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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chuàng)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fā)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chuàng)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焙喲灾?，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比欢疁仄鎸f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本W(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qū)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p>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guī)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guī)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jiān)控所引發(fā)，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焙茱@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币蚨霸诮Y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焙茱@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xù)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huán)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fā)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fā)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huán)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傮w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吧鐣毺卣摗闭J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qū)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fā)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guī)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fā)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fā)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huán)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吧鐣毺卣摗敝豢吹搅松鐣煌谧匀坏莫毺匦?，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吧鐣摗敝豢吹搅松鐣械膫€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吧鐣▽嵳摗眲t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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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科學主義方法論雖然促進了教育研究的科學化，但同時也暴露了許多弊端。通過分析人文主義方法論的內涵，分析教育活動的人文特點，我們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堅持人文主義方法論的必要性。

進入20世紀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給世界帶來的巨大變化，人們傾向于以自然科學技術的方法來進行科學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響。“當今嚴肅對待教育理論學者的主要職責是養(yǎng)成歸納研究的習慣和學習統計學的邏輯”。但同時，許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學方法阻礙了教育研究的發(fā)展，因為這種方法：只處理與教育有關的技術性問題，聽命于現實或經驗的統計趨勢而無法在符合價值與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見，觸及不到教育活動的本質性問題及教育中的靈魂和實質。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這些才是研究的焦點。

對此，我們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堅持人文主義研究方法論的主張。

首先，人文主義方法論是與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的發(fā)展聯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差別在于前者試圖解釋，后者試圖理解。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是當代西方人文科學方法論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響的派別。社會現象研究和純科學的區(qū)別在于社會現象涉及有意識的行為主體，他們自己賦予行為以意義，所以社會科學家為了描述和說明社會現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與實踐，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覺，所以人文主義傳統堅決反對要求社會科學把人的行為客觀化，把行為主體物質化的觀點。

其次，人文主義方法論關注的焦點為三方面：

1.關于經驗的客觀性問題。人文主義者強調社會事實中人的主觀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動機、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達于客觀的外表行為中。單純的外表行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觀動機和意向領域，因此，人的行為僅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對象或未來結果的關系構成，它的意義相當大部分在于它表達了某種主觀的心理狀態(tài)。沒有同生活于一定社會中的具體個人的直接接觸，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關的事實的。選擇哪些資料作為有意義的事實，在何種深度或層次上挖掘事實本身的意義都與理論的解釋有關。

2.關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會研究中人們往往把各種社會現象的產生歸結為原因——結果模式，而人文主義者卻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對于不同的社會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對于支配任何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的意義都是無關的，但人的行為卻由它們對行為主體或對象參與者所具有的意義來辨認，而這些意義的內涵與闡釋都是由一種給定文化與行為者本身的意義感受來決定的。眾所周知，每一種文化有相應的意義庫，不同的人對意義的感受、辨認與理解不一樣，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為之間，要作出正確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當然不能把因果規(guī)律固定下來解釋人的具體行為，要了解這種滲透著社會意義的范疇之間的聯系，只能靠對那個意義系統的深刻體會，而不是外部的機械概括。

3.關于理論或解釋的性質問題。人文主義者強調社會科學理論或解釋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導出經驗概括或統計定律，而是要對人的行為和語言的意圖和意義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學以人的行為和語言為研究對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的人而不是事物為研究對象，理論解釋的目的不是要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而是要回答行為的內在依據，包括個人的、社會的、文化的問題。因此，一個好的理論要能提供合理的行為主體有關的規(guī)范標準，要理解他的行為規(guī)范的標準，并不是提供當作客觀事件的行為的演繹說明。以人的行為和語言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的價值觀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總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規(guī)范、預設和偏見的支配。

教育作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點與人文主義的觀點有不謀而合之處。所以說，不管現代科學技術發(fā)展到如何無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學方法論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還是以人為對象的活動，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變不了，人文主義方法論也一天不能被拋棄。

再次，教育活動本性特點與教育實踐的內在構成決定了方法論的取向。

一般來說，教育活動的特性表現為：教育活動在對象與目的維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動進行過程的點雙邊、共時、交互作用性和要素關系的復合性；教育活動具有預測性與活動過程中的動態(tài)生成性；教育活動的本質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動中有目的的使社會對學習者的發(fā)展要求，向學習者的現實發(fā)展轉化。教育活動是人的科學精神的活動，表現在求真；教育活動是美感經驗活動，表現為求美；教育活動是人倫道德活動，表現為求善；教育活動是實在主體探求生命意義的心靈歷程，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或靈魂的洗禮，關懷人生或命運問題，不依賴哪一門學科。教育活動是一種人文活動，而且是人文活動的最高境地，雖然達到這種境地的人是鳳毛麟角。

說到底，教育活動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價值的、人文的、意義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認識教育活動的精神性、人文性?？茖W技術的發(fā)展，教育設備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進，可能傳播的是非科學、偽科學的知識，訓導如野獸般爭斗的人生哲學，展示一個緊張、無人性的社會，培養(yǎng)出毫無生趣，面孔呆滯的“接班人”。這樣的教育顯然是失敗的。因此，教育活動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價值的實現，教育活動表達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諦，生命的覺悟，包含了對真、善、美等價值的追求及對終極意義的關懷和尋覓。況且，科學精神本身也是從人文主義傳統發(fā)展而來的，所以，唯有從人文角度理解科學，才算把握了科學精神的本質。

人類無法將全部教育的意蘊客觀化，無法從純粹客觀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動和教育實踐，教育過程無法還原為一個實體或得到嚴格控制的操作過程，不論歷史上的以自然科學方法論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輝煌的成就，教育活動中較高層面的內涵并非在歸納推理或統計規(guī)律的意義上層面的內涵推演而來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歷史的生成的，是傳統的，同時也依據個人的覺悟和感覺而存在。教育活動攙雜了歷史的內省因素，這些因素與文化價值、目的意義等這些人文性經驗的范疇聯系在一起，教育活動客觀上有很強的獨特性，因此，教育科學必須對教育活動達成普遍性的因果規(guī)律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用以一種意義標準，一種思想框架或解釋尺度來說明全部教育問題，我們能對某一特殊時間、地點、情境的教育發(fā)表評論，一旦離開具體場合則可能失效。我們對教育問題的說明或解釋常常是暫時的、相對的、主觀的。教育中與意義、價值相關的核心問題本質上是約定的，不是外在規(guī)定的，教育的歷史是一種互為主體性的過程，任何關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經主體心靈深處的認同，也是毫無意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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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質化研究　量化研究　研究范式　社會科學研究

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兩種基本范式。在社會科學研究的發(fā)展歷史上，曾經歷了由思辨主導的質化研究為主流到以事實數據為主導的量化研究為主流。到了近代，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單一使用一種方法的局限性及不足，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逐漸被整合到同一個研究中。通過了解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在社會科學中的發(fā)展歷史和對立，深入探討兩者的哲學基礎，從而得出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實現整合，同時跨越單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一、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發(fā)展

質化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質化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民族志”的研究?！懊褡逯尽笔侨祟悓W中的一種研究方法，是對人及其所在文化的整體性生活、態(tài)度和行為模式進行詳細、動態(tài)、情景化的描述，它要求研究者長期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獲得對當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早期的質化研究主要是憑借主觀經驗和理論思辨來進行的，缺乏統一的方法論指導和操作規(guī)范，一直只在有限的范圍內使用。到20世紀80年代，質化研究方法逐步成熟起來，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概念、方法、理論以及統一的規(guī)范和操作程序，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所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量化研究指在研究中運用實驗、調查、測量等量化的手段來收集和分析研究資料,從而判斷研究現象的性質,發(fā)現內在規(guī)律,檢驗某些理論假設的研究方法。在古代社會，由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從哲學中分化出來，所以作為以研究社會現象為目的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哲學方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而到了文藝復興以后，自然科學擺脫了神學思辨和經院哲學的束縛，開始采用培根所倡導的觀察實驗方法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影響下，社會學家開始思考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霍布斯提出人類現象與自然現象并無不同，可以把研究自然現象的方法應用于研究人類現象?？椎乱蔡岢米匀豢茖W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和解釋，要把社會學建設成為一門實證科學。涂爾干則主張社會科學應該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用實證的方法、確鑿的數據來表達社會事實。自19世紀后期以后，質化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逐步取代了思辨研究。

二、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對立

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從它們形成之日起，就存在本質的區(qū)別。質化研究遵從人本主義的觀點，強調在對社會現象和人的社會行為進行研究時要考慮到人的特殊性，要注意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的差別。它強調要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社會現象是被研究者所涉入和經歷的生活世界，所以研究者只有掌握了被研究者個人的世界及對事件整體背景的了解，才能明白被研究者行為的動機及事件的意義。在這樣的原則指導下，質化研究多采取開放而富有彈性的研究模式及描述和歸納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質化研究常將發(fā)現問題、收集資料、分析等環(huán)節(jié)交替進行，研究者在與被研究者交流的過程中能不斷發(fā)現新問題，深入探討問題。研究方法上，質化研究也常采用描述的方法將研究場景完整呈現，雖然這點常常為量化研究們所詬病，但現代的研究技術，如錄音筆、錄像機等能為質化研究提供相應的規(guī)范操作的支持。另一方面，質化研究由于采取開放的研究態(tài)度，在研究初期一般不預設理論構架或假設，以避免將既定的價值或看法加諸于被研究者身上。

而量化研究則遵循實證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對社會現象及其相互聯系的研究應該參照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在具體客觀的觀察基礎上，通過經驗概括得出結論，并且這種研究的過程是可重復的。量化研究基于的假設是，社會現象是獨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觀存在，研究者必須采取客觀的觀察和測量，最大限度的實現研究的客觀化。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系上，量化研究強調兩者之間的主客關系，研究者要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對被研究者進行研究，盡量避免主觀價值的涉入。在這樣的研究原則指導下，量化研究在社會科學中主要是采用可重復而客觀的研究模式及演繹和驗證的研究方法，以確保精準化、形式化、可操作化和數量化。在研究過程中，量化研究常對概念進行操作化的處理從而對感官經驗進行量化和測量，同時設置一定的假設，在選取有代表性的樣本的基礎上，對假設進行檢驗并推論到總體的特性。為保證最大限度的客觀性和可重復性，量化研究常采用調查問卷、測量統計等方法。

三、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哲學基礎的相通

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在原理和方法上有明顯的不同，質化研究主要是為了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而量化研究則是回答“有多少”的問題。這兩種研究方式為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兩種不同的圖畫。它們之間不存在誰優(yōu)誰劣的問題，都是以社會實在為對象，以求解社會難題為目的，以對社會現象的描述和解釋為形式，以對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理性重建為途徑，來揭示社會運動的本質。在對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它們相互補充，相互滲透，相輔相承，發(fā)揮著各不相同的作用。

陸續(xù)經歷了19世紀思辨與實證社會科學的分離和20世紀邏輯實證主義與證偽主義的爭論之后，社會科學家逐漸接受了后實證主義所主張的科學的模式和目標都應該是多元的，社會科學可以是科學取向也可以是人文取向，不應該一味的強調客觀主義。同時，他們也逐漸認識到，雖然價值對于研究整個社會系統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方式上應該是“價值無涉”的，研究者不應該在研究過程中投入個人的價值或利益。研究者們在科學理論和經驗事實的關系上達成了共識，也就是說科學理論的建立必須以經驗事實為基礎，理論的有效性驗證或進步不能完全依靠于經驗事實。

雖然質化研究的基礎是人本主義的觀點，而量化研究基于實證主義而進行，但是這兩種哲學觀點之間并不是完全對立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有別于其他種類的哲學，哲學間的聯系是存在的。實證主義側重于研究客觀化的、靜態(tài)形式呈現的經驗，而人本主義注重被解釋的、動態(tài)呈現的客體的意義。隨著實證主義者和人本主義者認識上的進步和反思，實證主義逐漸實現客觀化的弱化和對研究事物整體性認識的強化，而人本主義在客觀化和科學性上逐漸加強，這樣的發(fā)展趨勢為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結合提供了理論基礎。在研究實踐中，兩種方法已實現統一，兩者間的互補性已成為不容爭辯的事實。在自然科學領域，質化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得到廣泛應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社會研究方法中的概率論在自然科學中的應用。物理學家將其引入物理學的研究中，建立了統計力學。而在社會科學領域，量化研究更是被大量的引入到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心理學、教育學、歷史學、管理學等很多學科中，取得了大量的成就。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的模型化、定量化和自然科學的社會化、定性化傾向，使得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趨于整合。

四、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整合

首先，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整合表現在社會科學研究模式的階段性和連續(xù)性上。研究者不僅僅承擔收集資料和用經驗理論來解釋資料的任務，同時還承擔用事實來驗證理論的任務。社會研究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包含了觀察、解釋、進一步觀察、進一步解釋的過程。也即一種理論的發(fā)展是包含以歸納為特征的理論構建過程和以演繹為標志的理論驗證過程。雖然在實際研究中研究者可能是由觀察事實出發(fā)進而概括上升為理論，或由理論出發(fā)去進行觀察并以此來支持、反對或修改理論，但這些都包含了建構理論和驗證理論兩個組成部分，而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則在這兩個組織部分中分別承擔了研究方法的角色。

其次，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整合還表現在社會科學研究目標的互補性上。量化研究的研究目標是為了說明，而質化研究的目標是為了理解，說明和理解是人類進行科學認識的兩種具體方式。一方面，在自然科學對自然世界的說明中包含著人性的理解，量化的說明是為了建立起普遍有效地模型來解釋特殊經驗。庫恩曾指出，科學認識的主體是人，而人在面對自然世界時，通常已經帶有自身的認知背景，這是科學認識的過程和結果無法擺脫的。因此，在對自然界現實的說明中內含著理解。另一方面，在社會科學對社會現象的理解中也包含了因果的說明，質化的解釋需要通過因果分析的方法來排除非理性的因素。對社會現象的理解不僅包括探尋者的動機、意圖和認識，理解社會事實的意義，同時還包括對社會現象作出因果性的考察，說明社會事實的原因。由此可見，量化的說明是質化的理解的基礎，而質化的理解又能深化量化的說明，使其得到升華，說明和理解是互動而統一的科學活動。

篇4

一、平衡論“虛”“實”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盡管同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平衡論”

這一命題的學者越來越多，但暫時仍持相左意見者也為數不少。行政法學界關于現代行政法理論基礎的理論分歧主要針對平衡論的研究方法與現實基礎。平衡論者并不否認平衡論有理想成分，但更不容否認的是作為整體的平衡論無疑是來自現實、服務現實、指導現實的；暫未接納平衡論的學者則認為平衡論避“實”就“虛”，其研究方法不太科學，理論主張也缺失現實基礎，故將其視為“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言過其“實”。

