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語：孔融文章用典文學(xué)史作用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孔融作為建安文學(xué)前期的代表作家，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體現(xiàn)出從漢代文學(xué)開始向魏晉文學(xué)轉(zhuǎn)變的特征。這不僅表現(xiàn)在孔融文學(xué)作品的總體風(fēng)貌上，而且也體現(xiàn)在其文學(xué)作品的用典上。正如徐世溥《榆溪詩話》所說：“前漢詩不使事，至后漢酈炎《見志詩》，始有‘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及‘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之句。孔北?！畢瓮ⅰ苤佟瘍裳远?，曹氏父子益張之。”[1](rv)這盡管是從詩的角度來立論的，卻說明了孔融文學(xué)作品中的用典在我國古代文人創(chuàng)作用典風(fēng)氣的形成與發(fā)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本文擬就孔融作品中用典的文學(xué)史意義進(jìn)行探討?？兹谧髌分杏玫涞奈膶W(xué)史意義，首先表現(xiàn)在用典的數(shù)量與范圍較前代文人有了一個大的飛躍。據(jù)我們統(tǒng)計，孔融作品中共用典200多次，典故的出處共涉及到30多部著作。其具體取典情況是：《史記》44次，《漢書》26次，《左傳》25次，《詩經(jīng)》23次，《論語》20次，《尚書》12次，《公羊傳》和《易》各8次，《楚辭》5次，《韓詩外傳》、《禮記》、《韓非子》和《戰(zhàn)國策》各4次，《茍子》、《國語》、《莊子》和《呂氏春秋》各3次，《淮南子》、《谷梁傳》和《周禮》則分別用了2次，《孝經(jīng)》、《古詩十九首》、《爾雅》、《潛夫論》、《白虎通》、《孔叢子》、《新序》、《逸周書》、《管子》和揚雄《解嘲》、劉向《孫卿子后序》都是1次。由此可見，孔融詩文中典故來源最多的是《史記》與《漢書》，其次是《左傳》、《詩經(jīng)》、《論語》、《尚書》、《公羊傳》和《易》等經(jīng)書，再次為子書與集類著作。

按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四部來說，孑L融詩文中的用典取之于經(jīng)類著作者最多，共106次；取之于史類著作者為次，共78次；再次是子類著作，共22次；最后是集類著作，共8次。同時，孔融作品中典故的來源范圍也比較廣泛，共涉及到30多部著作。下面我們就孔融作品中用典與取典的基本情況，分別與孔融之前、同時、之后文人作品中用典與取典情況做一比較，借以突出孑L融在用典數(shù)量與范圍上的文學(xué)史價值。

其一，孑L融之前文人用典數(shù)量較少，取典范圍較窄。先秦時期的《詩經(jīng)》有相當(dāng)一部分為民歌，基本不用典，其中公卿列士所作的詩篇有引用歷史故事、神話傳說與謠諺格言的，但總體不多；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與《詩經(jīng)》相比，用典多一些，但多引用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引用成辭的較少。先秦時期的散文引用較多，但主要以《詩經(jīng)》為主，政治倫理目的很強(qiáng)。有漢一代文人作品中的用典，從西漢到東漢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即文人用典的痕跡愈益顯著。劉勰《文心雕龍•才略》云：“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xué)；雄向已后，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2](P699—70o)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事類》也日：“逮及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于訓(xùn)詁，繼則引錄成言。(黃侃先生自注：

