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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周末，我來到五夷山。茫茫煙雨之中，只見蜿蜒浩蕩的九曲溪環(huán)繞著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無數(shù)飛瀑，山色雄奇神秘。當我登上天游峰頂時，一片云霧襲來，眼見附近山峰由彩色畫面變成一幅水墨畫；當云霧退去時，黑白畫面又恢復了豐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當初朱熹和他弟子們沐浴在這樣的山光水色之中，難道不會對他們的思想文章產生重要的影響嗎？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來到云窩附近的精舍遺址。當年書院的遺跡幾乎無法辨認，然而精神似乎決定了物質。這里正在興建一座名為紫陽書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時，這里與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遠邊疆。但兩者不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為一個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則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宮室園林；在五夷山，則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雜的宮廷禮儀；在五夷山則有坦蕩的學術爭鋒。比起杭州，五夷山更為自然，更為超越。這種自然的與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學的風格。

從唐到宋，中國社會正如許多著作家所說，發(fā)生著一個重大的轉折。隨著人口的增加，社會變得更為復雜，以傳統(tǒng)的世家大族為基礎的政治結構越來越難以駕馭整個社會。作為結果，唐代開始了科舉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進一步衰落。盡管先秦儒學完成了將原始宗教理性化的過程，但仍沒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義的儒學雖然能夠激勵士人超越生命，對普通老百姓則借用傳統(tǒng)的祖先崇拜維持信仰。與從印度傳入的佛教相比，儒學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科學技術的增進，又擴大了知識的視野。這時的儒學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資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則要發(fā)現(xiàn)更為普適的宇宙原理與社會準則。很自然，更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莊哲學就成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養(yǎng)分。“自然”與“名教”之爭，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優(yōu)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對人間制度的批判和挑戰(zhàn)。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學的“天”可以深化為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共通的規(guī)則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層面，“天理”之天更為神圣，既可以統(tǒng)攝更大范圍的社會，又可使人的心靈有所寄托。在社會層面，比之“禮”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質。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權。相信“理一分殊”，宋儒們并不僅限于對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們也在各種具體的知識中豐富對一以貫之的“理”的認識。對“格物致知”的執(zhí)著，又使宋代儒學包容了科學的成分。

所有這些，都發(fā)生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民間書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還有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嵩陽書院等等。應當承認，官方的學術機構對于學術的普及和發(fā)展仍有著重要的意義。由于官方的雄厚資源，官學在整理已有文獻的集大成方面有著優(yōu)勢，如《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編纂。然而官學容易受到政治傾向的影響，在學術上禁忌較多，缺少創(chuàng)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學術創(chuàng)新和思想革命幾乎都發(fā)生在民間學術機構之中。先秦儒學誕生于孔子的私學之中；老子雖是周王朝官方圖書館的學者，但《道德經》卻是在他走到民間以后寫就的；宋代的儒學革命則出現(xiàn)于民間書院之中。很難想象，有周敦頤而沒有濂溪書院，有二程而沒有嵩陽書院和伊川書院，有朱熹而沒有岳麓書院、鵝湖書院和五夷精舍，有張載而沒有橫渠崇壽院。在民間的書院中，由于沒有政治傾向的約束，學術可以朝各種可能的方向發(fā)展，從而更有“自由之思想”；書院也多自成一體的財政機制，如多有學田，從而在經濟上保證了“獨立之精神”；書院的“會講”制度，成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競爭和交流的機制，進而激發(fā)了更多的學術創(chuàng)新；不同學派一流高手的“會講”，如岳麓書院的“朱（熹）張（軾）會講”，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更成為千古文化盛事；書院本身的學生，自然也就成為新思想體系的載體，成為不同思想的“市場”，最終決定著這些學術創(chuàng)新的命運。因此，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書院就不可能出現(xiàn)宋代的儒學革命。而儒學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學，順應了唐代以后中國社會的變化，成為了宋以后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從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變革。