評判平衡論的“實”與“虛”，首要的問題是達成評判標準上的大致共識。作為理性思維的產物，任何理論都不可能與實踐一一對應，理論源于現實卻又高于現實，并通過標明現實的完善方向與完善方式而體現其理論指導價值。平衡論亦然。而且，較具體的行政法理論而言，作為理論基礎的平衡論只有更具抽象性才能更好地起宏觀指導作用。因此，行政法理論基礎必然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但絕對不能據此就認為平衡論就是“虛”的。如果將平衡論的“實”定位為對行政法制現實的消極反應，就正好否定了平衡論的行政法理論基礎地位。因此，評判平衡論的“實”，關鍵在于考察平衡論是否揭示了行政法制的“真際”-隱藏于行政法深層次的“理”或“道”。

由此可見，評判平衡論“虛”“實”的標準主要有三：

第一，平衡論的研究方法是否符合社會科學方法論要求；

第二，平衡論是否成功地揭示了行政法的歷史延續(xù)性；

第三，平衡論是否回應了來自經濟、政治、社會與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現實要求。

與此相對應，關于平衡論的理論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平衡論的研究方法；平衡論的現實針對性；平衡論的經濟維度；平衡論的政治維度；平衡論的人文精神維度；平衡論的實踐性；平衡論的法治意義等。以下分別進行討論。

二、平衡的研究方法：平衡論遠離實證？

質疑觀點：平衡論只是一組純粹應然命題的集合，整個理論體系缺失實然層面；或者，平衡論的構建方法是純粹規(guī)范性的，缺少實證分析。

對照社會科學方法論，一種缺少實證支持的規(guī)范性理論很難經得起實踐考驗，行政法基礎理論的形成也必須遵循社會科學方法論規(guī)則。平衡論是由一組具有內在邏輯性的、相互支持的觀點而構成的理論體系，平衡論者堅持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哲學思維，這就保證了每一重要理論觀點的形成都既有實證支持（事實），也有規(guī)范分析（價值判斷）。大致說來，平衡論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三種：矛盾分析方法、理想類型方法、規(guī)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方法。

（1）矛盾分析方法。平衡論認為，行政法是一個圍繞行政主體與相對方這一行政法核心矛盾而展開的規(guī)范體系，行政主體與相對方是行政法內部的兩個矛盾主體。平衡論采用了辯證思維，將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視作對峙互動的矛盾雙方，既正視矛盾雙方的對立性，又顧及矛盾雙方的合作性。

（2）“理想類型”方法。實踐證明，韋伯提出的“理想類型”

研究方法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科學方法，它已被國內外行政法學者所廣泛運用。平衡論者提出管理論、控權論與平衡論等三種行政法理論基礎的“理想類型”，以及管理法、控權法與平衡法等三種行政法“理想類型”，與“理想類型”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不謀而合。作為平衡論的對立理論形態(tài)，管理論與控權論也是平衡論首先提出的，這“兩論”本身也是平衡論的基本理論主張。盡管有些學者一方面斷然否定平衡論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另一方面卻又在事實上接受了管理法（論）與控權法（論）的理想類型，此即反證了他們實際上是承認平衡論者采用了“理想類型”方法。

（3）規(guī)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平衡論者在型構平衡理論的過程中，既通過探究行政法制實踐，以實證的方法得出一系列理論主張，又并不隱瞞自己的價值判斷，力求以實證分析保證理論的現實性，以規(guī)范分析保證理論的前瞻性。惟此，平衡論旨在揭示行政法背后的“真際”，其理論構建方法符合思維規(guī)律，基本上做到了（從行政法制實踐中抽象出共性的）形式邏輯與（以行政法學理論指導行政法實踐的）辯證邏輯的統一；而且，還強調具體理論觀點與（經濟性實證分析的）數理邏輯要求相吻合。

三、平衡論的現實針對性：平衡論回避了現實？

質疑觀點：平衡論是一種簡單的“否定之否定”的結論，是一種對管理論與控權論的折衷處理，是一種回避現實的中庸作法，缺乏反映中國行政法制現實的針對性。

作為一種在回應時代需求的行政法哲學，平衡論的確是時代的產物。在中國歷史上，在“管理論”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消亡而衰微之后，“控權論”曾一度活躍。然而，在現階段的中國推行“控權論”

并不實際，這不僅歸因于英美控權法是以健全的司法審查制度與完善的行政程序為主要控權手段，而且還具有權利本位、自由主義、消極政府、企業(yè)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等現實基礎，而這些思想觀念與制度環(huán)境，在90年代初的中國并不具備。此外，發(fā)端于70年代末的世界公共行政改革了也要求各國重塑一個“有活力”的政府，英美傳統的控權模式也因此處于修正之中，以謀求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由此可見，管理論與控權論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中國行政法學界只能直面現實，構建自己的理論基礎。正是迫于這種理論困境的壓力，平衡論才應運而生?？梢哉f，平衡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行政法學界針對中國的實際，選擇了超越管理論與控權論的“第三條道路”。

熟悉平衡理論體系的人是不會提出“平衡論只是對管理論與控權論簡單折衷處理的產物”之質疑的。實際上，管理論與控權論作為兩種極端的理論模式，它們的價值取向、功能定位、動作機制、制度體系等都迥然不同，二者在理論模式上無法進行折衷、整合。平衡論之所以能超脫原有的理論困境，只能歸結為其理論框架的超越性，突破了管理論與控權論思維定勢，憑借全新的辯證思維來考察具有互動內傾的、對立統一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形成自成一體的關于現代行政法的調整對象、價值目標、功能定位、運作機制、制度創(chuàng)設與變遷等的理論體系。由此可見，平衡論與管理論、控權論，可謂存有天壤之別。

四、平衡論的經濟維度：平衡論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的市場模式？

篇5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guī)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fā)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guī)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qū)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fā)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guī)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qū)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guī)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tài)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guī)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qū)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qū)分開來?！翱梢哉f,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盵3] 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tài)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tài)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tài)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tài)。任何一種意識形態(tài)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tài)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tài)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tài)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tài)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tài)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fā)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fā)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F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盵4] 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tài)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fā)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

在科學知識系統發(fā)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tài)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zhàn)。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fā)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qū)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

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滤懻摰膫惱韺W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yōu)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tài)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yè),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翱偠灾?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tài))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盵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區(qū)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fā)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tài)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qū)別。其區(qū)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tài)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tài)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tài)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zhí)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fā),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tài)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fā),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tài)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tài)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qū)別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fā)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guī)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 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qū)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fā)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qū)別?？梢哉f,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qū)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tài)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guī)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guī)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guī)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guī)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guī)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qū)別;更有人將戰(zhàn)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qū)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tài)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huán)境衛(wèi)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wèi)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guī)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tài)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 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qū)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qū)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qū)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qū)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tài),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 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 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 [3] 曼海姆:《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篇6

關鍵詞：方法論個體主義 自由原子論 還原論 意向論 多線型分析

Abstrac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of both analytical and inpidualistic tradition， that shapes the character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ence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keeps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at an arm’s lengt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of free-atomism， reductionism and intentionism， and multithreading-analyses. It points out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gramme i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has special space of expression and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free-atomism， reductionism， intentionism， multithreading-analyses

方法論個體主義不是一種單一的方法論，而是一種包容性較大的研究綱領。它的核心觀點——社會集體的現象必須根據或落腳于個體的解釋而得到解釋——是基本的、穩(wěn)定的，貫穿于該方法論的各個方面；同時這一核心觀點又只是規(guī)定了從社會現象到個體的解釋方向，而實現這一方向的方式卻可以是多樣的、可變的，能夠基于本體論、還原論和意向論等給出不同的表達。

從背景分析的角度看，這樣立論的原因在于，方法論個體主義是分析傳統與個體主義傳統交匯的結果。這種交匯作用形成了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基本底色和特征，使得它具有特殊的表述空間。也正因為此，方法論個體主義中存在著一定的張力。方法論個體主義既不是純粹的分析傳統形態(tài)，也不是典型的個體主義形態(tài)。如果從分析傳統的角度看，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它血脈相連但又若即若離?！叭艏础笔侵?，方法論個體主義與近代科學的分析傳統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其直接表現是試圖把個體作為原子納入還原論的解釋模式，而且這一傾向占據了主導地位；“若離”是指，方法論個體主義不能不顧及個體的人文屬性，給體現人的自由特性的意向論表達留下地盤。意向論模式雖然從廣義上說仍然可以納入分析的范式，但它畢竟又偏離了還原論模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偏離了近代自然科學的傳統。這種偏離不僅具有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身的特殊意義，而且也與科學的現代轉型具有一定的聯系。當今方興未艾的復雜性研究以還原論為研究基礎又以超越還原論為其目標，方法論個體主義與還原論的聯系和偏離，雖然并非就是復雜性研究，但卻與它有著一定的關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社會科學領域討論方法論個體主義比僅僅討論分析方法的運用更具有方法論的現代意味。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特點還應該放在下述兩種對立的傳統中思考：社會科學作為科學的圖景是一種特別的盎格魯—美利堅傳統，其傾向是把社會科學的方法和元理論，如果不是看作等同，那也是看作是對自然科學的類似（本斯滕，1983和1935）。在歐洲大陸，社會科學則包含在人文科學中，即包含于Geisteswissenschaften中，與Naturwissenschaften 相區(qū)別。[1]這是兩種社會科學概念，一則傾向于物的法則，另一則傾向于人的法則，表現了特有的對立。但是這種對立又是相對的，而且從發(fā)展趨勢看越來越需要一種融合性的新的社會科學概念。方法論個體主義雖然就其主要傾向看屬于前一種傳統，但它的包容性特點與社會科學發(fā)展的新趨勢具有某種一致性。

本文希望在這樣一些背景視角之下討論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分析傳統的關系。

一、自由原子論

方法論個體主義在本體論層面上是一種原子論，但是一種特殊的原子論。

方法論個體主義認為，社會中的個體與原子同處于本體性的地位。原子是自然的本體，個體是社會的本體，因此個體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原子，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原子。

原子論，歷史地看是一種關于自然的研究傳統。它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把握：第一，它是一種與自然研究密切相關的自然哲學傳統；第二，它是某些自然科學的研究綱領；第三，它是某種自然科學的具體學說。這三個方面密切相關，可以說是同一個關于自然的理論傳統的歷史展開，其本體論意義雖有所不同，但都以某種形式存在著。

原子論一開始以始基論的形態(tài)出現，即把原子視為世界萬物的始基。第歐根尼拉爾修曾描述德莫克利特的學說：“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虛空，……原子在大小和數量上都是無限的，他們在整個宇宙中由于一種旋渦運動而運動著，并因此形成一些復合物：火、水、氣、土。因為這些東西其實也是某些原子集結而成的”。[2]按照這種思想，原子是萬物構成和運動的基礎。此后的伽桑狄在介紹伊壁鳩魯原子論的過程中使原子論的表述接近近代科學的形式。他說：“原子也是事物的元素。首先由原子組成最小的礦物質凝核或者分子，然后組成比較大的，再組成更大的分子，然后組成最小的，再組成比較大的和最后組成最大的物體?！盵3]他的思想影響了化學家波義耳，后者把微粒作為一切變化的基礎，提出了著名的化學元素論，因此引發(fā)了化學史上的一場革命。原子論進入了科學領域，但它的本體論的意義依然保持著。原子論作為科學研究綱領而取得卓越成效的例證是牛頓的微粒論。牛頓說：“整體的廣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動性和慣性，起源于粒子的廣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動性和慣性，我們由此得出結論，整體物體的全部最小微粒都是具有廣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動性、并且具有慣性，全部哲學的基礎就是如此。”[4]這里，原子作為本體，是所有事物屬性的承載。

原子論本身雖然經歷了歷史的變化，但它的近代形態(tài)的本體論含義仍然可以概括如下：

（1） 世界萬物是由原子構成的，原子是它們的最基本的單位；

（2） 世界萬物的變化過程是由原子的結合與分離所決定的；

（3） 決定世界萬物性質和過程的原子，其原質是相同的，只是形狀、大小和數量不同。

這種概括對于我們認識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原子論性質很有幫助。金凱哈羅德曾經這樣概括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本體論命題：

“（1）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不存在超越個人之上的社會；

（2）社會過程完全由包含個人的過程所決定；

（3）所有個人的經濟或社會的相關性質都是單子性質的，即其他人或社會實體，比如組織或機構都不介入這一性質之中?！?即使允許個人的非單子性質的存在，也只涉及它們的非本質的或外在的關系。[5]

從對比中不難看到，方法論個體主義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也是一種原子論。

西方微觀經濟學可以幫助證明這一命題，因為它就是關于個體原子的經濟學。它首先分析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的經濟行為，然后在此基礎上分析單個市場的價格是如何形成的；進而分析所有單個市場又是如何同時形成的。整個分析的出發(fā)點和基礎是個體的經濟單位和變量，是個體的單子性質。西方主流經濟學還企圖把這種原則擴展到整個經濟學。比較典型的奧地利學派把個體視為孤立的原子，認為分析這種原子就可以尋求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它企圖排除所有不能簡化為微觀經濟學命題的宏觀經濟學命題。

原子論所以能引入社會領域，有其歷史方面的原因。烏羅塞堡對此曾經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把原子論世界觀中的一個單個原子的作用與變得越來越復雜的生產結構中的一個單個生產者的地位相比較，這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雖然我們并沒有以此而獲得有關17世紀初期原子論復興的原因的說明，然而，我們卻看到，發(fā)展著的新型生產關系，給古希臘羅馬思想家們的自然哲學的抽象推論以一個完全另樣的規(guī)模。我們在這個時期的物理學及哲學中，以斷斷續(xù)續(xù)的方式發(fā)現了生產者之間正在形成著的那些關系，發(fā)現了他們的日益增強的個體化及他們的可調換性?！盵6]烏羅塞堡把自然科學中原子論的復興與社會個體的日益獨立聯系起來，把17世紀特定科學形態(tài)的崛起與當時的社會關系聯系起來。

個體這種原子地位的歷史確立與個體自由歷史發(fā)展的相互關聯，從個體主義概念的形成也能得到佐證。據盧克斯考證，英文詞Inpidualismu直接從法文Inpidualisme 演變而來。他認為，個體主義一詞在十九世紀以法文形式出現，用于概括啟蒙思潮。19世紀20年代的圣西門主義者也用個體主義概括啟蒙運動的主導思想，正是他們把自由經濟原則、社會的原子化和工業(yè)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哈耶克對此描述說：“‘個體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個術語最初都是由現代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圣西門主義者創(chuàng)造的。他們首先創(chuàng)造了‘個體主義’術語，用以描述他們所反對的競爭社會，然后又發(fā)明了‘社會主義’一詞，用于描述中央計劃的社會?！盵7]

個體的原子性質與個體的自由性質不僅有著歷史關聯，而且它們在本體的意義上就是相關的，因為個體本來就是一種自由的原子。正是在此意義上，本文把方法論個體主義看作是一種自由原子論，這是它與自然傳統的原子論的重要區(qū)別。

