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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讀了薩特的名著《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頗有一點時空錯位的感覺。也許，看看講授理財經驗的《富爸爸，窮爸爸》，或是村上春樹成為時尚標簽的《挪威的森林》之類，更能應時應景，也更符合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和環(huán)境--畢竟薩特和存在主義，已是翻過去的歷史了。

可以引為憑證的是，如今在中國提起"薩特是誰"，"存在主義是什么"這些問題，不少人會露出反問的眼神期待提問者做出自我回答。這些"不少人"也包括相當部分的大學生。歲月流逝，忘卻難免。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那么，社會的整體性遺忘是否意味著今天的時代正在有意無意中背叛著過去？其實，過去并不遙遠，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半災難性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可以圈定為自由淪喪、人性幻滅的""歲月，也可以推近至20年前中國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啟蒙時代。

讓．保爾．薩特（1905－1980）與鼎鼎大名的前輩哲學大師如德國的胡塞爾、海德格爾不同，他不僅是思想深邃的哲學家，也是文學家，甚至政治家。薩特在經院式的邏輯論證和概念推演之外，成功地將存在主義普及為一種與千萬人休戚相關的人生哲學。在薩特的筆下，存在主義突現為人類面對苦難的反思哲學。存在主義標舉"存在先于本質"，"世界荒謬虛無"，以自由為尚，強調"自我選擇，重在行動"。從存在主義無法回避的許多極端化的選擇環(huán)境來看，它儼然就是對時代苦難的控訴，對人性泯滅的鞭撻。1945年秋天，薩特發(fā)表了著名演講"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以通俗的語言清晰闡述了存在主義的基本思路，帶動了戰(zhàn)后20年的時代風尚。

薩特在演講時舉過一個例子：戰(zhàn)爭期間，一名年輕人在留下來幫助母親共同生活與離家出走從軍衛(wèi)國之間旁徨不定。他認識到，"他為了母親所采取的任何行動，肯定會取得幫助他母親活下去的效果，而他為了出走和從軍所采取的任何行動將是一種非常沒有把握的行動，說不定會像水消失在沙里一樣，毫無結果可言。"這位年輕人面對的選擇悖論顯示為："一種行動很具體，很直截了當，但是只為一個人著想；另一種行動目標遠大得多，是為全國人民，但是正因為如此，這個行動變得沒有把握了--它說不定會中途夭折。"選擇的嚴酷性在于沒有人幫得了他，全部的罪孽都歸于把他或一代人推到這種選擇邊緣的時代因素和社會環(huán)境。比這更殘酷、更典型的人生選擇后來還出現在威廉．斯坦隆的著名小說《索菲的選擇》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德軍司令官讓猶太婦女索菲在兩個孩子之間生死擇一，出于母親的本能，索菲只得讓德軍帶走小女兒，送進毒氣室，但她最終也沒能保住大兒子。阿多諾曾說過，"奧斯維辛之后，德國人寫柔媚的抒情詩是野蠻的"，沉痛至極。但詩可以不寫，生活總要繼續(xù)，每個人還得做出大小不一的人生選擇，無可逃遁。米蘭．昆德拉后來寫作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就泛溢著存在主義的底色，我把它看作是存在主義延長線上最出色的作品。

薩特在戰(zhàn)爭開始的1939年應徵入伍，1940年他隨馬其諾防線的崩潰而被捕，后僥幸獲釋，回到巴黎繼續(xù)當中學教師。薩特在戰(zhàn)爭期間的主要工作是不停地寫作，戰(zhàn)爭讓他懂得了寫作必須干預生活，也使他的哲學思考更為深沉。西蒙娜．德．波伏瓦后來回憶說，"編劇是他當時惟一可行的抗敵形式。"在名劇續(xù)出的同時，薩特于1942、43年間還經常出沒于巴黎的花神咖啡館思考寫作，其成果是煌煌巨著《存在與虛無》的誕生。聯(lián)想到在中國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歲月里，在后方西南聯(lián)大并不平穩(wěn)的書桌上，馮友蘭寫出了"貞元六書"，金岳霖寫出了《論道》、《知識論》等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有關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頂極之作，哲人心境可咨互相參比，文人選擇可謂殊途同歸。

