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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材是教育得以進行的基本條件，在整個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影響國家和社會未來的奠基工程、培元工程、鑄魂工程，但我國高校教材建設存在不少短板。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國高校教材建設尤其是高校文科教材建設，應該處理好政治性和專業(yè)性、管與放、統(tǒng)與分、編與創(chuàng)，以及教材體系與學科體系等方面的關系。

關鍵詞：教材建設；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哲學社會科學

在整個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教材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教育得以進行的基本條件，無論是中小學教育還是大學教育，教材的編纂、流通與選擇是教育教學活動的前提。在大學階段，教材建設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簡稱文科）教材建設尤其重要。站在國家戰(zhàn)略高度要求：“要抓好教材體系建設，形成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要求、立足國際學術前沿、門類齊全的哲學社會科學教材體系?！保?］這是確保教學質量的重要基礎。

一、教材的源流與功能

什么是教材？怎樣理解教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從教育的立場而言，教材通常被理解為教學過程中為教師和學生使用的教學材料?！?0世紀的中國高等教育》一書主張，“教材（包括教科書、講義、參考資料及教學輔助材料）是一門學科的知識和技能體系，是體現(xiàn)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知識載體”［2］。李進才認為，教材就是根據(jù)教學大綱編選的指導學生學習的教學材料。它包括文字材料（如教科書、講義、講授提綱、參考書刊、輔導材料等）、視聽材料（教學影片、唱片、錄音、錄像磁帶）和網絡教材等。［3］從這些定義可見，教材與通常意義上的教科書是不同的，過去我們常常把二者混為一談。嚴格意義上的教材，在內涵與外延方面都實現(xiàn)了對教科書的超越，它指的是一切形式的教學材料，這些材料涵蓋了相應課程的知識與技能體系，是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學資源。教材是伴隨著文化傳承和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而出現(xiàn)的。中國古代教材的編寫始自孔子。周予同認為，“孔子為了講授的需要，搜集魯、周、宋、杞等故國文獻，重加整理編次，形成《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教本，這種說法是可信的”［4］。隋唐以來，隨著科舉制度的盛行，教材編寫成為文化教育領域的核心工作。但直到鴉片戰(zhàn)爭時期，中國人一直沒有使用現(xiàn)代意義上的“教材”概念。而是使用“功課”、“課業(yè)”、“課本”、“課程”、“讀本”等來指代。根據(jù)學界的研究，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教材”或“教科書”一詞，是西方傳教士首先使用的?！扒逋喂饩w年間，基督教會多附設學堂傳教，光緒二年（1876）舉行傳教士大會時，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學各科教材無適用書籍，議決組織‘學堂教科書委員會’。該委員會所編教科書，有算學、泰西歷史、地理、宗教、倫理等科，以供教會學校之用，間以贈各地傳教區(qū)之私塾。教科書之名自是始于我國矣?！保?