自由原子論的基本觀點可以表述為：個體是一種主體性的原子，表現在三個層面上：首先，它具有主體能力，有自己的意愿、目標和認知能力，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特定情境中進行選擇的能力；其次，它能夠自主活動，具有自然原子不可比擬的活動空間和選擇空間；再次，由于它能夠在一種確定的意向和信念指引下通過其行為改變自己和環(huán)境，因而它是一種創(chuàng)造價值的原子，一種價值源。所以，主體性是個體的存在屬性，自由就是其本體狀態(tài)，這種存在屬性和本體狀態(tài)能夠隨著實踐的發(fā)展而得到擴展和增強。

方法論個體主義賦予主體性的這種存在以特殊的地位。從宏觀的角度看，它使得社會與個體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不可同等而語；從微觀的角度看，它限制了個體的進一步分割。

不可同等而語是指，個體自由的本體狀態(tài)是真正的實在，而由個體組成的社會整體在此意義上卻不是真正的實在。

在原子論中，原子與其所構成的物質層次雖然也具有不同的性質，但都是具有同等意義的實在。與此相比較，在比較典型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者那里，個體與社會卻不具有這樣同等的意義。韋伯曾表示，他一生都在為驅散“集體”的幽靈而奮斗。他認為：“就社會學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言，它不會承認存在一種其‘行為’如同集合個性那樣的東西。當我們在社會學的語境中，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一支‘軍隊’或其它類似的集合體時，我們所指的僅僅是單個人實際或可能的社會行為的某種擴展”。即使社會或集體存在的話，這種“集合體必須唯一地被視為單個人特定行為的組合和組合方式?！盵8]一些著名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者還從經驗的角度對此論證。波普指出：“所謂的社會整體并不是經驗的對象，基本上都是流行社會理論的公設……因此，對社會整體或集體的經驗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為樸素的集體主義）必須讓位于這樣的要求：社會現象，包括集體，應按照個體及其活動與關系加以分析?！盵9]哈耶克則以歷史上的唯名論作為說明：“個體主義是哲學上唯名論的必然結果”。（[7]，p.6）唯名論否認“共相”的真實存在，認為一般名詞只是加給一組事物的標記，不能成為感覺經驗的對象。所以，只有能夠成為感覺對象的個體才是真實的存在，而社會這些一般不是真實的存在。

個體與社會在本體上的不對等也體現在個體法則與社會法則的地位不對等上。穆勒說：“社會現象的法則只不過是，也能夠不過是社會狀態(tài)中聯結到一起的人類的行為和熱情的法則?！鐣械娜祟愃哂械男再|只不過是他們原來所具有的那些性質，它們能夠被分解為個人的天性法則”。斯考特高登對此進一步分析說：“這一命題在當代經濟學中最有影響的形式包含在Lionel 羅賓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重要性的論文’中（1932）”，在這一形式中，“經濟學通過嚴格的演繹推理從前提推出它的定理，而它的前提是陳述人的天性的命題?！?。[10]

方法論個體主義賦予主體性的個體存在以特殊地位的另一表現是，這種個體不能再繼續(xù)分割下去。在古代原子論中，原子是構成萬物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單位。隨著近代科學的出現和現代科學的發(fā)展，原子被逐步認識到只是物質構成中的一個層次，它還可以繼續(xù)分為原子核和電子等，而且這種分割并沒有造成意義的斷裂，也就是說，分割以后仍然屬于物質的范疇。但是，在方法論個體主義中，個體的繼續(xù)分割卻造成了意義的斷裂：分割以后不再屬于人文的范疇。方法論個體主義在強調“大規(guī)模的社會現象都應該根據個體的情境、意向和信念來解釋”[11]時包含著這些個體的主體性質具有基本的意義，如哈耶克所表達，人的知覺和信念是我們行動的基礎，因而它構成社會科學的事實；社會科學的起點應當是這種事實，并由此構建更為復雜的社會現象。所以，知覺、信念這些主體特性與個體不能分離，個體以下的層次不再具有這種特性，分割只能到此為止。在這一點上自由原子論好像是對古代原子論的某種回歸。

所以，方法論個體主義中的個體具有自然和自由的雙重性質。正因為如此，方法論個體主義中的個體比原子論中的原子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方法論個體主義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社會領域的個體自由論。這正是方法論個體主義本體論的特點所在。

二、并行的還原論和意向論

既然方法論個體主義仍然是一種原子論，那么基于原子論的解釋模式——還原論就同樣適用于方法論個體主義對社會領域的解釋；在這一方面方法論個體主義與自然科學方法論是相似的。另一方面，既然方法論個體主義是一種自由原子論，它的原子——個體具有特殊的屬性，因此僅僅還原論又是不夠的，于是有了意向論的解釋模式。不論是還原論還是意向論，其解釋線路都是從宏觀到微觀，使得社會的現象落腳于個體的一般或特殊屬性，都是給出一個因果解釋。從這一解釋線路來看，還原論和意向論又都可以納入分析的范疇，一種廣義的分析范疇。

洛西（J. Losee）曾從歷史的角度說：“原子論的一個有影響的方面是這樣的思想：根據在更基本的組織上所發(fā)生的過程，可解釋觀察到的變化。這個思想成為17世紀許多自然哲學家們的信條。亞宏觀的相互作用引起宏觀變化這一點被伽桑狄、波義耳和牛頓等人所肯定?！盵12]這一信條首先表現為自然研究中的還原，主要有對象還原和理論還原。

對象還原是把所研究的對象從宏觀層次還原到微觀層次。這種還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宏觀層次的質變還原為原子層次的量變”；另一種是“假定更深層次存在著同樣的性質和過程來恰當解釋某個層次的性質和過程”。（[12]，p.28）前一種可以稱為還原論的間接形式，后一種可以稱為還原論的直接形式。

間接形式在化學理論中有其典型反映。從化學理論的發(fā)展來看，拉瓦錫已經認識到：化學元素是化學分析所能達到的真正的終點。這一認識通過查里米亞李比希的“當量比定律”和弗里契曼普魯斯特的“定組成定律”得到證實。1808年道爾頓在《化學原理新體系》中作出關于原子的基本論斷，之后柏采力烏斯制定的“原子量表”，杜馬發(fā)現的化學性質決定于化合物的“結構類型”，阿伏伽德羅關于決定元素原子結合數的“假說”，門捷列夫創(chuàng)立的“元素周期律”，都以不同形式說明了在化學中物質宏觀層次的性質是如何被還原為原子層次的量的組合形式的。直接形式在物理學中有其反映。牛頓“提出了一個研究綱領，來揭示支配物體微小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力”，希望“對短程力的研究將實現如狀態(tài)、溶解、化合物的形成等物理—化學現象的綜合，就象萬有引力實現了地上動力學和天體動力學的綜合一樣?！保╗12]，p.96）

對象還原的直接形式和間接形式在方法論個體主義中都有體現。間接形式被方法論個體主義者確認為“社會科學中的實際發(fā)現”，而且經濟學家指出的負反饋經濟系統就是這樣的發(fā)現。在這一系統中，個體動機是自利的，并非為了社會的利益，但是在相互作用中卻達到了對社會有利的結果。沃特金斯強調方法論個體主義與這種間接還原的特殊關系：“我認為，在生物學者與方法論個體主義者之間具有真正的平行關系。例如，生物學家不用有機體中的大的目的論趨勢解釋懷孕中的大的變化，而用小的化學的，細胞的，神經學的等方面的變化作解釋，這些變化沒有一個與它們的共同的似乎有計劃的輸出有什么相似之處?！盵13]方法論個體主義所以如此重視間接形式，是因為它認為這種還原在解釋上是一種進展，具有更大的解釋力。

方法論個體主義也重視還原的直接形式。同樣是沃特金斯，他贊成機械論原理，認為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機械論是類似的，大尺度的社會現象必須通過個體的特性才能得到解釋，社會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個人利益的加總，個體性質的線性疊加就是整體的性質。經濟學中“總需求是所有個體的需求之和”的命題是這種還原的直接體現。但是，他和波普對直接還原的某些運用持警惕的態(tài)度。例如，他們都反對心理主義的解釋，因為這種解釋認為大規(guī)模的社會特性是相似的個人心理趨向的表現，即僅僅是個人特性的直接反映。他們認為這是把個人主義方法論推向極端，使得它在解釋方面沒有什么進展。沃特金斯認為，自從1714年曼德菲爾的《蜜蜂的神話》出版以后，個體主義的社會科學就把重點放在非有意的結果上，更加注意在特定的情境中自私的個人動機可能具有好的社會結果，而好的政治故意卻可能有壞的結果。（[13]，p.740）

理論還原在一定意義上能夠看作對象還原的邏輯結果。牛頓說：“我希望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推理，從機械的原理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現象”。[14]]他將此推廣至光學、電學、磁學、熱力學、氣體運動學等領域，形成了近代科學的譜系。這一觀點后來繼續(xù)被延伸：整個科學是一個等級結構，特殊科學在這一結構中可以還原到它們之下的更一般的科學，例如從社會學還原到心理學，心理學還原到生物學，生物學還原到化學，如此等等。理論還原不僅在自然研究和社會研究之間建立了理論的鏈條，而且也使自然研究中的理論還原成為社會研究中的某種范式。沃特金斯按照對象還原和理論還原的兩分，也將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規(guī)則分為內容和形式的兩種。前者是一個特殊領域中某解釋理論的前提內容必須滿足的東西，稱為規(guī)范原理；后者則包括邏輯規(guī)則和某些現實的富有成果的約定。

還原論在社會領域的運用不是沒有其特殊的限制。其主要問題是，作為原子的個體，當他的主體性活動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從而能夠表現出重復性過程時，其所構成的現象能夠以某些確定的規(guī)則為基礎被還原論解釋；但是當個體主體活動的自由度比較大，使得被解釋的現象不具有可重復性的情況下，其解釋不具有邏輯必然性的基礎，這時意向論的解釋就成為必要。

沃特金斯說：“社會科學家的立場類似于笛卡爾的機械論的立場。后者從不力圖發(fā)現新的和聞所未聞的物理原理，因為他相信他擁有的接觸原理是自明的最終原理。他的工作是發(fā)現典型的物理構造，該構造按照接觸原理運作，產生可觀察的自然規(guī)則。其理論模型體現了這樣的規(guī)則，它們是‘自明’原理在某種假定的物理情境中運作的結果。同樣，社會科學家在心理學方面也是依賴于熟悉的心理學的材料做類似的工作。他首先探查相關的意愿，然后發(fā)明簡單而真實的模型以表明在精確的情境中，這些意愿是怎樣產生某種典型的規(guī)則。社會科學家現在原則上能夠解釋這種規(guī)則性過程的歷史實例，如果他的模型事實上確實適合這種歷史情境的話?！保╗13]，p.740）所以，對于可重復性的過程，從考察相關的意愿和情境出發(fā)，可以發(fā)現和確定某些典型的一般規(guī)則，通過它們邏輯地說明歷史的情境。分配和交換經濟學中的邊際縮小效用原理，就是這樣的規(guī)則。

但是在獨一無二的歷史事件中，由于不存在可重復性過程，因而不存在還原得以實現的邏輯基礎，方法論個體主義只能以個體的意愿和信念以及他們所處的特殊情境來解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沃特金斯說：對歷史情境或連接情境的順序的重構，是“揭示個體（通常既是有名的又是匿名的）以他們的信念和意愿（可能包括特殊的個體意愿和典型的人類意愿）在這種特殊的情境中是怎樣產生要被解釋的共同結果的。因為這一原因，我把側重點放在意愿上，它是敞開的，似規(guī)律的”。（[13]，p.740）在這種似規(guī)律的解釋中，意愿，特別是特殊的個體意愿具有特殊的地位，個體的自由屬性在此有了更大的活動空間。沃特金斯舉例說，康斯坦丁大帝給羅馬主教西爾維斯特在意大利以廣泛的世俗權力，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事件。該事件可以作如下的意向論解釋：康斯坦丁大帝具有使所有對手的權力服從于他的意愿；他同時認識到天主教不可能被摧毀，但如果使它成為皇帝官方宗教的話則能使它馴服，于是意愿與情境兩者的結合導致了這一事件的發(fā)生。

意向論的解釋仍然可以視為分析性的，但這種分析性立足于人本身的特點。也就是說，它是更加人文的分析性，而不是更加邏輯的分析性。這種情形在對分析方法的進一步探討中能夠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三、多線型的廣義分析

相應于還原論和意向論的解釋，方法論個體主義中的分析方法至少也沿著兩個方向在運用。一是還原論的方向，經驗加邏輯的方法；另一個是意向論的方向，人文經驗的因果分析法。為了說明這種復雜情形，本文在此使用多線型概念，其基本含義是，雖然方法論個體主義是從宏觀到微觀的思維定向，但沿著這一定向的分析線路是多樣的。

首先從理性重建的演繹和非演繹性質來看這種多線型。

分析一詞源自希臘文anàlysis——分解、肢解，指思想上且往往是現實的分解程序，它把事物、事物的屬性或事物之間的關系分解為各個部分。笛卡爾對這一方法的描述也有這種意思：“把我所考察的每一個難題，都盡可能分解成細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適于加以圓滿解決的程度為止”。[15]

但是，近代自然科學中的分析方法，是和獲取某種普適性和演繹程序聯系在一起的。牛頓的目標就是應用分析方法歸納出解釋性原理，而后以之推出理論的其它原理（定理）。這一方法在惠威爾那里有了更清晰也更形式化的表達?；萃栒J為“事實的分解是把復雜事實還原為陳述那些清楚而又區(qū)別的觀念如空間、時間、數和力等之間關系的‘基本’事實?！薄盎居^念的意義可以用一組公理表達，這組公理陳述關于觀念的基本真理?！薄耙粋€派生的概念僅當以理解這些公理的‘必然說服力’方式把它與基本觀念聯系起來時才被闡明?！保╗15]，p.127-128）所以，近代自然科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是內含演繹于其中的方法。這一方法為后來的啟蒙學者運用于心理學、認識論、宗教、歷史、法、國家和社會等方面的研究中，方法論個體主義中演繹性質的分析線路應該說是這種背景的產物。

但是，分析方法并非僅僅以這樣的純粹形態(tài)存在著。在社會歷史領域，許多時候在分析所獲得的前提和被說明的結果之間并不存在演繹性關系，至多說它們之間是一種因果性的關系。意向論的解釋就是這樣一種理性的再建。這種分析方法在社會解釋中有很強的應用意義，在某些學科中與演繹性質的分析難分伯仲，在有些特定領域甚至是主要的研究范式。這些說明，社會的科學研究，很難僅僅訴諸于某一種分析線路。

