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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里所講的“當代詩歌”，不是嚴格意義的“正統(tǒng)文學史”上的“當代詩歌”。在“正統(tǒng)文學史”的概念中，是把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分成了四個階段，分別是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而且大致是以1840、1919和1949年做這四個時代的分界線的。所以，“當代文學”在通用的文學史教材里，一直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然而我所講的“當代詩歌”，不是指這樣一個正統(tǒng)文學概念；而且我所指的“當代”，也不是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所說的“當代”的意思（他們所說的“當代”，是指目前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時代），一句話，我所說的“當代詩歌”，指的是從1976年至今的詩歌。

為什么要選擇1976年這樣一個時間呢？這只是因為1976年曾經(jīng)發(fā)生過一次“天安門詩歌運動”。這個運動，把此前和此后的詩歌創(chuàng)作明顯地區(qū)分開來。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詩歌創(chuàng)作是非常活躍、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當時出現(xiàn)了一大批好的詩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還有象征派的李金發(fā)等等。但是到建國以后，這些詩人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寫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出現(xiàn)了一種“紅旗歌謠”式的詩歌，失去了詩歌應有的人文關懷、失去了詩歌應該具有的韻味和品質……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70年代。

1976年，國內發(fā)生了驚天動地的“四五運動”，一大批詩歌被張貼到天安門廣場、或西單民主墻上，震動了全國……這也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天安門詩歌運動”。當時的詩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還是古體詩詞樣式（如著名的“揚眉劍出鞘”等等）。

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門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還有一些所謂“地下”的詩人，在創(chuàng)作著一些與當時頻頻見諸于國內報刊的詩歌完全不同的別樣的詩歌。這些“地下詩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這些詩人，便是北島、食指、芒克、楊煉、顧城、江河等等。這些人后來都成為了“朦朧詩”創(chuàng)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說的“當代詩歌”，就是從這些人、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先講第一個問題。即：

新時期詩歌——北島、海子：英雄神話或者英雄挽歌

“新時期詩歌”是以1976年為前兆、以1979年到1989年為時限的。這十年，當代史上稱為“新時期十年”，因而這一時期的文學，也就被稱為“新時期文學”。而這里所講的“新時期詩歌”，也即是對應這個大的界定而言的。

客觀地講，“新時期詩歌”十年中，占主導地位的詩歌陣營，并不是以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等等為主力的“朦朧詩群”，盡管他們的創(chuàng)作構成了這一時期最壯麗的人文景觀。

當時的情況是，“朦朧詩群”的詩人們雖然在“地下”活動得很早，但出現(xiàn)在“地上”的時候卻很晚。也就是說，當他們在“地上”成名之前，早已有一些詩人提前在詩壇上揚名立萬了。這些詩人，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三、四十年代就開始創(chuàng)作并且已經(jīng)成名的，比如說艾青、穆旦、鄭敏、牛漢等等。第二類則是五十年代開始創(chuàng)作并暫露頭角、結果卻因歷史的原因而不能繼續(xù)寫作的這么一批人，也就是當時所謂的“中年詩人”，比如說白樺（寫過《苦戀》的白樺）；比如公劉（本來是安徽人，卻因被打成“右派”而“流放”到山西的忻州，在忻州度過了十幾年的“改造生涯”）；比如流沙河（四川的詩人，也是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昌耀、邵燕祥、趙愷等等。他們都是五十年代初走上詩壇、卻因在“反右運動”中成了“右派”而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直到1978年得以“平反”后才重新拿起筆寫詩的。也正是由于這樣的共性吧，當時文學評論家便給他們起了一個“代名”，叫“歸來的一代”。這一代詩人，便組成了“新時期詩歌”的第一個群落，也即是一個主導“新時期十年”的詩歌群落；一個可以提升自己、卻不能超越歷史，因而也就很難再開拓詩歌未來的群落。

我這樣講，則是強調這樣一個意思：作為這一群體的詩人，雖然在他們的人生及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中，受到了很大的身心傷害，但是等他們復出以后，并沒有去埋怨那個時代對他們所造成的創(chuàng)傷。當時白樺寫的引起全國爭議的電影劇本《苦戀》，也便反映了這一代人的情懷。他們復出以后所寫的詩歌，與他們五十年代的詩歌相比，肯定是大有長進，或者也可以這樣講，新時期的創(chuàng)作，代表了他們創(chuàng)作的最高水平；然而從橫向進行比較，也就是同當時“崛起的詩群”的創(chuàng)作相比，他們的詩歌畢竟是顯得單薄和老舊了。

