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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蘇洵雖然作為一位文學家而被世人所知，但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亦頗有建樹。他在禮論上，吸取百家，融會貫通。使自己的思想別具一格，更現(xiàn)實、更實用；在兵論上，重視軍事，并研究用兵之道，不盲從于社會上的“重文輕武”之風；在用人論上，針對時弊，提高相權，廣用胥吏，這些都是他的政治思想中較有價值的部分。

[關鍵詞]北宋；蘇洵；政治思想

一

蘇洵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文章為歷代文人學士所推崇，并因文而揚名后世。然蘇洵對自己的治國才能亦十分自信，他自言“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跡，茍深曉其意，施之于今，無所不可”。于此可知他心中抱負。清人儲欣亦云：“古來文人，深識治體，于國家數(shù)百年后安危存亡之幾，燭照數(shù)算，大聲疾呼而極言之，秦漢以來，洛陽賈傅(誼)而外，獨老蘇(蘇洵)大蘇(蘇軾)兩先生耳”，并且將蘇洵譽為“宰相才也”，對他的治國主張、政治見解給予極高的評價?？梢娞K洵的政治思想是有著一定歷史地位的。本文擬對他的政治思想作一探討，以期看出他政治思想的特點。

二

蘇洵的政治思想，有著許多的內(nèi)容，有的是他根據(jù)歷史與現(xiàn)實所作出的總結與歸納以及對前人思想的理解，因之形成的政治思想；有的則是根據(jù)北宋王朝當時所面臨的各種政治危機，所提出的解決之道。

[禮論]在古代中國，禮是國家政治生活中極其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它對一國的治亂興衰起著關鍵的作用，“禮，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各種具體的治國措施上，它都有著指導性原則，“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jié)，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莊公二十三年)。所以歷代思想家，在闡述他們的政治思想之時，都將禮論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他們的禮論，以及對禮有關的一些問題的論述，都可以看作是他們政治思想的總綱。蘇洵亦不例外。他說：“一圣人之力……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奔丛谒磥?，禮是確立一切社會秩序，維持一切社會秩序的關鍵，由此，禮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他因此更深一步地去探討禮的各種意義與作用，不過這一切，都是以他對人性的認識為起點的。蘇洵認為，人性天生具有好逸惡勞、自私自利的傾向：

