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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傳遞的文化使命。中國當代史雖然歷時不久，但期間所發(fā)生的社會變遷，卻是“三千年未有”的大格局。置身在這個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的人們，所經(jīng)歷的人生起落之大，悲喜情感之強，具是后人難以想象和體會的；同時，由于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歷史，歷史場景變動頻繁，過程激烈，也不免會給后人留下許多空白。所以，中國當代史的存史活動極為重要。

當代人要寫當代史，首推應是回憶錄的寫作。作為歷史的當事人，將親身經(jīng)歷的歷史，所見所聞的人與事，所感所受的情與理，以回憶錄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是豐富我們民族記憶的極有意義的事情。每個歷史的經(jīng)歷者都有為后人存史的道德責任。

回憶錄的寫作，有“公撰”、“私撰”兩種?！肮笔怯薪M織的集體寫作方式。撰者一人的敘述，有一班人馬幫助記錄整理，查找核對資料，分頭撰寫成章。因是組織行為，資金寬裕，檔案材料使用比較方便，在事件敘述上具有原始資料的權威性，同時敘述方式上最講政治，也比較拘謹。但這類回憶錄，忌諱最多。一旦牽扯到事主的歷史作為，則都是相當敏感的，往往不免隱惡揚善，文過飾非，挾加私筆。這是讀者不得不格外留心的地方。

“私撰”完全是個人化的寫作。因是撰者親歷親為，文責自負，忌憚較少，思想放得較開。而且因為所述之事，情感真切，印象深刻，可以提供具體的細節(jié)，所以在敘述上多是以情節(jié)生動、描寫細膩見長。坊間流傳熱銷，多為此類。但由于當事人缺乏原始資料的參考，記憶的錯訛之處在所難免，且個人寫作動機各異，表達能力高下不同，所以質量差距很大，存史的價值高低有天壤之別。

存史首先須有歷史的公器意識。各種回憶錄中，作者的撰寫動機如何，直接決定其存史的價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后名的回憶錄，功利性極強，涉及歷史必然是曲筆，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關的幾部書對照起來看，當下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諸多矛盾，遑論后世人們還會自有公論。所以，這種個人功利目的性極強的回憶錄，并不能承擔傳世的歷史價值，日后隨著社會生活透明度的不斷提高，公共話語范圍的不斷擴大，必然最終是要淡出的。

回憶錄畢竟是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存史方式。即使是從對歷史負責的愿望出發(fā)，作者也會有意無意地出現(xiàn)撰述的誤區(qū)，仍會有涉及人事上的避諱之處和對自己當時言行的撇清之舉。歷史的大關節(jié)處清楚，未必在小關節(jié)上也清楚。這種事情在回憶錄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一些文情并茂、真實可信的佳品，也是在所難免。韋君宜的《思痛錄》，是筆者認為近年來寫得最好的回憶錄之一，但個別細節(jié)也有不實之處。書中所述1943年的搶救運動中，“李銳和范元甄、黃華和王龍寶、魏東明和馮蘭瑞”三對夫婦因運動離異。馮蘭瑞最近著文說，這三樁家庭變故，恰恰全不是因為運動，而都另有隱情。由此可見，求真不易，存史亦難。就回憶錄而言，要如實地記錄自己，坦露一生心路歷程，這是把自己放到一個公共的手術臺上，當眾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是不易。像盧梭《懺悔錄》那樣，具有嚴酷的靈魂拷問能力的大徹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幾許？

平心而論，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多少都會有當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這種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們對曾經(jīng)歷過的尷尬事，為擺脫懊惱和懺悔的長期煎熬，求得心里的安寧，是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相對合理性的解釋的。差別僅僅在于，這種自我合理化產(chǎn)生的撰述誤區(qū)，是有心為之，還是無心為之。有心為之，長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會把謊言當作事實。無心為之，能夠在事實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夠在真假美丑的邊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線。所以在存史中出現(xiàn)誤差時，兩者的態(tài)度判若云泥。

在回憶錄中表現(xiàn)出來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觀上有自我解脫的需要，在客觀上有著時過境遷的記憶誤差。從橫的方面看，我們所經(jīng)歷的歷史現(xiàn)場，都是整體過程中的一個斷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體事件和個別情節(jié)，所以在回憶往事之中還必須具有一種歷史整合的能力，否則我們個體記憶的歷史印象是支離破碎的。從縱的方面看，隨著我們時代的發(fā)展，社會的價值體系已經(jīng)與過去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是非評價標準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這些變化隨著我們的生活同步發(fā)生，在改變我們頭腦中思想觀念的同時也往往會改變著我們的歷史記憶方式，把現(xiàn)在的合理性移植到過去的合理性上，產(chǎn)生一種“合理”的歷史遺忘。因此，能否以現(xiàn)在的認識高度，重新回到當時的語境中反省事實，也是維護歷史真實性，客觀記錄歷史的思想能力。