這樣評價“歸來的一代”，似乎有些刻薄，況且也真是有違我的本意。因為他們之中的不少人，我是有過交往，并且勢必終生仰慕的。之所以如此評價，或者也可以說是就詩歌發(fā)展的歷史而言，勢致不能不吧。他們的人生遭際，是值得悲憫的；他們的創(chuàng)作歷程，是值得書寫的；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績，是必須肯定的；當然，他們因受政治的、時代的影響而孳生出的種種局限，卻也是必須面對、必須正視的。尤其是他們中的一些人，自己本曾受到過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復出、并成詩壇主持以后，卻又不適當?shù)亍芭小绷怂?，或者用一句不甚恰當?shù)脑捳f，就是還對朦朧詩進行了一些“圍剿”。當然，這主要的也只是因于詩歌觀念的不同，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吧。所以我這樣講只是陳述事實、而并非刻意“批判”。當時的情況即是如此，包括艾青老都寫文章說：“朦朧詩是一個怪胎，是個毛孩子?！笔聦嵶C明，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也正是由于誤解太多了，以致不少詩人對于新的詩歌樣式的出現(xiàn)，并沒有給予足夠的理解和寬容；對于新的詩群，也沒有給予本來應該給予的扶持。

這里，我所講的“新的詩歌樣式”就是“朦朧詩”；所講的“新的詩群”就是“朦朧詩群”，也就是由詩人徐敬亞所命名的“崛起的詩群”。

這個詩群，就是剛才我說的以北京的“今天派”詩人為主體的詩群。這個詩群主要的代表人物即北島，其次是在廈門的舒婷，以及顧城、江河、楊煉、食指、芒克、多多、梁小斌、徐敬亞、王家新……后來也有一些人說：北島就其創(chuàng)作時間來說，是在食指之后——食指本名郭路生，是“這一代”中最早寫詩的人——就其創(chuàng)作成就來說，則在芒克之下；但不管怎么說，“朦朧詩群”主要的、優(yōu)秀的代表人物還是北島。

惟此，在這里我先說北島，爾后再說“朦朧詩之后”的另一個代表性人物，即海子。

北島，本名趙振開，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當時的北平（即北京）。畢業(yè)于北京四中。1969年當建筑工人，后作過翻譯，并短期在《新觀察》雜志作過編輯。1970年開始寫作，1978年與芒克等人創(chuàng)辦《今天》雜志。1989年移居國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個國家。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還曾是斯坦福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2007年，北島收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聘書。8月，正式搬到香港，與家人團聚，結束其近20年的歐美各國漂泊式生活。出版的詩集有：《陌生的海灘》（1978年）、《北島詩選》（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上的風景線》（1996年）、《開鎖》（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動》及英譯本（1984年）、《歸來的陌生人》（1987年）、《藍房子》（1999年），散文《失敗之書》（2004年），散文集《青燈》(2008年1月)，散文集《午夜之門》（2009年3月）。北島的作品已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出版，曾三度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1984年我上大學的時候，曾和詩人潞潞一起組建北國詩社并創(chuàng)辦《北國》詩刊。為組織《北國》創(chuàng)刊號稿件，我和詩人陳建祖專程到北京約稿，由此找到了北島、江河、楊煉等當時正因“朦朧詩”遭遇困境而處于“沉默期”的詩人。那是一個晚上，我們到中央美院的那個大雜院去找北島，不巧他出去了，沒有見到。第二天早上七點鐘，我們還睡覺的時候，有人敲門，然后北島便背了個黃挎包進來了。此前曾聽人說北島是一個非常不善言談的人?？墒钱敃r他卻非常健談，和我們談到快十點鐘才去《新觀察》上班……后來，我們又見了江河、楊煉、馬德升等，并帶回了他們的作品，發(fā)在了《北國》創(chuàng)刊號上。北島、楊煉他們后來都寫信來，對《北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楊煉甚至說“這是當代中國最好的詩刊”）……不過這是后話，且不多說，還是說北島吧。