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選也，若水之走下。

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

正因為人們都有著這樣的習性與特點，所以在人群之間并不是和諧與安康，因此，統(tǒng)治者想無所依靠來駕馭民眾，是十分困難的了。不但如此，整個社會的風俗也在變化，并且繁文縟節(jié)日盛，社會的風俗就日漸澆漓。蘇洵通過對歷史的考查后指出，堯舜禹禪讓，并未舉行一系列的典禮與儀式，也并未急于向天下人誥令，解釋自己獲得權力的合法性，“其意以為生下之民以我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手援天下以神之，譽之以固之出”。但是到了商湯滅夏桀之時，世風日薄，湯一面“囂囂然致其(夏桀)罪以告人”來顯示自己的正義性，一面又顯出一副愛民的模樣，以此博得民心。后來武王伐紂更是鼓吹自己的祖先如何有德行，“如日吾家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從商湯到武王，越來越需要通過粉飾自己的行為，來讓世人認同他們的統(tǒng)治，社會風俗因之日漸澆漓。并且如此世風，并不能靠“由文返質(zhì)”的辦法使之改善，人類日趨文明，再返質(zhì)樸過著簡陋的生活，一是無人愿意，二是勢不可能，只有“由風俗之變而用其權”，即靠一定的規(guī)范與手段來駕馭民眾、利用風俗、掌握社會規(guī)律。如此就“天下可以復治”了，這時禮的社會作用才體現(xiàn)出來。禮就是統(tǒng)治者通過掌握社會規(guī)律控制社會風俗進而使民眾服從尊卑貴賤的身份與等級，成為為統(tǒng)治者服務的工具。但是既然人性都具有好逸惡勞、自私自利的傾向，就必然不會輕而易舉地服從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了。蘇洵對于這一點，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所以他說，統(tǒng)治者制禮以維護社會的等級與秩序，但“徒欲使之(指民眾)，輕去其舊(指民眾天生而具有的人性)，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正因為如此，所以統(tǒng)治者在制禮的同時，還應該讓禮在功能上、特點上更具有實效性。對此，他提出了用《詩》《樂》《易》來增進禮的實效性，使禮能夠更好地發(fā)揮作用。在這里，他將《詩》《樂》《易》作為禮的輔助工具來看待，這可以說是蘇洵禮論的一大特點。作為古代的“六經(jīng)”，《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地位是平行的，并且各自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功能，正像《莊子·天下篇》所說的：“《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明分?！钡K洵卻將禮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其他的經(jīng)典則是使禮能夠更好地實施的工具。他認為《易》的作用是增加禮的神秘性，使得禮的各種功能不易讓民眾知道，于是統(tǒng)治者便可處于“不可窺”的狀態(tài)。民眾只能知道服從，但是卻不知道統(tǒng)治者何以使其服從，正像他所說的：“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教亦隨而尊。”蘇洵漠視《易》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行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樣的人文精神與文化功能，而獨看重《易》的幽隱性和神秘性，并將其用之于統(tǒng)治。對于樂的作用，蘇洵看重的是它感人至深、風化人心的作用，進而讓民眾信服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安定于一定的統(tǒng)治秩序之下?！抖Y記·樂記》中說：“凡音者，心于人生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知樂，則幾于禮者也?！睒肪哂懈谢说恼我饬x，所以蘇洵說：“禮之所以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有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边@樣就能讓禮的社會功能更好地實施，于是民眾就易于服從統(tǒng)治秩序。社會就日趨于安定了。但是，樂的人文意義與文化功能，即樂代表人類感情的一種渲放，使人的情感能夠很好地表達出來，并且樂有“和”與“節(jié)”的作用，讓人在表達情感之時不至于肆情而忘義，樂能讓人達到一種“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境界，從而使社會安定、和睦。這些也同樣被蘇洵所忽視。對于《詩》，蘇洵認為是可讓民眾在適當?shù)臈l件下渲泄一下自己的不滿，因為在蘇洵看來，人的本性是好逸惡勞，喜歡享樂的，但是禮是制止人過分享樂，不讓人安逸無所事事，這樣禮與人性就發(fā)生了沖突，這種沖突延續(xù)下去，就會“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生者，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后已”。而《詩》，正如孔子所說的：“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本哂兄邪l(fā)的作用。所以提倡詩，一方面可以“許我也以好色，而尤不許我之怨吾君父兄也”。在適當?shù)臈l件下讓渲泄情感，減少因禮而帶來的統(tǒng)治與人性之間的沖突；另一方面又可以“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不讓這種渲泄超過統(tǒng)治者所允許的界線，從而危害統(tǒng)治秩序，所以，《詩》對禮的實施也至關重要。此外，蘇洵也強調(diào)了《春秋》正名分的作用，不過在這一點上，他并無多少創(chuàng)見。

