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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視教化，以身作則

儒家歷來倡導以德為主、以刑為輔的治政策略，即道德教化在先、刑罰懲治在后，然后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被歷代統(tǒng)治者奉為圭臬。清代也不例外?？滴醯壑I群臣曰：“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苯袒强滴醯塾麑崿F(xiàn)其“至治之世”的重要法寶。大學士張英也認為：“治世之本，教化為尚”，“有教化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國有與立?！卑呀袒嵘饺瞬排d與國家立，即治理天下的根本“大務(wù)”的高度。

江蘇督撫認真貫徹了皇帝重視教化的政策，并且能以身作則。他們懂得“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的道理，即“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督撫清正廉明，才能表率官民，成為官民效仿的楷模?？滴踔衅冢瑑山偠接诔升堥_啟了江蘇督撫為官清廉勤政的風尚。上任伊始，他就鄭重聲明：“本部院下車清介自持，誓不受屬員一毫饋送?！惫?，終兩江之任，于成龍苞苴盡絕，廉潔自奉，“堅守夙操，無間初終?！倍救恕翱喙?jié)自厲”，幾十年如一日，“日惟以粗糲蔬食自給。”其倡導清廉、儉樸之風尚，在江南士民中引起很大震動，“居數(shù)月，政化大行?！弊浜蟊豢滴醯鄯Q贊為：“居官清正，實天下廉吏第一?！庇诔升堈郝蕦伲鸬搅恕安萆现L必偃”的效果。

在于成龍的倡率下，江蘇督撫大多能做到清廉公正，這在清代官風不正、貪污案迭出的官場中是一道亮麗的風景。江蘇巡撫湯斌是又一杰出代表。在他就任前陛辭時，康熙帝諄諄告誡他：“居官以正風俗為先?！钡秩我院?，湯斌牢記皇帝的教誨，重視教化，努力移風易俗。他在治政中，堅持“以詩書禮樂為教，孜孜以人才、風化為先”。圍繞著這一中心，他了很多告諭，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行政措施，嚴禁舊俗陋習，倡導新的社會風尚。可以看出，湯斌“欲用禁倡破立之法，實行教化，端正人心，樹立以儒家學派為正統(tǒng)意識的社會新風尚”。就如他所說：“圣賢語治不過教，以田里樹畜，申以孝弟禮讓，遂至比屋可封，刑罰可措者。”這是他提出的“教養(yǎng)二字，王道之本”的最好詮釋。君臣對教化的重視，如出一轍。當然，湯斌的楷模作用也不可小覷，他告諭官民：自己上任伊始，即“誓之關(guān)帝神前，斷絕交游，不畏強御，受賄狗情，神明殛之”。申明了嚴禁饋遺、整肅吏治從自己做起的決心。而他本人生活簡樸，清廉自持，日日以野菜和豆羹為食，民間稱之為“豆腐湯”，“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痹跍笾匾暯袒捅砺手?，“政化大行，民皆悅服”，當內(nèi)遷為禮部尚書時，吳民數(shù)萬人遮道焚香送別，罷市三日。湯斌治蘇盡管只有短短兩年，但成效顯著，這與他力行教化無疑是緊密相關(guān)的。

清代江蘇督撫有作為者，代不乏人，張伯行、尹繼善、徐士林、陳宏謀、林則徐等，都懂得治政“莫亟于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因此，他們在江蘇任上，都能依據(jù)吳地吏治民風的實際情形，“以教化為己任”，嚴懲貪墨，褒揚忠節(jié)，興建書院，講解鄉(xiāng)約，禁止陋俗，提倡節(jié)儉，轉(zhuǎn)移風俗，并能以自身清廉奉公作表率，以至風俗丕變，教化大行。

二、倡舉鄉(xiāng)約，旌善懲惡

鄉(xiāng)約，原是指鄉(xiāng)村、城坊的民眾以淳樸風俗、弭盜安里為宗旨自發(fā)訂立的公共契約，濫觴于北宋呂大均所創(chuàng)的《藍田呂氏鄉(xiāng)約》。鄉(xiāng)約條規(guī)遵奉儒家倫理道德，勸善糾惡，由民眾共同遵守，是一種自發(fā)的民間行為。明初朱元璋頒布《圣訓六諭》作為教化萬民的大綱，地方官以此為指導，參照《呂氏鄉(xiāng)約》，制定各地的鄉(xiāng)約，并擇民宣講。鄉(xiāng)約遂成為社會教化的一種重要形式。清代不但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的教化形式，更已衍變?yōu)楣俜降男袨?。清廷?guī)定：“凡直省州縣鄉(xiāng)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設(shè)立講約處所，揀選老成者一人，以為約正，再擇樸實謹守者三四人，以為直月。每月朔望，齊集耆老人等，宣讀《圣諭廣訓》、欽定律條，務(wù)令明白講解，家喻戶曉?！边@是用行政命令在全國普遍建立起鄉(xiāng)約制度。