在這里，我謹想以“詩歌英雄”這樣四個字作為對于北島的總體評價。

為什么說他是詩歌英雄？因為實際上他是以自己的詩歌書寫了一部英雄神話。

他曾在詩中說：我站在那里，讓影子橫穿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顯然，這就是一個“神話”。還有一些詩句，比如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這顯然是“英雄的”。所以，我們說：他實際上是一個企圖用詩歌反抗政治的英雄。他把歷史個人化，把一個時代的沉痛濃縮到個人的遭際之中，從而以親歷者或見證人的身份，對歷史進行了一系列的追問或反詰。他想以他的詩歌演義一個英雄神話，并不是因為他本身有多么狂傲——現(xiàn)實生活中的北島，是一個背著軍用挎包、騎著一輛破自行車上下班的人，甚至還有人寫文章說他的自行車上時不時的會夾著棵白菜——而只是因于歷史強加在他身上的“使命”：由于以往的歷史的創(chuàng)傷、和新的歷史的需要，他想讓自己成為極權政治的控訴者和社會公證的代言人，想通過他的詩歌喚醒、進而建造一個民主的、人道的中國。這無疑是北島的一個唐吉訶德式的夢想。

一個俄羅斯詩人在紀念帕斯捷爾納克的時候說：“二十世紀選擇了帕斯捷爾納克，用以解決詩人和帝國、權力與精神獨立這樣一對俄羅斯的永久的矛盾。”這個論斷，其實同樣也適用于評價北島。然而，就如帕斯捷爾納克不可能解決俄羅斯矛盾一樣，北島同樣也不可能用詩歌就解決了中國的矛盾。所以，他只是寫下了一些英雄的，讓人緬懷的神話般的詩歌。

也就是說：北島企圖用詩歌來進行社會反抗、規(guī)范社會民主，呼喚時代不再重演歷史悲劇等等，實際上是詩歌本身不能承擔的。

所以我說北島是一個英雄，他的詩是一個神話。

這既是他的偉大，也是他的局限。

于是，便又有一批新的詩人出現(xiàn)了。他們一開始便鋒芒畢露，有的人喊出“打倒北島”，有的說：“北島死了”，就如尼采說上帝死了一樣。

這一批詩人，后來被稱之為“現(xiàn)代主義

詩群”；他們的作品，則被冠名為“后朦朧詩”、“先鋒派詩”、或“新生代詩歌”等等。

客觀地講，這一詩歌群體及其所掀起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運動，從一開始，便顯示出了“先鋒性”和“局限性”共生并旺的特點：他們竭力打倒偶像，是要生產(chǎn)新的偶像；他們渴望創(chuàng)造一種另類的詩、讓詩歌的精神性和想象性得以敞開，卻又不想讓詩歌的“戰(zhàn)斗性”或“功利性”得到限制甚或是減弱……一句話，他們在本質上和北島們是一樣的，他們實際上依舊是以詩歌創(chuàng)造著英雄神話，只不過一個是“斗士”式的、一個是“騎士”式的罷了。

1986年，由《深圳青年報》、安徽《詩歌報》發(fā)起并組辦的“現(xiàn)代社會主義詩群大展”，實質上便是“這一代”進軍并占領詩壇的一次運動、一個標識。這次“運動”，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打出了許多的旗幟、喊出了許多的“主義”：如非非主義、海上詩群、莽漢主義、整體主義、新傳統(tǒng)主義；還有眾多的“流派”更是心裁別出，比方說撒嬌派、呼吸派、特種兵、三角貓、四方盒子等等，可謂眼花繚亂……這一次詩歌大展，最后結集成書，書名即《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群大展》。

在這次詩歌大展過程中，有兩個現(xiàn)象是需要特別提出的：一個是：山西詩人沒有一個參加——這當然不是說山西落后、或者沉著，只是說沒有參加而已——另一個是：在被稱為“北大三劍客”的詩人海子、駱一禾和西川中，當時只有西川參加。

就當下的國內詩壇而言，西川無疑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但是在當時，在1986至1989年的中國詩壇，作為代表人物，海子和駱一禾的影響力，畢竟較西川要大一些。