總的說來，蘇洵將《易》《樂》《詩》賦予輔助禮實施的意義，能夠補正禮的各種功能上的缺失?！岸Y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后世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強人，而有《詩》焉?！币源藖泶龠M禮的實施。蘇洵的禮論，看重的是禮在政治上、在安定社會秩序上的意義。作為禮輔助工具，《易》的哲學意義可以忽視，《樂》的觀賞意義可以忽視，《詩》的抒情意義出可以忽視，而他們的政治意義卻被蘇洵大量地挖掘出來了。這固然是減少了古代六藝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但是在傳統(tǒng)的框架內(nèi)，六藝可以發(fā)揮最大的政治作用，穩(wěn)定統(tǒng)治秩序，避免社會上的種種沖突。因此，六藝的現(xiàn)實意義更大于文化意義。在蘇洵的禮論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是他廣泛吸收了先秦各學派的政治主張，并將其融會貫通，使之合理地置人他自己的禮論框架內(nèi)。作為他禮論的前提，蘇洵的人性論頗似荀子。荀子論人性，指出“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所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樣，順著人類本性發(fā)展下去，社會必將大亂不止，因此，才需要禮來維持社會秩序，抑制人的過分欲望，讓人能夠合理地獲得一些所求之物，但又不會毫無節(jié)制地攝取。并且，正因為禮是為了節(jié)制人的欲望而產(chǎn)生的，所以它與人性并不一致，是一種社會規(guī)范強加于人之上的。蘇洵繼承了荀子的這些觀點。其次，蘇洵關于社會風俗變化的看法，頗似道家，老子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慈孝。國家昏亂，有忠臣”。社會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道德說教與智謀、文明日繁一日之時，社會就在日漸墮落，就像蘇洵所指出的湯放桀、周滅商這兩個時期勝利一方的所作所為一樣。社會的澆漓是一個不可制止的過程，莊子通過對上古傳說時代的描述就表達了這一點。在“至德之世”，社會質(zhì)樸、民風淳厚、毫無詐偽。但是到了三代以下，世風日漸澆漓，社會質(zhì)樸的風氣被擾亂，“惴恧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道家面對這種社會現(xiàn)實，提出要返樸歸真，拋棄一切的文明，回到“小國寡民”的狀態(tài)，這無疑是不現(xiàn)實的。所以蘇洵認為，應“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運用各種手段控制風俗，駕馭民眾，用積極的作為去遏制道德的敗壞。再次，在蘇洵眼中，《易》是作為輔助禮的作用得以有效實施的工具而存在的，它可以“神天下之耳目”，增加禮的神秘性，讓一般民眾“不可窺”，從而使禮“神化”、“玄化”，因之便能夠處于讓人遵從的地位。這里的禮，并不只是指一些禮節(jié)與儀式，它還包括了各種手段與方法。在先秦諸子中，法家對于統(tǒng)治手段與方法是十分強調(diào)的，韓非就認為君主要增加自己的神秘性，讓臣民不知君主的心思，不見君主的作為，如此便猜測不出君主的喜怒哀樂，這樣君主就便于統(tǒng)治了。所以他說：“寂乎其無位而處，廖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于上，群臣竦懼手下?！薄暗涝诓豢梢?，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罔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碧K洵將這種用于增加君主神秘性的手段施之于禮之上，雖然禮與君主本身并不是一物，不過禮作為維護君主統(tǒng)治的重要工具，君主作為操縱禮、運用禮的人，不論是增加哪一個的神秘性，其欲達到的效果都是一樣的。

綜上可見，蘇洵的禮論，不但有他自己的創(chuàng)見，還廣泛吸收消化了先素諸子的政治思想，以此讓自己的禮論更具有深刻性與實效性。史稱蘇洵“通《六經(jīng)》、百家之說”，正因為如此，他能夠將“百家之說”運用吸收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去，使得他的禮論在歷代禮論中別具一格，有著自己的鮮明特點。[兵論]兵論，以及關于與兵相關的對于戰(zhàn)爭的見解與看法，也是蘇洵政治思想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因為，“戰(zhàn)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xù)，是政治交往過程中另一種手段實現(xiàn)”。一個政權的存亡，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個政權的軍事力量情況。蘇洵十分重視兵的作用，他說：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笔谷柿x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zhàn)，“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