鄉(xiāng)約制度被清代統(tǒng)治者視為對全國百姓實施教化的一種重要形式，其方法是通過地方講約來貫徹實施。講約設(shè)有約處所，由約正、約副在“鄉(xiāng)約所任事”，每月朔(初一)望(十五)，齊集百姓，宣講上諭。上諭是由皇帝親自制定并頒布的，主要有順治九年(1652)的“欽頒六諭”、康熙九年(1670)的“上諭十六條”，以及雍正二年(1724)頒布的《圣諭廣訓》?！妒ブI廣訓》頒布之后，便成為各州縣講約的規(guī)定范本，直至清末。這些上諭，皆宣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勸說百姓安分守法，各務(wù)本業(yè)，以使“孝愈求孝，忠愈求忠，風俗、人心日益醇厚”。一般而言，鄉(xiāng)約主要由地方州縣官勸率舉行，每月朔望他們還要親自登臺講解上諭，這一條還被納入官員的考成?？滴鯐r“舉州縣卓異，俱開本官每月朔望，講宣《上諭十六條》”；乾隆初督撫薦舉屬吏，首先也要看宣講《圣諭廣訓》的情況。

州縣官能否力行鄉(xiāng)約，關(guān)系到地方風俗的淳樸與否、治安的好壞，這全賴督撫的倡舉和督率。所以，江蘇巡撫湯斌一上任，就“舉行鄉(xiāng)約以善風俗告諭”，要求州縣官吏舉行鄉(xiāng)約，“定期每月朔望，會集士民于公所，其鄉(xiāng)鎮(zhèn)等處各擇一空闊祠宇，選年高有德為鄉(xiāng)人所重者，敬謹講說，務(wù)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動?！眱山偠接诔升埳先魏?，也“弭盜安民條約”，其中即有“講鄉(xiāng)約”一條，要求州縣官吏“務(wù)于每月朔望，躬詣明倫堂，督率教官，齊集諸生及父老子弟人等，將上諭一十六條內(nèi)，教孝勸忠、和鄰睦族、勤學務(wù)本、守法奉公等事宜，逐條詳繹宣揚，婉轉(zhuǎn)勸導，切實奉行”。安徽省太平府繁昌縣知縣梁延年用淺顯生動的語言，對康熙的“上諭十六條”逐條進行簡單釋義，并附以歷代的史實作例解，配上圖畫，輯為《圣諭像解》一書，竭力宣講，使合邑婦孺皆知。兩江總督遂將其事跡奏報皇帝，受到康熙帝的嘉獎。因而，州縣官吏如對鄉(xiāng)約“勸率有方，風淳俗美，闔境全無邪僻匪類者”，該管督撫察實后，即可得到舉薦；反之，如地方官不實力奉行，督撫則可以據(jù)實參處。直至清末，清廷仍要求“各直省督撫、學政，督飭地方暨教職各官，隨時宣講”。

“講讀上諭之后，兼行糾勸之法?！币簿褪钦f，鄉(xiāng)約中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便是旌善懲惡，這也是統(tǒng)治者講求鄉(xiāng)約的最終目的。每逢宣講上諭之后，由約講會同里長、里老、鄉(xiāng)耆、紳衿以及聽講的鄉(xiāng)民共同舉善糾惡，凡有淳良孝友、和睦鄉(xiāng)里、力田崇儉、樂善好施、急公息訟等善舉，皆由約講記載在紅面頁的勸善簿里，“或給匾額，或當眾稱許，或量賞銀米，或給帖免差，或詳請優(yōu)獎，以示風勵”；凡有忤逆不孝、賭博行竊、欺凌斗毆、邪教惑民等惡舉，也由約講記載在黑面頁的糾惡簿里，“即傳來嚴切警戒”，使觀者知警。如作惡多端者，則須開其劣跡，投報州縣，并拘捕示眾，書其所為榜于其門，待其悔過自新，方可去之。

通過地方講約，兼行旌善糾惡之法，“使民聞圣主之言，感道德之教而咸化于善；使民知朝廷之意、明善惡之辨，而總歸于仁。”也就是要使封建統(tǒng)治者所提出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和要求為全國民眾所接受，并內(nèi)化為一種自覺的行動，從而達到正人心，厚風俗，家家衣食豐足，地方秩序安定的目的?？傊班l(xiāng)約行，則一鄉(xiāng)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p>

