少物質方便，人類都還是沒有擺脫黑暗?？傊?，李陀認為，我們必須注意分析動力機制的復雜性。

在一般人看來，當今發(fā)達的傳媒業(yè)正在不斷縮小傳統(tǒng)意義上文學的空間。對此，上海大學的蔡翔在發(fā)言中探討了“紙面媒體與文學生產經驗”的關系。他先著眼于微觀，分析時尚類雜志生產的特點：一，不靠發(fā)行獲取利潤，利潤主要來源于廣告，并根據對讀者群的定位尋找廣告商，再由此組織刊物的敘述方式，因此，它面對的其實是“小眾”而不是“大眾”；二，當刊物確定它的讀者群的概念后就是敘述，即表達一種生活方式，并以此來檢驗我們的生活是否“時尚”；三，極力抓住未來的可能性，提供關于未來而不是關于過去的想象，比如關于“家庭”、“幸?！?、“身份”、“健康”的未來想象與可能性。蔡翔認為，正是第二、三部分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由某種生活方式轉化為表意敘事，并成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業(yè)生產出來，以“時尚”或“不時尚”的觀念來控制我們。再來看文學，從表面看，出版社鼓勵長篇小說的繁榮，但實際上版稅的影響非常大，藝術創(chuàng)新在版稅制度面前退縮了，目前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正不斷萎縮，使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礎被削弱，這將影響后十年長篇小說的繁榮。另外，文學雜志要進入市場，也產生分層現象，一部分雜志專為“白領”，一部分專為“頂級富人”……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種真正的大眾也許還沒進入我們的視野，他們不屬于“時尚的”高檔消費群體；就此而言，尋找新的讀者也就是尋找沒有被遺忘的精神訴求和歷史記憶。南京師范大學高小康關于“市場與文學關系”的發(fā)言傾向于尋找文學與市場的同一性。他說，古人有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對此我們不應該僅僅理解為作家放棄了精神自主性，也應該理解為是古代文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他們和社會的交換方式。當代文化市場與傳統(tǒng)相比自然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但正如歷史上商業(yè)的發(fā)展非但沒有破壞文學的精英價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場運行機制將增進文學向多種文化形態(tài)發(fā)展的可能性，大眾傳媒也將促進文學活動的傳播。

北京大學的韓毓海在發(fā)言中對比西方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差異，強調中國文化/文學傳統(tǒng)所著力描摹的是一個“情”的世界。他說，無論馬克思從研究商品開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福科對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社會的批判，還是哈貝馬斯對不同時期市民社會、平民社會和大眾社會的區(qū)分所做的貢獻，都體現了西方的理性傳統(tǒng)。他舉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文學家笛福為例，亞當·斯密和笛福在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和文學家的角色都曾前后置換，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疇、實證和條分縷析的理性傳統(tǒng)。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他舉《海上花列傳》和《馬橋詞典》為例，認為這些小說并非環(huán)繞一個中心，其中許多非理性行為只能用一個“情”字來解釋。像《海上花列傳》中三人連環(huán)套的故事情節(jié)表明中國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復雜，以至于有關中國現代性的思路始終沒有解決“情”的問題。“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來解釋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視作這種傳統(tǒng)的投影。韓毓海的發(fā)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以西方理論詮釋當今復雜的中國文化/文學現實的懷疑。華東師范大學的羅崗對在權力和話語之間運作的文化/文學生產機制進行分析，他認為比較成功的期刊或媒體書目注意在市場和體制之間尋找平衡，而不可能長久地徘徊在邊緣。他說，90年代以來市場發(fā)生變化，新技術的加入，網絡空間的出現，互聯網改變了我們對文學和文化生產的看法，而目前社會對新經濟的興起還有所忽視。伴隨網絡興起而誕生的是新經濟神話，所謂“眼球經濟”，追求點擊率，人們對網絡的熱情，引起跨國資本和外國基金的關注。文化生產帶來新的可能性，比如業(yè)余思想者、寫作者和新網絡群體紛紛出現。另外，網絡已經開始制作自己的經典，像《大話西游》現象，其實是網絡討論的結果。在進行上述分析后，羅崗還提出網絡文學必須應對的問題，比如在版權、作者和傳播問題上如何抵制資本的壓制，如何通過技術手段保護和發(fā)揚民主精神，但他認為目前不能高估這種可能性，因為網絡文學畢竟徘徊于資本與市場之間。面對文化/文學生產機制的轉變，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的費振鐘對作家協(xié)會在目前文學生產機制中的作用表示憂慮，他認為目前作協(xié)的人事制度和工資制度已不能滿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協(xié)會無力組織文學生產，作家越來越不愿意參加作協(xié)活動，在作協(xié)活動中經?？床坏阶骷业挠白?。