多線型也表現在對經驗分析的結果上，它們可能是某種一般原理，也可能是某些特殊之點。

與分析方法緊密相關的演繹雖然具有演繹論證的形式結構，但這時演繹前提的獲得和性質發(fā)生了某種變化。前提是在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獲得的，不是先驗的；前提可能具有公理那樣的特性，也可能只具有一般假設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卡西勒(E. Cassirer)說：“牛頓的方法不是純演繹方法，而是分析的方法”。[16]在這種方法中，經驗是分析的基點。萊欣巴哈也說：“躺在原子論搖籃里的哲學思想，在19世紀這一百年中被實驗分析所取而代之”。 [17]]這一點為哲學家從更廣的視野所注意，卡爾納普指出：“長久以來，各種不同流派的哲學家們都堅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一切概念和判斷都是經驗和理性合作的結果?！盵18]就這種意義來說，科學是經驗傳統和邏輯傳統“兩個家族的聯姻”。[19]在分析傳統中，通過對經驗的分析所獲得的結果是某種一般原理。人們不僅可以對非生物進行這樣的分析，也可以把生物，包括人在內分解為組成部分進行一般性概括。一旦人們理解了某一有機體的組成部分如何運動及怎樣被組成為一個整體，那么人們也就認識了處于其規(guī)律性關系中的生物。在啟蒙學者的一些著作中，人類社會也可以被分析出這樣的一般性前提，該前提被作為還原的落腳點。

但是，也有許多時候對人類的社會經驗無法分析出這樣的一般性原理。對于人類具體的意愿和信念在一定的情境下達致的結果，往往是獨一無二的、不具有重復性的因果過程。對它的分析結果，顯然不同于一般原理；人們能夠厘定的是一些特定的意愿、信念和情境，只能由它們對特定的經驗過程作出說明。有時候分析出來的結果可能是復合性的，既有比較一般的人類意愿，也有特別的個體意愿，把它們結合起來才能說明某種結果的發(fā)生。在這種情形下，特殊的描述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多線型還表現在作為分析方法的多重背景理由上。

韋伯在1904年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的文章中認為，社會科學家不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家的研究程序，在所謂更為普遍的法則之下系統地包容觀察陳述和低階理論。他強調社會科學家首先應該決定以什么樣的觀點去接近歷史，然后厘定和描述它的成分，最終在這些成分之間劃出因果線條，使具體的結果歸之于具體的原因。但是，在他死后出版的《社會和經濟組織的理論》中，他又堅持“社會科學家的第一位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一般可應用的理論系統；為了達到這一點，他提出理想類型的使用類似于演繹經濟學中的模型”。[20]沃特金斯反對早期韋伯而贊成晚期韋伯的觀點。但是，即使他也承認歷史解釋中有不同的情形存在使得分析方法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他描述了三種情形：一種是束縛性解釋，它通過追蹤與其它事件的固有關系解釋一個事件，并且在它的歷史順序中確定它的位置。大部分“文學的”歷史學家事實上是這樣寫作的，在這種解釋中理想類型不起重要的作用。第二種是原則解釋，在一個簡單的理想模型中從高度精確、高度形式的前提演繹出被決定的范圍。這種理想類型可以證明某種原則在歷史環(huán)境中發(fā)揮了作用。這是理想類型表現最為卓越的領域。第三種是細節(jié)解釋。在這里理想類型大部分被特別構建，并在實施中逐漸現實化，直到它們成為經驗的建構。（[20]，pp.154-159）上述三種情形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分析方法，其不同線路的存在有其實際的理由。

分析方法在社會領域的多線型與它的分析對象——個體的人有著深刻的聯系。如果人是自然屬性與人文屬性的某種統一，那么不同的分析線路可以看作分析向自然或人文不同方面的接近?？梢员容^粗略地說，還原分析比較偏向自然的一極；意向分析比較偏向人文的一極。前者邏輯性比較強，但具體信息損耗大一些；后者邏輯性弱一些，但具體信息的損耗似乎少一些。這些都是向人本身的某種接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其運用的合理性要視研究的對象和需要而定。

總的來看，四百多年來經典的分析性科學已經走過了輝煌的歲月，以致羅素能夠自豪地說，“只有用分析才能有進步”。[21]分析方法的典型形態(tài)——還原論方法在自然研究領域所向披靡，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這種勝利也擴展到社會研究領域，方法論個體主義在主流經濟學中的主導地位，在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中的進軍，程度不同地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分析方法的勝利有其限度。它在社會領域的進軍一開始就遇到了抵抗，特別是分析方法進入社會領域以后發(fā)生的復雜變異具有啟迪性。社會領域的特殊性可能一開始就在提醒我們，經典科學的方法雖然在這里不乏建樹，但新范式的出現在所難免，而且這種新的范式可能不會固著于抽象的唯一存在和客體化的形態(tài)，它可能更加逼近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這恐怕是我們在從方法論個體主義回溯到分析傳統時應該看到的景象。

[參考文獻]

[1] E.Samuel Overman， “Introdu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Donald T. Campbell”， Donald T. Campbell，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E.Samuel Over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viii.

[2]《古希臘羅馬哲學》（原著選讀），“第歐根尼拉爾修，第9卷，第7章”，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96頁。

[3] 范麥爾森：《原子——過去與現在》，弗賴堡/慕尼黑，1975年版，第130頁。轉引于烏羅塞堡：《哲學與物理學——原子論三千年的歷史》，朱章才譯，求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頁。

[4] 轉引自林定夷：《近代科學中機械自然觀的興衰》，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頁。

[5] Harold Kincaid，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Atom”，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edited by John B. Davis， D. Wade Hands and Uskali Maki，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1998， p.295.

[6] 烏羅塞堡：《哲學與物理學——原子論三千年的歷史》，朱章才譯，求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頁。

[7] A哈耶克：《個體主義與經濟秩序》，賈湛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注。

[8]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v.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78， pp13-14.

[9] 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傅季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7頁。

[10] Scott Gord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652.

[11]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 Reply”， in O’Neill (ed.)， Modes of Inp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1973， p.179.

[12] 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頁。

[13]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Social Tendencies”，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Richard Boyd， Philip Gasper， and J.D. Trout，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1， p.739.

[14] 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序言，轉引于丹皮爾《科學史》，李珩譯，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248頁。

[15] 笛卡爾：《方法談》，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144頁。

[16]〖德〗E卡西勒：《啟蒙哲學》，顧偉銘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17]〖德〗賴欣巴赫：《科學哲學的興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37頁。

[18]〖德〗魯道夫卡爾納普：《世界的邏輯構造》，陳啟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19]〖美〗M懷特編著：《分析的時代》，杜任之主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07頁。

篇7

關鍵詞：實證主義；批判實在；比較分析

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與科學哲學的進步間存在密切關系，不同流派的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研究中對象的選擇、方法的使用，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其不斷發(fā)展完善中，經由經濟學家推動，逐漸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從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新進展來看，實證主義仍然主導著經濟學研究的進展，而實證主義遭到批判和挑戰(zhàn)，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這種源自不同科學哲學流派的實證主義批判，并未對主流經濟學研究造成影響，一是因為經濟學忽視科學哲學研究中的新進展，也是因為在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興起、世紀之交影響領域迅速擴展的批判實在論，對實證主義進行了較全面的評價和批判。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進行比較研究，借鑒科學哲學領域的新進展，是創(chuàng)新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徑。

一、實證主義的基本類型及其發(fā)展簡史

一般認為，有三種彼此分離，但又存在有機聯系的實證主義哲學流派。第一種是19世紀孔德和馬赫的實證主義；第二種是20世紀20－30年代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第三種是在20世紀中期成為英美科學哲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邏輯經驗主義。在這三種流派中，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最為系統，最具凝聚力。因此，人們更多的時候談論的實證主義指的是邏輯實證主義（Davis?。ands，1998：347）?！皩嵶C哲學”一詞由孔德所創(chuàng)，隨后演變?yōu)閷嵶C主義?？椎聦⑷祟愔R的進展分為神學、形而上學與實證主義三個階段，他的目標是建立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他認可的自然科學方法是觀察，認為所有科學都能通過方法論達致統一。這種實證主義由穆勒、斯賓塞、涂爾干等進一步發(fā)展。他們“認為實證主義的知識，是科學地規(guī)劃社會和引導社會的基礎……所用的方法一般是歸納主義的方法”（貝爾特，2002：233）。邏輯實證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綱領的恰當描述，因為該學派的成員極力整合“邏輯主義和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目標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寫的小冊子《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中表現的最為充分，這個宣言指出，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專門學科和人們能夠獲得的全部知識的統一。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邏輯分析，運用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極方面，從自然科學、數學以及廣而言之從人類知識中清除形而上學的陳述，（b）在其積極方面，澄清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類知識是從經驗與料中構造起來的”（D．J．奧康諾，2005：935）。一般認為，數學和邏輯命題是分析性的，它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從而代表了一種先驗的，而不是后驗的或經驗的知識。而科學是關于事實和經驗的，它的命題是綜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種經驗條件下才是真的。邏輯實證主義認為，除經驗科學的綜合性事實性真理和邏輯與數學的純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義哲學、神學和倫理學，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無意義的。實證主義的第三種類型，通常被稱作邏輯經驗主義。主導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正是這種邏輯經驗主義。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邏輯主義：科學理論必須符合演繹邏輯；（2）經驗證實：陳述必須可由經驗證實或證偽，或是定義在分析上為真；（3）理論與觀察分立，觀察可以在理論上是中立客觀的；（4）休謨式的因果律理論：從被觀察的事件之間發(fā)現不變的關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種類型的實證主義中，影響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邏輯經驗主義，這種邏輯經驗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項目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嫉峦栒J為邏輯經驗主義是某種更為成熟的邏輯實證主義，他認為邏輯經驗主義是邏輯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結合（Caldwell，1994：19－35）。在對先前類型的實證主義做出的發(fā)展上，邏輯經驗主義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理論和證據之間關系的理解上，從強調歸納方法轉向強調假說—演繹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釋視為科學活動的合理目標。在對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上，假說—演繹方法，不同于先前維也納學派的歸納方法。這種方法認為，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演繹式的。檢驗一個科學理論的第一步，是從理論和它的初始條件中推論出某種經驗預測；第二步是根據可觀察到的證據檢驗這些預測，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真實的，理論就得到了確證，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那么理論就得到了反駁。推動由歸納向假說—演繹轉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為了避開在歸納方法中存在的休謨難題。無論人們對假說—演繹方法有什么樣的評價，有一點是明確的，它與邏輯經驗主義的第二個重大貢獻：科學解釋的演繹法則模式密切相關。假定—演繹模式這個正式術語，首先出現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論文中。他們認為，所有真實的科學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所有科學解釋都至少包括一個一般規(guī)律，再加上對有關初始或邊界條件的闡述，規(guī)律和闡述組成了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fā)就可以推論出待做的解釋，即關于所要解釋的事件的闡述，在這個推論過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幫助，只需要推理邏輯。這里所說的規(guī)律是指“在所有情況下，只要事件A發(fā)生，事件B就發(fā)生”這種命題。Hempel和Oppenheim進一步指出，解釋和預言都采用了同樣的邏輯推理法則，兩者的唯一區(qū)別在于，解釋發(fā)生在事件發(fā)生之后，而預言發(fā)生在事件發(fā)生之前。對于解釋來說，是從需要解釋的事件出發(fā)，找到至少一條普遍規(guī)律和一套初始條件，這些條件在邏輯上包含了對所要解釋的事件的說明。由于這個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評者把他們的模式稱為“解釋的覆蓋率模式”。而對于預言來說，是從一條一般規(guī)律和一套初始條件出發(fā)，推論出關于一個未知事件的說明，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倒過來的預言”。這種認為在解釋的本質和預言的本質之間存在完美的、邏輯對稱的看法又被稱為“對稱論題”，它構成了科學解釋的假定—演繹或覆蓋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釋中用到的一般規(guī)律，并不是通過對個別例子進行歸納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規(guī)律僅僅是一種假定，如果愿意可以進行猜想，通過把一般規(guī)律運用于對特定事件的預言對規(guī)律進行檢驗，但是一般規(guī)律本身不能被簡化為對事件的觀察結果。盡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但實證主義卻遵循著某些相同觀念。比德辨析了實證主義的主要特征：（1）科學知識，包括邏輯與數學，是知識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學的申辯、規(guī)范的陳述、論點、價值判斷和意見不是有效的知識；（3）建立在常識經驗基礎之上的經驗數據，是除邏輯與數學外的有效知識的唯一來源；（4）有效知識只能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獲得，尤其是物理學、應用邏輯與數學；（5）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之外）只能通過推理的方法從經驗數據中得到；（6）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理論外）只能通過經驗數據得到證實；（7）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應當以數理邏輯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達；（8）規(guī)范的觀點、價值判斷、信仰與意見不應當進入經驗數據搜集、理論的形式化或證明的范圍內；（9）獲得有效科學知識的方法對于所有經驗領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學家認為，在經濟學領域，把實證主義引入經濟學中的三位重要經濟學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盡管他們中，沒有哪一位實際上以精確或系統的方式使用實證主義的哲學語言或文獻。但是，他們都“深受實證主義觀念的影響”（漢茲，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試圖將邏輯實證主義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經濟學，他反復強調，“經濟學家的言行舉止，應當轉變，要像負責任的經驗科學家那樣”（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強烈主張，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是一門科學，經濟學應當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爭論，經濟學命題應當從客觀經驗事實中系統地提煉出來（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指出，對于實證經濟學的目的而言，理論假設的真實性無關緊要，在比較不同的經濟理論時，唯一重要的一點是，進行經驗預測時哪一個理論最為成功。Friedman說，“理論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設組成的，對于它要‘解釋’的對象，要根據它的預測力來判斷。只有實際的證據才能表明理論是對是錯，或者更恰當地說，暫時‘接受’它為有效，或‘拋棄’它……唯一重要的對假設的有效性的檢驗，是將它的預測與經驗相對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通常被稱為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芭c一種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知識方面相匹配的發(fā)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義”（Boylan　＆O’Gorman，2006：15）。這種實證主義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學理論僅僅描述經驗證據，而不能超越證據去解釋任何現象更深的、內在的或隱藏的原因”（漢茲，2009：68）。Samuelson認為：“對于我的觀點，即科學由經驗規(guī)則的描述構成，尚未被成功地；對我的一貫主張，即科學中所謂的解釋總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層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個高層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適合范圍廣泛的經驗規(guī)則”（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經濟學家主張的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變種，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特征：第一，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演繹主義。19世紀的實證主義，主要依賴歸納法優(yōu)越論的邏輯，在20世紀的發(fā)展進程中，實證主義逐漸放棄了對歸納主義的效忠，轉而贊同演繹主義。根據演繹主義的觀點，科學活動是從理論中演繹地推斷出經驗假設，然后根據經驗檢驗這些假設而進行的。因此，觀察、感覺再次成為健全的科學實踐的基礎。實證主義者對“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進行了嚴格的區(qū)分，并假定觀察陳述是沒有理論預設的。觀察陳述是屬于經驗世界的，因此它們十分可靠。第二，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也就是說，他們堅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的統一性。自然主義通常伴有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認為，一般說來社會領域內的知識比自然科學知識欠發(fā)達。因此，經濟學要想成為成熟的學科，它就必須采用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得到成功運用的方法。第三，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實事與價值的嚴格區(qū)分，堅持實證經濟學與規(guī)范經濟學的嚴格區(qū)分。他們基本上接受了休謨的觀點，即不能從實然中推出應然，反之亦然。在社會科學領域，堅持這種實證和規(guī)范嚴格兩分的學者數目眾多，他們認為，盡管在人們選擇研究課題時，價值判斷不可避免地會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過程中，它們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形式主義。經濟學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義傾向與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產生的影響密切相關（Boumans?。avis，2010：9－30）。實證主義影響經濟學的直接表現，就是要求經濟學研究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應用計量方法和數量表達。實證主義提供了現代主流經濟學智力活動的腳手架。20世紀一些重要的經濟學方法論觀點，從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義與Popper的證偽主義，都是受實證主義的激勵產生的，無論這種激勵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當然，經濟學領域還存在其他哲學理念，比如奧地利學派的本質主義，美國制度學派的實用主義，但是這些流派只是經濟學學科中的少數派。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哲學潛臺詞，一直都是實證主義的科學和知識理念。