三、告諭，轉(zhuǎn)移風俗

古人治理一方之政事，必“先采風俗而后進”，“因一方民風土俗之所便而與之委蛇，而后為宜民之政也?！币蚨?，地方官蒞任，必幾條“告諭”，以整頓其風俗，而后著手理其政事，“修其教而齊，其政治理之權(quán)衡也?！彼^告諭，亦稱告示、示稿、條約等，指地方官對所屬官吏或百姓有所宣告時，、張貼于衙門前壁或其它場所的一種公文，或為激勸，或為禁令，告誡官民務(wù)必遵守。無論是作為封疆大吏的總督或巡撫的蒞任，還是“為民父母”之州縣新官的上任，都會一些告諭，亦即燒上三把火，振刷一下吏治，整理一下民風民俗，以示新官的到任。

也許大部分地方官員上任的告諭不過是例行公事，裝飾門面，走走過場而已。但在江蘇，一些督撫并非這樣，而是“令期于必行。因為，江蘇雖“地號繁盛”，“吳中人士文章藻麗為天下冠”，然風俗奢靡，浮華相尚，如清人汪琬之所言：“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jié)，又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游山水間以為常?！鄙醵B康熙帝都說：“江蘇風俗奢侈浮華。”很多江蘇督撫下車伊始，必先整頓奢靡淫亂之風，以期廣施教化，轉(zhuǎn)移風俗。湯斌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一到江南，他就了一系列整頓風俗的告諭。如針對吳地奢靡之風，“嚴禁奢靡告諭”，嚴令：自后“胥隸娼優(yōu)，概不許著花緞、貂帽、緞靴”，“尋常宴會不過五簋，酒船伎樂、高果看席，及喪殯戲樂，概行禁止。如敢故犯，該地方官嚴拿究懲”；又有“禁賽會演戲告諭”、“禁龍舟告諭”，嚴禁城鄉(xiāng)舉辦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以及端午節(jié)龍舟競渡等，以免徒勞無益之費。對于社會上其它一些不良風俗，湯斌連續(xù)了另一些告諭，如“嚴禁婦女入寺燃身以正風化告諭”、“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諭”，等等，規(guī)定：婦女禁止游觀，僧道及地棍無賴引誘者處罰；不得聚眾賭博，如有不法之徒開設(shè)賭場，以及私造紙牌偷偷發(fā)賣，鄰居、保甲人員等可以協(xié)力擒拿，按律從重治罪；提倡刊刻十三經(jīng)、二十一史、《通鑒綱目》及性理等書，嚴禁坊間私刻淫詞小說、戲曲；厲行禁止火葬以及棺槨久不埋葬，令下之后，一年中報葬者三萬余棺。蘇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據(jù)說有求則靈，遠近之人虔誠信奉，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睖笳J定此祠“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于是親蒞該地，拆毀該祠，將“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并將所拆木材用以修理學宮、城垣。毀“淫祠”事件，與上述嚴禁舊俗陋習一樣，本為江蘇地方轉(zhuǎn)移風俗之事，憑藉巡撫職權(quán)，禁止告諭即能力行，然湯斌深知民間信仰根深蒂固，非地方官一時舉措即能奏效，且擔心自己一旦去職必又死灰復燃，特奏請康熙帝“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并將此事在全國推行。湯斌用皇權(quán)的威嚴達到了永禁“淫祠”的目的，這是其“移風易俗行政的重要一環(huán)”，從而為他倡導新風、革除其它陋俗鋪平了道路。當時江南因長期遭受重賦壓榨和水旱侵襲，湯斌認識到民力凋敝，教化不易實行，于是連疏奏請改并征為分年帶征蘇松積欠，豁免遭受水災(zāi)的淮揚徐諸州縣田賦，蠲免明萬歷時歷次所加的九厘銀等等。在湯斌的倡導和厲禁下，“風俗大變”。而后繼者如張伯行、徐士林等都是湯斌式的人物，他們在蘇州任上，所作所為與湯斌頗為相似，“可謂湯斌的繼任者。”