撰寫回憶錄，是一項恢復歷史記憶的工作，需要對歷史負責，不能虛飾，不能挾私。不僅需要有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和審視他人的客觀態(tài)度，還需要借助當時的日記、筆記和文件等原始資料恢復歷史的記憶，特別是需要有其他歷史當事人的交流、印證和相互補充。例如周海嬰回憶說，1957年在上海，曾回答知識界朋友提出的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問題。學界立刻有人對此事提出質疑。隨后又有黃宗英等人證實確有其事。這種“質疑——詢證”的往復過程，其實并不帶來難堪，而恰好是還原歷史本然的要求，體現(xiàn)了探求真實的科學精神。當然，許多史實或許經(jīng)過這樣的過程仍難求證，但是經(jīng)過這樣的過程人們一定會向真實又靠近一步?？梢赃@樣說，人們的個體回憶都是不可避免地有著記憶上的誤差，但如果在啟發(fā)大家共同回憶的群言環(huán)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這個誤差。

在歷史研究中，一向有“孤證不立”的老話，需要旁征博引以求真實。從存史的意義上說，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小人物的回憶錄；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憶錄。從存史的價值上說，既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事廢人。無論是出于自我標榜的需要，還是出于自我辯解的需要，其主觀動機如何，并無大礙。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將自己經(jīng)歷的歷史寫出來。只要能夠公之于眾，公眾自會有鑒別能力。史學一途，本是公器。各種類型的回憶錄越多，對校正歷史記憶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在存史的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每個人的回憶都是客觀、公正和準確的。實際上人們記憶上有意無意的疏漏、訛誤，是回憶錄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只要大家都能參與到存史過程中去，個體記憶上的錯訛就會最大可能地得到矯正。

對復原歷史的活動而言，不怕眾說紛紜的嘈雜，只怕“輿論一律”的孤鳴；不怕百家爭鳴的質疑，就怕鴉雀無聲的寂靜；不怕百花齊放的繁蕪，就怕一花獨放的單調；不怕當事人的回憶出錯，就怕連出錯的回憶錄都沒有了。歷史的經(jīng)歷者，特別是經(jīng)歷過一些重大歷史現(xiàn)場中碩果僅存的當事者和知情人，無論是為了對自己有所交代，還是為了對世人、對后人有所交代，都不應帶走一段歷史，而應有更為積極的存史態(tài)度。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對回憶錄的撰寫態(tài)度上，有些歷史當事人并不太積極，甚至多有顧忌。主要有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怕揭傷疤。已經(jīng)愈合的傷疤不愿再觸動，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擔不了回憶過去的沉重，只想靜靜地安度晚年；一種是怕影響不好。事情已經(jīng)過去了，再翻出“舊賬”會刺激一些當事人，擔心會產(chǎn)生不好影響，不如安于現(xiàn)狀。

在當代人要寫當代史的問題上，筆者非常贊賞閻長貴先生的態(tài)度。閻先生是一位曾在中央核心部門工作過的老同志，很有歷史責任感，退休以后筆耕不輟，寫了許多研究中國當代史的文章著述。他給筆者論及當代史的存史問題，講了一番道理，非常精辟，可謂經(jīng)典。他說：“中國有‘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說法，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評價當代人和當代事件來說，當代人往往難做到客觀、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來說，非當代人、當事人或親歷者做不到。就現(xiàn)有的很多回憶錄中的一些事實，其正確，其錯誤，或不足，非當事者、親歷者誰能甄別、分辨？也正因為這樣，應該動員和組織更多的當事人、親歷者寫回憶錄。當然，就當事人、親歷者來說，這也是一種歷史責任、歷史覺悟?！?/p>

閻先生的話是覺者之言，揭示了當代史研究的一個學術規(guī)律。我們看國外史學領域的發(fā)展，凡是當代史研究開展得比較好的，有學術傳統(tǒng)的國家和地區(qū)，都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情況比較開展，回憶錄出版比較多的地方。在歷史的見證人都還健在之時，歷史的當事人、親歷者就能坦率地寫出自己的回憶錄，接受公眾的審視批評，這是很難挾加曲筆的。這才是常態(tài)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才不會再讓歷史背負本不屬于它的政治包袱，不會附加上其他別的其他符號，能夠保持本來面目的客觀和公正。所以，莫道存史的過程只是回憶過去，回憶過去也是在開拓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