(二)

如果說，關于當前文化/文學生產機制的討論是90年代以來文學形勢變化所引起的思考，那么討論必然涉及對這十多年來文學創(chuàng)作情況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學術背景和切入角度，大家對這十五年來文學經驗的認識和評價也不盡相同。

華東師范大學的倪文尖認為，90年代與80年代文學創(chuàng)作明顯不同的是在權力和資本抑制之間打擦邊球，這種關系常常表現為微妙的轉換，相互利用，最終目的是滿足市場欲望。90年代文學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學資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現了80年代對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濤聲依舊》的作者其實是80年代的朦朧詩人。雖然其間有轉換得比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對90年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總體情況并不樂觀。他認為，這首先是文學觀念的問題，即文學是怎樣的，文學與經驗的聯系，特別是與那種既凝聚著個人化、又是處于社會中的個人經驗的聯系?，F在關于都市的敘述中看不到中國都市發(fā)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學中有關注底層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層還是程式化的。從文學技術層面看，小說的呈現能力如對細節(jié)和場面的描寫，遠不如對故事過程敘述得好，作家的描寫能力實在讓人不敢恭維。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繼續(xù)走紅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樂觀，比如莫言的作品忽好忽壞，表明他對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斷能力；王安憶則相反，她是自覺與思想界保持互動的作家，由于過于自覺，創(chuàng)作陷入另一種觀念化傾向?！渡戏N紅菱下種藕》表達了一種情懷，但這種情懷可以寫一篇好的散文，作為小說，她最想表達的卻不是目前寫出來的。因此，倪文尖認為對90年代文學持反省的態(tài)度會更具有價值。

對文學現狀的反省逐漸深入到對研究者自身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復旦大學的郜元寶對一部分會議代表研究方式的改變提出質疑。他說，在座的一些批評家在80年代都曾經是名副其實的“賞花人”，但今天卻轉向文化批評，只問“種子和泥土”，方法論上的這種轉變，是否意味現代人更關注文學管理問題，而對人的靈魂問題不再關心，我們在進行文化研究時，從文化跳到文學，但從事文化研究后還能不能回到文學研究?他的意見引起與會者的討論。南帆認為，“回到文學研究”，這里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文學研究是什么?人道主義回答是對人的研究，新批評認為是對語言的研究，這些構造本身即是一種話語，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背景。王曉明說，我們今天所以要來討論文化/文學生產機制，恰恰是因為我們覺得在80年代獲得的那一套文學觀念，已經無法有效地解釋今天的文學現實；但他同時指出，郜元寶的批評包含著非常重要的內容，值得與會者仔細思考。李陀對80年代他曾認為文學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進行反思，他說現在看來，在當時背景下形成的這種看法有許多問題，為什么用文學生產代替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為了打破那種以為“文學是創(chuàng)作主體靠主觀建構的”陳舊觀念。蔡翔進一步說，作家寫作、作品成為經典是一個過程，而不僅僅是一件成品。我們過去只承認主體性，其實也并不符合當時的情況，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種政策和形勢參與的過程，80年代的各種觀念支持著作家的寫作，像《岡底斯的誘惑》和《棋王》都離不開當時的語境。90年代的文學作品越來越趨于雷同，文學基礎發(fā)生危機，恐怕也不應該僅從作家的主體性來考慮問題。上海大學王鴻生的發(fā)言則使郜元寶提出的問題更為明晰，他認為，采取文化研究的機制把思想吸附進去，使個體、心靈，以及審美和烏托邦走下坡路，我們變成自己的對立面，似乎個人感性、經驗走到頭了；另一套術語：民族國家、資本、權力等成為大辭條。他希望有一部“詞典”能在兩者之間找到一種解釋，而不是簡單地拋棄或詞語之間的斷裂。否則，這樣的研究將導致危機，因為我們把文化研究出發(fā)點上的東西丟掉了。