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僅就詩歌本身的質量而言，海子和一禾的詩，無疑是在北島詩之上的。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因于個人的喜愛，就如我喜歡一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抒情短詩）甚于喜歡海子、卻仍然必須把海子作為北島之后的詩歌之王一樣。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微安慶的一個山村，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大學期間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1983年畢業(yè)被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教公共語文，身居昌平，創(chuàng)作漸豐；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關臥軌自殺。他現(xiàn)留世間的著作有：由駱一禾為之整理出版的長詩《土地》，由西川為之整理出版的詩集《海子的詩》、《海子詩全編》。

海子被公認的成名作是《亞洲銅》，但這一首詩我卻不甚喜歡，我甚至也不太喜歡他的長詩，我喜歡的是他后來的一些抒情短詩，比如說：面向大海，春暖花開……海子是一個非常浪漫主義的詩人，他有一個宏大的夢想，就是要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建立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的詩歌帝國。海子曾寫過這樣一段話：這一世紀和下一世紀交替之際，在中國，需要有一次偉大的詩歌行動和一首偉大的詩篇，這就是我一個當代中國詩人的夢想和愿望……

海子是對的。就像中世紀和近代之交的時候會產(chǎn)生一個但丁、一部《神曲》一樣，世紀之交，本該是能夠產(chǎn)生大詩人和大作品的。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看看整個社會的變遷、文學史的發(fā)展，每一個新舊時代交替之際，都必定會產(chǎn)生與之相對應的詩歌。而且，只能是詩歌，而不會是別的文學樣式。但丁是一個代表，歌德也是，屈原也是。我有一個觀點：不同題材的文學樣式，會在社會不同時期引起人們的關注、以至達到這一樣式的創(chuàng)作峰巔……而且這是有規(guī)律可尋的。這種規(guī)律即是：在每一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內，文學都是依照詩歌、小說、散文這樣的順序輪回的。中國古代的文學，便是從詩歌開始的，是從《詩經(jīng)》開始的，是從“關關睢鳩，在河之洲”這樣的吟唱開始的。當詩歌的繁盛漸弱時，就出現(xiàn)了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小說”——當然那時候還不叫小說、也并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小說——而是叫《春秋》、《左傳》、《國語》、《公羊傳》、《谷梁傳》、或《山海經(jīng)》，也就是記敘歷史和地理的一些著述。之后繁榮的，便是諸子百家的散文了，包括孔子的《論語》，《孟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公孫龍子》等等，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氣象萬千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文學。此后，我所說的“輪回”便開始了，先是屈原的詩，再是《史記》、《漢書》、《說苑》、《列女傳》、《搜神記》等等更具故事性的“小說”，再往下便又是政論性“散文”的繁榮，比如《論衡》、《春秋繁露》、《潛夫論》、《神滅論》等等。事實上，這種“輪回”一直在持續(xù)著，并無停息。以致直到新時期，我們方更加看清其輪回的軌跡：先是天安門詩歌運動及朦朧詩群的誕生和崛起，之后便是所謂的“傷痕小說”、“改革小說”：比如大家可能都讀過的王蒙的小說，蔣子龍的小說、馮驥才的小說，張潔的小說、梁曉聲的小說……再往后出現(xiàn)的，便是散文、隨筆熱了：先是三十年代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等等的散文重新走俏，然后便是當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也日趨“白熱”，以致現(xiàn)在你到書店里看看，隨筆選本或個人專集依然比比皆是、琳瑯滿目……

所以我說：在世紀交替之際我們所處的時代，依舊是一個散文和隨筆的時代。這是一個疏離詩歌的時代，是小說也已成為過去的時代。

我總結并細述這樣一個規(guī)律，至少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即：當一個已經(jīng)行將衰老的社會、讓位于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的社會時，可能大多數(shù)的人還沒有、或者也不會意識到，但是敏感的詩人卻意識到了，也就如中國的一句古詩所說的吧：春江水暖鴨先知。惟此，詩歌的繁榮也就成為勢所必然。但是，隨著社會發(fā)展的復雜化，小說創(chuàng)作便又勢必會熱鬧起來。小說的本能是記載或者描述存在著社會現(xiàn)象、人物遭際，它是一種記錄，卻又常常想對時代有所規(guī)勸，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當這個時代走下坡路或者行將過去之際，大家也就不怎么愛看小說了：那些東西寫得還不如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所遇到的那么復雜，那么有意思嘛……于是大家就不看了，小說也就不能再熱了。這個時候，散文和隨筆就開始蓬勃起來。散文和隨筆的最大特點是“散淡”、是“隨意”，就像走路一樣，是一種秋天的或者黃昏的步態(tài)。中國文人有一句老話：“富，則達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鄙⑽暮碗S筆，總的來說便是獨善其身的產(chǎn)物，是一種對自我的、時光的、對存在于現(xiàn)實之外的理想世界的追憶或者夢想，是反思、或者體悟，是平和的卻也是無可奈何的。