而從西方歷史來看，近現(xiàn)代大學的崛起，則幫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歷史變遷，即文藝復興運動導致的現(xiàn)代化。自中世紀末期起，在教會的大學中就開始了對古希臘文獻的翻譯工作，這些文獻顯然對后來的文藝復興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這以后，大學承當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識創(chuàng)新的角色。這一切成功都和大學的本質相關。由于著名大學多是民間非盈利的私立大學，在這里任何對思想的干擾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與之相關，大學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學派、不同領域甚至不同文化，雖然在實際中，最后一個方面的包容性較差。這也可以從大學的拉丁文詞根ūniversus中看出，其字面意思是“一個特定的方向”，但實際意思是“作為全體、全部”的意思，與universe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學還有很好的辯論風尚和批評規(guī)則。我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時，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種各樣的學術討論會。學院經常邀請其他機構的學者來演講，然后進行討論。思想爭鋒異常激烈。因為自由，因為“全”，因為存在著公平的學術競爭與交流，才能造就大師級的人才，因為他可以自由選擇任何文化或知識的組合進行學習，并在學術交鋒中激發(fā)出新的靈感，改進自己的理論，從而會產生我們永遠想象不到的學術結果來。

如今，毫無疑問，我們的文明又面臨著新的前所未有的變遷。近代以來的社會動蕩和變革，使家族體制受到致命的打擊；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又使人口離開定居的村莊，家族體制受到了進一步的瓦解。社會關系越來越多地不是血緣的和姻緣的關系，因而更為超越也更為一般。在另一方面，中華文明面對著眾多不同于自己的其它文明，它們用各種方式，戰(zhàn)爭的、經濟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對中華文明提出挑戰(zhàn)，同時又帶來了許多文化和思想的資源。中國人更要與其他文明的傳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全球的社會中。我們需要更為綜合、更為神圣、更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決我們面對新的巨大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文化問題。我們需要實現(xiàn)這一文化任務的新的文化載體和組織。

顯然，這樣的機構應該是民間的非盈利組織。它獨立于政治、商業(yè)和傳媒等其它力量，使它超越而自由，從而能保證它在文化和學術上的創(chuàng)新性。它的民間性質還使它擺脫政府分配資源時不可避免的弊端，從而保證學術標準的純潔和嚴肅。它將盡可能地將全人類的文化和知識財富列入研究和教學的范圍。作為一所中國的學術機構，它顯然首先挖掘中國豐富的思想與文化資源，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資源。作為一所現(xiàn)代的學術機構，它顯然應將西方世界的文化資源，包括其科學的、人文的和宗教的資源納入其中。作為一個更有包容性的學術機構，它顯然也不應忽略世界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猶太文明以及許多少數(shù)民族文明的文化資源。這不僅體現(xiàn)在學科的設置上，而且體現(xiàn)在建筑風格上。當然，不同文明的建筑風格不應在這所大學中互相沖突，而應和諧相處，這顯然需要大師級的建筑師。在包容文化和建立公正規(guī)則的前提下，它鼓勵不同學術流派、不同學科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競爭和批評。它既是一所神圣的學術殿堂，又充滿了問題意識。因此它所產生的學問，既可以使學生安身立命，又可以直接地或間接地回應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文化挑戰(zhàn)。

這樣的學術機構，既繼承了宋代書院的傳統(tǒng)，又吸納了現(xiàn)代大學的精神，從而有可能承當社會變遷時代的文化重任。有了這樣的大學，就會出現(xiàn)融會不同文化資源的新的學問。回想宋代，那些文化大師們哪個不是出入儒釋道三家的。惟有如此才成就了他們的學問，也成就了儒學革命。今天的學者也絕不會偏執(zhí)于一種文化傳統(tǒng)，因而有著寬闊的文化胸懷，也有整合不同文化資源的功夫。這樣的大學將會給他們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由此，我們可以期待新的文化大師，我們可以期待一個學術群星燦爛的時代，我們可以期待中華文明在回應挑戰(zhàn)中再一次崛起。（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