漢代之文，幾無一篇不采錄成語者，觀二漢書可見。)終則綜輯故事。”[3](P188)這種變化不僅用典的數(shù)量，還是取典的范圍，較以前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與拓展。但在文學(xué)文體上，辭賦與其它應(yīng)用性散文的用典仍占主導(dǎo)，詩歌用典不多；在取典的范圍上仍以經(jīng)為主。如朱穆、辛延年、宋子侯等人的詩歌就很少用典，像蔡邕的作品中用典數(shù)量較多，但主要體現(xiàn)在應(yīng)用性文體上。盡管蔡邕作品的典源范圍也涉及到經(jīng)、史、子、集，然取自于經(jīng)的典故占絕對優(yōu)勢。到了東漢末年文人五言詩的代表《古詩十九首》，才使詩歌中用典較少的情況得到了一定的扭轉(zhuǎn)，數(shù)量開始增多。據(jù)我們統(tǒng)計，《古詩十九首》共用典100余次，其中引用經(jīng)的約60次，取典范圍以經(jīng)為主的局面也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傊?，先秦兩漢代文人的用典，雖然開始較早，但與孔融相比，數(shù)量不多；取典范圍或以引用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為主，或以經(jīng)為主，不如孔融廣泛。

其二，與孔融同時的其他建安文人用典的數(shù)量也較多、取典的范圍也較廣。據(jù)我們不完全統(tǒng)計，徐干作品中用典共100處，涉及書籍24部。具體來說，《詩經(jīng)》27次，《古詩》13次，《楚辭》l2次，《史記》5次，《左傳》4次，古樂府3次，《漢書》3次，《爾雅》2次，《周禮》2次，《呂氏春秋》2次，《尚書》2次，《禮記》2次，《戰(zhàn)國策》1次，《國語》1次，《春秋》1次，揚雄《法言》1次，《孟子》1次，《韓非子》1次，《茍子》1次，《周易》1次，《論語》1次，《管子》1次，《孫子》1次，取之于其他文人詩賦的12次。曹操作品中用典共15o多處，涉及書籍約3O部；阮璃作品中用典共12o多處，涉及書籍約20部；曹植作品中用典共600多處，涉及書籍50余部。這說明建安時代文人用典的數(shù)量與典源涉及的典籍都開始增多了。

其三，孔融以后的西晉，文人用典范圍進(jìn)一步擴(kuò)大，到南朝，用典成為文人創(chuàng)作之習(xí)尚。葛洪《抱樸子•鈞世》云：“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dāng)以為學(xué)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云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昧也?！盵4](P73)如顏延之的作品用典密集且取典范圍廣。其《庭誥》云：“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采風(fēng)謠以達(dá)民志，《詩》為之祖。”[5](P353)張戒《歲寒堂詩話》亦云：“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盵6](卷上，P2)顏延之以后，刻意追求用典之風(fēng)更盛。黃節(jié)《謝康樂詩注序》云謝康樂詩“合詩易聃周騷辯仙釋以成之”[7](P2)。鐘嶸《詩品序》說謝莊用典“尤為繁密”，以至發(fā)展到宋孝武帝、明帝“文章殆同書抄”E8](P]80)的局面。此風(fēng)至齊、梁、陳，一直未衰?！赌鲜?#8226;王僧儒傳》日：“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盵9](P1462)《南齊書•文學(xué)傳論》也日：“今之文章，……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fā)，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盵1o](P908)由此可見南朝文人用典風(fēng)氣較建安時期更為盛行。