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散文及其時代，是個人化的、修身養(yǎng)性的，因而是沉思的和低語式的，是“哲學的”；小說及其時代，則是公眾化的、記時勸世的，因而是寫實的和諷喻式的，是“社會學或政治學的”；而詩歌及其時代，卻如天籟，是靈動的和富有昭示意味的，因而是“宗教的或神性的”。

所以，海子當時便神性地提出、并投身到了這樣一次大的詩歌行動：他企圖以中國及東方神話系統(tǒng)為軸心，借助西方的《圣經(jīng)》、并結合印度史詩，從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詩歌帝國”。海子曾從地理、或方位的意義上對這個帝國進行描述：即以東方為中心，東起太平洋，西到兩河流域，北到蒙古大草原，西到南亞次大陸……這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夢想，或者也正是因為它太偉大了，以致使得海子本人的才力和精力都不可能達到，并最終導致他選擇了另一個極端：自殺。

海子是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關的一截火車道上臥軌自殺的。他預先便去那里看過：他選定這截鐵路，只是因為這兒正好是緩上坡。他不想躺在火車頭前，而是在火車上坡的時候鉆進了兩個輪子之間，最后被火車軋成了兩截……

海子死后，駱一禾將他的遺物、尤其是遺作進行了整理，并為之編輯并出版了長詩《土地》。這是海子的第一本詩集，也是他永遠也不可能看到的詩集。

駱一禾和海子的為人是非常不一樣的：駱一禾做事非常嚴謹，他的詩，以及所有創(chuàng)作的第二稿、第三稿都整整齊齊的，自己便拾掇好了；但海子不是，海子的詩就寫在煙盒上、報紙的空白處，亂七八糟，到處都是，這也便使得處在巨大的悲痛中的駱一禾在為他整理長詩《土地》時，費盡了心血。以致在海子辭世不到兩個月，駱一禾便也因四種病突然同時爆發(fā)，于1989年5月13日倒下、5月31號即在天壇醫(yī)院辭別人世。

一禾生性平和、襟懷博大。他生前曾將手抄的26首詩裝訂成冊相贈于我，詩的封面取自畫報，扉頁上則題寫了他自己的一句詩：

我不愿我的河流上

漂滿墓碑

我的心是樸素的

我的心不想占有土地

所以，我曾在題為《一禾的五月和五月的一禾》的悼文里這樣說：我說五月，一禾的五月。我知道一禾絕對不會贊成我的說法。他不想占用五月，以至從倒下（5月13日病發(fā)住進天壇醫(yī)院）到“站起來”，他都智慧地選擇了最節(jié)約的數(shù)字：13—31。一個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很短，他卻憑借天才讓詩接近上帝，又把上帝的仁愛和悲憫回還于詩……

而現(xiàn)在，我則更以為是如此。我認定了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整個新時期文學的結束，是以駱一禾的辭世為標志的。

這就是我所講的當代詩歌的第一個時期，即“新時期詩歌”：北島和海子，當然也包括一禾，因為海子和一禾，無疑就是英雄挽歌最后一個音符的抒寫者。

前邊講的好像多了些，現(xiàn)在講第二個問題，即：

90年代詩歌：個體化寫作、知識分子寫作以及民間寫作之間的論爭

1990年10月，我曾在《火花》上發(fā)表了一篇評論，這個評論的題目即是：《新時期和現(xiàn)代派藝術》。

在這個評論中，我便提出了一個觀點：1989年后半年，是新時期文學和即將展開的另一個時期的文學的交匯點。也就是說，“新時期文學”是于1989年6月宣告結束的。當時的《火花》在全國影響不大，因而這個觀點也便沒能引起多少注意。這個觀點，是在后來才被得到普遍的認可的。

