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原文學與遼金元時代漢文創(chuàng)作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文學接受是一種以文學文本為對象，以讀者為主體，力求把握文本深層意蘊的積極能動性的閱讀和再創(chuàng)造活動，是讀者在特定審美經驗基礎上對文學作品的價值屬性和信息的主動選擇、接納或拋棄，它是整個文學活動系統(tǒng)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由于接受是比創(chuàng)作更為普遍的文學活動，因此每個歷史時期對文學本質特征和其他方面的認識往往是從文學接受開始的，諸如先秦時期“賦詩斷章”的說法，孔子、孟子、莊子的文學見解，漢代“詩無達詁”的觀點等都與文學接受關系密切。它往往對于激勵作家的創(chuàng)作，影響與推動特定歷史時期文學的發(fā)展有一定的意義。遼金元時期的北方民族漢文創(chuàng)作同樣是依據(jù)接受主體的需求及社會語境的制約，而對前期的文學遺產有選擇性的接受，以適應自身的文化氛圍需要，從而影響一個時期整體的文學風格。

一、契丹族文人對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蘇軾文學的接受與創(chuàng)作

遼自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立國，遼太宗耶律德光入居中原，經圣宗、興宗時期的和平發(fā)展，迄于耶律延禧失國，歷時209年。這期間，屬五代時期43年，與北宋對峙166年。在這二百多年的時間里，契丹族統(tǒng)治的北方地區(qū)，經歷了漫長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融合的過程。在遼代建立之前，契丹族社會發(fā)展長期處于原始氏族部落聯(lián)盟階段，文明程度較低。耶律阿保機統(tǒng)一契丹各部之后，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契丹”國，制定漢制，施行漢法，逐步開始邁進文明社會，在漢族士人的幫助下，在較短的時間內便完成了契丹社會的制度轉變，認同于以儒家思想為支柱的中原文化。契丹族的文學便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之下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因此，在契丹族的文學接受中，唐代的白居易和宋代的蘇軾被廣為推崇。契丹人對樂天詩歌的喜愛與模仿，首先是因為其創(chuàng)作風格通俗明快和易于理解。契丹族源于塞北，漢文創(chuàng)作始于立國，接觸中原文化之后。契丹族文化起步較晚，對中原文化的理解尚停留在粗淺的層面，故含蓄蘊藉的詩風在其審美鑒賞心理上存在諸多障礙，而白居易的新樂府詩“首句稱其目，卒章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白居易《新樂府序》）。主旨明確，語言通俗，正與初染漢風的契丹族的欣賞層次相契合，易于為他們所接受。其次，白居易的樂府詩具有的鮮明的政治諷喻功能，適合以上層統(tǒng)治階層創(chuàng)作主體的契丹族文學所追求的政治教化的作用。以教化為中心的詩學觀念，在中國古代詩學思想中歷來是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教化中心”論在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背景下，得到了突出和強化。作為儒家詩歌綱領的《詩大序》尤其強調詩歌教化作用，而且還將詩與社會的治亂聯(lián)系起來，并以詩作為移風易俗的教化工具。這種儒家政教詩論便是希望統(tǒng)治者借助詩歌的情感力量，自上而下地進行潛移默化的倫理教育，使各種社會關系都納入到封建政治的正統(tǒng)軌道。將儒家文化奉為治國的主導思想的契丹族統(tǒng)治階層便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在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均貫穿著明顯的政教目的，尤以圣宗為最，他在《題樂天詩》佚句中曾說：“樂天詩集是吾師”，［1］又親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的《諷諫集》，召蕃臣等讀之。而且他屢次以詩賜于臣下，進行褒揚，充分發(fā)揮詩的美刺功能，親作《傳國璽詩》體現(xiàn)了他倡導儒家政教詩學觀的理念。再次，白居易詩歌中唱和的形式很突出，其與元稹的詩歌唱和活動在唐代就影響甚大，它是“元和體”得以流傳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遼代的契丹文壇，君臣間的賦詩唱和已經成為普遍的文學風尚。諸如道宗曾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教人應制屬和。蕭觀音便有一首《君臣同志華夷同風應制》的應制唱和之作。誠然，朝政君臣之間的政治教化思想是契丹文人創(chuàng)作詩歌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詩歌所要表達的主要內容和目的，但創(chuàng)作方式卻不免受到白居易唱和體的啟發(fā)和影響，正是基于上述三點，遼代契丹族文人對白居易表現(xiàn)出空前的熱情和景仰。遼與北宋相始終，盡管在政治上處于對峙的局面，但雙方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往來卻是頗為頻繁的。尤其是“澶淵之盟”以后，雙方經?；ヅ墒构?jié)，在經濟文化上互通有無，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遼代的民族文化融合。蘇軾的詩歌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傳入北地，《宋朝事實類苑》記載張舜民使遼時所見：“張云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壁間。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云叟題其后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2］可見，蘇詩在北地的流傳程度。這一方面與蘇軾在宋代文學中的地位相關，但更主要的還是由于契丹民族剛健尚武的文化特征使然，蘇軾詩歌質樸明快、雄渾奔放的風格正好符合他們的審美心理，易于接受。由此可見，遼代契丹族文壇對白、蘇二人的接受與學習，與他們自身的民族性格、社會主導思想及創(chuàng)作主體構成等方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二、金代對北宋蘇軾文學的接受與創(chuàng)作

