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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時期，以政治權力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為前提，專制政治

體制、大眾傳媒與社會輿論、特定的政治符號、學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會化

途徑充當了放大上層政治文化、扭曲大眾政治文化的作用。

關鍵詞：政治社會化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以下簡稱“”）發(fā)生并

持續(xù)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為“”提供了相應的政治主體、社會政

治氛圍等等一系列必要條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對“”的支持與推

動作用是以政治社會化為前提的。“”前的消極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實

踐、大眾傳媒、政治符號、學校等教育機構、家庭等政治社會化（注2）［1］

途徑，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迅速地強化、固置于人們的內心和政治意識結構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間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專制政治體制及其運行

“”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之弊端發(fā)展到極至，形成了專制政治

體制。這種體制下的政治實踐通過其政治社會化功能，對大眾政治文化的畸變

起了明顯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體（注3）［2］素質下降，政治社會化功能偏失。

首先，“”時期，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決策者和執(zhí)行者）的政治素質

整體下降。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維上的失誤乃至錯誤足以表明，相對于

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要求來說，他的政治價值指向已經發(fā)生嚴重偏轉──盡管

他發(fā)動“”的某些主觀政治意圖可能是正確的，甚至是純潔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個金字塔式專制政治體制的頂端，所以，他的政治價值取向的偏轉

給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帶來全局性影響。同時，、集團等極左分子竊取

了大部分中央與地方領導權，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權力

被極度削弱。在當時全能專制政治體制下，政治權力特別是中央政治權力分配

結構對政治社會化的整個過程的方方面面都有決定性的影響。處于一人之下萬

人之上的、等人運用所掌握的極大政治權力，控制了學校教育、大眾

傳媒乃至整個政治體制等政治社會化中介，把他們錯誤的政治言論、政治意識

等政治文化與錯誤的政治思想強制性地向整個社會傳播，從而控制了政

治社會化的發(fā)展方向、功能、結果等等各個方面。作為“”這場社會政治

運動的“被動性主體”，大眾為當時負向運行的政治社會體制嚴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質急劇下降。這導致他們在一定時期內極易接受政治

社會化過程中所傳播的政治文化，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對其正確性提出質

疑和非議。

其次，作為政治主體的各類政治組織功能缺失。政治組織是政治體制運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體，在政治社會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政治人的政治活

動提供群體性組織場所，使之在參與組織性的政治活動中接受、發(fā)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亞政治文化。同時，各政治組織間也相互影響，使不同的政

治亞文化發(fā)生碰撞、交流、融合，從而賦于整個政治文化以生命力?！啊?/p>

時期，包括中共各級黨委、人大、政協等在內的各種原來常設政治組織或殘缺

或虛置，其正常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也隨之缺失。同時，一些松散的完全聽命于

、等的極“左”政治組織如革命委員會等不斷出現，它們傳播著錯誤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別是大眾政治文化負向發(fā)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這兩方面都為專制的個人或少數人任意傳輸其錯誤政治意志提供了條件。

從政治文化上下交流與互動過程來看，“”中的政治組織只為上層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錯誤的政治思想與集團的政治文化）向下層大

眾政治文化的強制性傳輸提供了有力的組織條件，而下層大眾政治文化向上層

精英政治文化的傳輸與反饋則失去了組織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傳輸和流

動過程中的反饋渠道被斬斷，政治文化呈現明顯的單向流動。同時政治組織結

構的單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為政治主體的國家政權與公共機關職能變形。公檢法、軍隊、監(jiān)

獄等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治活動與實踐也具有政治社會化意義。

“”時期先是公檢法合署辦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檢察院系統(tǒng)；1975年憲

法規(guī)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使偵查權和起訴權合二為

一，實際上取消了對偵查權和審判權的檢察監(jiān)督?！叭罕妼Ｕ?、群眾立案、辦

案和群眾審判”，即“甩開公、檢、法，走群眾專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設公堂，私立監(jiān)獄，出現了“貧下中農高等法院”之類的組織。［3］在法

制殘缺又沒有監(jiān)督的情況下，公檢法系統(tǒng)的執(zhí)法行為相當混亂，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錯案，給人們的政治心理與感情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更不可能培養(yǎng)人們

的法制意識。在“”后期，軍隊“三支兩軍”，對遏制社會政治的混亂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軍隊在如此程度上參與政治運行本身就是一種非常行

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線為指導執(zhí)行其政治職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會化中也起到了傳播錯誤政治文化的作用?！啊敝?，監(jiān)獄則成為關押政