三、批判實在與邏輯實證主義的比較

今天人們稱之為“批判實在”運動的發(fā)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對實證主義方法的批判，實證主義方法“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支配許多社會科學的分支”（Danermark?。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種“思潮”或“主義”一樣，“批判實在”是一個有著廣泛含義的稱謂（Collier，1994，Ⅺ）。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批判實在，是為理解哲學家Bhaskar對社會科學做出的哲學貢獻，而對他加以分析和應用的兩個術語“超驗實在和批判自然主義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時，正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或明確或隱含地全面滲透在哲學思想中的時期。因此，他的分析是從對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堅持的前提開始的。在Bhaskar看來，經驗實在論者（實證論者）的謬誤表現在兩個方面：（1）把存在化約為知識的認識論謬誤（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當成只是知識（由知識所建構），或者認為可用（有關客體的）知識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實在的去實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識化約為存在的本體論謬誤（ontic　fallacy），即認為知識或者只是絕對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過客體的存在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科學的去社會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實證論者的認識論謬誤，認為尋求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是在將研究客體存在與本質的本體論，簡化為產生知識的認識論的謬誤。這種謬誤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造成傳統科學哲學和本體論之間的緊張。傳統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間的恒定聯系，Bhaskar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尋找研究客體背后所隱藏的因果機制和力量；第二，科學試驗需要控制其它變量，人為制造出封閉系統，從而找出單一因果機制所產生的力量，事物間的恒常聯系，只在試驗或假設條件下存在。為解決上述問題，Bhaskar提出了超驗實在論。主張任何事物都有三個領域構成：經驗、實際與實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經驗與實際是經驗實在主義研究的客體，實在是超驗實在主義者的思考對象。前兩個領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間的恒定聯系具有可經驗的性質，是科學探索的結果，實在領域，包含產生事件的機制、力量、趨勢等，一般具有不可經驗的特性，是科學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標。Bhaskar的相關著作引發(fā)了廣泛的興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會科學家吸收并運用，其中Lawson對批判實在在經濟學領域的發(fā)展和應用做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批判實在已成為一種包含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運動”（Palermo，2007：541）。盡管Lawson等人應用批判實在的核心觀點，對主流經濟學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始終不為所動。當前經濟學領域的現實狀況是，在實證主義哲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日趨下降的同時，它仍在當代主流經濟學中牢牢占據支配地位。這種情況，使得經濟思想史學家麥克洛斯基感嘆，“經濟學方法論被局限在一種基于嚴格意義上的實證主義規(guī)范式方法論框架內，但這種實證主義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諸如經濟學這類學科的主體沒有多大關系”（Boylan?。’Gorman，2006：36）。隨著科學哲學研究新進展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推動，人們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質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詮釋學傳統的學者認為，盡管實證主義能夠應用于自然科學，但它并不適用于社會科學。溫奇在《社會科學的理念》中表達了上述觀點，他把社會世界看成是充滿意義的，認為人不同于自然的對象，他們能夠把意義賦予周圍的世界，并且依照意義而采取行動。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自然和社會領域的規(guī)則。再比如，批判理論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對實證主義的批判，這種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觀性”，但價值與興趣，必然既會影響課題的選擇，也會影響研究過程本身。此外，純客觀研究本身也許是不可取的，這是因為，從積極的視角看，社會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簡單地描述或說明社會實在；而從消極的視角看，價值無涉事實上往往是為某種特殊的社會價值服務的。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的批評，學界提出的意見很多，筆者主要分析批判實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一）與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相對照的批判自然主義

與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不同，批判實在堅持批判自然主義。批判自然主義追求一種“自然主義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實證主義所曲解的科學觀，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義傳統下的反科學傾向，再通過挖掘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共通的特質，嘗試發(fā)展出一種統一的科學觀。Bhaskar將批判實在論者對社會科學持有的立場稱為“批判自然主義”。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義看來，社會科學可以在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意義上是科學的，但同時鑒于其對象的特殊性與差異性，這是一種具有嚴格條件的科學”（Bhaskar，1986：135）。也就是說，盡管兩種科學體系在一些具體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會科學的對象仍然可以‘科學’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實在論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一些根本差異，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世界的活動依賴性與觀念依賴性：（1）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人類活動之外而存在；（2）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行為者（對于自己活動）的觀念認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實證主義的經驗實在論與批判實在的超驗實在論

每一種科學哲學背后，都隱藏著一種特定類型的本體論，批判實在把實證主義中隱含的本體論稱為“經驗實在論”。Bhaskar指出，實證主義所秉持的經驗實在論是典型的化約論：將本體論的問題化約為認識論的問題（Bhaskar，1978：16）。這種化約是一種認識論謬誤，也就是說，“將現實理解、界定為以經驗為基礎的觀念”（Danermark?。kstrm　etc，2002：205）。更具體地說，實證主義堅持的是一種扁平本體論，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類有關它們的經驗知識。然而，這種扁平本體論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開放的，如果現實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學了，所有的科學都只不過是資料的搜集罷了”（Danermark?。kstrm　etc，2002：20）。與經驗實在論相對照，批判實在提出了超驗實在論，認為，“世界不僅是由事件和我們對于它們的經驗或印象構成的，而且是由結構和機制、力量和趨勢等構成的，后者雖然也許無法被直接觀察到，但它們構成了我們經驗中的實在事件的基礎，統治著或者創(chuàng)造出現實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實在的這種本體論也被稱為“深層本體論”或“分層實在”中，這種本體論認為，存在三種不同的實在或層面：經驗的（經驗和印象）、現實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狀態(tài)）、深層的（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批判實在論者認為，這些不同的領域不必然是同時發(fā)生的，事實上，它們相互之間經常不是同時發(fā)生的。比如，在批判實在論者看來，現實的和深層的層面的共時化意味著：基本機制在現象的層面上以直接的方式顯現出來。如果科學規(guī)律只是像實證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那么現實的層面和深層的層面就是共時的。于是，規(guī)律就會在現象層面上清楚地表現出來。但是，批判實在論者認為不同層面的共時性是十分罕見的。根據上述超驗實在的本體論思想，批判實在認為，科學不是像實證主義所規(guī)定的那樣，局限于或依賴于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實際上，它首先應當關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釋那些左右著或促發(fā)了經驗現象的結構和機制、力量與趨勢。（三）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和批判實在的機制研究批判實在經濟學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歷史地看，對科學概念的尋求和對問題的解釋，事實上產生于某種版本的實證主義，它根植于休謨對因果關系的分析中，或者說至少來源于休謨的討論……實證主義這一稱謂，首先是關于知識、知識的性質和局限的理論。特別地，它表明人類知識是以感覺經驗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現出來的”（Lawson，2004：261）。實證主義者通常贊同休謨式的因果關系概念。在這種因果關系概念中，事件之間的規(guī)則性聯結對因果性質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恒常地發(fā)現事件X由Y相隨，那么就可以認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對經濟增長與民主政體之間關系的理解上，許多經濟學家會認為，經濟增長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直接的正向關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數據支持這種觀點。但是，這種分析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論質疑與經驗挑戰(zhàn)。因為，拋開休謨的因果關系概念，從社會機制（暗含了因果關系）的視角看來，經濟增長和民主政體之間呈正向關系的涵蓋律，并不能真正解釋經濟增長影響政治制度的機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種重要的社會機制：（1）經濟增長通過灌輸自由主義政治文化促進民主政治；（2）經濟增長通過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促進民主政治；（3）經濟增長通過培養(yǎng)公民社會或中間組織促進民主政治；（4）經濟增長通過改變國家—社會關系促進民主政治（王紹光，2008：82－83）。以休謨式因果律（事件／事態(tài)的恒常聯結）為基礎，完全是經驗層面的操作，無法深入到批判實在強調的深層層面（結構、機制與趨勢）。也就是說，涵蓋律模式，只是描述了類似律則的關系，但實際上并沒有挖掘出造成事件發(fā)生的生成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釋（Sayer，1992：171－172）。批判實在論者批評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的重點在于，要說明某種現象就必須說明它是如何發(fā)生的，而規(guī)則性聯結無法做到這一點。此外，在開放系統中，許多抵消機制可能也在發(fā)揮作用，因此，事件之間的規(guī)則性聯結的因果關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實在看來，要在經驗層面上說明現象的原因，只有訴諸深層的生成機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區(qū)別于歸納和演繹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在當前的經濟學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批判實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話說，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過“假定有（或辨識出）有能力產生某些事件的機制，藉以解釋事件”的推論方式（Sayer，1992：107）。只關注實證主義或休謨式的關于事件聯系的歸納和概括，最多不過是引發(fā)了關于歸納法與演繹法相對優(yōu)劣的爭論。對于批判實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歸納法也不是演繹法，而是一種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這種推理方式可以通過一個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繹是從“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推進到人們看到的下一只烏鴉是黑色的這種特殊結論，而歸納是從無數的黑烏鴉這樣特殊的觀察，推進到“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則是從對無數黑烏鴉的觀察，推進到關于內在于烏鴉，并使之成為黑色的一個機制的理論。從范式上看，這種推理是從“表面現象”到某些“更深層的”有因果聯系的事物的一種運動。批判實在之所以堅持這種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堅持的深層本體論和社會系統的開放性質。在開放系統中，不同的結構之間會相互影響并產生新的機制，同時會有許多外在的偶然條件，使得同樣的因果機制造成不同的結果，比如激烈競爭的自由市場，可能會使廠商運作的更有效率且樂于不斷進行創(chuàng)新，但也可能導致廠商倒閉。另外，不同的因果機制可能產生相同的結果。所以批判實在論認為，在開放系統中，科學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一般化的法則，而是要了解研究客體的結構、因果機制，以及這些因果機制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會被啟動或被改變，進而造成事件的當前狀態(tài)。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對實證主義與批判實在進行較全面的對比（見表1）。

四、結語

在經濟學研究中，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的滲透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批判實在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取向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不良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義演繹模型的構建，使得經濟學研究遠離了現實經濟問題；為了構筑實證模型，人為地建立的封閉系統，把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結作為研究的重點，從而忽視了大量潛在地發(fā)揮作用的機制和力量，使得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流于膚淺等等。通過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的比較分析，我們認為，經濟學研究，應當充分吸收科學哲學領域對實證主義提出的各種批判，全面反思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積極和消極影響，進一步推動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第一，堅持對研究對象的本質進行考察，并找到與研究對象的本質相契合的分析方法。這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理解，用一個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墊上的灰塵，但是卻不能用它來清除玻璃上的灰塵。實證主義在推動經濟學的發(fā)展和進步上，發(fā)揮過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廣到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則會產生很大的弊端。因此，應提倡不同方法之間的溝通和跨學科的研究，而不是頑固地堅持實證主義的演繹—法則式模型構筑方法。比如在分析個體和社會結構的關系時，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個體作為分析的出發(fā)點，而應當在個體和結構的辯證關系中考察經濟關系的形成、發(fā)展和變化。以的階級分析為例，實證主義者指責階級分析缺乏微觀基礎，因為它缺乏對個人動機、信念和行動的分析，而只是把個體的行動訴諸階級利益。這是對經濟學階級分析方法的誤讀，這種誤讀忽視了馬克思對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的分析，在馬克思那里，個體明顯受到歷史地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影響，但是個體仍然具有改變（更多的是通過革命）資本主義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當然是個體行動能力和集體力量匯聚的綜合結果。第二，應當關注對造成某種現象的各種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關注事物發(fā)展變化的趨勢，而不是像實證主義那樣，只關注事件之間的規(guī)則聯系，并把這種規(guī)則聯系視為是規(guī)律般的東西。比如，以計量經濟學為例，盡管計量經濟學研究文獻數目巨大，但是計量經濟學家通常對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義保持沉默。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經濟學領域內不可能觀測到明顯不變的實證規(guī)則。計量經濟學盡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還沒有導致人們像自然科學一樣在經濟學里找到精確而普遍的規(guī)律。在本質上，計量經濟學事實上還受困于這樣的事實：新的發(fā)現往往導致人們曾經承認的變量之間的規(guī)則性聯系不復存在。第三，要把規(guī)律作為一種趨勢，通過對各種機制的綜合分析，判斷事物的發(fā)展變化。比如在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分析中，應綜合考察導致利潤下降的因素或機制與起反作用的趨勢或機制間的辯證關系，而不是因為發(fā)現利潤率在某個階段上升，就否定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理論。同樣，也不能像置鹽定理那樣，認為作為個體的資本家的利潤最大化選擇，必然決定了利潤率不可能下降，因為個體理性可能造成集體非理性的結果；同樣，僅抓住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因素，不考慮地理———歷史因素造成的影響，主張利潤率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也不可取，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慶欣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1］　D．J．奧康諾（2005）．批評的西方哲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2］　帕特里克•貝爾特（2002）．二十世紀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3］　王紹光（2008）．民主四講．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4］　韋德•漢茲（2009）：開放的經濟學方法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5］　Beed　C．（1991）．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s：an　Overview．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3（4）．

［6］　Boumans　M．，Davis　J．B．（2010）．Economic　Methodology：Understanding　Economics　as　a　Science．London：PalgraveMacmillan．

［7］　Boylan　T．A．，O’Gorman　P．F．（2006）．Beyond　Rhetoric　and　Realism　in　Economics：Towards　a　Reformulation　ofMethodology．New　York：Taylor?。rancis．

［8］　Bhaskar　R．（1978）．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Hassocks：Harvester　Press．

篇8

關鍵詞：比較社會學； 比較分析； 定性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1）06-0105-04