女真族立馬中原和統(tǒng)一北方之后，在借鑒其他民族先進文化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恢復發(fā)展生產和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措施，使北方經濟在戰(zhàn)火中能夠逐漸得以恢復，并確立自身在中原統(tǒng)治的合法秩序。到了世宗朝，已出現(xiàn)了有“小堯舜”之稱的繁榮太平景象。同時，金朝統(tǒng)治者在滅遼掠宋的戰(zhàn)爭中獲得了大量的經籍圖書和文獻資料，一個相對滯后的民族在擄掠戰(zhàn)爭中重視先進民族的圖書文獻，這也表露出其加速進入文明社會的強烈愿望，是女真人接受、吸收大量漢文化的真正起點，為其后的女真民族的文化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且在之后的發(fā)展過程中，女真統(tǒng)治者身體力行，大力倡導，使得學習漢文化在全國蔚然成風。在這樣的風氣之下，世襲的猛安謀克也競相參加科舉考試“棄武從文”了。女真族的漢文創(chuàng)作便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生成與蓬勃發(fā)展起來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曾說：“金代文物遠勝遼元”，［3］可見金代女真文學的繁盛。在金代女真族的漢文創(chuàng)作中，除了詩歌這種傳統(tǒng)的詩體之外，詞的創(chuàng)作也在女真文人中備受推崇，而且在他們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仍然深受唐宋文學的影響。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民族盡管用武力打開了北宋的大門，但是面對高度發(fā)達的漢文化，卻不得不為之征服。女真民族的漢文創(chuàng)作便是在承繼遼、宋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而詞的創(chuàng)作恰恰是踵武于北宋詞壇，尤其傾向于清剛疏宕的東坡詞風。這必然有其原因所在。首先，詞的創(chuàng)作形態(tài)與創(chuàng)作主體、接受對象與傳播方式、范圍及跟音樂的關系等因素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創(chuàng)作主體的不同也就決定了詞的表現(xiàn)形式及功能性質的差異。金代女真族的漢文創(chuàng)作的主體集中在完顏氏的統(tǒng)治階層當中，他們對儒家文化的引入與推崇，其首要的目的便是為了鞏固和加強自身的統(tǒng)治地位，重道務實的文學主張便易于為其所接受。蘇軾的豪放詞在“以詩為詞”的創(chuàng)作思想指導下，一洗傳統(tǒng)婉約詞香艷柔弱之風，使詞擁有了與詩歌相同的功用，唱和交往、抒情達意，大大擴展了詞的應用范圍，正符合女真民族的創(chuàng)作心理。其次，就民族氣質而言，世居北方森林草原的女真民族在步入中原之前面對的是浩瀚的林海、呼嘯的北風，艱苦的自然環(huán)境塑造了他們粗獷雄邁的民族性格，而蘇軾詞的豪放特征恰好與女真文人的審美理念相契合，故而尊蘇、學蘇蔚然成風。如金代初年，海陵王完顏亮的詞便充分彰顯了雄健之風。再次，“借才異代”時期，由宋入金的文士大多推崇蘇軾，這也影響了金代初期文壇的價值取向及女真文人的接受選擇。完顏亮就師從對蘇軾推崇備至的蔡松年，其詞作風格也趨近于蘇軾。金代女真文學創(chuàng)作在章宗朝隨著太平盛世的出現(xiàn)，文壇上也呈現(xiàn)出尖新浮艷的創(chuàng)作思想傾向，但是隨著金代社會的每況日下和外憂內患的加劇，尤其是南渡之后，吏權大盛，士人地位低下，劉祁在《歸潛志》中說：“南渡后，士風甚薄，一登仕籍，視布衣諸生遽為兩途，至于徵逐游從，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數(shù)謁見在位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高居臺閣，舊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qū)區(qū)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又交訟于官。士風如此，可嘆！”［4］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壇上掀起了改革文風的浪潮，形成了注重寫實、任氣尚奇、平易自然等創(chuàng)作思想傾向，而這種改革就作家審美價值取向而言，恰恰是舉世學唐風氣的歷史必然。元好問、劉祁等人將之總結為“以唐人為旨歸”的詩學風尚。這種傾向除了王若虛提倡師法白居易之外，更有趙秉文主張師法王維、韋應物等人的影響。這樣，形成了以唐代詩人為師法對象、追求平淡自然、含蓄蘊藉的風致。這一時期的女真文人同樣深深感受到國勢的衰微，士風的日下，他們無法再延續(xù)章宗時期的富艷文風，而是渴望抒發(fā)對現(xiàn)實的感受，故而便易于融入當時的金代主流文壇之中。諸如完顏璹的《過胥相墓》就被劉祁評為“甚有唐人遠意”，［4］而《秋郊雨中》等景致描寫的詩篇也透露出一種蕭散的韻味。術虎遂的詩歌同樣被劉祁稱做“甚有唐人風致”，［4］如《書懷》抒發(fā)了懷戀北方故土的心情，思緒悠然。烏林答爽被劉祁稱之為“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4］《鄴研》、《古尺》等詩充分印證了這一說法。由此可見，金代女真族的文學接受一方面與自身的民族性格、審美及客觀需要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會受到主流文壇整體風氣的影響。

