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朝鮮前期折沿盤與我國古代瓷器關聯(lián)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摘要：朝鮮早期白瓷中折沿盤以當時金屬器的樣式為基礎，受到元朝瓷器的影響，并在高麗時代開始制作。但兩國的胎土以及審美感的差異，使得底足的形態(tài)和大小上有所不同。本文考察了其與元代折沿盤的關系，分析了朝鮮早期的折沿盤起源及其發(fā)展樣式。

關鍵詞：朝鮮早期折沿盤元代

朝鮮早期白瓷中折沿盤在高麗時代開始制作。①朝鮮的折沿盤比起一般盤子來數(shù)量要少，只是以高檔白瓷和青花瓷器來制作。同時期的粉青沙器以高麗末期青瓷盤為模板，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形態(tài)，但朝鮮早期的折沿盤則以金屬器為母體并高度模仿其形態(tài)上的特征。朝鮮早期折沿盤的內底較淺、較平，口沿有微小突出的邊沿，但越到晚期，平內底逐漸隆起，器皿的高度也隨之增加。②

朝鮮折沿盤器型的淵源可以進行兩種推測：第一，從器型方面看，很有可能是模仿了金屬器；第二，在新安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幾件被認定為是元代中期遺物的元代折沿盤，與元代折沿盤器型非常類似，這不能排除從中國傳入的可能性。其中韓國新安遺物青白釉雙葉釉里紅詩文盤的器型是折沿盤稍微變形后的橢圓形，但其基本型還是折沿盤，尤其“詩文紋”是16世紀朝鮮初期青花白瓷最普遍的紋樣，有可能元代折沿盤已經(jīng)傳入。③比較中國首都博物館所藏的青白瓷折沿盤和朝鮮早期的白瓷折沿盤，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朝鮮早期折沿盤的形態(tài)特征為口沿到胴體的部分成階梯狀銳利的角，口沿的邊沿部分被處理得厚而圓，底部較平緩。這種器型的特征與金屬器制作中使用的手法非常類似。

由于能夠適應元代初期蒙古族殘留的游牧生活習性，金屬器作為一種生活器皿而倍受青睞。高麗末期朝鮮初期，金屬器的禁用意味著金屬器的大眾化，銅器和金銀器的器型已經(jīng)成為陶瓷生產的模板。比較2006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展示的南宋彭州金銀器窖藏出土的獅紋銀盤和北京昌平出土的青白釉折沿盤④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器型、平口沿、邊沿等方面非常類似，可以看出金屬器對陶瓷的直接影響。銀盤子的鏤空獅子、纏枝蓮花紋紋樣和構成是青花瓷器紋樣發(fā)展的基礎。但朝鮮前期的青銅折沿盤的直徑是13.6cm，青花折沿盤銀盤的直徑是16—20cm，金屬盤比青花折沿盤小3—6cm左右，南宋彭州金銀器窖藏出土的獅紋銀盤也是直徑13cm左右，比瓷器的折沿盤小。金屬折沿盤和青花折沿盤比較來看，盤的大小也有區(qū)別。

朝鮮折沿盤是以金屬器為基本形態(tài)而生產的，這一點已非常明確，但大小有所不同，有可能是為了配合陶瓷制作的特殊性及其用途而發(fā)展起來的，不能完全排除其受到已流入的元朝折沿盤的影響。

朝鮮早期白瓷折沿盤在元代瓷器中也能找到其淵源，元代折沿盤在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的青白瓷、青花瓷、卵白瓷等中都出現(xiàn)過，使用了陰陽刻、青花、貼花、點彩等多種多樣的裝飾技法。如在龍泉市供村出土的龍泉窯青釉貼花云鶴紋菊花口盤，北京市西直門里后英房胡同西北城墻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青花松竹梅紋葵花型盤等，1983年浙江省泰順縣南浦村窖藏出土的龍泉窯青釉碟、北京昌平出土的青白釉折沿盤的平唇口沿型等。