蘇洵的這一段話，是有著針對性的。北宋趙匡胤皇袍加身當上皇帝，一面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面又鑒于五代十國兵事不止、將帥跋扈、武人兵權在握所產(chǎn)生的種種弊端，于是就削弱地方的兵力，使軍權集中，將精銳之師悉集京師，而守衛(wèi)地方的廂兵戰(zhàn)斗力卻大為下降。又將地方官的軍事指揮盡為沒收，這樣就使得地方的軍事防御力驟減，兵事隨之也多為荒廢，正像朱熹所說：“本朝鑒五代藩鎮(zhèn)之弊，遂盡奪藩鎮(zhèn)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薄敖袢罩菘噍p，卻不能生事，又卻無以制盜賊?！辈坏绱耍彼谓y(tǒng)治者還在社會上造成一種“重文輕武”的風氣，提高科舉考試的地位，增加科舉錄取的人數(shù)，使天下之人傾心于通過科舉考試來獲得官位，并且通過政府組織編撰《太平廣記》《太平御覽》這樣的大部頭類書，從朝廷上制造一種大興文事的氣氛。與此相對立的是，北宋實行募兵制，所募之兵多是“失職獷悍之徒”，即無業(yè)游民和犯法行暴之人，還在他們臉上刺字，以示區(qū)別，這更讓社會上形成一種厭惡兵事、輕視兵事的風氣。所以北宋王朝就形成了一種“積弱”的狀態(tài)，在與北方遼、西北夏這些少數(shù)民族的戰(zhàn)爭中處于下風，得靠每年大量的“歲幣”與貢品去維持邊境的和平。這種現(xiàn)狀為許多有識之士所不滿，蘇洵即是其中的代表。他對于北宋“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針對性地提出了“言兵”的重要性?！把员钡闹饕康木褪菫榱藢贡狈降纳贁?shù)民族政權，特別是遼朝。他提醒北宋的統(tǒng)治者，“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憂在內(nèi)”，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對北宋的壓力，是北宋政權的心腹之患，遼朝屢侵邊境的目的不是像西漢時的匈奴那樣，只是掠奪邊境的物資與民眾，一被中原王朝的軍隊攻擊，便迅速撤退。如是而已。現(xiàn)在的遼朝，目的是讓北宋日趨貧困，國力日趨下降，長此以往，遼朝就有機會全面入侵，奪取北宋王朝的政權。所以蘇洵認為北宋的一味茍安，納幣言和，只能讓自己處于慢性自殺的狀態(tài)。在具體分析了遼朝對待北宋的方法與目的之后，他指出，要想擺脫“積弱”的現(xiàn)狀，并且掃除遼對于北宋的威脅，最好的辦法就是與之交戰(zhàn)，且遼的計略“出于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也”。所以北宋“與之戰(zhàn)，破之易耳”。正因為如此，他詳細而具體論述了各種用兵之道。在當時，北宋領兵的將領與大臣御兵乏術，并且不敢用法令約束士兵，“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繹私恩，懼謗則執(zhí)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故蘇洵言用兵之道，就頗重視如何能夠駕馭士兵，使之為己所用。首先，他認為“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所謂治心，就是控制士兵的心理，作為一個軍事指揮者，如果不能控制士兵心理，那么，軍隊內(nèi)部軍心渙散，臨戰(zhàn)交戰(zhàn)就極易被擊潰。如何“治心”呢?先是要使士兵“上義”，即擁有一定的道德標準，北宋募兵制的后果之一，就是所招募的士兵大多都是“失職獷悍之徒，”這些人本無多少道德準則，再加上北宋制規(guī)定一旦招募為兵，就成為了職業(yè)兵，就可以仰食于國家賦稅，不耕而食，這進一步助長了軍隊的驕墮之氣。如此的軍隊，非但難以求其殺敵報國，反而成為了社會的一大負擔。故“治心”就顯得猶為重要，“治心”所達到的效果，是要士兵達到“愚”的狀態(tài)，蘇洵說：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令，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與之皆死。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指的“愚”，并不是“愚蠢”、“愚昧”，而是指士兵能唯領兵之將之命是從，使軍令嚴整，整個部隊在執(zhí)行命令上毫無偏差?！秾O子兵法》里說過“善用兵者……一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唐代的杜牧對此的注釋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碧K洵所指的“愚”也正是這個意思。其次，他還認為治軍要明法度，法度不明，即使是“治心”有道軍隊一樣是難以有較強的戰(zhàn)斗力。蘇洵說：“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币莆赵诓煌瑮l件下所應持的法令與態(tài)度。此外，應根據(jù)所帶軍隊人數(shù)的多寡來決定法度的繁或簡，“兵或寡而易危，或眾而易叛，莫難于用眾，莫危于用寡。治眾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這也是帶兵之人應予注意的。在北宋中期以后，軍政久弛，驕兵悍卒難以裁制，這一點是北宋“積弱”的原因之一，而由于北宋統(tǒng)治者實行軍權集中的政策，使帶兵之人難以一人掌握軍隊調(diào)度之權，并且軍隊調(diào)度上有“更戍”法，臨戰(zhàn)之時，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更是難以駕馭。所以導致軍法廢弛。蘇洵強調(diào)立法度的重要性，并提出許多具體的執(zhí)行辦法，是很有見地的。但是軍隊法度廢弛已久，驟而實施，難度必很大。史稱韓琦在西北用兵，深感士卒驕惰，欲加以制裁。蘇洵便勸他誅斬不服軍令之人，以肅軍紀，韓琦“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故蘇洵提出了“自觀”之說，來說明御兵之道其實并不難做到。他認為“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具體就是查自己何故喜怒哀樂，并探明其原因，既知世上之人在性情上無太差異，那么這些原因也就適用于他人，如此一來，就可以探明人情，因之來施法了。其實這個說法是值得商榷的，每個人的具體性情是有不小差異的，正是因為人的性情有差異，并且這種差異在不同的具體條件下會有不同的反應，所以才要求將領像蘇洵所說的“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的手段來駕馭士兵。不過雖然如此，蘇洵的軍事思想還是有著很大的價值。特別是在當時那種普遍的“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下，提出言兵之重要，并且具體地闡述了用兵之道，這在北宋的思想史上，是彌足珍貴的。