三、元代對南宋、魏晉、唐文學的接受與創(chuàng)作

蒙古族建立的元代，從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到順帝妥歡帖睦爾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兵攻下大都為止，計有160年。在這100多年間，各民族文化劇烈地碰撞，密切地融合，形成了一個時代獨特的文化風貌。而蒙古族的漢文創(chuàng)作便是在這樣大范圍的文化融合狀態(tài)下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由于元代地域遼闊，大一統(tǒng)的國家性質使得蒙古族官員駐扎在各地，一些文人自幼便生長在漢文化濃郁的中原地區(qū)，受其濡染，自覺地進行漢文創(chuàng)作。故而創(chuàng)作主體逐漸由遼金時期的王室成員而演變成官吏和科舉入仕的文人為其主要構成。另外，隨著入主中原時間的漸進，民族文化融合加深，其原有的民族氣質也會稍有變化，并在作品中呈現(xiàn)出來。這樣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創(chuàng)作主體，不同的審美品格必然會影響到文學接受及創(chuàng)作風氣的趨向。元代前期，蒙古族入主中原伊始，民族風格特征濃郁，加之遼金之前在北方建立政權，金與南宋又長期對立，使得北方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即特殊地理環(huán)境下孕育的豪放、敦直、樸實、爽朗的民族性格所造就的文學風氣，形成了與南方文化迥然有異的特征。元代前期的文壇，包括蒙古族在內的北方文人仍然是以蘇軾作為文學接受的主要對象。元人虞集曾說：“中州隔絕，困于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于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5］于是，求真尚實，摒斥浮艷，“論學則尊道德而卑文藝，論文則崇本實而去浮華”［6］則成為元代前期文壇的主導創(chuàng)作風尚。這一時期蒙古族的漢文創(chuàng)作，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曲，無不充斥著慷慨激昂的風格。例如，元世祖忽必烈時期的中書左丞伯顏的詩曲，便以氣勢雄渾著稱。《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等描寫軍旅征戰(zhàn)的作品質樸豪邁，通俗明快，散曲《喜春來》亦將勝利后的喜悅直抒胸臆，得意之情直白張揚。元代中后期，隨著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方文化逐漸以強大的生命力滲透到北宋。余闕在《柳待制文集序》中說：“蓋久而至于至大、延祐之間，文運方盛，士大夫始稍稍切磨為辭章”。