我執(zhí)著地認為，薩特的存在主義在本質上應該被介定為面對苦難的反思哲學，因此，存在主義在東方的影響每每與那些從時代苦難中蘇醒、掙扎過來的劫后余生的人們聯(lián)系在一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深得薩特存在主義精髓。大江的作品以揭示原子彈爆炸造成的深刻的社會災難和人生悲劇著稱，其作品表現了個人在絕境中的生存意志和頑強選擇，成為日本"原爆文學"，也是日本存在主義文學的強音。中國社會全面擁抱薩特的存在主義則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走出""災難之后，發(fā)現薩特描述"他人就是地獄"，強調社會的虛無與荒謬，正是我們周遭生活的寫照。年輕一代舉起了自由選擇、自我承擔等存在主義的看板大旗，存在主義理論不脛而走，成為時代的思想標簽。薩特逝世于1980年，貫穿一生的理想主義、社會關懷和戰(zhàn)斗精神使他晚年熱情支持法國的"五月風暴"學生運動。他也頌揚過毛時代的中國，對表達了無條件的完全器重。但薩特不會想到他的存在主義日后竟成為中國社會清算""災難的一劑猛藥，并在20多年后又被快樂的新生代們漸漸遺忘。歷史的悲情與喜色，思想的沉浮和命運，在存在主義的流播興衰過程中，袒露無遺。轉

生活在今天的人群，尤其是在開放社會里長大的一代人是幸運的，因為我們不必，或從來就沒有遭遇過存在主義者所必須面對的置之死地且無以后生的情感與心智的痛苦抉擇。無論在道德上還是情感上，新生代都不再背負義務和責任。因此，在日趨平庸而世俗的后現代社會里，從血與火中誕生出來的存在主義可能被誤解成聳人聽聞的自我折磨，薩特那種充滿了自由傾向和正義感覺的道德激情主義、社會參與精神，也不免被譏諷為堂吉訶德的現代版。相比那些朝不保夕、命若琴弦的險惡年代，今天的人們最大的情緒起伏不過是每天股市的漲落而已。這種瑣碎而切實的日常選擇，與過去有類于"最后的審判"式的生死抉擇或道德拷問相比，幾若天上人間，無足掛齒。在快樂和享受被迅速普及化之后，存在主義所擁有的本質主義傾向受到瓦解，并逐漸轉化為一種輕飄得讓人熟視無睹的社會常識。"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作為個人抑或群體的精神追求，已沒有太大的現實性了。其實，薩特在晚年已被告知，當時的法國青年知識分子更多閱讀?？潞偷吕掌澋群笃诮Y構主義者的著作。在社會反思和革命運動風云消散之后，像解構主義這類把玩專業(yè)技術語匯的離散性的社會批判理論開始取代有濃郁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薩特式存在主義，成為時代新寵。

但我始終難以忘懷薩特在半個多世紀前宣告過"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難以忘懷存在主義直指人心的力量。在衣食無憂的尋常歲月里，輕輕松松地放任精神浮游；在動蕩激越的時代里，勇于讓生命做出自我承擔。究竟哪一種人生模式更接近人道主義理想，這個問題值得長久探討。

薩特一生以自由和正義為準則，敢愛敢恨，思考與行動并行不悖。薩特從來沒有接受過"自我"以外的其他外來標準，包括法國榮譽團勛位和諾貝爾文學獎之類代表官方或主流社會價值的榮譽。薩特的后半生由思想家變成行動派，存在主義也由50年代的理論準備上升為60年代的行動指南。在某種意義上，薩特的身上流淌著法國文人斗士的傳統(tǒng)血液。薩特和他的存在主義堪為這種偉大傳統(tǒng)的有力殿軍，也是以人為本的主體性哲學最后的貴族。

從歷史上看，法蘭西式的詩人激情與英格蘭式的紳士理性截然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思想家伯特蘭．羅索盡管在哲學上導入了邏輯分析技術，開創(chuàng)了迥異于歐洲大陸追求理想精神和批判意識的英美分析哲學，但這位被王小波言必稱是，且樂引不疲的羅素先生卻在《自傳》前言中反省道："三種單純卻又極強的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感到無法忍受的憐憫之情。"這三種內在的生命激情同樣也是薩特的人生動力。一個時代的人格印記規(guī)定了思想的品格和高度，令人遺憾的是，這種人格和激情于今已絕無僅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