[用人論]在蘇洵的政治思想體系中，對于如何發(fā)現(xiàn)人才，使賢人能夠為國所用，在社會上有所作為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北宋立國，標榜自己是尊重士大夫，尊重賢臣，并且還通過科舉考試大量錄用讀書人為官，在俸祿上慷慨給予。甚至將“不殺士大夫”立為傳國的祖訓，刻于石上。但是實際上卻是在限制大臣的權力，降低大臣的地位。宋初分割宰相之權，設參知政事以為宰相之摯肋，設樞密使以分割宰相掌軍之權，設三司使掌國家經(jīng)濟以分宰相之財權，這是在權力上對大臣的制約。在地位上，君臣之間距離拉大，臣在君面前顯得地位低下，正如朱熹所說：“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zhí)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且說無坐位，也須有個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仔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所以，北宋統(tǒng)治者的重文尊儒，做的多是表面文章。蘇洵也深察這些弊政。他認為，宰相作為政府機構的首腦，應該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說：“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如何人而已?！痹紫嗖坏匚恢匾页蔀閲遗d盛與否的重要標志，在古代專制政治之下，這樣的言論是很難得的。特別是在北宋以中央集權、分割相權為主要統(tǒng)治手段的背景之下。日本學者內(nèi)藤湖南指出，北宋的宰相在執(zhí)政風格上，與前代相比，有著不小的變化，在任事上，“只管自己權限之內(nèi)的事”，在朝會議事時，“先不說自己的意見，聽完別人的意見后，最后表示贊成可行的一方”。宰相作為政府百官首腦的作用日漸喪失。這較之西漢初年陳平論宰相應“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zhèn)四夷諸侯，內(nèi)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的觀點，猶若天隔。蘇洵論及宰相的重要性之后，進一步指出宰相之所以“馳然不自飭”，怠墮政事的原因就是北宋統(tǒng)治者的過分中央集權，降低宰相地位的后果所致。所以應該對宰相“重之以禮”，在地位上給予充分的尊重；“重其責”，在行政上讓其擔當重任，加重職責，這樣才能使整個國家機器有效運轉。此外，蘇洵還主張廣用賢人。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謂的廣用，并不是單指廣用士大夫、讀書人，而是要提拔胥吏，這是在古今政論中不多見的。北宋統(tǒng)治者為了擴大統(tǒng)治基礎，進一步放寬了科舉考試的名額，使得許多“寒士”有機會進入官僚集團。但是，這些“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鐘之祿”。他們獲得官職與俸祿，靠的不是真正治國才能，學的不是經(jīng)世濟民之術，而是工于聲律，做音韻諧和、詞藻優(yōu)美的詩句，或是抱守古人注疏、牢記圣人之言的明經(jīng)。這樣的學問，實際上是于國計民生無補，這樣的“人才”，錄用再多也無濟于北宋“積貧積弱”的現(xiàn)狀。此外，北宋蔭福之例極盛，“卿大夫之子弟飽食于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這些貴公子們比之那些靠科舉得官的讀書人更為無用，而且還使國家耗費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他們的俸祿支出，并且這種現(xiàn)象已成常態(tài)，就連皇帝都感嘆“膏梁之子，不十年坐至閨籍”。就連那些不識治體的“武夫健卒”、用鬼神之道騙人的“巫醫(yī)方技”，都有機會獲得官職。這樣就讓政府內(nèi)充滿了無用之才。而胥吏在許多思想家看來，都是政治上的蠹蟲，他們把持衙門，蒙騙官長，仗勢欺人，剝削民眾。但在蘇洵看來，胥吏有著許多自身的優(yōu)勢：