龍泉窯的青釉系盤和青白瓷及青花瓷系折沿盤的區(qū)別在于其足底的形態(tài)，因此器物的整體高度也略有區(qū)別。龍泉窯的青釉系盤多為圈足，青白瓷和青花瓷系的折沿盤多為平底。青釉系、青白瓷和青花瓷系口徑都在15.5-16.5cm左右，足底形態(tài)上青釉系要高1cm左右。在北京市西直門里后英房胡同西北城墻遺址、安徽省安慶市修路89號窖藏、景德鎮(zhèn)落馬橋窯址等地出土了元青花瓷折沿盤。15世紀末16世紀初運營的韓國京畿道廣州道馬里窯址中出土了大量盤碎片。⑤比較它們的形態(tài)可發(fā)現(xiàn)：朝鮮早期青花折沿盤與首都博物館所藏的青白釉折沿盤整體器型非常類似，但底足在制作上與中國的盤子有很大區(qū)別。中國龍泉窯盤子一般口徑16cm、足徑3.8-5.6cm，足徑與口徑比為25%—35%。朝鮮早期折沿盤的口徑20cm左右，到了中期逐漸變小，為16-17cm，但是足徑比元代龍泉窯盤要寬。在整體高度上，中國龍泉窯系列青瓷3cm左右，朝鮮盤子2cm左右。參照表1、表2可比較上述數(shù)據(jù)。

朝鮮早期青花折沿盤的圈足沒有平底的，底足的形態(tài)與朝鮮早期青銅器盤非常類似。韓國弘益大學李仁鎮(zhèn)教授認為：用韓國的白土制作像龍泉窯足徑的產品，較整理窄的底足極有可能因無法承受面積較大的盤子的重量而變形。如果制作為平底，極有可能因底部面積增大而使得中間部分鼓起來。因此底足的直徑與器物的直徑比在50%以上是適合韓國胎土的比例。

這里有值得關注的一點是：被推斷為是15世紀后半葉生產的朝鮮早期遺物為19—20cm，15世紀后期葡萄紋折沿盤有22cm，比元代折沿盤16cm的口徑大3-6cm左右，而到了朝鮮中期反而變到16cm左右。1430年左右，明朝的大型盤子流入王室⑥，很想制作出大件瓷，但事實上用韓國的胎土是不可能生產大件瓷的，能夠生產的最大限度在19-20cm。到了16世紀，青花瓷器的使用階層已經(jīng)逐步擴展到一般老百姓，筆者認為當時流行的可能就是易于生產的16cm左右的盤子。但是有關朝鮮青花折沿盤大小的變化，需要進一步對所有遺物進行更加細致的研究。

上海博物館藏的龍泉窯青釉露胎貼花云鳳紋盤和韓國新安沉船遺物中的青瓷貼花露胎花瓣紋盤，其裝飾圖案微凸于器表，產生出浮雕感的裝飾效果，紋樣無釉，露胎貼花主要裝飾在制作精良的折沿淺平盤內，多為陳設瓷。景德鎮(zhèn)落馬橋窯址出土的元青花小酒杯及勸盤被用作酒杯墊，從這一點來看，它們既為實際用瓷也為裝飾瓷。韓國湖巖美術館研究者田勝昌在考察有關朝鮮前期白瓷盤的論文中論及了這種詩文盤，指出詩的內容與酒有關⑦，以此為基礎認為這種盤子的用途是酒杯墊。作為元代青花瓷盤中盤和盞組成一套而使用的遺物——元青花小酒杯及勸盤，于1982年在江西省景德鎮(zhèn)市落馬橋窯址元末文化層中出土。其盤的口徑16.2cm、底徑14cm、高1.6cm，小杯芒口臥足澀底，勸盤盤心突出一圈以承小杯。由于該地層出土物中這類小杯盤的比例較大，故知其為元中后期風行的飲器。

16世紀朝鮮遺物青花“忘憂臺”銘紋盤，中間放杯子的地方突出一圈，這也可以看出當時青花杯和盤子是一起使用的。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在道馬里1號窯址中主要生產詩文紋折沿盤，其裝飾為上到下施紋，或是類似鐘表圓形狀施紋。盤子較平緩，像一幅畫一樣，很可能是強調裝飾性的陳設品。

綜上所述，朝鮮的青花詩文紋折沿盤與北京首都博物館所藏的青白瓷折沿盤、朝鮮早期的白瓷折沿盤整體器型上非常類似。新安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有幾件折沿盤，由此可見其受中國元朝的影響，并在那個年代屬于非常流行的器種。兩國折沿盤受當時金屬器的影響以及胎土、審美感的地位差異，使得底足的形態(tài)和大小上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