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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外國人之間中國古籍的買賣

世界各國都對中國文物文獻垂涎三尺。他們除了采取直接獲取和掠奪手段外，還不遺余力的利用間接途徑收購，即從中國以外國家收購中國古籍。如瑞士博物館曾經(jīng)從英國傳教士金璋、德國傳教士威爾茨、衛(wèi)禮賢的手上收集了一些甲骨文。美國國會圖書館曾經(jīng)從日本田中慶太郎的文求堂古籍書店購進《永樂大典》5冊。牛津大學鮑德利圖書館17世紀從荷蘭購買了一批中國古籍，封面上有荷蘭文。美國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傳教士庫壽齡，他們曾把從古董商手中收購的400多片甲骨，轉賣給上海英國人創(chuàng)辦的亞洲文會博物館。漢城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于1914年從大古光瑞手中購得2000件探險隊從中國掠走的吐魯番文物和文獻。這種間接的轉讓也是中國古籍在國外流動的途徑之一。

2.5國內(nèi)外不法分子的文物走私

近年來，由于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越來越受到國內(nèi)外的重視與青睞，一些不法分子通過各種渠道把許多珍貴古籍走私海外。尤其是大量的中國涼山彝族的各種歷史文化古籍，陸續(xù)流失國外。據(jù)了解，僅流失到英國的彝文古籍就多達1000多卷，這給保護民族民間文化遺產(chǎn)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國際文物販子走私出境方式，有的是開車攜帶通關前往港澳，再從港澳地區(qū)外流。有的雇用“文物帶工”出關。有的雇用“菜農(nóng)”偷帶出關，文物販子尾隨其后。還有的文物販子公然利用郵寄的渠道走私。2001年6月，江門海關人員在抽查郵件時，從一個寄往加拿大的包裹中發(fā)現(xiàn)3本中醫(yī)古籍，經(jīng)核實予以沒收。2006年8月，沈陽海關在出境郵件檢查中，查獲一批由個人寄往境外的古籍圖書。這批圖書均為線裝古籍。

3戰(zhàn)爭時期中國古籍文獻浩劫

文獻因戰(zhàn)爭消亡，戰(zhàn)后常常不得不面對古籍文獻的凋零剖散。中國經(jīng)歷的幾次戰(zhàn)爭是古籍文獻流失海外最黑暗的時代，流失的古籍文獻不是作為文化交流的媒介載體傳人各國，而是作為中國人民遭受帝國主義掠奪的屈辱象征而進人世界。

3.1鴉片戰(zhàn)爭期間英俄的強悍掠奪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暴發(fā)，英軍攻占了寧波，聞進天一閣，掠去珍貴志書幾十種。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英軍掠走了明清兩朝的政務文書和20000多件檔案；英軍戈登等在常州搶去了太平天國大批的兵冊、家冊、官衙名冊、洪秀全的詔諭以及其他親筆文書等檔案。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洗劫圓明園，大量珍貴的文物古籍被踐踏與搶劫。1860年，沙皇俄國侵占了中國烏蘇里江以東的領土，俄國軍官通過欺騙、竊掠，收集達數(shù)萬冊珍貴的中國古籍被運去俄國。1861年，英軍盜賊借太平天國之亂趁火打劫，又盜走許多中國珍貴古籍。目前在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書畫、古籍、雕刻品等珍稀國寶有3萬余件，其中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初唐李思訓的《青綠山水圖》等，都成為大英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

3.2八國聯(lián)軍對中國古籍的野蠻搶掠

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列強們與國內(nèi)大小軍閥相互勾結，內(nèi)外串通，大肆盜運、掠奪、毀壞中國文物，使中國文物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失。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掠奪北京以及盜竊龍門石窟、敦煌藏經(jīng)洞等地珍貴藏品。沙俄趁八國聯(lián)軍侵華之機，劫走清朝黑龍江將軍衙門、寧古塔副總都統(tǒng)衙門、阿拉楚喀副都統(tǒng)衙門等檔案17081卷。法國掠走了北魏絹寫本、隋朝金寫本、唐代絲繡本、明萬歷刻本、大清萬年地圖等珍寶。1905年，庫庫什金從敦煌騙取了兩馱寫本和繪畫，奧勃魯切夫也騙得了一批文書。美軍共掠去4000多種中國地方志、1500多種族譜、3000多種滿文資料。在荷蘭國家檔案館保存有臺灣地方政府的檔案，包括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等人的許多信札。

3.3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軍的“文獻掃蕩”

3.3.1制定《戰(zhàn)時清國寶搜集方法》中日“甲午海戰(zhàn)”以后，日本為了集中目標和力量進行掠奪，天皇近侍九鬼隆一親手制訂了《戰(zhàn)時清國寶搜集方法》分發(fā)給陸海軍高級將領，這一舉措明確表示，日本完全可以不遵守“禁止以各種手段對被戰(zhàn)國文化遺產(chǎn)和公私財產(chǎn)的掠奪”這一國際法的制約，指明“搜集活動”應在陸海軍大臣或軍團長的統(tǒng)一指揮下進行，所收集的古籍文獻先運往兵站，再從兵站運回日本。