］隨著近代大學在中國的出現(xiàn)，大學成了教材編撰的主體。戊戌年間，在籌備京師大學堂的過程中，清政府就有設立大學堂譯書局的籌劃。總理衙門認為，譯書一事應和學堂相輔相成，且為措置統(tǒng)一考慮，以大學堂編譯局統(tǒng)籌譯事———“至京師編譯局為學堂而設，當以多譯西國學堂功課書為主?！保?］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的設立，乃是清政府為應對新形勢，整合中西學、建立新教育所采取的措施。這時中國學界對翻譯西方教科書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孫家鼐認為：“西學各書，應令編譯局迅即編譯?！睂W務大臣張百熙指出：“然譯局非徒翻譯一切書籍，又須翻譯一切課本，泰西各國學校，無論蒙學、普通學、專門學，皆有國家編定之本，按時卒業(yè)，皆有定章。今學堂既須考究西政西藝，自應翻譯此類課本，以為肄習西學之需?！保?］可見，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的職能之一，就是組織翻譯西方的大學教材。教材是在教學過程中使用的，是為人才培養(yǎng)服務的。通過教材，知識以權威性的面目出現(xiàn)。它不僅能夠為學生進行知識的導引，而且能夠幫助教師明確教學任務，組織教學內容，為教師的授課提供參考。從“知識－權力”關系的角度來看，教科書的編寫、選擇、使用“都在實踐一種權力運作———對讀者施加知識的‘規(guī)訓’。這其中既有較為明顯的部分，比如價值觀念、道德評判、文化認同，也包括相對隱性的，諸如知識的分科劃界、次第排序、敘述模式等。對于成長中的少年和青年讀者而言，這種‘規(guī)訓’甚至可能成為伴隨終生的精神留存”。［8］從文化傳授的角度來看，教材有三個主要的功能。一是信息功能。教材是一種信息和知識的載體，它通過選擇有價值的信息、知識來向學習者傳遞。二是結構化功能。教材通過對知識、信息的組織向學習者提供一種知識、信息圖式，幫助學習者建構自己的知識，使其系統(tǒng)化。三是教育指導功能。教材包括學習指導信息，可以幫助學習者掌握合理有效的學習方式。［9］正是因為這些功能，大學通過教師、教材、教學延續(xù)了人類的文明，通過知識的傳播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從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如今，人類文明已歷經農耕時代、工業(yè)時代而進入信息時代。一方面，數(shù)字技術的發(fā)展，教育的普及和需求的增加，使得知識總量實現(xiàn)了幾何級數(shù)的增長。另一方面，在教育領域，所謂“后喻時代”的來臨，改變了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況。在這一背景下，教材在學校尤其是大學教育中的地位也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學生可獲得的信息渠道日益多元，使得傳統(tǒng)教科書的權威性受到挑戰(zhàn)，對教科書的批判性的學習，成為學生成長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科書依然是課程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和學校教育的重要載體，教科書的地位同時也得到教師和考試制度的權威的強化?！保?0］由此可見，網絡信息時代，教材的編纂雖然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但教材本身在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的地位并沒有削弱。建設科學適用的教材體系，是社會的需求，也是教師的天職。高校教材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其間存在著不少復雜的矛盾關系，包括政治性與專業(yè)性、管與放、統(tǒng)與分、編與創(chuàng)、教材體系與學科體系等，需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加以厘清。