上海師范大學的薛毅認為，把文學比喻為一朵花，并由此納入審美范疇，從審美欣賞的角度來肯定文學陶冶心靈的功能，其實這種審美主張并不能將80年代蔡翔、王曉明等人的文學批評包容進去。這十幾年的文學更無法納入一個純粹審美的范疇，比如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不是作為“一朵花”而獲得接受，許三觀令人同情的命運反映了文學表現苦難的主題，對作品的接受是現實市民社會的回應。薛毅回顧現代文學史認為，文學研究會使文學像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文學對現實的關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把《許三觀賣血記》和茅盾的小說進行比較，認為余華與茅盾都表現了苦難，但他們之間的差異在于茅盾努力呈現“老通寶”的命運與社會的聯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爾扎克《人間喜劇》那樣的社會內部結構，而《許三觀賣血記》則把對這層關系的揭示去掉了。南京大學的丁帆在發(fā)言中，主要批評90年代文學的多元化趨向削弱了五四傳統(tǒng)中的批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場面前完全喪失了抵抗能力，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功被視為未成名的寫作者進入影視圈的通行證，由于急于瓜分市場利潤，創(chuàng)作主體的“我”正逐漸消失，人文價值立場隱退。在這種情況下，他對學院派的研究究竟有無用處，持疑問態(tài)度。

會上也有一部分學者試圖從文學與市場的互動關系中對90年代的文學作品進行分析。武漢大學的昌切認為，對于90年代文學中靈肉二分寫作現象的批判，缺乏一種歷史的比較。他認為，在物質生活匱乏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的作品；“欲望化寫作”完全投合于市場，因為市場的規(guī)律就是不斷刺激個人的欲望，滿足新的消費觀念。深圳文化研究中心的尹昌龍則從文學研究如何進入市場的角度提出，應該看到90年代文學建立了一種新的文學的“公共性”。當內地普遍認為“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時候，在深圳，文學類的銷量則僅次于經濟類讀物，新的文學與大眾公共性之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關系。具體說來，文學一方面與市場建立一系列新的聯系，比如文學與影視創(chuàng)作的結合、利用文學和文化的公共資源，等等，與體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場、人性等各個方面發(fā)生復雜曖昧的關系，重新站穩(wěn)腳跟；另一方面，文學扮演了“夢工廠”的角色，比如在打工文學雜志中“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機會”這樣的創(chuàng)作意向，就很受市場歡迎。尹昌龍認為，與80年代不同，知識分子講“獨立承擔”并不是簡單的事，而意味著重建無數復雜的聯系。山東師范大學的吳義勤認為，人們對90年代“新生代”小說有許多批評，但這是在文學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說是對80年代文學倡導人的尊嚴和個性的寫作，以及先鋒寫作的現代化訴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種反叛，它以一種鏡象的方式，從時間向空間概念轉化，以證明這些作品中的“新啟蒙”所建立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觀念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對男性的啟蒙，老板對知識分子的啟蒙，兒子對父親的啟蒙，等等。

(三)

文學批評是當代文學研究者介入現實的重要途徑，但以怎樣的方式談論文學，包括闡釋歷史與回應現實，八九十年代實際上有許多分歧。關于不同的文學觀念是導致分歧的主要原因，與會者都有共識，但同時大家也認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將觀點和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節(jié)問題上兜圈子、打空氣拳，而在相互交流與論爭中，使研究得以進展。

北京大學的李楊說，《南方周末》曾組織作家談作品獲獎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學創(chuàng)作歸因于“熱情”和“真誠”，這顯然不是我們所期待的回答。因為真誠和熱情的作家并不一定寫出好作品。為什么有這種回答?表明文學觀念出了一些問題，這也是我們的會議需要回應或給予描述的。80年代關于文學的討論，使文學觀念建立在文明與愚昧、傳統(tǒng)與現代等二元對立的個人主體性基礎上，這種文學觀念是當時現實和政治的產物。那么，現在什么是中國的現實?現實改變了，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數人的暴政，不是個人化不足，而是個人化過度，像“欲望化寫作”、“下半身寫作”這種所謂純粹個人化經驗實際上是商業(yè)化的，最不個人化。一部分人身體的快樂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身體的不快樂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壓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為前提。李楊認為，今天討論文學，不應該把文學與政治理解為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文學作為話語層面的一種知識，它是一種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學脫離政治，文學還能做什么?它還能用什么方式建立與現實的聯系?我們今天“捅破窗戶紙”，也就是要建立文學與政治的聯系。李楊還認為，不可能在國家政治與日常政治之間劃一條界限，對此西方社會學家已表示懷疑，因為關于誰的日常生活，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在文學與政治的問題上，李楊認為，他并不想建立知識分子的總體形象，而應有個人承擔。復旦大學的倪偉的發(fā)言強調了文學對社會環(huán)境的關注，他說，文學從來不曾剝離政治，“個人寫作”和“身體寫作”的問題不在于作品寫了“身體”，而在于應該寫出烙刻在身體上的各種社會烙印。他認為，文學批評有時對作家產生誤導，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簡單化。雖然批評中有贊美，當一個“賞花人”也沒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對分析培植“花朵”的土壤更感興趣。