收稿日期：2011-05-2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鄉(xiāng)一體化背景下農民工權益保障》（09BSH012）；國家精品課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陳文超 （1982- ），男，湖北襄陽人，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為：理論社會學及其應用。

時下許多學者在撰寫文章的時候，喜歡冠以“比較社會學的視角”、“比較社會學考察”等學術名詞，而另外一些社會學學科內的學者以及非本學科內的學者則又大多引用“比較分析”、“比較研究”之類的術語。不統一的表達使我們在理解上產生了相應的疑問，比較社會學與比較分析兩者之間的不同是學者形式上的標新立異，還是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從現有文獻進行梳理，或許可以為我們的閱讀和理解消除相應的疑慮和迷惑。

一、《比較社會學》及其內涵

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在社會科學中，比較分析是我們經常用到的一種研究方法。在社會學正身之初，也曾被經典社會學大師列入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列，如孔德、涂爾干等。然而，將其上升為一門分支學科――比較社會學，或者說是作為社會學學科下的一門專業(yè)課程卻相對較晚。在中國，雖然先生在社會學恢復之初提倡開設“比較社會學”課程，但是對此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共鳴。① 直到90年代中期，作為先生學生的包智明展開了對“比較社會學”稍有系統的論述。《比較社會學》（以下簡稱包文）一書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著作，也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有關比較社會學的專著②。

作為一門學科，必須具備研究對象和分析方法。在《比較社會學》一書中，作者追蹤溯源，將比較社會學的源頭設置在涂爾干那里，認為經過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布道宣傳，該學科形成了四個流派，即歷史學派的比較社會學、經驗學派的比較社會學、理論社會學派的比較社會學、社會人類學派的比較社會學等。在包文中，作者較為傾向于經驗學派比較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派的比較社會學，強調比較社會學研究的分析對象為“社會結構”，分析單位應該選擇“社會”等。從時空序列上來說，主要強調不同空間地域上社會結構的比較。與社會人類學進行比較，按照作者的表達，如果把社會人類學研究過程分為：觀察、分析、比較、解釋四個階段的話，只有后兩個階段才是比較社會學研究，前兩個階段是比較社會學研究的基礎。[1]75 或者說，只有不同社會單位的社會學比較才是比較社會學研究。如果對一個個單個社會單位進行實證研究，那么這也僅僅是比較社會學的基礎。同時，與社會學的差異主要在于比較社會學強調不同社會單位的比較，這也是保持了比較社會學在社會學領域中的獨特性本質。并且，強調社會結構層面的比較研究，賦予了比較社會學獨特的性質與功能，即為社會學和人類學之間打開了一條通路，架起了橋梁。因此，從學科差異性角度出發(fā)，作者相對建構了比較社會學的性質及其獨特的學術地位。

從理論分析回到經驗層面，在作者看來，中國比較社會學萌芽于東西文化論戰(zhàn)，發(fā)端于布朗在華講學與吳文藻先生的倡導及其眾多弟子的實踐，如《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等。從操作層面來講，比較社會學的研究具體表現在，我們對每一個具體社會的實證研究，不能只停留于對經驗事實的簡單敘述，而且要對其結構進行分析以提出理論假設[1]118。根據包文對中國比較社會學研究的檢視，我們可以得知，先生身體力行的研究則為最滲透著比較思想，在社會學調查和社區(qū)研究的維度上，強調比較社會學在于從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分析概念。具體而言，從江村農民生活的研究到云南三村（祿村、易村、玉村）的社會學調查，通過一系列社會因素的比較，研究逐漸提升到農村類型層面。在包文看來，費先生研究過程中有關“類型”概念的引入，使千千萬萬個中國農村分門別類到有限的、較少數量的類別中，從而使“從點到面，從局部到全體”來認識中國，從方法論上成為可能[1]122。改革開放以后，農村類型的比較又上升到了對經濟發(fā)展模式的比較。或言，由于眾多因素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前已經萌芽的比較社會學卻并未生根，和其母體一樣被取消了。在社會學恢復之后，這種“類型”比較傳統并沒有消失，仍然得到了傳承，甚至不斷地向外擴展，由原來的“類型”區(qū)分向“模式”界定及“區(qū)域比較”進行轉變等。可以說，正是在比較之下，使得發(fā)展中的正面經驗得以展現，成為中國模式的一部分。

二、比較分析的精義

雖然馬太?杜甘也曾將自己的作品集命名為《比較社會學》，但是與包文的比較社會學不同，馬太?杜甘更多從一種方法論的視角對比較社會學進行解讀。他認為，人類社會的差異性與特質性造成了社會科學具有情境性（contextual）和相對性的特征，理解生物和社會多樣性的最好辦法就是比較[2]19 。對于方法論中的比較，主要含有兩層意思，一方面是指分析的技術，另外一方面是指一般性的策略（approach）[2]20 。無論是單向路徑的進入，還是多種方法互為補充，這也就將“比較”拉回到了比較分析層面，而非一種學科視角。

作為“方法”（method）的分析，古典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將比較方法視為求證的準則。他認為，我們只有一個方法證明一個現象是另一個現象的原因，這就是比較它們同時出現或同時消失的情況，考察它們在不同環(huán)境下結合時表現出來的變化是否證明它們是相互依存的[3] 。由此可見，比較分析在研究過程中所具備的功能，即比較研究可以排除因果關系或為因果關系提供替代性的解釋[4] ?；蛟S，這也是在實證研究科學方法論中，比較分析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或手段的關鍵原因之一。然而，比較分析的功能也并非僅僅如此，或者說，隨著研究的深入，比較分析自身的功能也逐漸得到相應的挖掘，成為一種包含更多內容的研究工具。如馬太?杜甘在其另一本著作《國家的視角――為什么比較，如何比較，拿什么比較》中論述道，只有將你所在的國家同其他國家相比較，才有可能體悟到本國的獨特性、結構以及運作[5]1 。言下之意，通過比較他者發(fā)現自我?；仡櫲祟悓W的研究歷史，當年的西方人類學者也正是通過比較來展開相應的研究。然而不同的方法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具有著不同的效果和效應。也許掌握在殖民學者的手中，可以為殖民化研究尋求合法性及相應的統治方式，但掌握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手中，我們則可以通過比較來避免種族中心主義，并通過比較來發(fā)現社會學規(guī)則[5]19。結合學術發(fā)展史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西方話語的霸權強調自身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占據著知識發(fā)展中的主流地位，而他者的歷史經驗等受到忽視和遮蔽?；蛘哒f，社會發(fā)展的路徑與模式逐漸呈現“一邊倒”及單一化的現象，類似于東方話語相應被淹沒。在當前文化多樣性的社會中，正是通過比較分析的方式，我們能夠避免簡單的復制他者的發(fā)展歷程，形成具有地方性知識的發(fā)展方式。特別對于學術發(fā)展而言，也正是在強調比較分析的情境下，有利于我們發(fā)現新問題及建構新理論。

既然比較分析有著如此強大的功能和作用，其具體實施過程也被相應的操作化。在如何進行實施比較分析方面，人們經常見到的是類型比較，或者說是個案比較。通常也可以說，比較研究側重于個案研究。所謂個案比較，也即研究者檢驗跨個案的異同模式，設法解釋期間的差異……定量研究者也檢驗個案間的差異，但是重點不同，他們的目標在于解釋某個變量與另一個變量的協變關系，通常一次會檢驗很多個案……通常定量研究者對這些個案只具有寬泛的熟悉度[6]。相對而言，定性研究者則對個案進行著深入的比較分析，最終形成我們經常見到的“模式”、“經驗”及“類型”等等。作為一種方法策略，或者說是比較社會學的策略，它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具體為：通過對單一個案研究的重復進行比較、理想型與經驗型的比較、二元比較、相似國家的比較、通過功能等價性比較對照國家、異質性領域的概念同質性、世界統計比較、國內差異的跨國比較、縱時性、歷時性與異時性比較等等[2]18 。

三、反思《比較社會學》

通過對包智明先生《比較社會學》與比較分析的闡述和把握，我們可以更加明晰地理解兩者之間的異同之處。具體而言，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社會學與作為一種方法的比較分析，兩者之間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分離的地方。然而，與作為研究方法的比較進行對比，現在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比較社會學”將仍處于學科建構過程中。那么為了更好地促進比較社會學學科發(fā)展，我們也不得不反思既有的比較社會學研究成果?？梢赃@樣進行評價，比較社會學核心在于空間層面的社會結構比較研究，這也是《比較社會學》一書的精髓所在，以此進行反思，從中不難發(fā)現其特別值得肯定與商榷的地方。

首先，從研究視域角度來講，如果說涂爾干將社會學等同于比較社會學，無非是強調比較分析在社會學研究中的地位③。與之不同，包文將比較社會學限制在社會結構層面的比較，以此凸顯比較社會學的異質性及相應的科學性。也許在大家看來，這種做法是為了一棵樹木而丟掉了整片森林，縮小了比較研究的范圍。然而也正是這種有意識的學科建構，在認同社會學學科的基礎之上，強調社會結構要素的比較，同時也可以從單一層面進行切入研究，并且最終將落腳點放在社會結構方面，可以說是百變不離其中。從研究方法論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較高層次的比較研究，或者說是比較分析的最終指向。

其次，在強調包文貢獻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一些值得質疑和商榷的地方。從研究的時空性來看，包文認為比較社會學的比較層面主要在空間維度，而時間層面卻不在其考慮范圍之內。因為，“科學”注重的是普遍性，而非獨特性，受社會人類學的影響，包文的比較社會學則走向了一種空間地域層面的比較。從作者個人微觀層面來講，這也許與作者的知識結構及其儲備有關，作為一名人類學者或者民族學者，他所考慮的是學科內的知識。套用吉爾茨的地方性知識，這則是一種學科緣結構知識。然而，如果缺少歷時性的比較，那么比較社會學也顯得相當單薄。事實上，比較社會學的發(fā)展也并未按照作者的建構方向進行發(fā)展。從當前研究動態(tài)來看，我們不僅要有一種空間層面的社會結構進行比較，同樣也要有著同空間層面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不同空間層面的社會結構序列比較分析，以此構建社會發(fā)展的立體圖景。在當前的研究實踐中，類似成果也不在少數，如《林村的故事》、《金翼》、《鳳凰村的變遷》、《銀翅》等。當然，作為一本上世紀國內出現的開山之作，難以預測到當前比較社會學研究的空前繁盛。相對而言，這里也就出現著另外一個更加現實的學科發(fā)展問題，我們似乎對于當前累累碩果卻缺少作者那樣的總結之心膽，以便在現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將比較社會學研究推得更遠。

第三，暫且撇開所引用實證材料是否可以開動比較社會學這條大船不說，僅從先生有關“類型”、“模式”、“區(qū)域比較”等學術性概念進行深入分析，不難發(fā)現，其所涉及的是一種比較視野下的社區(qū)研究?；蛘哒f，類型、模式及區(qū)域比較，所側重的是個案研究的類型化。如果將這種類型與西方經典社會學中的類型化設置在同一個層面進行對比，如涂爾干的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滕尼斯的社區(qū)與社會等，之間也并無多大的差異，可以說都是一種類型的劃分。按照作者建構社會學的標準，那么都可歸類為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成果。然而，學術界卻并不認同這樣的界定，更多傾向于將西方經典社會學歸類于比較分析。誠然，這里也就給包文的比較社會學提出了一個最大的挑戰(zhàn)，即方法論。具體來說，對于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作者似乎未給予明確，也未能進行詳細的論述。當然從表達之中，可以看出比較分析的重要地位?？墒轻槍σ粚W科而言，沒有上升到方法論的層面，沒有相應的分析范式，那么所建構的學科只能是搖搖欲墜，與比較分析很難辨別。或者說，難以脫離低水平或者研究策略中的比較方法。這也就是難以辨清先生研究與其他研究差異的關鍵點，也是導致當前國內比較社會學較為衰落的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我們承認比較分析的重要地位，可謂是比較社會學研究的看家本領，但是僅有此種分析方法，也難以開動比較社會學這條大船。從當前研究成果來看，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深深扎根于許多分支學科之中，被借鑒或移用，如歷史社會學、歷史人類學等?；蛟S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并非比較社會學所專有，那么這似乎涉及到了比較社會學存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等，是否脫離了模式和類型以及區(qū)域比較之后，比較社會學還能存在？是否可以簡單的歸納為比較研究。如何強調比較社會學在今天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如何豐富其研究方法，建構屬于學科自身的研究范式，這也是比較社會學當前面臨的重大緊迫問題。由此可見，比較社會學需要走的路還很長，當前還僅僅處于一種起步的階段。

四、簡單的結語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確，比較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比較分析則屬于方法論范疇。雖然兩者看似不在一個層面上，難以找到共同點，但是兩者之間也存在著交集，主要體現在方法層面。即使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概念為社會結構，分析對象為結構性要素和條件―功能分析，分析單位為社會與民族、社會與社區(qū)、社會與文化等，可研究方法則在于比較分析，缺少了比較研究，則難以凸顯出社會的結構、類型、特征等。這與比較分析如出一轍，特別在面對外在形勢的情境下，這兩種思路都給我們破解當前經驗研究的困境打開了一扇窗戶。然而，在明確兩者的差異性基礎上，我們到底是要比較社會學，還是比較分析呢？

從實踐來看，似乎比較社會學已經進入冬眠期，雖然偶有外文被翻譯成中文作品，也有少數相關著作面世，但仍然沒有激起學術界的千層浪。相反，比較分析則進入了小狀態(tài)，如在面對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過程中，賀雪峰等人強調區(qū)域比較，即通過控制一些變量來討論區(qū)域差異的原因，從而發(fā)現經驗運作的內在邏輯[7]。針對個案研究的合法性問題上，劉林平則認為定性研究必須是比較研究，才能具有科學的“合法性”，才能打破以往單一個案研究過程中因果關系結論的不確定性等。因此，可以判定，當前學術界比較熱衷于比較分析，而非我們學科視野下的比較社會學。由此也可以判斷及回答我們前面所提出的問題，冠以“比較社會學”及“比較分析”則更多強調一種比較的視角，或者說借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

作為一門建構在比較分析基礎之上的社會學分支學科，比較社會學的弱化受到歷史條件和分析方法手段限制，使得相應的功能并未能得到展現?；蛘哒f，在當前研究結構與情境中，比較分析大行其道有著其內在的合理性，特別在注重科學性及追求實證性的基礎上，比較分析為定性研究點燃了迷茫路上的一盞燈?；蛘哒f，這盞燈照亮了定性研究的合法性與科學性道路。有了這盞燈，定性研究可以走得更遠。但是，如果要上升到比較社會學的層面之上，那么還需要更多的努力，這也將是在比較分析積累多年之后，必將繼續(xù)前進的一個方向。

注 釋：

①也許關鍵原因在于當時的社會學力量較為弱小，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其中，過多的精力只能放在一些較關鍵、較迫切的事情之中。所以，我們也無法看到當時的比較社會學教材、書籍之類。

②冠以“比較社會學”名稱的書還有孫津的《比較社會學引論――為了人和社會的延續(xù)》。相對來說，該書強調的是一種社會視角，并未上升到“社會學”學科層面。

③迪爾凱姆認為，比較社會學并不是社會學一個特別的分支，只要它不再是專注于描述，而注重研究事實，它就是普通社會學了。由此可以知道，迪爾凱姆在論述社會學研究方法準則時，更多的強調社會學要脫離實驗法，要重視因果關系論證過程中比較方法研究社會事實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包智明．比較社會學［M］．北京：知識出版社，1995:60．

[2]杜甘．比較社會學――馬太?杜甘文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55．

[3]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35．

[4]紐曼．社會研究方法[M]．郝大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43．

[5]杜甘．國家的比較――為什么比較，如何比較，拿什么比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27．

[6]Ragin，Charles C．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M]．Thousand Oaks，CA: Pine Forge Press， 1994：107．

[7]賀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25.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ments on “Comparative Sociology”

CHEN Wen-chao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篇9

關鍵詞：知識經濟圖書館學大學圖書館職能轉變

中圖分類號： G258.6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0）01－0118-04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Yang Haiyan（Library of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Shandong， 277160）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and elaborates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knolegde economy and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should be expanded.