其實，早于此文，我便在一首詩中寫下過這樣的詩句：

洪水卷去道路

把腳印，變成船

送到遠遠的飄泊里

在這里，當然也包含了我對1989年后半年到90年代初國內詩歌創(chuàng)作狀況的體悟，但畢竟不是理論闡述。我所作的理論闡述，便是在上邊的那篇文章里。可惜的是，文章發(fā)表的時候，那段闡述被編輯刪掉了。所以現(xiàn)在我重述的，只能是當時所說的大致意思。

我說：那些被送走的“船”，后來便漂泊到一個孤島上。這個孤島上什么也沒有，只是有兩棵樹，一棵叫做“家園”，一棵叫做“愛情”。于是乎一些詩人便抱住了其中的一顆叫“家園”的樹，而另外的一些，則抱住了叫“愛情”這棵樹。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www.studa

也就是說，在90年代初，“家園”和“愛情”便成了整個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題，而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了有四五年之久。大家如果喜歡詩歌，或者對詩歌有所了解，便會明確看清楚這一事實。當時，我們大家非常喜歡的一個詞便是：精神家園。

當然，作為詩歌的主題是如此，是一樣的。但詩歌作品所體現(xiàn)出的個性，卻仍是不盡相同的。

就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陣營”或創(chuàng)作理念而言，歸結起來，大致不外乎三種吧：

首先，是以張曙光、肖開愚、歐陽江河等為代表的“中年寫作”（實際上他們的創(chuàng)作，本身亦是多元化的，并不甚相同）；

另一個就是由于堅和韓東提出來、后來又由伊沙等等張揚光大的“民間寫作”；

再一個就是：以陳東東、西川等首先提出、后來又有王家新、歐陽江河、程光煒等參加的“知識分子寫作”。

這是一個宿命，也是一個十分有趣的事情，就是進入九十年代后，新時期之處在詩壇暫露頭角的詩人們，大多數(shù)也像當年“歸來的一代”一樣，不得不進入了人生的中年。我知道，他們肯定也有著類乎于“歸來的一代”的某些困惑，但他們超越了“歸來的一代”的，卻恰恰在于：他們在意識到了自己的生存處境及寫作狀態(tài)的變化之時，不是一味地去指責后起的詩人和詩歌，而是針對自身的優(yōu)勢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中年寫作。

當然，“中年寫作”說到底只是對“青春期寫作”的一種反撥，這里的“中年”既不是指向年齡，也不是指時間，更不是指權威，而是指“境界”，一如我前邊所說的“散文”和“秋天”。歐陽江河有一段話說得便非常明白、非常到位

中年寫作與羅蘭·巴爾特所說的寫作的秋天狀態(tài)極其相似，寫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實與遲暮的秋天之間，在已逝植物和將逝植物之間，在深信和質疑之間，在關于關系神話和關于自由的各種神話之間，在事與物的廣泛聯(lián)系和經(jīng)緯考究的有無學問之間，轉換不一，這就是中年。

他所提出的相類似的“中年寫作”理念，也許是因為說得中肯、說得到位吧，因而并沒有引起多大爭議。但在另外兩種類型的寫作——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之間，便有了比較大的爭論。在這里，如果說八十年代著名的論爭是“三個崛起”的論爭，那么九十年代的著名論爭，則顯然就是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的大辨論了。這場爭論，便是由“民間寫作”的代表人物于堅和韓東發(fā)起的。于堅現(xiàn)居云南，韓東則身在南京，我對于他們的詩歌及隨筆都是非常欣賞的。但對于他們針對西川、王家新、歐陽江河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寫作”所發(fā)起的“攻擊”或者“非難”，卻是不敢認可的。雖然，我對他們的“民間寫作”主張，還是大致認同的。

總而言之，民間寫作的主張不外以下三點：第一，我們使用的是口語，而且是南方的民間語言；第二，我們們所寫的，是我們所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第三，我們所站的立場是民間立場。