孔融之前，文人用典一般都比較具體繁瑣，引用歷史故事都要交代何人何事，并把故事梗概完整敘述出來；引用前人成辭也多直接引用原句或稍作變化，偶爾也有摘用一詞的，但比較明顯。而到了孔融，引用方法有了變化，在繼承前代文人用典的基礎(chǔ)上又有較大發(fā)展，用典方法得到了拓展。按取意來分，用典大體可分為三種，即不改變典故的結(jié)構(gòu)和本來含義表達(dá)自己思想的“正用”，就典故的固有含義反其意而用之的“反用”，從新的角度對典故的意義加以引申發(fā)揮的“活用”。這三種在孔觸以前文人的作品中都有運用。如酈炎《見志詩》其二中的“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yuǎn)投荊南沙”[11](P183)，用《漢書•賈誼傳》中賈誼被貶的故事，“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11](P183)，用璞玉不遇卞和，千里馬不遇伯樂，抒發(fā)賢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為“正用”；趙壹《秦客詩》中的“順風(fēng)激靡草，富貴者稱賢”[11](P190)，反用《論語》中的“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fēng)，必偃”[12](P138)，來揭示當(dāng)時人賢不如富貴的社會風(fēng)氣，為“反用”；趙壹《魯生歌》中的“勢家多所宜，敦吐自成珠”[11](P190)，變用《莊子•秋水》中的“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13](P593)之意，“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11](P190)，變用《老子》中的“圣人被褐懷玉”[14](P''''217)與屈原《離騷》中的“荃蕙化而為茅”[15](P''''22)的句意，為“活用”。但總體而言，孔融之前的文人用典多為“正用”，較少“反用”、“活用”。到了孔融，這些用典的方法不僅得到了繼承，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較好的發(fā)展?？兹谧髌分谐罢谩蓖?，“反用”、“活用”也多了起來?！罢谩痹诳兹谠娢闹?，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直書古事，或徑引古語。如《圣人優(yōu)劣論》“則《易》所謂‘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16](P72)，直用《周易》卷下《恒》中“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圣人其道而天下化成”的語句?！渡蠒垳?zhǔn)古王畿制》中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16](P14)，直接引用《詩•商頌•玄鳥》中的原句。另一方面就是不直接說出而是在行文中化用前人的句意或前代的史事、人物。如《臨終詩》“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16](P4)中的“河潰蟻孔端”，就是從《韓非子•喻老》中“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17](Pl18)的句意變化而來；《薦禰衡疏》中的“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系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16](P2O)等，就是化用賈誼、終軍等人的事跡。與“正用”相比，“反用”、“活用”在孔融詩文中也得到了廣泛運用。如孔融《雜詩二首》其一：“呂望老匹夫，茍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此處誤，應(yīng)為“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16](P7)其中關(guān)于“呂望”、“夷齊”的典故就是反其意而用之。