二、政治性與專業(yè)性

教育是千秋大業(yè)，不僅關系到文明的延續(xù)，更是影響到人類的福祉。在政治社會，教育具有鮮明的政治性，教育系統(tǒng)總是掌握在統(tǒng)治階級手中，服務于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教材的編纂當然也會受到這一政治定位的影響。2016年12月，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教材建設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設什么樣的教材體系，核心教材傳授什么內容、倡導什么價值，體現(xiàn)國家意志，是國家事權?！保?1］隨后，還多次專門論述教材建設問題，要求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薪火相傳、后繼有人的高度，深刻認識教材建設是落實黨的教育方針、為廣大青少年打好中國底色的鑄魂工程，是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增強全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培元工程，是推進教育現(xiàn)代化、建設教育強國的奠基工程，充分認識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的重要性緊迫性。［12］2017年國務院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同時，國家教材委員會設立專家委員會，通過層層推薦，遴選出200余名專家委員會委員。［13］2018年末，教育部教材局在國內部分重點高校和研究機構正式成立了11個國家教材研究基地。試圖在中小學教材、少數(shù)民族文字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材、專業(yè)課程教材的建設方面，從確保意識形態(tài)安全、培養(yǎ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加強研究和引導。對教材建設的行政管理，事實上并不限于社會主義國家。在美國，教科書的發(fā)行，不單單被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所控制，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關于教科書的審批政策這只強有力的“政治之手”的控制。美國將近一半的州———大部分在南部和“陽光地帶”———成立了教材審批委員會。一般來說，是由這些委員會來決定該州的學校將選購什么樣的教材。［14］教材尤其是社會科學教材的編纂出版，是一個復雜的政治過程的產物，是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作用的結果。“將學校課程看作是中立的知識，顯然是一種天真的想法。相反地，被認為是合法的知識，恰恰是復雜的權力關系以及身份等級、種族、性別、宗教團體不斷斗爭的結果?！保?5］教材的出版是教育決策者、政府部門和其他社會力量共同影響學校教育的一個縮影。對這一事實，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作了精辟的論證：“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保?6］在這里，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和思想，統(tǒng)治階級認可的知識，就是所謂的合法的知識。事實上，不僅一般的學校教材會受到政治這一“無形之手”的影響，就是教會學校也難以實現(xiàn)完全中立，它也有它的立場。1877年5月，教會“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正式成立。當年，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總干事威廉臣通知各教會學校，說明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的目的，是以基督教的立場編輯課本，“此項課本，并能為中國人樂意采用，未進教會學校的青年，亦可借此獲得知識”。［17］很顯然，教會的立場與中立的立場不是一回事。在教材編纂過程中，圍繞將什么編入教科書之中、將什么排除在教科書之外的爭論，事實上蘊涵了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文化聯(lián)系。圍繞著教科書編纂所暴露的沖突，往往反映出權力關系方面更深層次的問題。［18］教材的編纂固然會受到政治的影響，但由于教材所傳播的畢竟是知識，因此它在相當程度上體現(xiàn)了真理。所以教材的編纂不能無視政治，但更不能無視專業(yè)，或因為政治而否定專業(yè)。事實上，政治與專業(yè)是可以統(tǒng)一起來的。教材的編纂，代表的是專業(yè)化的知識，按照編輯理念或是國家官方的藍圖，“化約成普遍性的知識生產；這套知識體系，繼之透過教師的講授，傳遞至莘莘學子的身上。經由此道，原本專業(yè)且零碎的知識形式，透過有意識的編織以及學科建制的過程，轉換成系統(tǒng)化的課程用書。教科書的出現(xiàn)，便是國家機器與專業(yè)學者攜手打造的概念工程”。［19］在這一過程中，教材的編者依照國家制定的課程大綱，基于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建立一套新的知識系統(tǒng)，借助這一系統(tǒng)，教師得以引領學生、啟發(fā)學生，學生得以掌握其應該知道的專業(yè)知識，從而成為國家需要的人才。