Key words： knowledge economy； library science； university library；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CLC number： G258.6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18-04

21世紀是信息社會時代，也是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環(huán)境下，科學技術已滲透到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改變著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方式。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為核心的現代科學技術給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強大動力。知識經濟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經濟，它對各行業(yè)、各領域都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和深遠的影響，對圖書館的影響更是滲透到各個方面。

面對知識經濟的大環(huán)境，大學圖書館必須抓住機遇，轉變職能，更好地為用戶服務。

1影響圖書館學的社會發(fā)展因素

1.1知識經濟對圖書館學的影響

知識經濟其實質就是高科技經濟、高文化經濟、高智力經濟，是以高科技產業(yè)為支柱，以智力資源為依托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經濟。知識經濟可以理解為“主要由新技術革命推動經濟發(fā)展與增長的經濟形態(tài)”。它是一個創(chuàng)新的“蜂聚”時期，又是一個更加依靠知識和創(chuàng)新來促進發(fā)展的時期。1990年，聯合國研究機構首次提出“知識經濟”。知識經濟的主導產業(yè)是知識產業(yè)，即知識的創(chuàng)造、傳播、擴散、應用；知識經濟時代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主體力量是知識化的勞動者，勞動與知識的結合達到一個新的水平；知識、技術與信息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掌握知識的人成為組織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關鍵。

知識經濟對社會科學包括圖書館學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在研究重點上有關“知識”的命題凸現出來，即隨著知識價值得到充分認識和利用，學習知識、傳遞知識、利用知識、創(chuàng)造知識、共享知識的社會取向和運行機制將逐步建立。終身學習、按需學習會在社會個體之間廣泛普及。社會科學包括圖書館學將對知識的社會化與社會的知識化投入大量的研究資源；其次，由于知識生產不是線性的，而是跳躍性的或是無序的，因此，多學科合作解決問題的研究方式、方法會得到進一步加強。以圖書館學來說，因其宗旨是為人們獲取知識提供最佳工具和方法，因此，面臨著未來因“知識獲取機會非均等性”造成的“非知識群體”的出現，圖書館學將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共同攜手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并尋找解決方案；第三，從研究對象上看，世界性問題的出現，如環(huán)境保護、世界金融一體化、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人類共同遺產的確定等，拓寬、加深了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社會科學有可能在這些全球性“問題域”建立起新的學科生長點。對于圖書館學來說，未來圖書館的形成，也將為圖書館學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第四，從研究方法上看，知識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趨勢導致了整體化思維、復雜性理論的出現。隨著人類相互依賴感的加強、盤根錯節(jié)的整體化結構（經合組織軍事集團等）的不斷出現，全球意識、世界歷史也正在形成。因此，社會科學必須從全球廣度去思考各種問題，強調社會系統的復雜性，承認各種文化傳統中的差異性、互補性，為探索世界各國可通融的方法與理論作出努力。以全球圖書館為例，網絡技術與虛擬空間可以消除地理界限，但各國人文界限（制度上的差異與不同觀念的敏銳性）卻始終存在，這是各國圖書館需要認真研究并加以解決的重大課題。

1.2社會發(fā)展的網絡化對圖書館學的影響

計算機網絡是計算機群體的集合，它們彼此用傳輸介質連接起來，并遵守共同的協議進行通信。網絡化是指由于以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現代通信技術為支撐的信息網絡的高速發(fā)展，人類社會生活正在發(fā)生數字化、網絡化變化的狀態(tài)或過程。

社會發(fā)展網絡化是20世紀末由新技術革命所引發(fā)的。雖然技術本身不能決定社會過程與社會制度的變革，但信息知識的交流傳播是重要的人類活動，因而網絡化這種信息處理與傳播新方式的廣泛普及應用，必將對社會狀態(tài)、社會運行帶來全方位、綜合性的改變。一個以數字化網絡為基礎，以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為工具的新型社會正在出現并將呈現以下特點：（1）互聯網帶來了極為浩繁的信息資源，人們能更全面、及時地獲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知識；（2）互聯網使人的交流與交往呈現出“對話性”的特點，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也由主客對立式變成了主客交際式；（3）網絡空間創(chuàng)造出來的虛擬實在，擴大了人類實踐活動的范疇；⑷網絡技術使社會生活呈現出數字化、虛擬化趨勢，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正在改變，如工作環(huán)境變小、電子商務普及、產品與服務更傾向于個性化、家庭生活方式智能化等。

社會發(fā)展的網絡化對社會科學研究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從研究條件上看，網絡不僅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信息知識，如各種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庫提供了更多更完整的研究資料，而為了有效利用這些大量涌現出來的資料，研究人員必須學會新技巧，建立使用信息的新策略，他們對數字圖書館乃至圖書館員的依賴也會越來越強；其次，從研究手段上看，網絡不僅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寫作方式（電腦寫作）、協作方式（網上討論），使得“無形學院”內部的新觀點、新發(fā)現、新材料能即時獲取，而且也為學術批評提供了新的途徑。再次，從價值認同上看，技術力量在短期內的聚合與裂變，在強化了人們對技術的依賴的同時，也強化了人們對技術的崇拜，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價值被某些人忽略。如圖書館學“學術共同體”近年對技術表現出的巨大熱情，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然而他們卻很少顧及和討論技術的后果。

1.3科學的社會化與社會的科學化對圖書館學的影響

科學活動發(fā)展到知識經濟時代，其地位、規(guī)模、影響已發(fā)生重大變化。概括地講，就是科學高度社會化，社會高度科學化。

科學社會化首先是指科學活動的組織形式由個人或集體發(fā)展到了國家規(guī)模乃至國際規(guī)模。如，國際地球物理年計劃、國際太陽峰年計劃、國際核物理與粒子物理研究計劃、人類基因計劃等大型國際計劃與日俱增。科學技術向社會各領域滲透，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日益成為社會生活中行為規(guī)范和價值觀的基礎。隨著微電子技術、通信技術和信息網絡的迅猛發(fā)展，使人們的知識領域不斷擴大，視野日益開闊，生活方式發(fā)生變化，在形成了一些新價值觀念的同時，新的文化心理結構正在建立，科學已成為社會價值觀念發(fā)生變化的根本動力。隨著科學不斷進步，勞動者的文化素養(yǎng)不斷提高，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逐步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觀念。社會的科學化還表現為人類社會發(fā)展更加需要科學的力量。

科學的社會化與社會的科學化對圖書館學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科學論文的國際合作在增加。近年來，在《科學引文索引》（SCI）所統計的期刊上，有一半以上的論文是多個作者的合作研究成果，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國際合作的。同時，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廣泛利用和引用他國的研究成果；其次，科學技術推動圖書館學的發(fā)展。最近，我國科學家研制出目前世界上信息存儲密度最高的納米有機材料，其信息存儲密度高達1014Bit/cm2，信息容量比現有光盤高100萬倍！按照這一密度，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所有信息可存放在一塊方糖大的盤上?？茖W的發(fā)展為圖書館學研究的國際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

2圖書館學的發(fā)展趨向

2.1更加重視知識領域的研究

從未來發(fā)展趨勢看，圖書館學的 “知識域”將包括以下一些研究范疇：（1）知識形式研究。如知識的載體，知識類型，知識的組分，知識的表達手段和方式等；（2）知識集合研究。如知識的組織，知識資源的配置，知識的檢索，知識的優(yōu)控，知識集合的管理，知識集合的社會作用等；（3）知識受眾研究。如知識受眾需求與服務，知識交流與學習機制，知識建構，知識測度等。

2.2學科發(fā)展從細化走向整合

圖書館學經過一定階段的細化發(fā)展之后，就會逐漸向整體化、綜合化方向轉變并呈現一定特點。（1）一些重要前沿課題將吸收眾多學科交叉匯聚一點，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這些課題主要有數字圖書館、網絡資源導航、數字化參考咨詢、知識的人工智能服務、知識學習與知識建構等；（2）圖書館學與其它同族學科（如文獻學、情報學、檔案學）的融合進一步加強；（3）圖書館學內部分支學科將在新的研究角度與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現整合趨勢。如“知識組織”將把傳統的文獻分類學、目錄學、主題法、索引學、檢索語言、工具書研究等眾多分支整合在一起（同時也保持他們的相對獨立性），而“知識發(fā)展”將會把情報分析與預測、文獻計量學、知識測度與評價聯系在一起。

2.3理論、應用發(fā)展并重

圖書館學不僅是促進圖書館發(fā)展的“館內”科學，它也會從“館內”走向“館外”，變成社會人群主動獲取知識的方法論。為此，理論研究將承擔起觀念轉移、原理闡釋的指導任務，而應用研究則將通過實證的探索提供具體的工具與方法。理論研究將通過對真實問題的切入，逐步糾正自身長期以來形成的膚淺化傾向，實用研究也將注重為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原料和動力。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將通過國家重大創(chuàng)新工程或前沿課題進行有機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

3大學圖書館的職能轉變

大學圖書館作為高校的知識倉庫與信息中心，在人才培養(yǎng)與科學研究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知識經濟環(huán)境下，隨著知識載體的電子化、智能化，信息傳輸的全球化、網絡化，給大學圖書館帶來了嚴峻的挑戰(zhàn)。面對類型廣泛、快速便捷的各種信息渠道，面對浩如煙海、形式多樣的文獻信息，面對需求多樣化、最具時代感的讀者群，大學圖書館必須轉變職能。

3.1知識傳播中心，為人的全面發(fā)展供應知識資源

大學圖書館是門類齊全的知識信息服務機構，隨著電子閱覽室、數字化館藏的建立與普及，以及數字圖書服務、網絡信息資源導航等項目的開展，圖書館仍將是廣大校園用戶獲取知識和信息最方便、最經濟的理想場所。大學圖書館作為知識傳播中心，要為人的全面發(fā)展、基本技能與根本素質的提高供應知識資源。知識傳播的功能表現為：實現人類知識成果社會經濟價值橋梁或紐帶作用，提高社會成員知識擁有水平、培養(yǎng)和造就更多的“知識人”、為知識經濟社會創(chuàng)造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

3.2通過知識組織揭示知識體系，提供知識服務

知識發(fā)現、數據挖掘、本體論、語義網絡等信息檢索技術的發(fā)展，令文獻信息檢索服務的“粒度”變得更細，通過信息的析取、鏈接、嵌入和重組來形成恰好符合用戶需要的知識產品成為可能。圖書館通過知識組織揭示知識體系，并完整地提供給教學科研人員，便利他們尋找新知識的生長點，激發(fā)他們知識創(chuàng)新的靈感，促使主觀知識（隱知識）向客觀知識（顯知識）的轉化運動，增加人類知識總量。大學圖書館要通過運用語法、語義、語用等信息序化方法，以及信息的優(yōu)選、濃縮、重新表達等信息優(yōu)化的基本方法，將大量的、分散的、雜亂的信息經過整序、優(yōu)化，形成一個便于有效利用的知識系統，為教師和學生提供所需要的知識服務。

3.3以用戶為中心的知識服務，重在解決個性化需求

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傳播手段，大學圖書館將原有傳統文獻轉化為數字化信息資源，與新購置的數字化信息資源一起進行科學的整合、重組、分類、組織，形成新的數字資源體系。并對網上信息資源進行收集、篩選、加工，建立導航庫、特色庫，即建立虛擬網上資源系統。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定的個性化定制機制形成適應用戶或用戶群組需要的動態(tài)過濾、析取和組合的資源、工具和服務集合，為數字信息用戶構建一個提供個性化知識服務、交流與工作的虛擬空間。［1 ］大學圖書館根據用戶的個性化需求，開展個性化服務。個性化服務是針對特定讀者或用戶需求的專門服務。［2 ］即通過信息定制服務、信息推送服務等“量體裁衣”式的知識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個體的知識需求，從而實現對校園用戶群體知識需求的整體保障，推動大學的知識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

3.4培養(yǎng)用戶的知識能力、利用知識進行創(chuàng)新的能力

在信息時代，每個人每時每刻接受大量的信息，而只有那些知道如何探求知識和利用知識的人，才是國家最有價值的資源。大學圖書館要利用一切有效途徑幫助用戶得到獲取知識的知識，使他們了解數據庫現狀、因特網資源、工具書，懂得知識收集貯存、創(chuàng)新開發(fā)、檢索評價的知識。知識的獲取、內化、利用和創(chuàng)新能力，已經成為個人素質發(fā)展的重要方面。在信息素質教育中，大學圖書館除了以圖書館為基地，開展多種類型的信息素質教育活動外，還可將信息素質培養(yǎng)融合于核心課程的教學之中，由圖書館員、學科專家、任課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設計，使學生的信息體驗不再是孤立地學習傳統的檢索課程，從而提高用戶的知識能力。［3 ］

4大學圖書館建設的拓展

為實現上述職能轉變，須拓展大學圖書館建設，如數字圖書館建設，知識檢索服務，網上咨詢服務，網絡知識整序等。知識經濟和現代信息技術（媒介）為大學圖書館提供了新的發(fā)展環(huán)境。在這種環(huán)境下，大學圖書館必須以網站和主頁為結點為用戶提供知識服務，讀者通過結點與圖書館進而與知識發(fā)生聯系。

4.1數字圖書館的建設

數字圖書館建設是指組織數字化信息及其技術進入圖書館并提供有效服務。［4 ］首先是圖書館書目數據庫的建設，提供本館收藏的中外文圖書、中外文科技期刊、會議記錄、學位論文等文獻的書目信息；其次建立專業(yè)期刊目次，圖書館將訪問網上電子期刊、電子學報、學術論壇等所獲得的專業(yè)期刊的目錄信息存檔收錄，然后向用戶提供期刊目次通報，擴大知識服務范圍、方便學界了解學術動態(tài)。在此基礎上進行數字圖書館建設，將傳統文獻型產品轉化為數字型產品，也就是大學圖書館館藏文獻的數字化。