郜元寶不同意李楊的看法。他說，從中國文學史看，不是文學沒抓住現實，而是缺乏那種脫離現實的文學。因此為文學辯護或唾罵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亞當·斯密的藍圖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實現，讀中國現代文學經典，除了魯迅，還有什么作家作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靈，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會學資料、文獻材料。魯迅的許多創(chuàng)作完全是一種純文學，但這樣的文學被斥為“反動的文學”，左翼恰恰是在現實層面把魯迅否定了。別林斯基的“現實”是從先驗的概念推演出來的，不是我們意義上的“現實”。我們的“現實”恰恰是一個主客體分裂的概念。清華大學的曠新年則從知識話語的角度強調文學與政治、現實的聯系。他首先表示在爭論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說服對方，正如波爾所言：“不是一種理論戰(zhàn)勝另一種理論，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人成長起來?！?0年代以來，圍繞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曠新年說，他不相信“自我”，“自我”本身是一種知識的建構。每個時代的流行真理，都會找到一個新的“自我”。針對有的與會者在發(fā)言中認為文學應該強調“倫理”，曠新年認為，這個問題歸根結底還是那一句老話說的，什么階級說什么話，男人和女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倫理不會一樣。倫理的前提是政治，無論日常政治還是國家政治，每個人的政治態(tài)度不同，倫理也不同。這個問題牽扯到對文學史的評價，曠新年強調“文學是時代的”觀點。他說，每個時代有自己的文學，但現實是：在一個時代是文學，在另一個時代就不是文學，正如80年代對“十七年”文學的排斥。其實把80年代文學說成是純粹的文學也是片面的，新時期文學話語是與第四次文代會的政治文件聯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現愛情，但也有被壓抑的話語，如關于階級和政治。

蘇州大學的王堯在發(fā)言中注意到學院研究在介入現實批評時的差異，他認為這些差異其實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獻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們很少關注那段歷史。他還提到純文學批評家很少談“五個一工程獎”的作品，對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學經驗是否還有合理性?他還談到，當前的文學批評受大學體制牽制，批評文章獲獎難，如果變成專著才容易獲獎。這是體制問題。揚州大學的徐德明著重分析了當代小說的曖昧身份。他說，當今小說是什么?其中隱含著主體的曖昧，審美的曖昧。首先關于主體，在當今小說家那里，人死了，身體卻很活躍。身體視像化，個人的想象空間被排拒，被忽略。他由此認為，今天是一個從崇高走向卑賤的時代。其次語言缺乏個性化的表達，大家用差不多的語言來說媒體教的話，而媒體教的是大眾化的群體語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認為近些年的作品“描寫”不好但“敘述”好，他說，這些小說家不僅描寫得不好，敘述也不好，因為描寫和敘述不能脫節(jié)。小說家與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樣，以犧牲美為代價，因此讀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曖昧是必然的。

(四)

關于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新的可能性，王曉明針對會上對茅盾《子夜》的不同評價，闡述他對未來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看法。他說，會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創(chuàng)作，強調把人放在社會關系中刻畫，這是和論者在90年代對“私人化”寫作的批評聯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現代文學界對茅盾的這種寫作方式做過批評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會關系中刻畫”是作為創(chuàng)作的一個失敗來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評價，就應該比過去已經達到的分析更深入、更復雜，而不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則，就很容易給人“你要倒退回去”的印象，盡管你實際上并非如此。倘說80年代對茅盾小說的批評有簡單化的毛病，忽略了茅盾小說對人的社會性有更多樣的——不僅僅是圖解式的——呈現，那就應該把這個復雜性讀解出來。至于90年代文學的“私人性”問題，重要的不是寫了身體，而是這身體是不是寫得好，有沒有寫出生活與人的豐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寫作為什么有問題?就是因為其實沒有寫出多樣的“私”，沒有寫出真正的“個人”。