三、管與放

隨著教育的普及，教材的編輯出版成了一個大的產業(yè)?！斑M入20世紀，這樁生意的規(guī)模之大、影響之廣、情狀之復雜，自不可與古時同日而語。各類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參與其間，官與民、精英與大眾的角力不斷。”［20］1980年美國整個出版行業(yè)的銷售額為60億美元，其中15億來自小學、中學、大學教材的收入。［21］就中國而言，2018年全國在校大學生約3833萬人，其教材銷售額絕對是個天文數(shù)字。在當今社會，教材的編輯出版不僅具有經濟方面的意義，而且就其內容及影響而言，教材建設也是事關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戰(zhàn)略工程、基礎工程。教材的好壞關系到能否“幫助學生扣好人生第一?？圩印薄Ｒ驗榻滩某休d的知識系統(tǒng)反映了主流價值和統(tǒng)治階級的理想信念和利益訴求。教材編輯、出版、使用的過程，就是教化的過程，會影響到下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和政治態(tài)度?！盁o論古代的官刻、私刻和坊刻，還是現(xiàn)代的出版?zhèn)髅?，無論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出版都具有意識形態(tài)屬性，都是統(tǒng)治階級調控社會思潮和價值走向的平臺。”［22］所以國家對教材實行宏觀管理，乃是題中應有之義。從教育管理的實踐來看，世界很多國家都以不同方式對教材進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二戰(zhàn)后，各國對教材的管理大體上分為四種形式：教材編寫制度、出版制度、審查（認定）制度和選用制度。從編寫制度來看，少數(shù)國家出面直接組織編寫教材，如韓國、日本；多數(shù)國家是通過制定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及考試制度為教材編寫提供依據(jù)和標準。從出版制度來看，有的通過國有出版社和國家授權的商業(yè)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如新加坡、韓國、日本、新西蘭；有的由國家授權的商業(yè)出版社出版，如法國、德國、匈牙利、西班牙、加拿大；多數(shù)國家是由商業(yè)出版社自主出版，如英國、美國、意大利等。從審查（認定）制度來看，所有國家都對教材內容進行審查或認定，并對審定人員、審定時間、審定內容和程序有明確的規(guī)定。［23］從選用制度來看，有國家指定、國家推薦（目錄制）和自主選擇等形式。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重視高校的教材建設。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fā)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高等學校的教材，應該在黨委領導下采取黨委、教師、學生‘三結合’的方法，經過大鳴大放大爭大辯，認真予以修訂。中小學教科書，由各省、市、自治區(qū)組織力量編寫，編寫時應當結合當?shù)鼐唧w情況。中央教育部應召開各種教材的專門會議，交流經驗，推薦較好的教材，確定全國應該通用的那一部分教材，確定各類學校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的科目?！保?4］2017年，國務院正式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賦予其重要的職責：指導和統(tǒng)籌全國教材工作，貫徹黨和國家關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針政策，研究審議教材建設規(guī)劃和年度工作計劃，研究解決教材建設中的重大問題，指導、組織、協(xié)調各地區(qū)各部門有關教材工作，審查國家課程設置和課程標準制定，審查意識形態(tài)屬性較強的國家規(guī)劃教材。［25］國家教材委員會主任劉延東主張：“要尊重教育規(guī)律和學生成長規(guī)律，提升教材思想性、科學性、時代性，逐步形成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要求、立足國際學術前沿、門類齊全、學段銜接的教材體系。要深化改革創(chuàng)新，加強完善教材各環(huán)節(jié)管理，使教材建設規(guī)范有序。”［26］同時，教材編纂還是一個復雜的、高級的、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勞動，要激發(fā)編纂者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必須給予他們足夠寬松的思維空間。也就是說，在堅持政治原則的前提下，還要有學術自由，要有自由討論相互啟發(fā)的空間。20世紀60年代初，負責高校社會科學教材編纂工作的周揚還建議中央“在編寫過程中必須保證學術爭論的自由。（1）提倡由學術見解相同或接近的人合作編書，人選最好由主編挑選，這樣效果較好。結合要根據(jù)自愿原則，不愿合作的人就不勉強組織在一起。同時也提倡個人寫作，鼓勵寫一家之言。同一門課程，可以因學派不同和合作條件不同而同時組織編寫幾本教材。例如中國哲學史一課，我們既組織集體編寫一本，又鼓勵馮友蘭教授個人寫一本，馮的積極性很高。（2）已編出的教材初稿，印發(fā)有關專家，特別是不同學術見解的專家，廣泛征求意見，展開學術討論，然后根據(jù)討論結果作適當?shù)谋匾男薷摹Ｎ覀児膭畈煌瑢W術見解的爭論，但反對宗派、門戶之見?！保?7］這里所謂的學術自由，是鼓勵專家們在寬松的氛圍下，自由大膽地講出自己的見解，在平等的條件下，彼此討論、切磋，取長補短。