治文化異端的“中國巴士底獄”。

第二，政治運行制度規(guī)則極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趨非法理化。

政治運行規(guī)則在政治實踐與政治文化之間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從政治實

踐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說，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組織的政治行為規(guī)范約

束在法定的范圍之內，以維持政治系統(tǒng)正常運行，這些合法的政治實踐見之于

政治文化則是法理型政治文化?！啊逼陂g，各項政治制度與規(guī)則或殘缺虛

置或極度變形，整個政治系統(tǒng)的政治實踐處于隨意化、無規(guī)范化的狀態(tài)。作為

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遭到嚴重破壞，1975年召開的全國四屆人

大實際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質，因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選產生的，而是

通過革命委員會協商指派的，這次大會絲毫不意味著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復。

政治協商與多黨合作制度也被踐踏、取消。各項原有法律被廢棄不用，代之以

體現極少數人政治意志的“暫行條例”（如《公安六條》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們感覺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別是自己的合法權利應受到

法制的保護，也就不可能培養(yǎng)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識。同時，《公安六條》之類

簡陋而扭曲的規(guī)定則強化了人們政治文化傳統(tǒng)意識中對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懼感。

第三，政治實踐紊亂無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變進程。

首先，政治參與采取“大民主”的形式?！啊逼陂g的“大民主”不是

一種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轟轟烈的群眾運動，其主要方式是“大字報”、“大

鳴”、“大放”、“大辯論”、“大串連”。它借助個人崇拜發(fā)動，違背了民

主的本義與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與法制的關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實現。無法律政治制度制約的群眾運動看似人人都參與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權利，其實這只能是極淺層次的政治參與，根本不能體現

憲法規(guī)定人民擁有一切國家權力的原則。因為人民擁有權力的“必要條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無限的權力”……“否則它只會把得到的絕對權力帶進生活中。它

的實際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況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進入不了政治決策過程，民眾政治參與的基本功能

──表達民意、制約政治權力、調節(jié)政治系統(tǒng)運行——已完全喪失。這種“民

主”的實踐后果只能是無法無天的無政府主義，是對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權

利及其它權利的空前踐踏。這種政治實踐形式，使人們長期壓抑的政治熱情以

狂熱的異化方式暴發(fā)出來，本來就極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識蕩然無存。其次，

在政治運行中，政治錄用成為制造和強化個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內容的操作性手

段。當時，以“高舉不高舉思想紅旗”，“作為識別、選拔和使用干部

的標準”，“反對思想的，罷官”。［5］這種政治錄用標準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錯誤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確政治思想理論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強化人們的政治依附、個人崇拜意識，把上層主導政治文化

絕對化的消極作用。

再次，在“”時期，政治領袖的公開的政治活動對大眾政治文化具有

明顯的示范與引導作用。例如，先后八次接見紅衛(wèi)兵以表示對他們的支

持，煽動了他們狂熱的政治感情；、、等在公開場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線萬歲”、“無產階級勝利萬歲”、“萬歲！萬

歲！萬萬歲！”，盡管這些同樣的政治行為所包含的意圖可能不同，但對處于

政治運行最外層的大眾來說，相同的政治行為所傳遞的政治文化信息卻是相同

的，都強化了大眾已有的個人崇拜意識及對“”的認同與盲從。因為，政

治領袖的特殊貢獻、人格魅力或政治權力地位和大眾低下的政治認知水平、依

附性較強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都使得普通大眾容易認同和模仿政治領袖的行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眾傳媒與社會輿論

大眾傳媒幾乎完全被與、集團等左傾政治文化主體所掌

握、利用，成為發(fā)動”“、為“”制造輿論、宣傳錯誤政治理論、傳

播錯誤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時，大眾傳媒自身在“”中也受到一些沖

擊。我們先來看看報刊。所有晚報全部?？?，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級和一

些地區(qū)級的黨委機關報，各種小報滿天飛。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報紙?zhí)幱?/p>

“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非正常狀態(tài)。結構單一、內容單調的報刊以文

字為主兼有圖象類的政治符號，持續(xù)地傳播著錯誤的政治文化信息，嚴重地扭

曲著大眾政治文化。再看看廣播電視傳媒。十年間，廣播電臺增長了12座，發(fā)

射總功率也增加了95％?？h（市）級有線廣播站增加了322個，廣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國97％的，93％的生產大隊，86％的生產隊通了有線廣

播，60％的農戶安裝了廣播喇叭。［6］電視業(yè)經過1967年的短暫破壞后，此

后也有較大發(fā)展。但這些發(fā)展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起了極大的消極作用。因