夫胥吏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懾服，吏之惰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未畢見于外，無所逃循。

胥吏久處民間，熟悉政治基層組織的各種條規(guī)制度，并且洞察民隱，知道民眾的疾苦與地主階級的剝削，所以蘇洵認為他們一旦進入朝廷當政，由于有著豐富的從政經(jīng)驗，并且長期在基層做官諳習官場潛規(guī)則，深知高官得之不易，能達到使政治清明的效果，強過那些空享俸祿、無能力辦事的人。同時蘇洵又指出，在對待胥吏問題上，“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正是由于這些不公正的待遇，才使得胥吏無心為國效力，甚至是看透官場的腐敗，進而開始做欺上瞞下、假公濟私之事。其實胥吏之所以會出現(xiàn)，并且遍布整個官僚階層，大半原因是統(tǒng)治者的專制思想與防范意識所至。統(tǒng)治者為了天下人不去想奪權篡位之事，用只看重辭章與經(jīng)義的科舉考試去籠絡人才，造成士人一旦為官，“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難以辦事，并且地方官數(shù)年一遷，本地人不能居本地官，這就造成官員一旦到任，對所治之地區(qū)毫不了解，為政無從下手，待到稍有了解之后，又被調(diào)到別處去任職，這樣，為了使行政能正常運行，必然得依靠地方胥吏，這是專制官僚政治下的必然。蘇洵承認這種現(xiàn)狀，但并未像大多數(shù)人那樣一味地指責胥吏、痛罵胥吏，而是因勢利導，提出讓熟悉行政、深諸民情的胥吏去朝廷上任職，這樣既可解決朝中大臣辦事無力的現(xiàn)狀，又可振奮廣大胥吏之心，使之盡力奉職，以期有朝一日能獲高遷。他這種擺脫了對胥吏單一枯燥的道德遣責，通過在官僚階層內(nèi)部做調(diào)整的思路，在當時來說，是充滿著政治智慧的。

三

蘇洵在禮論上，汲取百家，融會貫通，使自己的思想別具一格，更現(xiàn)實、更實用；在兵論上，重視軍事，并研究用兵之道，不盲從于社會上的“重文輕武”之風；在用人論上，針對時弊，提高相權，廣用胥吏，這些都是他的政治思想中較有價值的部分。當然，在他政治思想體系中，也存在著不足，十分明顯的一點就是蘇洵承認北宋法制存在缺陷，執(zhí)法不力、法律無權威、恩赫太濫以至多數(shù)權貴漠視法律的弊端，主張“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出于威，嚴用刑法而不赫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于眾人之是非”。這個觀點有擺脫人治政治所帶來的危害的傾向，如果政府能夠有效執(zhí)行，那么一定會讓政治現(xiàn)狀大有改觀。但是在他真正有機會向皇帝上書進言之時，他卻說：“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睆亩顒窠y(tǒng)治者要“濟之以誠”，又回到用道德說教的方式感化民眾的路子上了。古人論政，十分看重德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孔子的這句話被許多思想家尊為改良政治的良方。德治固然重要，而且社會也需要用道德來維持，但正如梁啟超所說：“言仁政者，只能使其當如是，而無術使其必如是?！比f一無人服從德治，甚至漠視德治，那么，許多力倡德治的思想家只能是束手無策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才需要用法律來治理社會。蘇洵論人性，認為人都有著好逸惡勞、自私自利的本性，這就更需要法律來維持社會規(guī)范了。對于如此之人性。用“誠”以濟之，能有多大用處?蘇洵政治思想的最大局限就在于此，甚至也可以說整個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局限也在于此。這一點，是在研究古代政治思想中，值得十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