于是，“咸宗魏晉唐”成為元代后期文壇的主要風氣。這一時期進行漢文創(chuàng)作的蒙古族作家由于多年生長于中原地區(qū)，接受了長期的漢文化教育，純熟地掌握了漢詩寫作的技巧，與元詩壇發(fā)展趨于同步，開始注重辭藻的修飾，語句的典雅，表現(xiàn)題材也日趨寬廣，詩歌創(chuàng)作日臻成熟。隨著文人境遇的低下，即使蒙古族官吏們也頗感仕途無望，對統(tǒng)治階層的不滿使他們的作品更多地流露出厭惡仕途、希求歸隱、詠物懷古、借古諷今的詩作。例如，一些田園詩恬淡素雅，頗有晉陶淵明的自然明暢，宗魏晉、宗唐已經在詩壇形成一種風氣。散曲的創(chuàng)作也一改前期明快暢達的風格，而漸漸被南方文學傳統(tǒng)的嫵媚輕柔浸染。從元代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者和接受者真正開始分離，也就是說其創(chuàng)作除了面對王公貴族等上層階級，更多的是下層的普通百姓，因而世俗性、大眾性成為這一時期散曲創(chuàng)作的主流。諸如童童描寫男女相愛、思念之情的《雙調•新水令•念遠》以及富貴人家笙管歌舞、酒席壽宴場面的《越調•斗鵪鶉•開筵》均彰顯了散曲的世俗娛樂功能。四、結語由此可見，任何時期的文學接受并不是任意為之的，而是受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制約。一方面，文學接受是接受主體的行為，在元代之前，接受主體與創(chuàng)作主體往往是同一的，不外乎王公貴族和文人。他們在接受目的、對象、方式、價值取向、期待視界等方面的特征通常會影響文學的發(fā)展。王公貴族出于自身喜好而提倡某種文學形式、內容及風格，可以通過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干預文學創(chuàng)作。而文人之間通過各自的喜好類型結成不同的文人集團，其接受活動往往通過相互間的交往直接展開，并且與其創(chuàng)作活動聯(lián)系在一起，起到左右一代文學風氣的作用。另一方面，客觀因素同樣也會影響一個時期的文學接受。其可分為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縱向因素主要是文化傳統(tǒng)，包括民族心理、思維模式、價值取向、藝術趣味、欣賞習慣以及政治、哲學、倫理、文藝等方面的觀念。前代的文學遺產作為特定的接受對象也對后代的文學接受產生了不可言喻的制約作用。橫向因素即每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生活與文化氛圍。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直接限制了作品的傳播方式和接受者的接受需求，決定了接受的對象、規(guī)模和方式。時代的文化氛圍便如同精神的氣候和土壤，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特殊的時代精神，它導致讀者特殊的精神需求，使他們用當代的眼光來看待前人的作品，選取適應時代文化視野的接受體，從而影響一個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作為用來消費的精神產品，文學是伴隨著應用性的接受活動逐漸發(fā)展起來的，從發(fā)生學的原理來看，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肯定是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需要密切相關。

遼金元時期以契丹、女真、蒙古族為代表的北方民族漢文創(chuàng)作對中原文學的接受取舍與自身民族性格、自身發(fā)展以及文化融合的程度密切相關，正是因為接受中原文學即唐、宋等時期的文學精華，才得以形成這一時期北方民族漢文創(chuàng)作的獨特景觀，兩者是相互關聯(lián)、相得益彰的統(tǒng)一體。可以說，沒有中原文學就沒有遼金元時期漢文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而契丹、女真、蒙古族的漢文創(chuàng)作又是對中原文學的傳承與發(fā)揚，使得中原文學在北地得以廣泛的傳播，對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