平心而論，這的確沒什么錯，但是若以這樣的主張為武器而去指責其它類型的創(chuàng)作，便似乎是不應該了。1998年，曾開過一個詩歌創(chuàng)作的研討會，據(jù)說“兩派”的人物在會上吵得一塌糊涂，而爭吵的焦點，說到底也只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立場的關系問題、現(xiàn)代漢詩的發(fā)展和外國詩歌影響問題、對詩的綜合性要求和日常經(jīng)驗問題……對于這次論爭，我也關注過，但最終卻也沒有撰文說說自己的觀點。因為我對這次論爭的感覺是非常不好的。它讓我由不得地想起了歷史上的“路線斗爭”，而當一種詩歌論爭也成為路線斗爭的時候，那只能說明意我們的詩人在思想、理論、以至人性修養(yǎng)等等方面都倒退了。而且說到底，詩人的立場只能有一個，就是“人”的立場、“人性”的立場，這個立場，和“民間”或者“官方”無關。

可嘆的是，中國的文學總是如同政治一樣，而這樣的一場詩歌爭論，無疑也讓人看到了歷史的和政治的影子。

這場爭論。恰恰是出現(xiàn)在一個新的世紀即將到來、一個舊的世紀的行將結束的時候，這個時候，應該出現(xiàn)的是大詩人和大作品，而絕不應該是大爭論。然而這恰恰也就是當代詩壇的真實處境，是寂寞和蕭瑟的。

這就是整個九十年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境況：一個前期佳作迭出，而后期卻是爭論勝于創(chuàng)作、觀點超出作品的時代。

第三個問題：

本世紀初的詩歌境況、以及我對詩歌發(fā)展的理解和期待

一場論戰(zhàn)似乎耗盡了元陽，所以當新世紀曙光投到地球上的時候，詩的世界顯得異常的平靜而又寂寥，使人甚至產(chǎn)生即使有些個胡爭亂吵也好的感慨。

這樣的感慨，顯然是針對整個文壇的狀況而發(fā)的。新世紀開始之初的文壇，和2000年文壇的熱鬧勁相比，顯然總體上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低沉。但在詩歌之外，總也還有一些讓人覺得“熱鬧”的現(xiàn)象或事件。從2000年至2001年年初，文壇上發(fā)生的大的事件便至少有三：一個是《收獲》上發(fā)表了王朔等人的指責魯迅的文章；另一個是北大畢業(yè)的怪才余杰同余秋雨進行論戰(zhàn)，即所謂二余之爭；還有另一個，就是王朔向金庸先生叫板……與此同時，就和98年到99年上半年的詩壇一樣，整個散文界仍熱鬧不息。尤其是主持人、藝人等名流的隨筆，依舊不斷面世并形成暢銷；成套成套的散文、隨筆選本，仍在源源不斷地出版……所以，新世紀初真正寂寥難耐的，其實只有詩壇。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00年初，我和詩人潞潞、師周宗等創(chuàng)辦了《少數(shù)》詩刊。之所以在這樣的時候做這樣一件事，當然不是沖破寂寥、或者挽救江湖；而是我們認定：在所有的社會中，詩人畢竟是屬于“少數(shù)”；亦惟其少，才更應進行以一當十的努力。這個詩刊就像我們當年辦的《北國》一樣，也在全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在大家或者迷惘、或者爭吵的時候，我們就辦了這么點事兒，出了這么一本民間詩刊。

詩人潞潞為我們這本刊物寫了“發(fā)刊詞”，題目即是《詩歌的村莊》。

《少數(shù)》在當代詩歌的一片沉寂中，在幾乎是一面倒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和享樂主義中脫穎出來，的確也就如同遠山的村莊，和平、寧靜，充滿生活的熱情、煩惱和憂傷……在無論什么都可以炒作的今天，它依然克制著、夢想著，它跨越著棲身的土地，它把自己的視野伸向遠方：伸向人類隱秘的信念，伸向詩歌的天職和使命……它是詩歌神性的召喚，而不是某個時代嘩眾取寵的回聲……

我們在封底鄭重地寫下這樣一句話：獻給無限的少數(shù)人！

2001年6月，山西省圖書館周末講座約我作一次關于當代詩歌的講座，我欣然應允。前邊所講的，當時大致都講到了，只不過是沒有今天這樣詳細。就是在那次講座上，我這樣說過：