為，大眾傳媒的政治社會化作用是由其傳播的政治思想與言論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內容與性質決定的。在傳播媒介為一部分左傾政治文化主體控制的情況下，

廣播電視業(yè)的發(fā)展非但沒有成為表達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進行正常社會政治

控制與管理的渠道，反而成為扭曲正確政治思想，宣傳“無產階級專政

下繼續(xù)革命”錯誤政治思想、對的個人崇拜及其它種種政治言論，壓制

人民言論自由，控制社會輿論，禁錮人們政治思維，維護“”政治實踐的

有力工具。例如，“”長期控制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的大

權，竭力宣揚極左思潮，使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極度猖獗。許多優(yōu)秀節(jié)目被取

消，地方臺的自辦節(jié)目一度取消，只能轉播中央電臺的節(jié)目。電視節(jié)目單調、

枯燥，假大空的畫面充斥熒屏。特別是農村中廣播喇叭普及率較高，它傳播的

錯誤的政治言論與政治文化信息極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認知能力很低、承載著

較多消極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農民。

在大眾傳媒所傳播的政治信息的強制性控制與引導下，社會輿論完全政治

化，并呈現出極不正常的輿論高度一致?！爸挥幸环N聲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擾地向下流，從不中斷，因為這時的水潭是由啞然無聲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過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輿論高度一律主要表現為：毛澤

東、、集團等少數人的思想意志通過大眾傳媒的傳播，放大為群眾言

論的主題；社會輿論的自主性為政治上層權力控制，其認知、價值評價傾向幾

乎與大眾傳媒所傳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無二致；輿論的權威性表現為上層政治

掌權者的權威，其獨立性完全喪失，根本起不到監(jiān)督政治運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時的大眾傳媒與社會輿論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會化過程

中導致了“謊言重復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惡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號

“”時期，政治符號泛濫成災，其種類和數量迅速增加，政治社會化

功能變得極為扭曲，并得到強化。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

（1）政治口號。最典型的是“無產階級”，還有簡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萬歲、萬歲、萬萬歲”、“反擊”、“某某反動

堡壘”等等。這些政治符號把它攜帶的具有濃厚個人崇拜色彩和戰(zhàn)爭鼓動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過直接刺激人們的聽覺、視覺傳遞給接受者的大腦，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與政治意識等。

（2）文字類政治符號。這類政治符號主要指“大、小字報”、“紅寶

書”（《語錄》）、“紅衛(wèi)兵小報”等。“”中大、小字報滿天

飛，絕大多數是用“把文字當手榴彈迫擊炮使用的表達方式”［8］

（p6、14）來傳播各種錯誤的政治言論。有的政治口號被“刷，刷，刷！刷滿

大街刷上瓦”［9］，成為造成強烈而混亂的社會政治氛圍的重要原因之一。

“紅寶書”則幾乎是人手一冊，是制造對個人崇拜、肢解、歪曲

思想、傳播錯誤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眾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帶有特殊政治涵義的政治圖像。在“”時期這種政治符號的典

型代表是的塑像、畫像、頭像像章及報紙、電視上的、等人

的照片、圖象，還有批斗大會的現場照片等。當時，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工

廠、學校以及各種公共場所到處都有的塑像、畫像。人人爭戴像

章達到空前狂熱程度。在攜帶與傳遞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別是政治心理

方面，這類政治符號比口號型文字型政治符號，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續(xù)性

和誘導性。它更強調感性認知過程，更緊密地與人們的情感相聯系。它不需要

細致、精深的邏輯理解能力，只需直觀的體認，就可以將其中蘊含的政治文化

內化于心，所以，圖像型的政治符號對當時廣大文化層次較低的接受者具有強

大的同化作用。

（4）體態(tài)型政治符號。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會化作用主要在于強化民眾對的個人崇拜，消

蝕他們的政治自我意識與獨立政治人格。

（5）“革命樣板戲”。它集語言、文字、體態(tài)、圖象符號于一體，是

“”期間政治社會化的特有形式。它極片面地突出革命時代的家庭政治

化、為服務于特定階級斗爭和政治目的的集體主義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傳職能去推行一種嚴格的行為法則，在建立社會政治的法典，在構筑完整的

社會政治理論秩序”［10］。作為一種觀賞性的文藝形式，“樣板戲”建立社

會政治法典、構筑社會政治理論秩序的過程，只有通過人們觀看它，形成“樣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會政治法典與秩序才能得到認同。

此外，許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義的符號如地名、機關、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飾、生產機具也被人為地革命化，強加以政治涵義，成為“”期間特有