更有甚者，如兩江總督于成龍，剛被任命，“即已廉得陋習數(shù)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要求所屬官民革除。而江南聞于成龍簡命，“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甚至“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游樂之地，一旦闃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還未上任，江蘇境內(nèi)風俗已大有改觀。一到任上，于成龍就了一些整頓社會風尚的告諭，如“興利除弊條約”、“弭盜安民條約”、“勸令節(jié)費諭”及“勸民節(jié)儉歌”等，懲刁頑，抑濫差、濫收，禁苞苴，革加派，禁奢侈，勸節(jié)儉等，數(shù)月之間，“政化大行。”可見，于成龍那種嚴懲不法，清廉節(jié)儉，實心愛民，政令必行，從而被康熙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形象已深入全國民眾之心，也深深影響到兩江地區(qū)，為他到任后轉(zhuǎn)變風俗、治理政事提供了有利條件。又如趙弘恩，雍、乾之際任職兩江總督，操守清廉，實力為公，后人把他任職督撫時的公文匯編為《玉華集》，其中有《兩江示稿》計47道，這就是他任職江督三年四個月中對兩江官民的告諭，藉此也可以觀察到他是如何廣施教化，整飭社會風俗，安定地方秩序的。

湯斌、于成龍、趙弘恩如此，作為清王朝財賦“要區(qū)”的封疆大吏，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們也大都如此?！帮L俗美，為政者之教化行矣?！彼麄冾l繁告諭，懲治不法，禁止陋俗，激勸新風，以此轉(zhuǎn)移風俗，努力形成官民的自覺行動，以收教化之效。

四、重視學校教育，化導士子

“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于軌物者也。”通過學校講授儒家經(jīng)典，對士子進行儒家倫理教育，實施封建教化，從而把他們的思想控制在封建綱常范圍之內(nèi)，達到所謂“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禮而恥犯法”的目的，最終都能安分順從地接受清王朝的統(tǒng)治。因此，江蘇督撫非常重視學校教育，而且這也是他們在地方的一項重要職責，“封疆大員并有化導士子之職?！?/p>

江蘇省學校由各府州縣設(shè)立，分為府學、州學和縣學，是實施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場所，教育體系完備，稱為官學。士子們在這里埋首苦讀，為參加各級科舉考試作準備。督撫任職后，對轄區(qū)的官學多能留心整飭。如江寧府學，順治九年(1652)，由第一任兩江總督馬國柱題請明代南京國子監(jiān)就其地改建為江寧府學，并進行了整修，仍支學田租銀以供祀事，得到允準；以后的數(shù)十年間，兩江總督郎廷佐、于成龍等又相繼重修；至雍正十三年(1735)，兩江總督趙宏恩又捐資二千五百兩用于修治房屋，延聘學者，整修祭器、樂器，府學諸生則捐銀一千三百兩，“存典生息，歲時灑掃”，以歷久遠而生生不息。而蘇州府學，自順治十二年(1655)江蘇巡撫張中元率屬修葺后，幾乎每一任巡撫都會對它進行修治。官學中，教官必須“文義明通”，方可訓誨士子，選拔優(yōu)秀，亦須秉公至當。但一部分教官“不諳文義”，更有甚者則涉私作弊，為此，督撫需會同專管文教的學政對所屬教官不時進行考試，前三等“給憑赴任”，四、五等解任，學習三年后經(jīng)考試合格再任職，六等“革職”。同時，督撫還要定期到官學課士，或課以經(jīng)史，或課以詩賦，優(yōu)者褒獎，以此勸勉士子，宣揚教化，使社會形成重教向?qū)W之風尚。

清初，沿明之制，要求各地設(shè)置社學和義學，主要對貧苦孩童進行啟蒙教育，專以“養(yǎng)蒙育德”。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下令由官府撥款在各省會創(chuàng)置書院。嗣后，各府、州、縣也相繼設(shè)立書院。江蘇私學較為發(fā)達，固然與本省經(jīng)濟發(fā)達及重教興學的傳統(tǒng)有關(guān)，更與督撫的重視密不可分。如湯斌非常重視“興學育才”，要求蘇州城“內(nèi)外及鄉(xiāng)區(qū)村鎮(zhèn)大約二十家以上者，設(shè)社學一處”，供八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本鄉(xiāng)子弟入學學習，如“家貧無資者，該府州縣量為設(shè)處廩谷，本院亦捐俸相助。丁日昌撫吳時，不但制定了完善的“社學章程”，還要求所屬地方各縣須創(chuàng)辦社學不少于四所，以城鎮(zhèn)館所或廟宇為教學場所，并且自己也帶頭捐廉俸辦學。江蘇督撫對書院的恢復和創(chuàng)辦貢獻尤多。雍正二年(1724)，總督查弼納在江寧府創(chuàng)建鐘山書院，在全省選拔秀異士子入學讀書，月給膏火，延聘經(jīng)明行修之師講授，雍正帝還親書“敦崇實學”扁額賜之；十一年(1733)，雍正帝又賜庫銀一千兩重加修葺。道光十八年(1838)，總督陶澍又在江寧盋山園建惜陰書院，并自捐養(yǎng)廉銀一萬兩，“發(fā)典生息”，作為士子讀書之資。但這兩個書院同治年間都遭兵火焚毀，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兵亂后的各項急務(wù)中，先命建鐘山書院，后繼者李鴻章又重建惜陰書院，并以后湖租銀、典商生息、淮鹽引捐等為支出經(jīng)費。光緒初年，總督沈葆楨籌增兩書院常年經(jīng)費，“?？畈⑥k?！倍谔K州府，兩江總督范承勛首先修整了文正書院，尤在其門外建“先憂后樂”石坊；巡撫湯斌也捐俸重修了鶴山書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巡撫張伯行又擇地創(chuàng)建紫陽書院；到嘉慶十年(1805)，兩江總督鐵保、江蘇巡撫汪志伊還創(chuàng)建了正誼書院，都崇祀朱子，講明正學。江蘇書院大都傳授程朱理學，并對士子課以八股文，由此，書院事實上已成為科舉考試的預(yù)備學校，被納入了官學化的軌道。督撫除聘請有一定聲望、學術(shù)造詣較高的學者擔當掌院的山長外，并親自制定書院規(guī)條，要求士子先要勵志、立品，然后勤學業(yè)、窮經(jīng)史，達到培育人材、興行教化的目的。