四、統(tǒng)與分

教材編纂是一個涉及面很廣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調動多個方面、多位相關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1961年，當時負責高校社會科學專業(yè)教材建設的周揚提出了五條要求：第一，必須堅持黨內外新老專家合作的原則。第二，在編書過程中必須保證學術爭論的自由。第三，集體編書必須實行主編負責制，以保證每本教材觀點的一貫性和完整性。……集體人數(shù)不能過多，一般三人、五人，至多十人、八人。第四，必須建立由專家組成的專業(yè)組，分別領導各專業(yè)的教材編選工作。第五，需要統(tǒng)一計劃和調動全國的學術力量。［28］從這些要求可以看出，周揚已經意識到，教材建設不是少數(shù)人的事情，它必須集眾智，不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也要面向全國，在黨內外尋覓專業(yè)人才，做到群賢畢至、老少咸集，既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又尊重帶頭人的意見，實行主編負責制。教材除了受制于課程與知識外，還受到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案咝５慕滩木哂卸鄻有?，同一科目往往有多種教材，有的科目甚至有數(shù)十種、數(shù)百種教材。”［29］在教材編纂中，首先要在正確的指導思想下制訂統(tǒng)一的知識標準。但標準的統(tǒng)一，不等于定于一尊，不等于一門課程只有一個版本。多樣化的教材并存應該是教材建設的常態(tài)。即使是統(tǒng)編教材，其原意只是“從各有關大學選拔優(yōu)秀的教師，集中優(yōu)勢的兵力，避免各校重復編寫，這樣可以保證教材的質量?！辈⒉皇钦f全國一門課程統(tǒng)一成一個版本。如果定于一尊，“使得眾多的教師與學生只能教授和學習一種教材，不利于發(fā)揮教師不同的教學風格，也不利于拓展學生的思路?！被诖耍錆h大學校長劉道玉建議：“無論是統(tǒng)編教材或是精品課程規(guī)劃，都不能只搞一種課程和教材，允許幾種不同風格的課程和教材并存。在抓統(tǒng)編教材的同時，我國的重點大學，應當鼓勵那些學養(yǎng)深厚的學者，專事教材的撰寫工作?！保?0］20世紀60年代初，僅中國哲學史這一門課程，教育部除了組織全國力量統(tǒng)編的一本外，還專門請馮友蘭個人編寫了一本。花開兩朵，任各學校自己選擇。這一做法受到普遍的好評。在教材編纂方面，以往國內比較習慣于官方組織，而不大習慣于調動民間學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1910年，上?！渡陥蟆钒l(fā)表文章反對部編教科書壟斷教育市場，其理由是“凡事以有比較而有競爭，以競爭而有進步”。如果任由部編教材壟斷，則“民間所編之教科書，勢必束之高閣，等于廢紙?！耖g既不編輯，則民編教科書之比較競爭之機已絕，在民間固永無良好教科書出現(xiàn)于世矣”。［31］如何發(fā)揮官編與民間力量的積極性，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在他看來，如果所有教材均委托官方編譯局編撰，勢必勉強。合理的辦法是，應由中外教員按照現(xiàn)定的學制學時編成教材，交給學務大臣審訂頒行。各省若有文士編成的精善教材，也可呈學務大臣鑒定，予以版權，準其自行印售發(fā)行。［32］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接受了張之洞的建議，在官編教材之外，民間自編教材經學務大臣審定者亦可采用?，F(xiàn)在高等教育界，教材的采用大體上也是這種情形。除了統(tǒng)編教材外，一些教師個人自編的教材，經學校主管部門審批亦可作為正式教材，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統(tǒng)編教材的不足。另外，在教育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師資、學生、教材等教育資源都實現(xiàn)了全球范圍的自由流動。教材的編纂、選擇、采用也不再限于國內。在水平相當?shù)臈l件下，我們自然應該選擇國內的教材，推進大學教材的中國化。但對于外國先進的教材，則應該大膽地引進。只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由于不少學科專業(yè)存在著政治敏感性，因此在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相關教材時，應該特別慎重。

五、編與創(chuàng)