的政治符號。如北京東交民巷改為“反帝巷”、濟南第三十三中學改成“八一

戰(zhàn)?！?、有的生產大隊直接改為“造反生產大隊”。［11］以立新、、衛(wèi)

東等為名字的人難計其數；自從1966年8月18日接見紅衛(wèi)兵時，破例地

穿上軍裝后，綠色軍裝成為最時髦的服飾；推土機也取名“東方紅”。這些被

強行涂抹上濃重政治色彩的符號鋪天蓋地而來，充斥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將人

們團團包圍，對人們的政治文化特別是政治心理起著強烈的塑造作用，對政治

文化倫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政治符號使人們失去了獨立思考和表

達能力，乃至喪失了個性，甚至理性，最終成為“”政治文化的載體與玩

偶。卜大華回憶說，“政治”、“接班人”、“國家革命”、“修正主義”、

“紅色江山”、“階級斗爭”、“語錄”等等詞匯、觀念、概念、理

論，“與我們這些十七八的學生的青春期一起，融進了我們的頭腦各血液，迎

著我們一張張洞開的饑渴的精神大門，走進了我們的靈魂。……當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會的倫理，他的思想不再僅僅是某種理論，而且成了千千萬萬青

年做人的道德標準”。［12］當然，就“”時期來說，也成為中國人的道

德標準。

從政治符號的政治社會化功用來看，“”中的政治符號異化現象是很

明顯的。具體說來，提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全面專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號，總體上是為其主觀防止黨與國家變色、實現其理想社

會服務的。對烏托邦式社會政治目標的執(zhí)著追求，使他與普通大眾一樣

成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號的俘虜。在這里，政治符號的提出是以他主觀中多

數人的政治價值尺度為標準開始，而以政治符號（其實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為標準結束，人成為政治符號的奴隸。即以實現人的某種目的而由主體

創(chuàng)造出來的政治符號卻反客為主，其工具性壓倒了其目的性。、集團

制造政治符號從一開始就是以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為標準，以愚弄人民竊

取政權是其最終目的。對他們來說，政治符號的工具性與目的性是統(tǒng)一的。所

以，我們可以說，盡管與、集團制造政治符號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卻殊途同歸，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眾政治文化的消極作用。

四、學校教育

“”中，在“教育政治掛帥”的總體思路指導下，各級學校正常教育

受到嚴重破壞，其強有力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也發(fā)生了嚴重的轉向。首先，設置

政治課程是發(fā)揮學校教育政治社會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過具體的政治教

育，向學生傳授的政治知識、政治觀念、政治信仰，來培養(yǎng)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和

政治情感，從而強化他們對現存政治體系的認同、信任、忠誠與支持。學校教

育的政治社會化作用的方向則主要取決于政治課程的內容?！啊敝袑W校的

政治課程內容設置極端不合理。中小學的政治語文課合并，以著作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發(fā)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

生（試點）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大學的培養(yǎng)目標是：培養(yǎng)高舉思想偉大

紅旗，無限忠于、思想、革命路線的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

革命和建設服務的既有文化科學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勞動者；設置著作

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1971年4月到7月，、遲群等人炮制的《全國教育

工作會議紀要》提出“用思想改造大學”。本來，從作為正常政治社會

化環(huán)節(jié)與政治文化整合途徑來說，學習著作、思想是正確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課程則是極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中，著

作被尋章摘句地肢解，多數學校政治教材不是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滲透著、少數人政治陰謀的《語錄》。與之相聯系，

思想也被教條式地曲解，將其錯誤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閹割了其正確的政治思

想。豐富的思想被其“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

等錯誤理論所替代。學校政治課程幾乎成為傳播的左傾思想、培養(yǎng)對毛

澤東個人崇拜的工具。這無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積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們的政治獨立意識萎縮，形成了對既有專制政治體系與少數專制者特別是毛澤

東的愚忠。在學校政治課程內容偏失的同時，它還大量擠占了其它非政治課程

的內容與教學時間，使學生的科學文化素質急劇下降，進而影響了他們的政治

覺悟能力與理性政治參與能力。因為，現代政治學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較高的理性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能力，越可能“理解寬容準則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極端主義學說，……越可能相信民主的價值和支持民主的

實踐”。［14］但“”時畸形學校教育的政治社會化結果卻是：受這種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識、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覺悟能力越低，越

易受極端學說和非理性政治情緒的影響。其次，學校成為當時政治運動與政治

實踐──搞階級斗爭進行“”的重要場所之一。這是“”這一特殊時

期中學校發(fā)揮政治社會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為“”發(fā)動標志之一的《關