作者的用意是，既不像你呂望那樣靠君王的禮遇而成就功業(yè)，也不像伯夷、叔齊那樣靠不食周粟而死來贏得忠貞守節(jié)的美名，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功業(yè)?！杜c曹公書論盛孝章》中“是吾祖不當(dāng)復(fù)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16](P56)，也是反用的事例?！杜c曹公書啁征烏桓》“昔肅慎氏不貢梏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16](P60)，則反用《后漢書•謝該傳》注引《史記》記載中的事實。再如《與王朗書》中的“知棹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16](P45)，用了《國語•晉語》中的故事?！秶Z•晉語》載：鯀死于羽山，化為黃熊，而人于羽淵[18](P234)。但作者在文中卻以為是“黃熊突出羽淵”，也是反用典故的一種方式?！盎钣谩钡涔试诳兹谧髌分幸脖容^普遍。如他的《六言詩三首》其三中“從洛到許巍巍”[16](P6)，就是活用《詩•大雅•械樸》“奏璋峨峨”[19](P233)和《論語•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12](P107)的語意。單從字面上看，孑L融是在盛贊曹操至洛陽迎獻(xiàn)帝到許都的宏大氣勢，而實際上孔融是把曹操統(tǒng)一北方尊奉漢帝的大好政治形勢和周文王、舜禹君臨天下的盛況相提并論來稱贊曹操的?！洞鹩葜傧钑分小澳酥獤|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16](P48)，活用《爾雅•釋地》中“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之意。“東南之美”原指會稽的竹箭，但經(jīng)作者的活用，又賦予了其新的涵義，即“東南之美”既包括會稽的竹箭，也包括如虞仲翔這樣的人才?！度庑套h》中的“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dá)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16](P30)和《上書薦謝該》中的“猥使良才抱璞而逃”[16](P9)，則活用了《韓非子•和氏》中的典故。這個典故的本義為忠而見罪，作者在《肉刑議》中用了典故的本義，但在《上書薦謝該》中作者則以璞玉比喻優(yōu)秀的人材?？梢姡诳兹谧髌分小罢谩?、“反用”、“活用”都成為其重要的用典方法，改變了此前文人用典以“正用”為主，較少“反用”、“活用”的局面。這在與孔融同時代的其他建安文人的作品中也有鮮明的體現(xiàn)。如徐干的《室思》其六“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用《詩•大雅•蕩》中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19](P''''261)；陳琳的《止欲賦》“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16](P93)，用《詩•衛(wèi)風(fēng)•河廣》中的“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yuǎn)?跛予望之”[19](P52)，這些都是“反用”。徐干的《室思》其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詞”[16](P296)，用《詩•陳風(fēng)•衡門》中的“泌之洋洋，可以樂饑”[19](P105)?！对?#8226;陳風(fēng)•衡門》中的“洋洋”是指水的流動之貌，意為水雖不可飽，然可以玩樂而忘饑。但徐干卻用以形容云的流動，成為帶去相思的載體。再如應(yīng)場的《公宴》“穆穆眾君子，好合同歡康[16](P354)，用《詩•小雅•常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19](P133)；劉楨的《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一“清歌制妙聲，萬舞在中堂”[16](P404)，用《詩•邶風(fēng)•簡兮》中的“簡兮簡兮，方將萬舞”[19](P''''31)；陳琳的《游覽二首》其二“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16](P86)，用《詩•小雅•常棣》中的“雖有兄弟，不如友生”[19](P133)；王粲的《贈士孫文始》“和通篪塤，比德車輔”[16](P179)，用《詩•小雅•何人斯》中的“伯氏吹塤，仲氏吹篪”[19](P185)，鄭玄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yīng)和如塤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后以之喻朋友間感情和諧。所有這些都屬于活用。所以許學(xué)夷的《詩學(xué)辯體》云：“趙壹、酈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漸見作用之跡，而壹、炎、融則用意尤切，蓋其時已與建安相接矣?！盵14](卷三，P66)我們認(rèn)為，許學(xué)夷所說的“作用之跡”，就對用典方法的拓展而言，孔融功不可沒?？兹谧髌酚玫涞?a href="http://828857.com/lunwen/jiaoyue/wxlw/201204/516680.html" target="_blank">文學(xué)史意義第三方面的表現(xiàn)，就是把文人的用典從傳統(tǒng)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實質(zhì)上向前推進(jìn)了一大步。在此進(jìn)程中，孔融在實踐方面是一個關(guān)鍵性的人物。就孔融自身而言，這種用典也許是不自覺的，但長時間的創(chuàng)作實踐卻使之成了一種習(xí)慣行為，而這種行為又是促使文人創(chuàng)作用典在思想認(rèn)識上走向自覺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首先，同一典故被孔融與其他建安文人多次運用，使典故的意義更加明確和穩(wěn)定?？兹凇杜c曹公書論盛孝章》中“昭王筑臺以尊郭隗”[16](P56)用了《戰(zhàn)國策•燕策一》所載燕昭王筑臺召郭愧之事，又見《史記•燕昭王世家》。曹丕的《煌煌京洛行》“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11](P392)，也用了此典?！