教材是根據(jù)課程知識的內在邏輯而建構起來的知識體系。教材的內容篇幅一般是根據(jù)該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的地位、教學學時、學生的基礎等多種限制性因素，確定選擇什么樣的課程知識和學科知識，所以，在高校教材編寫中，不能無限制地延長篇幅，不能無節(jié)制地羅列學科知識，而應當選擇那些與教學目的密切相關的、學生需要且能夠掌握的知識，并對這些知識進行體系化的組織和編排”。［33］這種體系化的知識如何編排、重組，主要取決于三個核心要素。其一是教學理念或教學指導思想。以學生為中心還是以教師為中心，其內容的結構是大不相同的。其二是教學方法。使用什么樣的教學方法，會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到教材內容的安排。其三是教學計劃。教學計劃有兩種含義，一是課程教學計劃，二是全程教學計劃。前者決定教材的內容孰先孰后、孰重孰輕、孰多孰少，后者則決定本教材、本課程在整個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的地位，及與其他教材在內容方面的關系。每本教材知識體系的構成，都有其內在的邏輯?？偟膩砜矗滩牡木帉戇壿嫳憩F(xiàn)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學術邏輯。即根據(jù)學科或學術領域知識生成、發(fā)展、演變的邏輯來編寫，具體表現(xiàn)為由易而難，由淺入深，從古到今，由遠至近；注重知識之間的相互關系，保持知識銜接順序，使教材內容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其次是心理邏輯。根據(jù)這一邏輯，教材編寫主要是根據(jù)學生的學習興趣、接受能力和接受習慣，以學生容易接受、愿意接受、能夠接受為導向。其三是教育邏輯。這種邏輯要求在編寫教材時，把學術邏輯和心理邏輯結合起來，使教學內容既兼具學科知識的關聯(lián)性，又有利于學生的學習掌握。［34］教育邏輯實際是對前兩種邏輯的中和，在教材編纂實踐中，為編者所普遍使用。教材知識內容的安排，要以學生的理解和接受為出發(fā)點，既要尊重學生的選擇，又要照顧到學生的接受能力。如原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主張，大學的專業(yè)規(guī)范與課程教材要為學生預留空間。在他看來，“越是好的學校給學生提供的選擇余地就越大”［35］。也就是說，在既定的篇幅里，教材的內容空間要盡可能大一些，盡可能充實一些。另外，教材的編纂者也要注意，不要對學生提過高的要求，不要讓學生負擔過重。古羅馬教育家馬可•昆體良建議：“教師要克制自己的意愿，遷就學生的能力。因為要把水灌進瓶子，只有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往里灌，才能把瓶子灌滿，所以，必須留意學生的接受能力：凡是他們也不能理解的東西，是灌不到他們的頭腦里去的，因為他們的頭腦還沒有完全成熟，還不能接受這樣的東西?！保?6］如果無視學生的接受和消化能力，人為地拔高對他們的要求，則可能欲速不達、事倍功半。教材上所承載的主要是合法的、成熟的、經典的知識，對于這些知識，編者只需要梳理清楚其來龍去脈，注意選擇解讀的視角，尋找恰當?shù)陌咐?，拓寬自己的知識視野，換言之，編纂者只要在選編上下功夫，就基本上能夠完成自己的任務。但是我們也不要對編纂作簡單性的理解。好的編纂者不等于“剪刀加漿糊”。一個優(yōu)秀的編纂者，在陳述獲得學界共識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方法時，固然會綜合百家之言，但是他絕對不是簡單的抄錄，而是以自己的語言進行獨特的詮釋。“一種理論或觀點，即使是科學定義，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表述方法予以詮釋。不僅編寫者、教師應當以自己的理解并用自己的語言來表述，而且也應當鼓勵學生這樣做。”［37］誰能在編纂時創(chuàng)新出彩，誰的教材就能受到學生的歡迎。還應該指出的是，大學教材當然都是以合法性、經典性的知識為重點，但是每本教材編纂者不全是簡單的教書匠，不全是簡單的“知識搬運工”。高校的專業(yè)教師，包括專業(yè)教材的編纂者，也是課程所在領域的專家和權威人士，他們能夠在這樣的大學任職或者能夠擔任教材的編纂者，本身就說明他在這方面的造詣達了相當高的水平。如果在編纂教材時能夠將他自己的知識創(chuàng)新，把自己創(chuàng)造的增量知識也納入教材的知識體系之中，無疑是這本教材的亮點。這對于跟蹤學術前沿，對于教材的推廣發(fā)行，對于提高學生的學術興趣，無疑是十分有利的。從中外高等教育的歷史經驗來看，每本成功的教材，實際上都是編纂與創(chuàng)新的統(tǒng)一。一方面，如果一部出版物中只有創(chuàng)新，那它就不是教材，而是專著，它只能為少數(shù)活躍在學術前沿的知識精英所關注。另一方面，如果教材里面只有經典知識、合法知識、成熟知識，編撰者只是做了“剪刀加漿糊”的知識搬運工作，哪怕它編得再好，也會因缺少前沿與創(chuàng)新而難以得到教師和學生的青睞。只有把編纂與創(chuàng)新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有可能成為深受師生歡迎的好教材。此外，正如一幅好畫需要適當留白，好的教材也要為使用的教師和學生提供補充和修改的空間?！敖處熢谡n堂上使用教科書時都對教材進行補充和修改。同時，在學習知識過程中，學生也加入了具有自己階級、種族、性別色彩的成分。學生也在選擇性地接受這些合法知識，并對它重新解釋，丟棄不需要的知識?！保?8］總之，教材只有進入教學過程，得到教師和學生正確的理解、接受、詮釋和創(chuàng)造性的補充，才會越來越充實，越來越完美，越來越受師生歡迎。