一些江蘇督撫利用公事余暇，親自去官學或書院講學。如湯斌到蘇州府學“定期講學于堂，諸生執(zhí)經(jīng)問業(yè)，遠近咸集”；張伯行則每月三四次親至書院講學，與諸士子反復討論朱、陸之異同，雖或議論不合，然言厲而色和，以至士子有圣人再現(xiàn)之感嘆。兩江總督德沛歷官一地，“務(wù)立書院，聚徒講學”，亦常到儒學，“講《大學》，橋門俯聽者千余人，皆悅服?！彼缫^善、陶澍等更常至書院講學，并定期與士子作文、賦詩，廣納才彥俊士。

江蘇督撫重視學校教育，大多自捐廉俸，或整飭官學，或倡辦私學。他們還在公事之暇親至學校，或傳授程朱理學，或褒獎優(yōu)異學子。凡此種種，都是為了扶植士類，宣揚教化，使社會形成重教向?qū)W的風尚，正所謂“圣道明而后人心正，人心正而后風俗美”，以“庠序之教化”，收“表率民俗”之效。這就大大推動了江蘇地區(qū)文教事業(yè)的發(fā)展。

江蘇督撫對社會的教化措施，以上數(shù)條僅僅是較為重要者而已，當然還有其它一些措施，如重視鄉(xiāng)飲酒禮，提倡用宗族力量教化族人，等等。可以說，大部分江蘇督撫都能重視教化，不但能以身作則，而且能采取上述種種措施，身體力行，悉心關(guān)注，孜孜求治。在他們?nèi)温毱陂g，民風返樸還淳，社會比較安定，百姓生活較有保障。然而，這些督撫實行的措施也許能收效于一時，卻不能收效于久遠，現(xiàn)實離他們努力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于成龍、湯斌等先后都不遺余力地大興教化，然而他們離任后又是故態(tài)復萌，而且?guī)缀趺恳蝗味綋岫紩娬{(diào)興行教化的重要性，可見這一問題始終嚴重存在。這跟教化的性質(zhì)有關(guān)，任何教化的措施，都不可能以一紙禁令或強硬的手段去執(zhí)行，只能因勢利導，徐徐教化，并且要做好各種善后工作才能收取實效。因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人去政亡，不久積習重現(xiàn)的現(xiàn)象，是無法得到根本上解決的。[摘要]教化是清代統(tǒng)治者非常重視的一種“治國之道”，統(tǒng)治者通過推行政教倫理措施，使百姓效仿之，并內(nèi)化為自覺行動，以實現(xiàn)長治久安。地方督撫是教化的切實執(zhí)行者，他們采取種種措施，實施對廣大民眾的思想教育。江蘇督撫也不例外，他們重視教化，以身作則，采取了倡舉鄉(xiāng)約、旌善懲惡，告諭、轉(zhuǎn)移風俗，重視學校教育、化導士子等具體措施。使民風一時返樸還淳，社會比較安定，百姓生活較有保障。但教化的實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用一紙禁令或強硬的手段去施行，只能見效于一時，因而始終存在著人去政亡，不久積習重現(xiàn)的現(xiàn)象，這是封建制度所無法解決的。

[關(guān)鍵詞]清代；江蘇督撫；教化；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