肮笈_”，后泛指招賢之地；“郭瑰尊顯”，后用為招攬賢才的典故。再如“抱璞”，出自《韓非子•和氏》，孔融《上書薦謝該》中的“猥使良才抱璞而逃”[16](P9)用了此典，曹植《贈徐干》中的“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22](P42)，《與吳季重書》中的“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22](P143)，《玄暢賦》中的“怨和璞之始鐫”[22](17''''242)，也用了此典。再如“鷹揚”，出于《詩經(jīng)•大雅•大明》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19](P230)?？兹凇渡蠒]謝該》“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19](P9)用了其意，曹植《與吳季重書》中的“足下鷹揚其體”[22](P142)，《武帝誄》中的“神武鷹揚”[22](P199)，曹操《讓還司空印綬表》“外承呂尚鷹揚之事”[23](P55—56)等，也都運用了“鷹揚”之意。這些典故經(jīng)過孔融和同時代其他文人在創(chuàng)作中的廣泛運用，促進(jìn)了典故意義的明確化，從而形成了意義相對穩(wěn)定的典故或典故詞語，被人們普遍認(rèn)同和接受。二是對原典進(jìn)行濃縮，更加概括，或截取成辭，對原典結(jié)構(gòu)、意義進(jìn)行改變，用典的技巧進(jìn)一步提高。如《臨終詩》“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16](P4)中的“河潰蟻孔端”，就是從《韓非子•喻老》中“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17](Pl18)的句意概括而來；《薦禰衡疏》中的“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系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16](P2O)等，就是概括賈誼、終軍等人的事跡而來；《與曹公書論盛孝章》中“是吾祖不當(dāng)復(fù)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16](P56)，是對《論語•季氏》孔子言語的調(diào)整和概括；《與曹公書啁征烏桓》“昔肅慎氏不貢梏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16](P6O)，則反用《后漢書•謝該傳》注引《史記》中所記載的事實，等等。這都說明孔融作品中的用典技巧已漸趨成熟，為后來文人用典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正如朱星先生在《文心雕龍的修辭論》一文中所云：舉事征義與引辭明理起初都屬于引用修辭格，以后變?yōu)椤皦嚎s的一個詞或短語或一句或在四六二句中，用一種代言體的口氣說出”[24](P1409)，就是所謂句用典。壓縮古典人事者為事典，壓縮經(jīng)典成辭者為語典。廣義的用事(引事或引喻)“當(dāng)然起源很早，至于狹義的正式的用事，即用故事來代替自己說話，是魏晉以后的事”[24](P1414)。如果從演變史的角度來說，孔融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三是用典的審美性與藝術(shù)性13益突出，即作家有意識追求用典的審美和藝術(shù)效果。具體表現(xiàn)就是用典在內(nèi)容上講究含蓄，隱晦曲折，在形式上講究排比與對偶?？兹谥拔娜嗽姼瓒嘤糜谥S諫與言志，對作品的形式美與藝術(shù)審美特征關(guān)注不夠，孔融生活的建安時期及以后，文的自覺才全面而深入地展開，文人追求作品的形式美與藝術(shù)審美特征的意識也13趨自覺。如《薦禰衡表》中對禰衡的稱贊：“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zhǔn)之，誠不足怪?！巫剐?，史魚厲節(jié)，殆無以過也?！盵25](P8)《上書薦謝該》對謝該的稱贊：“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xué)，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yīng)，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xùn)。求之遠(yuǎn)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人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wù)?，莫識其端也。”[25](P5)在這兩段中，作者把眾多典故排比運用，反復(fù)渲染，盡情形容，給人一種不如此無以達(dá)其旨、通其情、敘其意之感。作者通過這種藝術(shù)手法實現(xiàn)了突出其所薦之人德才非凡、鮮有能及的目的，亦給讀者留下了比較深刻難忘的印象。既含蓄充分地表達(dá)了己意，使作者的情感借助于最經(jīng)濟(jì)的語言得到了淋漓的抒發(fā)，又增強(qiáng)了文章凌人的氣勢，具有一種整齊對稱之美，增加了作品的厚度與韻味。

“建安七子的文章正處于從廣義用事向狹義用事過渡的過程中。他們的文章既用古事，又用成辭，而用古事仍屬于引用事例以證明自己的觀點，但又不同于一般散文中的自由引用，而往往將不同的人事并在一起，構(gòu)成排偶句子，這就勢必有所壓縮、調(diào)整，有了向狹義的用典過渡的性質(zhì)；他們引用成辭時，既有‘全引成辭，以明事理者’，又有點化成辭為自己的語言者，這也體現(xiàn)著過渡的性質(zhì)”[26](P232)。

總之，孔融作為建安文學(xué)前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明顯地體現(xiàn)出漢代文學(xué)向魏晉文學(xué)轉(zhuǎn)變的特征。這些特征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就是其詩文中的用典彰顯出重要的文學(xué)史意義：一是在用典的數(shù)量與范圍上有了一個大的飛躍；二是在用典的方式上更加靈活多變，用典的方法有了進(jìn)一步拓展；三是把文人的用典從傳統(tǒng)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實質(zhì)上向前推進(jìn)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