六、教材體系與學科體系

教材建設與學科建設緊密相連。沒有高水平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就不可能有一流的人文社會科學專業(yè)教材。認為：“學科體系與教材體系密不可分。學科體系建設上不去，教材體系就上不去；反過來，教材體系上不去，學科體系就沒有后勁?！保?9］學科是大前提，學科的研究水平上去了，其研究成果舉世矚目，得到學術界普遍的認同和肯定，那么專業(yè)教材就能夠充分地吸納該學科領域最新、最先進的學術成果，在這種背景下教材的水平就能夠得到保證。教材的編纂實際是學術前沿探討的延續(xù)，而且這種探討是在更廣闊的背景、更豐富的實踐層面進行的。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組成的編纂團隊，可以圍繞著教材涉及的新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從而把教材的整體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拔目平滩慕ㄔO同整個學術建設是密切聯(lián)系著的。教材的水平正反映著整個學術界的水平，同時通過教材的編選和討論，又有助于活躍學術空氣，推動學術研究、人才培養(yǎng)，促進學術水平的提高?！保?0］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這種情形，一門高水平的教材，往往也會成為一本高水平的經典學術專著。20世紀60年代，由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由王力教授主編的《古代漢語》，都是作為教材編纂的，但學界普遍視它們?yōu)楦咚降膶W術專著。一本高水平的教材，能夠引起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巨大反響，其主編或作者往往會因此成為大家支持的領軍人物，進而成為學科建設的帶頭人；另外，這本高水平的教材本身也會成為學術研究的基礎。好的教材與好的專著一樣，是學科專業(yè)知識的重要載體。在建設一流學科的過程中，教材編纂和學術研究同樣重要。在教學過程中，教材作為教師和學生的學習材料，會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與現(xiàn)實社會實踐結合在一起，引起教師和學生的研討和辯論。教材的理論體系、學術觀點、政治立場以及教材編纂所依據(jù)的材料數(shù)據(jù)等，都會在開放自由的環(huán)境下得到進一步的檢驗。教師和學生的觀點和建議，師生互動過程中產生的新的興奮點，不僅會循著反饋的管道達到教材編纂者那里，成為教材下一輪修訂的依據(jù)，而且還會引發(fā)前沿學者的關注。在這個意義上，優(yōu)秀的教材體系對于學科體系的建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由于教材體系與學科體系的密切關系。高校應狠抓教材建設，挑選一流學者組建教材編纂團隊，或者委托世界級的大學者，立足于國際學術前沿，在系統(tǒng)歸納、吸收現(xiàn)有經典知識的前提下，聚焦最新的研究進展，同時結合自己的學術探索，根據(jù)學術邏輯、心理邏輯和教學邏輯，精心組織知識體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設好適應中國特色需求的人文社會科學教材體系。