然而我堅信：這一個世紀最初的十年，必將是中國詩歌的豐收之年！

從那時到現(xiàn)在，已是八年。非常慶幸的是，我當時的預言，至今已然得到初步證實。

2002年，《詩刊》率先改刊為半月刊，上半月刊以名家名作為主，下半月刊則向青年詩人傾斜，隨后，《星星》詩刊也改為半月刊（下半月刊以發(fā)表網(wǎng)絡作品為主，從2007年改發(fā)詩歌理論評論）。與此同時，又有兩種新詩刊面世，一是山西的《大眾詩刊》，一是甘肅的《敦煌》詩刊。據(jù)詩人林莽透露：《詩刊》擴版后一年中比往年多發(fā)表作品約2000首，有600多人次的青年詩人在《詩刊》下半月刊上發(fā)表了自己的作品。

與新詩創(chuàng)作相比，古體詩詞創(chuàng)作，幾乎可以用“空前繁榮”定論。中華詩詞學會常務副會長鄭伯農(nóng)亦曾披露：中華詩詞學會現(xiàn)有一萬多名會員，全國經(jīng)常參加古體詩詞活動的人員達百萬以上；全國約有500多種公開或內部出版的古體詩詞報刊，每年發(fā)表的古體詩詞新作達10萬首以上……

當然還有更厲害的，這就是網(wǎng)絡為詩歌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大的機遇，詩生活、詩江湖、論壇、橡皮、界限、詩中國、中詩網(wǎng)、終點等等網(wǎng)絡詩刊（或詩論壇）應運而生，向傳統(tǒng)的紙質詩歌刊物宣戰(zhàn)，并顯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說來也慶幸，我就是在網(wǎng)絡上看到了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累累碩果和豐收前景的。我是個遲到者，只到去年十一月才開博客，開了博客后才開始大量閱讀發(fā)表在網(wǎng)絡上的詩歌（順便提及，我不甚贊同“網(wǎng)絡詩歌”這樣的術語，詩歌就是詩歌，和介質無關，就如同不存在印刷詩歌、手抄詩歌一樣，所以這里權以非術語的“發(fā)在網(wǎng)上的詩”敘述之），我為波瀾壯闊的詩歌浪潮所震撼，為中國詩人的創(chuàng)作實績而贊嘆！

尤其是山西詩壇，我認定山西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非常了不得的！就是在今年春天，我讀到了唐晉的《侏儒紀》、金汝平的《歌聲唱給白骨精》、石頭的《身體史》、趙樹義的《趙樹義無題詩一百首》，我堅信這是他們對于中國詩歌的重大貢獻；而雷霆、雪野、病夫、李堅毅、柴然、劉文青、溫建生、無哲、漢家、趙澤汀、吳笑冬、晉侯、朱賓、任晉渝、韓玉光、劉寶華、閻海育、閻扶、古陶、山西北野、竹無俗韻、陳小素、木頭、如斯、山西小詩妹、麩言、張黎、愛斐爾、麻小燕、清露掛月、一葦、張佳惠、田長水、小鎮(zhèn)人、紫衣人、小魚擺擺等一大批詩人的近作，都讓我感動、振奮！他們大都開有博客，喜歡詩歌的同學不妨去讀讀。

今年恰逢北國詩社創(chuàng)辦二十五周年，在徐建宏、溫建生二位社長的倡導下，潞潞、劉峭、唐晉、金汝平、圓子及我等經(jīng)過慎議，決定舉辦如下三項重大活動；

一、再以《北國》為名，創(chuàng)辦一本不定期的詩刊；

二、編輯出版一套旨在倡導和助推詩歌創(chuàng)作熱潮的叢書，以整體的方式向外界推介山西優(yōu)秀的青年詩人及其作品，繼續(xù)弘揚具有創(chuàng)新勇氣和包容氣度的北國精神，以期在省內形成獨有的創(chuàng)作氣候；

三、舉辦一屆規(guī)模較大的詩歌盛會——“北國詩會”。

總之，當詩歌經(jīng)歷著世紀交替的根本性轉折的時候，投身于這場語言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人無計其數(shù)，而我自己本來是可以算作其中一員的，但我卻總是覺得：我不是參與者，我只是一個見證者。我覺得，我能夠作為這樣一個見證者，已是應該感到滿足。

當然，我畢竟是一個詩人，所以也不可能不勸勉自己：還是應該多寫，要堅持下去。可人與人的才力和精力，終究是不一樣的。于是我現(xiàn)在只能是這樣說：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寫多少就寫多少，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我想，不管怎樣，作為一個詩人，無論是在什么時候，都負有這樣的一個使命：讓詩歌被遮蔽的神性得見光明！.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