北京大學的錢理群認為，首先我們必須研究歷史是怎么走過來的，而且我們的研究必須從中國的真問題出發(fā)。80年代強調“純文學”，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雖然文學從來就沒有“純”過，但當時是為擺脫“”的束縛，而且當時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也帶有策略性?，F在看來這些是有價值和意義的，起過積極作用，但也遮蔽了一些文學與政治的實際關系，以及文學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對問題越看越清楚，就應該來揭示那些被“純文學”觀念遮蔽的東西，這不是趕時髦，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他認為，現實的問題不僅是“舊病沒好，新病又來”，更重要的還在于我們今天拿什么來面對現實。他認為應該避免兩種傾向，一種是拒絕記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合理性長期被忽略，而存在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認真清理，對這份遺產缺乏認真研究；另一種是把蘇聯社會主義整個搬過來。他說，必須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的貢獻，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認為，當前知識界的檢討表現出一種可貴的傾向，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說中國知識界面對兩個歷史，而西方學者只有資本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有痛苦的教訓，這是不能抹掉的，但對它在這一百年來的合理性也應該進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知識分子為此前赴后繼?所以對兩個歷史的清理和檢討都重要。關于文學的“反抗”與政治的關系，李陀認為，拉美文學有強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20世紀文學的頂峰，過去我們對其中的復雜性注意不夠，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羅崗在發(fā)言中強調，我們過去談“干預”，總是和國家和行政聯系在一起，但忽略了這一切背后話語的介入，這是另外一種干預和控制的權力。

會上，圍繞文學、人性、政治及其相互關系等話題，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寶認為，搞文學的人不必非認清社會、人、價值體系、現實等問題以后，才能搞文學，雖然文學有參與這些問題的功能。王鴻生認為，倫理問題是全球化中文學的關鍵問題，對倫理的關切不一定給我們帶來終極答案，但有沒有這種關切就不一樣。來自新疆石河子大學的張呂在發(fā)言中，通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的歷史，闡釋人性、個體與政治和歷史的多樣關系，她認為真正的文學應該鼓勵人面對現實的積極精神。蘇州大學的欒梅建則從古代文學與紙張發(fā)明的關系談起，考察現代科技進步與文學演化的關系。他認為，由于電子高科技時代的到來，圖像的泛濫有可能使文學邊緣化，但從另一方面看，文學也有可能滲透到更寬廣的領域。復旦大學的張業(yè)松認為，當年周作人講“閉門讀書”是擔心新文學走向載道文學，但他沒能力挽狂瀾于既倒。20世紀文學家做的其實是政治工作，因為他不能不做，今天則不同，今天綜合國力增強，社會分工不至于混淆。他據此認為，研究文學的人應該提倡“崗位意識”，這也是承擔知識分子的職責。浙江大學的盤劍認為，在目前形勢下，知識分子應該“迎上去”，進入大眾文化市場，改變或提高大眾文化的品位。他說，30年代革命文學與商業(yè)合作進入市場，取得了成績，如果不真正研究中國的大眾文化市場，其實批判、反抗都是無力的。蘇州科技學院的徐麟在發(fā)言中強調在大眾文化包圍中精英寫作的意義，同時他認為，未來的精英寫作應該不是“代言”，而是指向個人化的表達。華東師范大學的毛尖則認為，面對如此多樣的新課題，現在需要更多實際的研究，并通過具體的工作來推進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論道。

會議結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曉明分別就個人體會作小結發(fā)言。他們認為，這是一次比較有學術質量的會，會議氣氛好，大家既坦誠的交換了意見，又相互尊重，抱著誠懇地交流與切磋的態(tài)度。雖然大家在以下這些問題上有分歧：如文學是純粹審美的，還是一個與政治、社會相關的話語世界；如何認識新的文化/文學生產機制的巨大作用；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中的思想和文化意義；如何從歷史的再敘述中發(fā)現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過兩天討論，隨著這些問題不斷“浮出水面”，大家的認識在原來的基礎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進。正是因為有這些澄清和推進，這次會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例如對當前文化/文學生產機制的研究、對80年代文學史的重新敘述、思想和文學研究的“倫理”維度、文學的政治性、如何發(fā)掘現代文學的思想資源，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關系……夜幕降臨，這次學術研討會在熱烈而意猶未盡的氣氛中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