4.2知識檢索服務

在圖書館主頁上設置檢索界面，包含盡可能多的檢索途徑，便于讀者查詢；設置導航欄目，或以文摘形式報道免費數據庫，進行網絡導航服務。

4.3網上咨詢服務

在圖書館主頁上設立網絡咨詢室，通過電子信箱等方式和讀者聯系，及時了解讀者的需求，聽取讀者的意見或建議，加強與讀者的交流與溝通，及時解決讀者提出的個性化問題，使每個人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特定問題的特定答案或解決方法、途徑等。

4.4網絡知識整序

大學圖書館要根據本校學科要求，有針對性地收集、下載網絡信息，篩選、提煉出其中的知識資源。收集要講究知識的完整性與系統性。將這些資源有序化，進行分類、標引、排序工作，形成全文數據庫或題錄數據庫。網絡信息分類的目的在于分辨信息的知識性并為用戶提供知識服務。大學圖書館應注重元數據的收集與收藏，為分類標引工作做好準備。［5 ］

5結語

在知識經濟環(huán)境下，知識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發(fā)展的網絡化、科學的社會化與社會的科學化等社會發(fā)展因素，對圖書館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研究重點，研究條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同時圖書館學研究的國際合作逐漸加強，圖書館學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共同攜手開展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逐步深化和拓展。受此影響，圖書館學的發(fā)展出現新的趨向：更加重視知識領域的研究；學科發(fā)展從細化走向整合；理論研究與應用開發(fā)并重。

在圖書館學的指導、引領下，大學圖書館必須轉變職能以適應知識經濟環(huán)境的客觀要求：大學圖書館作為知識傳播中心，要為人的全面發(fā)展、基本技能與根本素質的提高供應知識資源；通過知識組織揭示知識體系，提供知識服務；以用戶為中心的知識服務，重在解決個性化需求；培養(yǎng)用戶的知識能力，提高他們獲取知識和內化知識的能力，以及利用知識進行創(chuàng)新的能力。為實現這些職能轉變，要拓展大學圖書館建設，如數字圖書館建設，知識檢索服務，網上咨詢服務，網絡知識整序等。

參考文獻：

［1］孫翌，郭晶.基于博客的高校圖書館學科化知識服務平臺實證研究［J］.圖書與情報，2009，（5）：104-107.

［2］柯平.當代圖書館服務的10個理念［J］.圖書館建設，2006，（4）：1-5.

［3］洪拓夷.高校圖書館用戶信息素質教育組織模式［J］.圖書館建設，2007，（3）：42-45.

［4］黃連慶等.數字信息資源的服務形態(tài)與經營模式［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8，（2）.

篇10

圖書館作為社會公共文化保障體系，必須履行社會責任。自2010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將“圖書館社會責任”作為分會場的主題以來，關于該主題的討論就備受關注。由于“社會責任”這一概念本身定義并無明確界定，因此近兩年關于此主題的研究始終處于定義多元、界限混亂的局面，對國外圖書館履行社會責任的認識也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拔覈鴪D書館界將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含義界定為: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圖書館在社會中需要承擔的有助于解決關乎人類未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一系列非圖書館問題，如經濟、種族、就業(yè)、環(huán)境、戰(zhàn)爭與和平、宗教等社會問題的責任。圖書館承擔社會責任除了是一種自愿行為外，更是一種自覺行為;現代圖書館服務特點使圖書館必將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薄皥D書館并非單純借閱圖書或獲取知識信息的地方，更是滿足人們學習、娛樂、休閑、交流等多種需求的公共空間。”白君禮從圖書館本質的角度解讀了圖書館社會責任:圖書館社會責任與圖書館基本責任都是為了實現圖書館社會價值(利益)最大化，圖書館社會責任也是全面實現圖書館基本責任的保障。針對當前理論界對圖書館社會責任的認識分歧嚴重的事實，蔣永福分析了責任與義務、責任與權利、等諸多概念之間的區(qū)別，界定圖書館社會責任可歸納為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純義務性責任三方面;圖書館社會責任屬于有限責任，應遵循“職責優(yōu)先原則”和“量力而行原則”。洪偉達根據德魯克提出的“組織”概念和目標管理理論，提出圖書館的社會責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包含分內責任與分外責任、積極責任和消極責任。圖書館應該在履行自身基本職能的基礎上，有條件、有選擇地承擔社會責任。宋顯彪從理論研究、對策研究、案例研究等方面入手，提出圖書館社會責任研究應關注中外社會責任比較研究、社會責任與核心業(yè)務的整合以及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含義、底線、內容、激勵機制等方面。于良芝等通過系統梳理和介紹美國圖書館界對社會責任問題的爭論，探討了社會責任之爭的緣起和演進過程，總結圖書館社會責任之爭為圖書館職業(yè)所積累的職業(yè)遺產，從而來促進國內的相關研究。與圖書館社會責任相對應，作為西方圖書館學的核心命題和重要基石之一，圖書館權利直到21世紀以后才在我國受到重視，并成為新世紀以來我國現代圖書館基本理念重建的重要主題領域。21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更是走上了一條呼喚權利時代的道路，在推動我國圖書館理念變革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關于圖書館權利的定義，早在2005年中國圖書館新年峰會中就作了一個簡單的解釋，即:公民通過圖書館這一社會制度，平等地獲取知識信息的權利，其實質是公民平等、自由利用圖書館的權利、免費獲取圖書館資料和服務的權利等。從這一觀點出發(fā)，近兩年專家學者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聲音。屈文認為“圖書館權利”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它是規(guī)定或隱含在與圖書館有關的各種法律、規(guī)定和規(guī)范中的，并實現于其中的種種方式和手段。通過對中、日、美三國圖書館權利的文本分析，他進一步提出對于圖書館權利的系列研究和圖書館權利的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建。針對圖書館權利沖突日益泛化并為學界所關注，曾瑛從微觀視角出發(fā)，指出圖書館權利沖突的實質其實是利益和價值沖突，應采用利益衡量的原則來解決圖書館權利沖突。丘柏林、王本欣、陳立剛、尹培麗等則分別從著作權、信息公開制度、知識產權權利限制、美國的圖書館權利分析等角度展開對圖書館權利的研究。從杭州“乞丐入館案”引起了公眾廣泛關注之事，郭曉敏、馮繼強等指出目前作為圖書館權利主體的公民卻對圖書館權利知之甚少，在“普遍均等”服務理念下，圖書館要保障弱勢群體的圖書館權利，推動權利意識的普及，從而推動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十二五”期間，圖書館如何承擔社會責任、如何行使權利是一個大課題。沿襲世紀之初發(fā)起的新圖書館運動，在正義與公平的社會文化認同機制中，圖書館社會責任逐獲認同，圖書館權利思想獲得傳播。整體來看，近兩年圖書館社會責任和權利的研究開始從實體圖書館擴大到了抽象意義的圖書館及圖書館事業(yè)層面的問題，它將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史上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圖書館學人文和技術

“十一五”期間學界對于信息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成效卓著，而人文與人文精神的討論則貫穿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特別是與其一脈相承的“圖書館精神”的研究，更是深入扎根于中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之中。盡管“人文”與“技術”之爭似乎仍然是近兩年圖書館學發(fā)展進程中繞不開的話題，但學者在理性爭鳴的同時，更多的是將兩者“從對立走向統一”?！皥D書館研究的最大弊端是沒有很好地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人文價值和科學價值的統一，結果僅僅在工具理性和科學價值內部轉圈子”?！皥D書館應用信息技術的歷史早已表明，信息技術從來就不是與圖書館人文理念相沖突的東西，相反，信息技術一直在幫助圖書館實現其人文理想，采用新技術的服務比手工服務更加體現人文關懷?！眱α鹘苷J為圖書館學面臨的當代境遇的根本原因不是科學理性精神的缺乏，而是圖書館學術傳統中技術理性畸形的單向度發(fā)展，對技術理性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了理性的批判。傅榮賢在文化觀視野上，從技術維度角度指出，所有的工具技術都體現了人的目標、意義和價值。圖書館要促進人與文化的雙重建構，圖書館學則要揭示雙重建構原理和可能路徑?！凹夹g本身就包含人文特性。從技術的產生看，它是人文追求的目標之一;從技術的影響看，技術產生后會改變人類的生存環(huán)境;技術與人文不是兩種事物，而是一個?！标惉撝赋鲭m然“技術”與“人文”之爭是現代社會背景性的問題，但二者不足以構成絕對的對立關系。技術是圖書館實現現代轉型的重要工具，人們對其有更多的關注、重視和投入，這種不均衡的發(fā)展才是導致二者之爭的根本原因。王雯琦提出構建人文技術，技術發(fā)展有利于圖書館人實現人文理想。人文與技術的整合，是社會信息環(huán)境下滿足人及人類發(fā)展需要的必然選擇。圖書館作為人類社會知識寶庫，具有源遠流長的人文傳統;而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技術變革研究開始影響理論圖書館學研究，一度使技術由手段變成了目的，甚至使作為目的的人文相形黯然，并逐步使人文技術之爭升級。從近兩年的研究成果分析，學界已經認識技術與人文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人文追求給了人類前進的永恒動力，而新技術對圖書館學研究產生的持續(xù)影響也有目共睹。當然，要實現人文與技術的完美融合，還需要幾代學人的共同努力。

三、圖書館學體系

學科體系的研究，既是圖書館學系統內在聯系的綜合反映，也是圖書館學研究的終極走向。傳統的圖書館學體系結構劃分主要有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三(理論圖書館學、專門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四(普通圖書館學、專門圖書館學比較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分的局面。長期以來，這種劃分由于基本概念混亂、缺乏邏輯性等固有弊端而面臨質疑。隨著21世紀網絡環(huán)境的日益改善，圖書館學體系朝著深度分化、邊緣綜合、層次拓展、日趨完善和趨向統一的方向發(fā)展，現實中理論框架體系落后于實踐發(fā)展的問題日益明顯。圖書館學和傳統圖書館學是否已然斷裂?傳統的學科體系面臨著重構與繼承的兩難選擇。孫玲玲、楊文祥分三個階段對1979－2010年間中國圖書館學理論體系研究進行了歸納和述評，在對每一個階段代表性觀點進行簡要論述的基礎上，重點對其中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總體評析。文章觀點清晰，是近期圖書館學理論體系研究的重要成果。張愛桃認為隨著人文圖書館學、制度圖書館學和技術圖書館學的逐漸成熟，圖書館學層次性日漸明顯，學界要注意營造多元化的學術氛圍，但必須尊重理論與應用的各自特征。王宏鑫提出基于學科論的圖書館學學科體系包括著作體系和教材體系，兩者都是沿著研究者認識邏輯展開而形成的有著嚴密邏輯范疇的理論體系，但是教材體系是建立在著作體系之上的。陳大輝則提出以阮岡納贊的圖書館學五定律構筑公理化圖書館學體系:以“文獻信息是為了用的”為公理，得到推論一“人人享有利用文獻信息的平等權利”和推論二“在文獻信息的采集、組織、保存、傳播與利用活動中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并以此為框架，總結圖書館學的三個特征。張梅等提出構建“圖書館應用知識學”;熊偉提出了要建立一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體系”，從而把圖書館學真正推向成熟階段。構建現念的圖書館學體系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圖書館作為民主政治中保障公民文化信息權利的重要機構，其學科體系的內容和范疇還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而由于學科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加之信息技術對圖書館學的沖擊，圖書館學的學科整體建設將仍有很長一段路程需要邁過。

四、圖書館學方法論

對圖書館學理論研究途徑的再探索是規(guī)范圖書館學研究和完善學科理論的重要保障。與當前圖書館學研究內容不斷擴展相呼應，近兩年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理論視野開闊，在延續(xù)以往研究方法的同時也繁衍了新型的研究理論，且研究方法不斷豐富，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對圖書館學方法論的認識，以劉偉的兩篇評述尤為突出。作者通過對21世紀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體系發(fā)展軌跡的梳理，指出現有的層次論、過程論、三維論等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體系已不適應圖書館學理論發(fā)展的需要，并提出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體系應分為思維方法、實證法、現代科學方法、專門研究法體系。梁燦興提出哲學能給具體學科提供的主要是跟價值觀有關的認識框架，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習慣將哲學歸入方法論中，于理不通。邱景華從哲學層面，指出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位一體，知識論從屬認識論，在圖書情報學理論研究進程中，知識論比方法論更重要，方法論向知識論轉移。傅正以“層次說”作為評論的起點，指出近十年我國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局限;認為“圖書館學方法論”的提法欠妥，應統稱“圖書館學研究法”，可分為“圖書館理論研究法”與“圖書館工作方法”。劉思楊對近五年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進行分析，指出“重視定量分析，忽視定性分析”、“不善于借鑒其他學科方法”等現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對于圖書館研究方法的選擇。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圖書館學專屬方法是目前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三個層次。經過新世紀十年的長足發(fā)展，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進入了理性的反思階段，從經驗描述到批判、詮釋與實證，盡管仍眾說紛紜，但隨著實證圖書館學成為學界的一種自覺意識，實證研究方法的使用及規(guī)范也成為近兩年的研究熱點。徐建華等認為，規(guī)范化實證研究是圖書館學科走出困境、整體提升與發(fā)展的一條重要路徑;強調目前圖書館學領域中實證研究缺乏，大規(guī)模推行規(guī)范化實證研究的時機業(yè)已成熟。葉飛提出實證主義的認識論，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對象外以客觀中立的價值標準來觀察與描述研究對象。魏輔軼認為實證研究的缺失并不是實證研究本身出了問題，根源不在實證的數量或方法，理論與實證是科學研究中互相聯系的兩個階段，只是在科學研究中研究的起點不同而已。付雅慧則針對實證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過度推崇實證研究將導致的弊端;認為圖書館學研究應從方法一元論走向方法多元論，從方法專制走向方法民主。鄭學軍認為實證方法只是探索了利用社會科學方法解決圖書館學研究科學化的問題，決不是圖書館學研究的唯一出路。圖書館學研究的科學化應從實用主義的科學方法上尋找路徑。圖書館學方法論既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熱點，也是難點，長期以來，思辨研究和規(guī)范性范式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中都占據重要位置。如前所述，近兩年實證研究的論文數量保持了穩(wěn)定增長，但總體上還是比較薄弱?？茖W的圖書館學方法論是指導圖書館實踐的重要保障。作為一門專業(yè)性較強的學科，圖書館學方法論應該在方法多元和方法民主的思想指導下，不斷學習、借鑒和吸收信息科學、實證哲學和計算機科學等相關學科先進的研究方法，才能為圖書館學研究構筑開放和科學的方法論。

五、圖書館職業(y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