于無產階級的決定》提出學生“也要隨時參加無產階級

的斗爭”?！啊敝酰鞯胤酱?、中、小學先后造反，揪斗“走資派”。

當年7月底，宣布“停課鬧革命”，隨后，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wèi)兵運動迅速興

起。數以千萬計的大中學生進行“大串聯”，使全國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亂狀

態(tài)。學校開展的政治實踐活動所傳遞的錯誤政治信息內化于心，嚴重毒化了學

生的政治文化的認知、情感、評價等方面。再次，在“”中，教師被誣稱

為“臭老九”，成為被揪斗、批判的的對象。學校黨委領導被踢開，代之以文

化層次與業(yè)務水平很低的工宣隊、甚至是貧下中農，對學校實行所謂“全面專

政”。學校特別是高中、大學招生廢除入學考試，單純強調“突出政治，貫徹

階級路線”，工人、貧下中農子弟僅憑階級出身就可以優(yōu)先入學。進入大學的

工農兵還被賦予了“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的歷史使命?？傊?，所有這

些都對學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沖擊，嚴重降低了教學質量，也使作為政治社

會化的重要途徑的學校教育僅成為向學生與教師灌輸扭曲的上層政治文化觀

念，激活他們原有的消極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當的效應。由于這種教

育旨在將政治社會化的對象塑造成一個模樣：“這種模樣……伴隨著這種教育

的有效與成功，便形成了對思想專制禁錮進而形成對人的肉體的專制”。

［15］所以，可以斷言，“”時期的學校教育對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動作用。

五、家庭

從對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來說，“”時期家庭在政治社會化作

用極具特色。與政治學一般意義上講的家庭政治社會化作用有很大區(qū)別。它主

要不是通過影響兒童的政治潛意識來實現，而是借助現實的內部政治氛圍來影

響其所有成員特別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認知、政治評價、政治態(tài)度等個

體政治文化的諸方面，從而在造就“”期間的畸形政治文化過程中起作用

。這主要表現在家庭成為當時社會政治大環(huán)境影響個人政治文化觀念的中間環(huán)

節(jié)。諸多家庭氛圍極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觀念與意識充斥于每個家庭成員的

頭腦，階級感情被置于維系家庭關系的血緣倫理紐帶之上。社會上流行的“唯

階級論”、“血統(tǒng)論”等錯誤觀念造成許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員或彼此劃清階

級界限，或因株連獲罪。比如“給自己的爸爸寫封公開信，批判他要‘擴大資

產階級法權’，或許能換來一官半職”；“家庭里夫妻各懷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這使得“夫妻決裂，父子異路，成為常見的世態(tài)”。［16］（p39、4）

綜觀“”時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以上諸種政治社會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輻射包圍的方式傳遞給大眾，強烈地塑造著人們的

政治認知、政治心理、政治評價標準與政治價值取向，使大眾政治文化內容趨

同，結構走向畸形。這些政治社會化方式醞釀產生、發(fā)展及其影響的整個過程

都滲透著上層主導政治文化（主要是錯誤政治思想與、精英集

團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權力為后盾，強行改造大眾政治文化的意圖。從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來看，他們相近的教育水平、經濟地位、社會與群體環(huán)境，

特別是其政治文化傳統(tǒng)，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礎、較低的政治認知能力、唯

上是從的政治價值取向與思維模式等等與政治社會化所傳遞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當程度的親合力與契合性。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對強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較強的承受能力，意識不到傳輸中的政治文化中實際存在的強制性，對之

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棄，從而加速了對政治文化的理解、內化、認同、接受。

從這兩方面看，與一般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相比，“”期間的政治社會化具

有鮮明的強制性、社會性、快速性、持續(xù)性、特殊雙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傳輸；另一方面則是大眾對強制性傳輸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現出極大的認同與親合）。這些特點加速了對政治文化特別是大眾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過程，進而影響到了整個政治文化的結構變動和功能指向。

注釋：

（1）對于政治文化的確切含義，政治學界見仁見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觀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實踐活動在社會成員觀念上的反映與積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態(tài)度、政治價值觀、政治意識、政治思想、政

治理論等。

（2）政治社會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維持、變動的過程。

（3）政治主體是在政治體系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各種構成要素，它

是政治權力的載體和對政治運用產生主導作用的政治實體的總和。它有這樣幾

個層次：1、處于政治關系中的人，包括群體的個體；2、政治性組織；3、國

家政權及公共權力的物質附屬物，即軍隊、監(jiān)獄、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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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