3.3.2控制華北東北的古籍文獻日本列強在實行武裝侵略的同時也實行文化侵略，日內(nèi)閣外務省首先在北平設立東方文化圖書館；其次在上海建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后和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圖書館等機構一起，組成“華中占領地區(qū)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甚至把藏書直接打上“日軍參謀部”字樣，公開大規(guī)模占有和掠奪。通過東方文化事業(yè)局，東三省的藏書全為日人控制著，文獻損失不計其數(shù)。1937年，在華北組織了“新民會”，曾掠奪過華北地區(qū)許多大學圖書館之館藏，皆以抗日文獻被劫往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

3.3.3對內(nèi)地古籍人為的海量劫奪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隨其武力所到之處，有目標地劫掠各類珍貴古籍文獻。1931年，日本浪人潛入西藏、蒙古、無償劫走藏經(jīng)丹珠爾一部103函，蒙經(jīng)甘珠爾一部102函，蒙佛經(jīng)225種，母珠爾一部225函等。抗戰(zhàn)開始，廣州中山圖書館的書刊10萬冊被日軍囊括而去。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在搬遷中被日軍所劫20多萬冊。1936年在上海劫走從雍正朝至清末的滿族鑲紅旗文書共2402函。1937年，日軍對南京進行文獻掃蕩，總共劫奪南京古籍文獻80萬冊左右。1938年，掠走江蘇省立圖書館的宋元善本2000余種，珍貴圖書及全套浙江地方志近20000冊，珍貴版片2000多張，淳華石刻163塊，清季江南各公署檔案6000余份，明刻叢書方志30000多冊，稿本50000多件。1940年，日本中支那派遣軍在江蘇省嘉定縣劫走地方志535種；江蘇省圖書館被日軍劫走古文獻141種；浙江省嘉興市圖書館被劫走古文獻274種。

3.3.4暫存香港的古籍未逃厄運1942年前后，人們以為香港安全，紛紛將貴重物品和古籍轉移香港。2月，日軍南支那派遣軍特別調(diào)查班查抄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劫走寄存該館的圖書有：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書70箱零3787冊；王重民先生東方學圖書3箱；中華圖書協(xié)會藏書210箱；嶺南大學藏書20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5箱。鄭振鐸先生善本珍籍3000部；胡適的珍貴古籍數(shù)十箱；嶺南大學圖書館《大清實錄》抄本1200冊，寄存于香港分校的6箱珍善本書刊和罕見的16種明刻廣東地方志等。所劫書箱皆被貼上“東京，參謀本部御中”后啟運離港。1946年2月，在東京國會圖書館發(fā)現(xiàn)從香港劫來的25000冊古籍，在伊勢原鄉(xiāng)下一村長家中發(fā)現(xiàn)10000余冊。

3.3.5魔爪伸向藏書樓和私人藏書日本侵略者無論公私所有和文獻形式如何悉數(shù)獵取搶劫。1938年3月，濟南日軍憲兵查抄陳名豫家，搜走宋元古版書13種；6月，在開封查抄馮翰飛宅，劫走宋畫4幅；12月，從廣州沙面黎氏家劫走宋版書11種；1939年，掠走蘇州潘氏滂喜齋元代刻本3000余種；南京藏書家盧前多藏書樓的10000多冊善本；南京石筱軒藏書樓的4箱珍善本、字畫古玩2000多件；葉德輝觀古堂的20余萬卷珍本藏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1000多種善本。杭州淪陷后，郁達夫在杭州風雨茅廬所藏之書籍有9000余卷全部被劫掠一空；杭州東南藏書樓王綬珊的3000多種宋元明版書及精品方志1100種，皆遭日軍劫掠。

3.3.6日軍劫奪中國古籍總況據(jù)嚴紹璗先生在日本中國戰(zhàn)時“文化財”損失委員會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供的《中國戰(zhàn)時文物損失調(diào)查報告(圖書類)》中，大致查清了全國古籍文獻與文物被日本帝國主義劫奪的總況。據(jù)統(tǒng)計，從1930－1945年8月約15年間，被洗劫運往日本的中國古籍文獻共有23675種，合計2742108冊，另有209箱，內(nèi)裝不知其數(shù)；中國歷代字畫共計15166幅，另有16箱不知其數(shù)；中國歷代碑帖共計9377件；中國歷代地圖共計56128幅。此外，在1938－1943年期間，日軍占領河南安陽時共盜走12443片甲骨文和4000余種中國志書以及很多文物。

綜觀上述，不難看出，中國古籍文獻流散的途徑多樣，形式復雜，時間漫長，數(shù)量巨大，是世界流失古籍文物的重災國之一。還有什么比這更能表明中華民族文化的屈辱歷史，還有什么比這更能激起中國古籍回歸的堅定決心。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把無可替代的遺產(chǎn)歸還給它的創(chuàng)造者》中“一個民族的天才的最高的化身之一是其文化遺產(chǎn)。這些被掠奪了文化遺產(chǎn)的男女公民至少有權要求歸還那些最能代表他們民族文化藝術的珍寶”的呼吁，更加提醒受害深重的中國人民要為古籍回歸而不懈努力奮斗。