七、結論

教材對于人才培養(yǎng)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正如教育受到時代和歷史條件的制約，一個時代的教材自然會受到這個時代政治、經濟與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如今我們處在信息化時代，政治民主、教育普及、經濟發(fā)展，已經成為現(xiàn)代文明國家的標配。為了促進教育的發(fā)展，培養(yǎng)社會需要的專業(yè)人才，必須建設高水平的、立于國際學術前沿的門類齊全的教材體系。作為一項文化工程，教材體系的建設必然存在內容上的政治性與專業(yè)性、編撰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編纂組織上管與放、統(tǒng)與分的關系，以及宏觀層面上的教材體系與學科體系的關系問題。這些關系若處理得當，建設一流教材的目標就比較容易實現(xiàn)。政治性與專業(yè)性的關系，任何時代教材都無法避免。一個社會在經濟、政治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必然會支配該社會的精神生產，將自己的思想意識上升為全社會普遍的思想意識，從而成為指導各種教材編撰的思想基礎。教材的編撰絕不可能離開政治，但教材作為承載社會文化、傳播科學知識的工具，在知識的組織與呈現(xiàn)上，必須堅持準確性、真理性的原則。政治是基礎，是底線。在此基礎上，教材的編撰還必須根據(jù)學科專業(yè)的知識特性，堅持真理，在內容與形式上，力求精湛準確，絕對不能為某種功利目的而扭曲真理、歪曲事實。在知識經濟時代，教材編撰發(fā)行已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yè)。要維持正常的生產秩序，保證教材質量，應該對教材的編撰與發(fā)行進行必要的管理。從農業(yè)時代到工業(yè)社會，管理教育與教材就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事實上，現(xiàn)代東西方各國都很重視教材生產的管理，只不過因具體國情不同，管理的模式、方法略有差異。由于教材的生產屬于知識生產的范疇，優(yōu)良教材的生產，不僅需要良好的市場秩序，而且還需要編著者思想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必要的學術自由是一流教材建設的前提。換言之，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在尊重人類命運和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編撰者的學術自由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教材建設需要管理，但是管理要適度，管理方法要科學，要適應知識生產的特性，這樣才能避免“一管就死”。同時學術自由也不是漫無邊界的，知識生產者也有其不容推卸的社會責任。由于教材的編撰出版有利可圖，于是教材市場的良莠不齊肯定難免。但人才培養(yǎng)是千秋大業(yè)，絕對不能讓劣質教材進入教育市場。為此，由教育部或其所屬的權威機構（如各種學會），組織國內一流學者聯(lián)合編撰，以優(yōu)秀的統(tǒng)編教材滿足教育界的需求，是一個重要的途徑。事實上，在一段時間內，國內高校流行統(tǒng)編教材，這對于確保教育質量訴求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門課程，只有一個統(tǒng)編教材，對相關知識只有一個解釋，解讀相關定理只有一個視角，沒有其他的選擇，即便教材承載的全部是真理，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筆者以為，在教育部領導下，組織編撰統(tǒng)編教材是必要的，但是也沒有必要“一統(tǒng)天下”。在統(tǒng)編教材之外，應該允許有條件的高校、高水平的教授自編教材，以彌補統(tǒng)編教材的不足。教材所承載的大半是成熟的經典知識，它主要是前賢的探索和研究的成果。教材編撰者的任務，是根據(jù)專業(yè)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以適合學生接受、理解的形式，將相關的專業(yè)知識進行恰到好處的組織和整合。教材編撰者的工作，主要體現(xiàn)搜羅相關知識，梳理來龍去脈，精心挑選，合理組織，畫龍點睛。但是教材生產如僅僅停留在編輯方面，那絕對不是一本好教材。好的教材還要通過經典知識的傳授，激發(fā)學生的創(chuàng)新活力，引領學生進入學科專業(yè)前沿，這就需要教材編撰者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創(chuàng)造能力。對普通原理別出心裁的解釋，對內容組織的匠心獨運，對前沿領域的深入探索，對學生求真欲望的激發(fā)，也屬于創(chuàng)新的范疇。這些努力與對經典知識的編輯統(tǒng)一起來，才能打造出好的教材。教材體系與學科體系緊密相連，學科體系的建設成就影響著教材及教材體系的學術水平；而教材體系的建設成果，又會促進學科建設的發(fā)展。教材建設涉及對學科歷史的追溯與反思，對各家學說的盤點，對學科前沿的掃描和預判，同時教材建設本身還會培養(yǎng)出一批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杰出學者，從而為學科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學科水平上去了，在此基礎上，各學科專業(yè)的教材自然不會差。當然，要處理好以上諸多關系，需要站在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從國家事權的視角來思考，在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社會思潮、不同的教育理念碰撞、激蕩、融合的背景下，教材建設如何才能與時俱進，反映全球科學技術的最新進展，吸收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如何才能體現(xiàn)國家意志，發(fā)揮在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的鑄魂作用、培元作用、奠基作用；如何才能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筑成適應社會發(fā)展、滿足教育需求的完整的教材體系。

作者:張昆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國家傳播戰(zhàn)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